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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社会学研究目标要接近社会事实

        李强

        当前,我国的社会管理者和实践者在一线做出了很多社会政策创新

        笔者在全国很多地方的调研中看到了社会领域制度创新、社会治理创新的案例。比如,有的城市在基层社区治理方面采用“微信群”的治理方式,每栋楼或每个楼门建一个“微信群”,居民可以随时在群中反映社区生活中的问题,基层管理人员积极应对解决。再如,有的城市推出城乡统筹的治理模式,创新了城乡融合模式,创造了很多新型城镇化模式。这些基层治理创新操作的基本范式是:先在一线实践层次上探索,尊重基层的首创精神,这样创造出很多受群众欢迎的新方式;然后,地方政府总结这些经验,形成地方社会治理的文件、政策、法规。这些社会政策都是基于对实践经验的总结,特别接地气,所以实施起来很顺畅。作为社会学学者,我们要认识到,与我们在书斋里的理论研究相比,今天基层的社会创新实践已经远远地走在前面了。我们社会学、社会政策研究者需要深入研究这些实践经验,需要将一线社会创新的经验教训总结成理论和学术范畴。所以,笔者以为,我国社会政策学科建设绝不能仅仅坐在书斋里做学问,更多地是要将研究的重点放在对于上述社会领域一线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的总结和提升方面,将这些实践层次的知识上升为理论,将这些社会领域、民生领域的知识变为我们的学科语言、学术范畴。从学科建设的角度看,学术的总结和提升意义颇为重大。学科和学术的特点是高深的文化,形成学术语言后,有理论的高度和深度,也有国际学界的对话能力。这是我国社会政策研究面临的艰巨任务。

        促进社会政策更接地气,更实事求是

        我们知道,在探索社会领域的问题时,通常遇到的一个理论难题是“社会”概念容易被“泛化”,容易被搞得无所不包,很不好把握。社会建设、社会体制改革、社会治理以及社会政策等基本概念就遇到了这样的难题。对此,我国理论界以及一线实践者进行了长期探索,目前比较一致的观点是,理论上归纳为“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具体落实为教育、就业、收入分配、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住房、医疗健康、养老政策、扶贫政策、基层社区治理等领域,这些领域的界限还是比较明确的。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领域的理论研究与实际工作为当前我们推进社会学学科建设、推进社会政策的学科建设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上述这九个领域的范围和界限都比较清晰,这些领域的选择和确认绝不是拍拍脑袋就想出来的,也绝不是书斋里推理推出来的,而是通过多年理论研究与实际工作探索出来的,有深厚的一线实践基础。我国的社会政策研究应围绕着这些领域来推进。

        当然,这九个领域的问题也仍然具有明显的学科交叉性以及跨学科的特征。比如,对于教育问题,教育学肯定要研究;对于就业、收入分配、住房、扶贫等,经济学也很关注;有关医疗健康、养老,医学肯定要研究。那么,社会学社会政策研究的特色在什么地方?笔者以为,对于这九个领域问题的研究,社会学还是具有突出的学科优势的。在全部社会科学的学科中,社会学的综合性特征最为突出。社会学在考察社会问题时,总是试图囊括影响该问题的多方面社会因素,包括经济因素、政治因素、历史文化因素等,也可以说社会学的研究是试图在学理上复原社会事件本身。社会事实是社会学的核心概念,社会学努力实现的研究目标是要更接近社会事实本身。这样就使得研究的难度增大了。但是,由于思考的问题比较全面、综合,在这样的研究基础上所提出的社会政策就会更接地气、更实事求是,从而也就更容易实施,更容易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

