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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让我们的制度在全球竞争中展现优势

        杨雪冬

        十九届四中全会是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点上,召开的一次具有开创性、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会议。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定为全党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具有重大意义。

        治理已经成为我们时代的鲜明主题。对于中国来说,在短短的七十年中,取得了世界瞩目的卓越发展成就。之所以如此,一个重要原因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走出了一条符合本国国情的国家治理构建和改革的道路,建立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有效地发挥了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凝聚了全社会的共识与合力,为经济社会持续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

        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在探索国家制度建设,调整国家治理的重心,释放社会的活力,充分发挥制度的效力

        对于建立什么样的国家制度,我们党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就进行了探索。毛泽东提出了国体与政体概念,科学区分了国家的阶级属性与组织形式的关系,为后来确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作出了探索。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这个制度解决了孙中山提出的如何实现“人民有权,政府有能”的现代民主之问,避免陷入西方议会的“喧嚣吵闹的场所”误区,奠定了国家治理的制度优势。

        到1954年,全国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先后全部建立。在此基础上,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及其他组织国家政权的基本法律,选举产生了国家主要机构的领导人员,正式开启了当代中国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构建进程。此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等在新中国成立不久确立,由此初步构建起具有现代意义的国家治理体系,调动了全国人民的热情和积极性,为社会主义各项建设事业的展开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

        改革开放后,经济建设成为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进入了新阶段。面对开放的世界和不断发展的市场经济,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就必须改革和完善现有的制度机制,调整国家治理的重心,释放社会的活力,更充分发挥制度的效力。

        制度化和法制化成为改革开放新时期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建设的核心内容。随着改革在农村、城市、国有企业、对外经济等诸多领域的展开,制度化、法制化建设也相应跟进,在各领域逐步构建起较为完整的制度机制的同时,也确立了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为改革者提供了有效激励,为改革行为提供了规范依据,为改革成果的巩固提供了制度支撑。实践充分证明了邓小平关于制度建设的重要判断:制度建设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鲜明特点

        十八大以来,“两个一百年”的国家发展目标进一步明确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了我们这一代人不可推卸的责任。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我们全面推动各个领域改革的顶层设计,形成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确立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2018年3月十九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则明确了国家治理的基本框架、组织体系和方式、运行机制等,以制度规定的方式解决了长期争议不决的党与国家机构的关系问题。党内相关法规的陆续出台,为党全面领导各个领域的工作提供了基本遵循,并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能够持续推动拥有近十四亿人口大国进步和发展、确保拥有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进而实现伟大复兴的制度和治理体系。这是一套在党的领导下建立起来的,由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等组成的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体系。党的治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各有分工,各司其责;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文明、军事、外事等各领域的制度不断完善,各有侧重,相互支持;地方治理、城市治理、区域治理与全球治理等不同层级的治理体系不断发展,互相补充,相互交融;治理的体制、机制、技术等要件不断创新完善,良性互动,形成合力。在国家治理体系构建的过程中,各主体也在不断适应新环境的要求,提高着治理能力。

        十八大以来我国国家治理发展有四个鲜明特点:一是整体设计。除了有全局性的顶层设计方案外,各个领域中都有自己的改革方案。任何改革都要方案先行,依法依规进行,即使是改革试点也是如此。二是有明确的时间表。“两个一百年”、2035年成为制度化进程中的重要时间节点。各项改革都要以此进行规划推进。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到2035年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三是重视执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制度执行力、治理能力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党和国家事业顺利发展的重要因素”。要增强责任担当意识,加强督查督办,发挥社会监督、社会参与的作用,推动各项政策措施的落实落细。四是重视利用技术创新,提升治理效能和精细化水平。信息技术已经成为政府治理、社会治理的有力支撑,大大提高了公共服务质量和社会管理水平。

