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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严以修身的李大钊

        韦磊

        今年是李大钊同志诞辰130周年。李大钊同志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他是信仰坚定、对党忠诚的表率,是坚守初心、为民造福的表率,是勇于担当、敢为人先的表率,是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表率,是坚持真理、实事求是的表率,是清正廉洁、品德高尚的表率。李大钊在其短暂的一生中,在严以修身方面为中国共产党人树立了光辉典范。

        提倡简易之生活,严以约束物质享受

        1917年4月初,财政部受贿案被报纸披露。针对受贿案,李大钊发表了《简易生活之必要》等三篇文章。在李大钊看来,腐败是因为“以有限之精力,有限之物质,应过度之要求,肩过度之负担”,而导致虚伪、夸张、奢侈、贪婪等种种罪恶。因此,“今欲有以救之,舍提倡简易之生活,别无善途。”李大钊提出的简易生活就是:“衣食宜俭其享用,戚友宜俭其酬应,物质宜俭其销耗,精神宜俭其劳役。务使自己现有之精力、物质,克以应与已缘接而生之要求之负担,绰有余裕。”

        李大钊不仅倡导简易生活,而且也始终践行这种简易生活。李大钊在北京大学任教授期间,还在其他多所大学兼课,其每月收入约300元。但是,他从未将这些收入花费在个人的物质享受之上。罗章龙回忆道:“守常同志自奉俭约,非常刻苦。他居室简陋,食不兼味,服饰简单”,“平时一如北方人的简单生活,一个大饼,一根葱,粗茶淡饭就满足了。”李大钊在北京十年,没有购置过房产,曾经七次迁居,皆为租房。当时,李大钊在东城上班,却在西城租房子,因为西城的房租特别便宜。中午不能回家吃饭,他就自带干粮,有时一块大饼,有时两个窝头就白开水下肚。

        李大钊践行简易生活,从本质上讲就是其不断修炼、约束自身对物质生活的欲望。虽然在物质生活方面进行了严格的自我约束,但他在创建共产党早期组织过程中,却表现出了“无我”的奉献精神。面对活动经费紧张这一现实问题,他当众宣布每月从个人薪俸中拿出80元作为党组织各项工作使用。不仅如此,李大钊还经常资助生活困难的学生。北京大学的罗章龙、刘仁静等都曾接受过他的担保和资助。他自己手头的钱没了,就从工资里预支。用在他人身上的钱多了,以致有时造成家中出现无钱买粮食的窘况。

        李大钊身体力行简易生活的优秀品质得到了社会高度赞扬。李大钊牺牲后,北京《晨报》、《顺天时报》分别载文报道:“李氏私德尚醇,如冬不衣皮袄,常年不乘洋车,尽散收入,以助贫困学生”,“李大钊平昔不事储蓄,身后极为萧条。李夫人回家后,仅一元生活费,室中空无家具,即有亦甚破烂。”

        身体力行、进德修身,注重修炼自己一尘不染的道德品质

        李大钊不仅注重过简易的物质生活,而且更加注重修炼自己一尘不染的道德品质。1916年以前,北京大学的校风很成问题。师生中打麻将、捧戏子、逛妓院成为风气。蔡元培于1916年冬到北大任校长。随后,蔡元培发起成立进德会。这个组织以不嫖、不赌、不娶妾为基本戒条,遵守这三个戒条而加入的称为甲种会员。李大钊一入北大即加入进德会,自认甲种会员。入会后,李大钊严守进德会不嫖、不赌、不娶妾的戒条,言行统一,克己待人,被师生称道。1919年6月,李大钊被选为进德会的纠察员。