        用社会政策来涵括和总结是多数社会学家的共识

        在此还需要特别解释的一个问题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创造出很多社会领域的概念,如社会建设、社会管理、社会治理、和谐社会、保障和改善民生,等等,为什么在做学术探讨的时候,在分析学科建设的时候,我们会特别强调将这些研究用“社会政策”来概括和归纳呢?笔者以为这主要是由于学术传承的原因。尽管社会建设、社会管理、社会治理、民生与和谐社会等也都是源于中国国情的、很接地气的概念,但是,当我们将这些领域的现象概括为学术的、学科的语言时,就必须考虑到学术的传承和学术的习惯。

        社会政策是社会学界使用频繁的概念,在国际社会学界也有久远的学术历史传承。自恢复重建社会学以来,我国社会学界在这一领域已经构建了比较完整的知识体系,已经拥有一支专业研究队伍,出版、发表了一些该领域的教材、著作、论文,社会政策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已经积累了一定的学术基础。在应对我国现代化转型出现的诸多社会问题方面,也有很多社会政策研究创新。所以,从学科建设角度看,用社会政策来涵括和总结是多数社会学家的共识,学术和学科建设能够顺理成章。

        (作者为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 不必迷信诺奖经济学家的实验方法

        张晓波

        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阿比吉特·巴纳吉、埃丝特·迪弗洛和迈克尔·克雷默,以表彰他们“在减轻全球贫困方面的实验性做法”。其实,这种实验性做法并不值得过于推崇。

        这三位经济学家的实验性做法属于发展经济学领域。发展经济学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马歇尔计划”。美国提供大量的经济援助帮助欧洲重建。这个计划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一方面欧洲经济很快恢复起来;一方面美国解决了战后的产能过剩问题(原来生产军火的部门面临转型)。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苏联工业化也取得巨大成就。这些成功的经验催化了发展经济学的诞生。当时主流的思考是发展中国家最短缺的是资本,只要提供足够的资本,发展中国家就可以腾飞。很多国家,比如印度、埃及、坦桑尼亚,受这个主流的思想影响,大力推动工业化。但事后的发展事实表明,这种投资主导的发展战略在大部分国家是失败的。随后,发展经济学又经历了几次思潮,比如进口替代、市场化等。这些思潮有一个共同特点,希望找出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药方。可是,这个药方一旦被大规模推广,问题就显示出来。

        面对这些失败,发展经济学开始反思。既然在大的方面很难有大的突破,那么经济学家应该放弃大而空的力量,花更多的精力在小的方面进行改进。经济学家应该像水暖工一样来解决实际问题。克雷默是比较早地将实验方法引进发展经济学的。在非洲很多国家,蛔虫很普遍。孩子肚子有蛔虫的话,经常无法正常上课,自然影响成绩。长期下去,他们的健康和教育水平都比正常孩子差,进而也影响他们长大后的收入水平。他通过实验的方法证明,一旦给了孩子蛔虫药,孩子们的出勤率立刻上升。因为蛔虫药非常便宜,这个政策干预收益比异常地高。

        后来,阿比吉特·巴纳吉、埃丝特·迪弗洛在麻省理工学院建立了贫困行动实验室,在发展经济学领域推广随机实验。阿比吉特·巴纳吉称,只有随机试验提供的证据才符合黄金标准。在不到20年时间里,这种随机实验的方法已经成为发展经济学的主流。在主流英文经济学杂志上发表的有关发展经济学的文章中,使用随机实验的比例越来越高。

        毋容置疑,随机实验的方法对理解经济学的机理,尤其是穷人的经济行为,还是很有帮助的。比如一篇发表在《科学》上的一篇论文,通过对比收割工人在甘蔗收割之前和之后的智商,发现人们在贫穷状态下(甘蔗收割之前),智商会比正常情况下(甘蔗收割之后拿到工资)低大约10个点。这说明穷人有时候做出似乎非理性的决策,并不是因为他们笨,而是因为他们穷。

        但现在主流发展经济学认为,只有经过随机实验验证过的政策才是科学的,才可以推广。这种方法论主导政策的倾向很值得商议。因为有很多政策问题,是无法做实验的。如果研究只关注能做随机实验的题目,可能出现“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的问题。