        加快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国家治理效能来体现制度优势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民族正走在实现伟大复兴的后半程。国家治理现代化实现的时间表是围绕中华民族复兴的坐标确定的。“行百里者半九十”。在接下来短暂而关键的征程中,要警惕“黑天鹅”“灰犀牛”式风险出现,避免它们干扰、羁绊、阻碍我们冲刺的步伐,就要加快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国家治理效能,形成人人行动、人人担当、人人尽力、人人负责的奋斗局面,激发出全体成员共同努力的磅礴伟力。

        十九届四中全会具体描述了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具有的十三个方面的显著优势。习近平总书记在前不久举行的第17次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列举了我国的四个体制优势: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全面依法治国和民主集中制。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过程也是充分激发这些体制优势的过程。

        要发挥这些优势,必须始终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党的领导是中国独有的制度优势。共产党在中国的制度建设中,一直扮演着设计者、推动者和维护者的角色。一方面,党没有自己的利益,在多元的利益格局中通过不断的自我革命,摆脱既有思想和利益的藩篱;另一方面党对一切工作的统一领导,克服了部门和地区的利益阻碍,提高了国家治理的整体性。离开党的领导,中国的一切现代化目标都不可能实现。党带头维护制度权威,做制度执行的表率,从而带动全社会自觉尊崇制度、严格执行制度、坚决维护制度。只有坚持党的自我革命,才能带动社会革命,使国家制度与社会生活充满活力。

        要发挥这些优势,必须坚定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人民是现代化的归宿,现代化的根本是人的现代化。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是衡量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根本标准,民心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础。要以人民为中心,国家工作人员必须始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始终为人民利益和幸福而努力工作。要以人民为中心,必须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激发他们的积极性、创造性和责任感。

        要发挥这些优势,必须坚持改革创新,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改革是当代中国的底色。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只有始终践行改革精神,才能破除不断产生的利益和思想藩篱,保持制度的活力,使其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国情,为中国的发展提供持续动力。

        要发挥这些优势,必须保持开放的心胸。开放是现代化的精神气质。坚持全面对外开放是国家的战略,维护人类和平发展事业是中国共产党的使命。我们通过对外开放,吸收国外有益经验,利用国际资源,大大加快了国家现代化的步伐。现在我们要继续坚持扩大开放,聚天下英才而用,让我们的制度在全球竞争中展现优势,给世界贡献更多的思路、智慧和方案,为人类现代化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为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  

  • 我国社会结构变迁呈现新特点

        龚维斌

        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技术发展是推动我国社会结构变迁的深层原因,而人口迁移流动、就业和居住形式的变化则是推动社会结构变迁的直接原因。正是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流动和由此带来的就业形式、居住形式、家庭类型、价值观念的变化,使得我国的社会结构变迁与发达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结构变迁相比,具有自身的特点,特别是新世纪以来这种特点更加明显。

        时空压缩特征更加明显

        我国在短短的40多年里经历了发达国家用了二三百年时间完成的工业化、城镇化过程,社会结构变迁和其他诸多方面一样具有时空压缩的特征。随着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的广泛运用,这一特征更加明显。例如,在人口结构方面,以65周岁以上老年人口比重从7%增加到14%所需的时间为例,法国用了115年,美国、英国用了40多年,而我国只用了23年,造成了“未富先老”和“未备先老”。1978年以后,我国实施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严格控制人口过快增长。在计划生育政策取得积极成效的同时,人口老龄化又不期而至。为了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开始调整计划生育政策,2015年起国家允许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孩子。但是,实际效果并不明显。无论城市还是乡村大部分青年人生育意愿并不强烈,而且对婴儿的男性性别偏好也有改变,少数农村地区担心孩子长大后娶妻彩礼负担过重则更愿意生育女孩。绝大多数地区乡村产业结构仍然较为传统、收入相对较低,但是,人们普遍用上了互联网,不少地方有了电商,人们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更趋城市化。