        李大钊说:两性相爱,是人生最重要的部分。应该保持他的自由、神圣、崇高,不可强制他、侮辱他,污蔑他、屈抑他,使他在人间社会丧失了优美的价值。李大钊一生也充分践行了自己的这一观点。李大钊的夫人赵纫兰年长他6岁,是其祖父为其包办所娶。虽然如此,李大钊对夫人始终温柔体贴,不离不弃。李大钊在闲暇之际,就教夫人读书认字,使得她能够“读懂红楼梦”。李大钊还热情地把妻子介绍给到家里来的革命同志和青年。为了对客人表示礼貌,他还帮助妻子换衣服,扣扣子,细心地拉平衣襟。李大钊在大学里是教授、学者,可一回到家里就帮助妻子做饭、照料孩子,没有一点教授、学者的架子。他常对客人说:“革命者对待爱情,不能像那些纨绔之人,当了官就另交朋友,发了财或地位变了就改娶老婆。”1927年4月,李大钊被捕后,在《狱中自述》中写道:“钊在该校(即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笔者注)肄业六年,均系自费。我家贫,只有薄田数十亩,学费所需,皆赖内人辛苦经营,典当挪借,始得勉强卒业。”在这里,李大钊深深表达了对妻子默默支持自己学习以及投身革命的感念之情。

        李大钊高尚的道德品质得到了社会公认。在举行公葬募捐时,不论政见相同与否,人们都对李大钊抱有崇敬之情,纷纷募捐,政见相左的汪精卫捐了1000块大洋。与李大钊进行过“问题与主义”之争的胡适,也在其文存第四卷的扉页上写道:这一卷献给李大钊等四位先生。

        以高雅情趣培育子女品德,通过音乐等对子女进行理想信念教育

        爱子,教之以义方。李大钊既注重修炼自己的情趣爱好,还十分注重以自己的情趣对子女进行品德涵养。李大钊喜欢栽树种花,而且还善于通过种花种树等对子女进行品德教育。据李星华回忆,有一次李星华看见一朵红色的牵牛花,非常喜欢,正要伸手去掐,却被李大钊用手拦住了。他说:“花一掐下来就会蔫的,不如让它长在上面大家看!”这句话给李星华留下了深刻印象。她也从中体悟到了相应的人生哲理。

        李大钊很喜欢体育,特别喜爱下军棋。他一有空,就与子女下棋。一玩起来就和孩子一样,即活泼又认真。李大钊虽然喜欢下棋,但从来没有给子女买过棋子。每当下棋或棋子不全的时候,李大钊就让子女自己作棋子,并在旁边很耐心地一点一滴地教子女。李大钊同样也在下棋过程中给子女以品德教育。在下棋过程中,其夫人曾认为,态度不必过于认真,对此,李大钊说:“要是不认真,那还有什么意思呢?玩也应当认真,要不就很难提高他们下棋的水平!”

        李大钊自己好音乐,而且善于通过音乐等对子女进行理想信念教育。他曾以子女演唱的《校歌》,对孩子进行教育:“这个歌子太不现实了,这不是培养孩子们睁着眼撒谎吗?”“要建设称得起青春的花园、美丽的王国这样合乎理想的学校,在今天的社会里根本做不到。只有将来实现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我们的孩子们才可以进那样青春的花园、美丽的王国!”他还一遍遍地教子女演唱《国际歌》和《少年先锋队歌》。不仅如此,李大钊还给孩子讲解了歌词的意思。据李星华回忆,给其印象最深的几句就是:“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一切归劳动者所有,哪能容得寄生虫!”

        在假期或夜晚,当李大钊比较空闲的时候,他就朗诵古诗给子女听。每次朗诵完一首古诗,他都逐字逐句地给子女作一番解释。李大钊经常以古诗对子女进行教育。通过《石壕吏》《孔雀东南飞》《卖炭翁》等教育子女认识封建社会的现实,以及封建家庭的黑暗。

        贪如火,不遏则燎原;欲如水,不遏则滔天。对于党员干部而言,不加以约束欲望,结果就是被贪欲所俘获,最终必然走上腐败堕落的深渊。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人能否廉洁自律,最大的诱惑是自己,最难战胜的敌人也是自己……我们共产党人更应该强化自我修炼、自我约束、自我塑造,在廉洁自律上作出表率。”李大钊在其一生中,始终严以修身,从而锻造了一位品德高尚的“中国近代史上的完人”,他“永远是共产党人学习的楷模和榜样”。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过程之中,广大党员干部应该以李大钊为榜样和楷模,不断进行自我修炼、自我约束、自我塑造。