        即使有些随机实验初始证明很成功,推广到更大范围往往会遇到很大的挑战。在做随机实验阶段,项目组往往雇佣最优秀的名校博士生来管理。但如果把实验一旦推广到更大范围的话,即由点到面铺开的话,地方政府的行政能力就变得至关重要。还有一个问题,各地情况差异很大,在小范围证明有效的干预,不一定适合其它地方。例如,发放蚊帐也许可以帮助解决非洲撒哈拉地区的疟疾问题,但在北非这些干燥的地区,蚊子根本就不是个问题,贫困人口根本不需要蚊帐。

        即使在随机实验学派盛行的医学领域,随机实验也只是最好到临床阶段才做。要开发一个新药的话,要先了解药理,然后找几个老鼠做实验,检验毒性。然后再用猴子或兔子做实验。等过了动物实验之后,再申请在人身上做实验。但第一步往往是只针对自愿来的病人,并非有对照组的随机实验。只有在病人身上证明没有太大副作用情况下,才可以在更大范围进行所谓的随机实验,来测量药的效果。这说明实验很重要,但并非上来就要做随机实验。

        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包括中国,是通过做随机实验来解决减贫问题的。中国经过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迅速发展,从而提供了一个脱贫的世界样本。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提供了很多的有效经验,尤其是由点到面、摸着石头过河式的渐进式改革。以中国的开放过程为例,最初国家在蛇口设立一个很小的工业区,进行改革开放的实验。成功之后推广到更大范围的深圳。然后再推广到沿海城市。这种循序渐进的实验方法有助于消除风险,同时摸索经验。中国的改革开放经验实际上更符合医药开发的实验过程。

        总之,随机实验的方法为经济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工具,有助于理解经济学的机理和人们的经济行为。但在制定政策时,不能唯随机实验。中国的经济学者应该踏踏实实地总结中国这些年经济迅速发展的经验,找出其内在规律,为推动经济学的进步做出贡献。

        (作者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讲席教授)

  • 海外学者笔下的中国政策试验

        张克

        政策试验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取得非凡成就的独特治理机制,为深入理解中国现代化进程提供了中层理论路径。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政策试验逐渐成为海外中国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一批政治学家、经济学家从不同学科视角深入研究中国政策试验现象并作出了富有启发性的理论阐释。梳理近20年来海外学者对中国政策试验的研究成果,可将之归纳为经济学、公共政策和政治学三个理论视角。

        经济学视角下,政策试验是中国分权改革的具体实践

        上世纪90年代开始,以钱颖一、温加斯特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学家借鉴蒂伯特经典模型将中国经济体制概括为“维护市场的财政联邦主义”,地方政府能够充分调动辖区内的资源运用管理权限促进经济增长,在此过程中许多突破传统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政策率先在地方进行试验并取得成功。虽然财政联邦主义理论对中国的解释力存在争议,但经济学家普遍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分权为政策试验拓展了应用空间。

        这一视角下最具代表性的成果是钱颖一、罗纳德·杰拉德、许成钢等对比苏联和中国经济转型的重要论文。同样是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国家,为什么在转型过程中中国能够成功而苏联却遭遇了失败?

        前述学者将中国和苏联的经济管理组织结构区分为M型和U型两类组织,相比之下M型组织更利于激发经济活力。在M型组织结构下中国各省可以先行进行改革试验,取得经验之后再推广到全国,如果试验的政策没有奏效也不至于影响全国经济。

        此外,政策试验的实施还依赖于中央对地方官员有效的激励机制。大量经济管理权限下放到地方政府,让地方官员成为某种程度上的“企业家”,勇于承担试点试验任务的官员拥有更高的晋升可能性。

        有海外研究认为,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试验和经济特区试验中取得成效的地方官员被擢升到中央任职,反映出成功实施政策试验的地方官员更有可能被提拔重用。研究显示,上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承担众多政策试验任务的苏州、温州、深圳等地的主要官员相继被委以重任。