        【作者为北京市委党校、北京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北京工业大学)研究员】

  • 对“家”的理解误区仍存

        孙向晨

        “家”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方式,也是我们理解世界的一种基本方式。但是在现代社会,随着拒绝婚姻的人越来越多,离婚率越来越高,单亲家庭现象普遍增多,人们不免担忧“家”正在走向衰落。在笔者看来,“家”的尴尬处境主要源于现代世界对“家”的理解存在若干误区:

        误区一:认为个体与“家”的价值观势不两立

        中国文化传统对于“家”的理解最为独到,而自成一体。中国文化传统中许多优秀的价值观念,都是通过“家”这个载体来进行培育的,是在“家”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家”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不仅仅是一个基本的社会单位,更代表了一种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原型”。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自家族生活衍来,而非衍自集团。亲子关系为家族生活核心,一孝字正为其文化所尚之扼要点出。”中国文化传统特别重视“家”的价值和意义,然而在近代个体主义的攻击下,在个性解放的口号中,它似乎已再难坚守自身立场。个体的价值与家的价值显得势同水火。但是,正如我们看到的,在新文化运动冲击下,“家”的传统在衰落,“个体”却并没有相应地确立起来,近现代中国因而呈现出某种价值上的混乱。如果我们不采取“非此即彼”的零和态度,而是重新梳理“个体”与“家”的关系,那么,在确认现代社会“个体”价值的前提下,“家”的种种意涵在现代社会依然有重新发掘的余地。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重视和努力的方向。

        误区二:混淆“亲亲”的生存论经验与历史上的机制化表现

        在中国,“亲亲”也即对于“亲人”的爱,是一种最基本的爱的经验,《中庸》在讲到“修身之本”时,就回到了“亲亲为大”这个基本出发点。中国文化传统,由“生生”这一本体论预设出发,落实在“亲亲”这一生存论经验中,积淀为“孝悌”等最基本的德性,并在“家”这种社会组织中体现出来。其间的逻辑关系非常严密,这也是中国文化传统历几千年而不倒的原因;摧毁这一层层落实下来的文化结构,中国文化的价值体系也就荡然无存了。新文化运动健将们对于中国文化传统的批判,从这个角度看常常是致命性的,如傅斯年就将“家”视为“万恶之源”。当然,新文化运动这种极端立场也有其在历史处境中不得已而为之的苦衷。“亲亲为大”的生存论经验,在历史上必然会以某种机制化的方式表达出来,历经千年而形成沉重的“家族”文化,“个体”意识与自由因此受到极大抑制,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创造力也受到极大压制。而要想超越这种极端思维,我们就一定要把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生存论经验与其在历史上的机制化表达,做出一种清晰的区隔。这种生存论经验是中国文化传统的内核与基因,它是中国文化传统“生生不息”的内在依据,有其自身的合理之处。当然,也不可否认,其在历史上的各种机制化表达,尤其是传统的家族制度,对于“个体”成长确实亦有非常严重的压制,其所发展出来的“家天下”政治模式也已经完全不适合现代社会了。哲学工作在于厘清各自的逻辑,正本清源。逻辑上,在健全的现代“个体”得以确立的前提下,“亲亲”的生存论经验在现代世界将依然会有旺盛的生命力。其在当代的机制化表达也有待进一步摸索,需要做出进一步的制度性安排,像目前所采取的诸如在传统的清明节、中秋节放假等做法就是一种很好的开端。