        公共政策视角下,政策试验是典型的渐进决策模式

        以韩博天为代表的学者提出,中国采取政策试验的方式渐进推动改革缘于应对不确定性的现实需要,是渐进决策理论在中国制度情景下的具体实践。中国在长期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坚持政策试验的工作方法,通过选择部分地区先行试点探索经验,在反复比较政策备选方案实施效果之后将可复制推广的政策扩展到全国。

        海外学者普遍认为,中国改革创新面临的不确定性主要可分为技术不确定性和政治不确定性两类。

        技术不确定性是指一项政策制定后在各地执行过程中可能出现未曾预料到的情况,通常与政策方案的周详程度、地区差异等因素有关。在技术不确定性条件下如果未经试点试验就贸然在全国推行某项政策,将有可能引发改革震荡甚至影响经济社会稳定。例如,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施行价格“双轨制”,有效避免价格市场化可能引发的社会动荡,确保经济转轨平稳有序。

        政治不确定性是指一项政策因为观念、利益等原因在决策层暂时难以达成一致意见,导致改革创新思路被否决和政策难产。政策试验能够在高层决策尚存争议的情况下暂时搁置争议,通过个别地区试点来验证政策设计科学性,从而减少改革的政治阻力。例如,安徽、四川等地率先启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试点时决策层尚未形成一致意见,直到试点取得明显成效后中央才决定将改革向全国推广。

        政治学视角下,政策试验是中国政府进行组织学习的途径

        以王绍光为代表的学者认为,政策试验是中国政府提升组织学习能力的重要途径。

        组织学习能力是指一个组织有意识地利用特定时空知识或有关政策制度的经验教训来调整改进自身决策的能力。

        组织学习的信息来源大致可分为实践与实验两大类,前者主要是本国的政策与制度遗产、本国内部各地区不同的实践,以及外国过往与当前的经验教训等;后者是指有目的进行的旨在发现解决问题有效方法的干预性实验。一个组织既可以向外部学习成功经验,也可以在内部构建试验场进行探索获取经验。

        政策试验实际上是大型组织在内部次级组织之间进行的一场干预性实验,可以有效提升学习效率、降低决策成本。

        海外研究者提出,中国决策者通过政策试验推进改革既有客观需要也有主观动因。

        客观上,改革创新依赖大量地方性知识,中央政府不可能完全了解掌握各地具体情况,采取“一刀切”的方式推进改革存在较大的制度运行风险。对中央政府而言,地方政策试验的做法与成效是制定全国政策的重要信息参考,吸收和借鉴地方的经验教训能够避免全国性决策出现重大失误。

        主观上,中国决策者也有意将争议性政策下放到地方进行试点,运用实践成效检验政策方案的可行性,并根据试点中暴露的问题和障碍进一步优化政策设计。在组织学习过程中,中央政府善于向地方政府学习政策经验体现出一个国家的创新思维和制度纠偏能力。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欲了解更多详情,请参阅《国外理论动态》2019年第9期】

  • 数字化拥有五全基因

        近日,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学术顾问、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黄奇帆在首届外滩金融峰会全体大会四:“碰撞与融合——数字化浪潮重塑全球金融生态”上发表演讲指出,如果将数字化平台用人来类比: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以及物联网就像人类的神经系统,大数据就像人体内的五脏六腑、皮肤以及器官,云计算相当于人体的脊梁。没有网络,五脏六腑和脊梁就无法相互协同;没有云计算,五脏六腑无法挂架;而没有大数据,云计算就是行尸走肉、空心骷髅。有了神经系统、脊梁、五脏六腑、皮肤和器官之后,加上相当于灵魂的人工智能——人的大脑和神经末梢系统,基础的数字化平台就已经成型了。而区块链技术,就像更先进的“基因改造技术”,从基础层面大幅度提升大脑反应速度、骨骼健壮程度、四肢操控灵活性。

        数字化之所以能够颠覆传统,就在于它所拥有的五全基因:全空域、全流程、全场景、全解析和全价值。所谓“全空域”是指:打破区域和空间障碍,从天到地,从地上到水下、从国内到国际可以泛在地连成一体;所谓“全流程”是指:关系到人类所有生产、生活流程中每一个点,每天24小时不停地信息积累;所谓“全场景”是指:跨越行业界别,把人类所有生活、工作中的行为场景全部打通;所谓“全解析”是指:通过人工智能的收集、分析和判断,预测人类所有行为信息,产生异于传统的全新认知、全新行为和全新价值;而所谓“全价值”是指:打破单个价值体系的封闭性,穿透所有价值体系,并整合与创建出前所未有的、巨大的价值链。

        数字化具有的五全基因与任何一个传统产业链结合起来,就会形成新的经济组织方式,从而对传统产业产生颠覆性的冲击。与工业制造相结合时,就形成工业制造4.0;与物流行业相结合,就形成智能物流体系;与城市管理相结合,就形成智慧城市;与金融结合,就形成金融科技或科技金融。在与金融相结合的过程中,数字化拥有的海量信息、计算能力、共识机制,可以大幅度提高金融服务的效率、安全性,降低金融机构运营成本、坏账率和风险。(张悦辑)  

  • 国际文化秩序正由旧变新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文化与意识形态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张小平在《人民论坛》撰文指出,国际文化秩序是国际文化主体基于现实文化利益分配及理想文化利益追求,依据既定制度、准则、规范和机制而形成的国际文化关系。体现国际文化秩序的国际文化格局显示国际社会主要文化力量的对比状态。“一带一路”建设强调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理念是共同发展,目标是合作共赢。它使得国际文化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促进国际文化秩序由旧变新。

        自20世纪初以来,伴随第一轮自西向东的经济全球化浪潮,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利用经济优势、信息优势将“西方化”的文化价值观“输出”到非西方的发展中国家,从而形成以西方文化价值观为基础的国际文化秩序。在这一文化秩序框架下的国际文化关系,其主要特征表现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进行单向度的文化扩张,并借此维持其在国际上的文化霸权地位。从而导致发展中国家的民族文化受到巨大冲击,民族特性被弱化、政治思想异化以及意识形态西化,文化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有数据表明,目前美欧文化产品占据世界文化市场总额的76.5%,各个国家、地区所传播的新闻,超过90%被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国家垄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其主导的国际文化秩序中所追求的目标是,在全世界范围内推行与其文化特质相符的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和宗教思想,最终构建一个由拥有相近文化价值体系的“自由民主国家”所组成的世界。这一目标及其相应行为充满了文化霸权主义色彩。

        21世纪以来,随着新兴经济体群体的崛起,世界经济的重心开始从传统发达国家向新兴经济体转移。“一带一路”扬弃了西式全球化,打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合作架构,实际上开创了自东而西的新型全球化,意味着重塑全球化的新格局。正如国外学者所指出的,“一带一路”建设是“对现有全球化框架进行了革命性改造”,“大刀阔斧地重塑全球化的面貌,提出新的解决方案并给出了新的指导原则,希望可以满足各方利益需求”。在此背景下,国际文化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主要特征表现为,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主张各国文化和谐共生,以“互联互通”的伙伴关系为着眼点,推动各国民众以平等、友善、互助、合作的精神展开交往、交流、交心,实现不同文化的和谐共处、文明互鉴。文化不再是“单向”输出,而是“双向”互动。这一新型国际文化秩序的目标在于,尊重与各国独立文化特质相符的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和宗教思想,致力于各国文化的互学互鉴,主体价值实现从“个体价值”向“公共价值”转变,最终塑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责任共同体,推动建立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赵云来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