        误区三:混淆“家”结构的非对称性与权力的主从关系

        历史上发展起来的“家庭”与“家族”制度,之所以被诟病,关键是因为:作为儒家伦理思想重要体现的“三纲”,与现代世界普遍接受的“自由平等”严重背离。吴虞曾非常明确地指出,“家族制度”就是专制主义之根源。“三纲”是“家文化”在历史上的一种机制化表达,是汉代以后的产物。这种机制化表达在历史上会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并形成一种权力的主从关系,从而成为维系传统社会的制度根源。然而,孔子最初揭示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以及孟子进而提出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伦”,在理论上并不必然演变为一种权力上的“主从关系”,它更多地是在显示家庭关系中的“非对称性”结构。这种非对称性结构表现了“家”中不同角色之间的“相互关系”,孔子的论述可以从“以其角色,尽其本分”的角度来加以理解。在这个意义上,“家”结构中的“非对称性”关系,可以在现代人格平等的前提下,予以新的理解与阐释。“家”的意义正在于在这种“非对称性结构”中培养出各种角色的德性之爱,这同样是可以有普遍意义的。

        误区四:过分强调家庭的角色责任与个体自由之间的对立

        新文化运动对于“家”的严厉批判,集中于其对“个体自由”的严重束缚这一点上。在巴金的《家》中,觉新的个性被长房长孙这个角色严重地约束住了。这是传统“家庭”压抑“个体自由”的最鲜活画面。巴金向往个性自由的文学写作获得了几代人的共鸣。但是,在充分承认家庭成员人格平等的前提下,成员在“家”中各有其“角色”就会是一个完全可接受的概念。角色责任与个体自由之间的紧张并非不可调解。“家”的环境就是所有这种“角色”与“责任”的最初源起。在这里不存在任何主从关系,不存在任何不平等关系。在关系中的“角色责任”与在人格意义上的“个体自由”并不存在任何矛盾,两者并行不悖。正如黑格尔所论证的,自由并不仅仅是一种“主观任意”,它在现实中的实现,受限于“伦理生活”;在这个意义上,每个人的自由的实现,与其在社会层面各自的“角色”密切相关。

        误区五:混淆“家”作为组织形态以及“家”作为一种精神性的文化

        当人们谈论“家”的时候,主要是围绕着“家”的内部结构展开,在这种情况下,“家”更多地是作为一种社会的组织形态而存在。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击之下,传统的“家”作为一种组织形态已经摇摇欲坠。事实上,“家”在中国文化传统中,远不止是一种社会组织现象,而是一种总体性观念,是一种文化观念,是一种精神观念。在“家”的基础上,中国文化传统形成了一整套理解世界的方式,围绕着“家”形成了一整套礼乐文化,这是中国人的精神性超越的文化。“君子反古复始,不忘其所由生也,是以致其敬,发其情,竭力从事以报其亲,不敢弗尽也。”以这种“慎终追远”的方式,回到自己生命的源头,安放自己在绵延无尽“世代”中的位置,努力过好人生,表达生命的感恩。“家”在现代世界的没落,深深动摇了这种作为“世界观”的“家”的观念;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家”作为一种精神性的礼乐文化在现代世界亦不复有机会得到彰显。“家”的复兴不仅仅是一种伦理组织的复兴,更是一种精神复兴。

        如果我们能在承认现代社会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破除上述对于“家”的理解的重重误区,重新思考“家”的普遍意义,那么,“家”观念所内蕴着的中国文化传统的特质,也就可以在现代世界重新确立起来。中国文化传统对于个体的道德修为、家庭的德性观念、家国的炽热情怀、天下的共同体意识这些课题的独到见解,可以在全球化的今天重新有所贡献于世界。

        (作者为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 明人的“时尚”

        陈宝良

        若追忆起明代大一统履历,无论对“仁宣之治”的溢美,还是对“郑和下西洋”的热议,甚至探究北部边防与海疆的策略,都难脱王朝历史叙事“自上而下”的惯常视野。社会与文化是一个持续变体,明既承袭汉唐衣冠,又有对传统秩序的某种反叛,无论是经济结构、政治氛围的变化,“社会流动”的加速及其对等级制度的冲击,还是思想文化的活力与多样性,都在民生日常中显现千类万绪的反射,其中民间的“时尚”就是观察明代经济社会生活的一个独特的标本。

        自明代中期以后,慢慢形成一股追逐“时尚”之风。这就不能不提及“时尚”“时样”两个专有名词。

        从现有的史料来看,“时尚”一词始见于明代。什么是时尚?晚明名僧袾宏所著《竹窗随笔》有如下解释:“今一衣一帽,一器一物,一字一语,种种所作所为,凡唱自一人,群起而随之,谓之时尚。”这就是说,时尚的形成,通常“唱自一人”,而其影响力则是“群起而随之”,形成一股区域性甚或全国性的冲击波。

        先说“一衣一帽”,这显然与“时样”一词相关。在明代,江南儇薄子的衣帽样式,无不更改古制,谓之“时样”。那么,什么是当时的“时样”服饰?我们不妨举个例子加以说明:笔管水袜。明代最初使用的布袜大多以宽大为主,在膝际缚住。但一至晚明,这种宽大的袜子已经不再流行,转而改为盛行窄小。这种窄小的袜子,又称“笔管水袜”。

        再来看“一字一语”,大抵可以从俗语、清言两个方面加以考察。明代的江南,市语已经相当风行。明代小说中的歇后语,如“南京沈万三,北京枯树弯——人的名儿,树的影儿”,其出典显然是当时流行的谚语,应为“南京沈万三,北京大柳树”。这些原本出自曲中的时尚流行语,在慢慢延及普通平民的过程中,最后更是“衣冠渐染”,开始被一些文人士大夫所接受。此外,在明代江南文人士大夫中间,流行一种清言,显然与他们讲究清雅的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朱存理,就著有《松下清言》。

        无论是衣帽、字语,还是器物,其时尚的形成,通常倡自一人,于是在明代又出现了许多时尚人物。在明代,文化人如果想成为一个时尚人物,只能依靠他们的著作与行为。如果他们是首倡者,并引发一种群起仿效的效果,最后形成一种“时尚”,那么这些人就堪称时尚人物。在明代,真正称得上时尚人物者,应该说只有李贽(以“卓吾”著称)、陈继儒(以“眉公”著称)、王稚登(以“百谷”著称)、袁黄(以“了凡先生”著称)、袾宏(以“莲池大师”著称)五人。

        在晚明,苏州、杭州应该说是当时最为时尚前卫的城市,为此形成了传播一时且又为大众耳熟能详的“苏样”“苏意”“杭州风”等专有称呼。

        明代有一句俗谚:“苏州样,广州匠。”所谓“苏州样”,在明代尚有一个相关的新名词,就是“苏意”。这个名词背后所透露出来的信息,就是苏州已经成为领导当时天下时尚之都。在明代,苏州的得名,并不是人造的园林之胜,而是这座城市中的人。所谓苏样,明人沈弘宇《嫖赌机关》卷上曾有这样的解释:“房中葺理精致,几上陈列玩好,多蓄异香,广贮细茶。遇清客,一炉烟,一壶茶,坐谈笑语,穷日彻夜,并不以鄙事萦心,亦不以俗语出口。这段高雅风味,不啻桃源形境。”至于苏意,可引明人吴从先在《小窗自纪》所释为例:“焚香煮茗,从来清课,至于今讹曰‘苏意’。天下无不焚之煮之,独以意归苏,以苏非着意于此,则以此写意耳。”可见,同是焚香、煮茗,一般的人重在其内容,也就是实用的价值,而苏州人则重在这么一种形式,不过是写意,表达一种意境,也就是重视其中的美学价值。显然,所谓的苏意,应该包括以下两层含义:一是服饰时尚,二是“做人透骨时样”。改用今天的时髦话,就是走在时代前列,永远是时尚的弄潮儿。那么,怎样的人才算得上“做人透骨时样”?明末清初著名诗人吴伟业在《秣陵春》传奇中,借用纨绔子弟真琦之口,说出了这种生活的基本特点,也就是玩古董、试新茶。

        (作者为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