        利益格局更加复杂多变

        首先是城乡结构巨变使得农业户籍值钱了,农民一方面愿意进城务工经商和生活,让子女在城市读书,享受城市的公共服务;另一方面不再愿意轻易放弃农业户籍。农村青年特别是农民工二代更加愿意在城市工作和生活,择业观念也倾向于脑力劳动和体面就业,但是他们的社会资本和个人能力又与城市的要求有不少差距,“有人没事做”和“有事没人做”现象并存。体制内和体制外、多种所有制、多种产业模式和就业形态并存,使得人们收入差距、劳动关系、权益保护、职业发展空间等方面的利益关系更加多元多变。体制内就业稳定性较好、住房医疗养老社保可预期,但是,收入不高,职业发展按部就班。在体制外创新性行业、高技术企业,特别是互联网企业,工作挑战性强、学习成长空间大,薪酬待遇与个人能力、绩效密切相关,但是,工作压力大而且极不稳定,经常面临被淘汰的风险。近年来,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产业结构升级和梯度转移,中西部地区劳动力向东部沿海地区流动速度放缓,特别是2018年以来国际经贸形势波动较大,农村非农就业难度加大、不稳定性增加。

        社会需求在多元化和高级化中呈现阶层化和群体化特点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需求结构总体呈现多样化、高级化的趋势。2017年,全国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为29.3%,比1978年下降34.6个百分点。其中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为28.6%,比1978年下降28.9个百分点;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为31.2%,比1978年下降36.5个百分点。城乡居民发展型消费保持快速增长,2017年,全国居民人均交通通信支出2498.9元,比2013年增长53.6%,年均增长11.3%;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支出2086.2元,比2013年增长49.3%,年均增长10.5%;居民人均医疗保健支出1451.2元,比2013年增长59.1%,年均增长12.3%。2017年,城镇居民平均每百户家用汽车拥有量为37.5辆,比2013年增加15.2辆,增长68.2%;农村居民每百户汽车拥有量为19.3辆,比2013年增加9.4辆,增长94.4%。随着经济发展和物质条件的改善,模仿式、排浪式的大众化消费时代基本结束,人们开始追求个性化、差异化、小众化、品牌化消费。

        在客观需求变化的同时,人们主观的社会需要不断增强,例如,民主意识、公平意识、法治意识、参与意识、权利意识、环境保护意识等越来越强。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的研究,近年来,我国城乡居民在参与社会组织方面,青年世代是主力群体,“90后”的社团参与率最高,达到58.5%,而“50后”及以前的世代参与社会组织的比例不足20%;受教育程度越高,参与社会组织积极性越高;职业地位越高,参与社会组织程度越高,白领职业群体 (包括机构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 的参与率较高,其中机构负责人接近60%,其次是专业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分别为53.8%和55.5%。农业劳动者参与社会组织的比例最低,仅为24.2%。农村居民的社会组织参与率低于城镇居民,二者分别为34.6%和39.7%。

        客观地位与主观认同不一致现象仍然较为突出

        改革开放以来,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生活水平都有很大的提高和改善,以职业地位测量的客观社会阶层地位都有提高,处于下层和中下层职业地位的群体规模缩小,而处于中层、中上层甚至上层的职业地位群体的规模则相应有所扩大。然而大量的调查数据表明,人们对自身经济社会地位的主观认同却呈现出一种不同的变化趋势。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2013年和2015年年度全国抽样调查数据均显示,有相当一部分人的个人财富、收入和消费水平都达到了中等程度甚至较高水平,但他们倾向于认为自己是中下层或下层。按客观指标定义的中产阶层人数明显增长,但承认自己是中间阶层的人的比例却没有明显增长。

        对于造成客观地位和主观认同不一致的原因,有多种研究和解释。有学者认为,一是相对剥夺感,例如,社会贫富差距扩大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产阶层的社会认同;二是焦虑感和生活压力较大,例如,住房、医疗、养老、就业和物价等方面感受到较大的压力;三是制度性歧视使得部分中等收入群体并不完全认同其属于中产阶层,例如,进城务工人员。主客观阶层认同不一致,还与社会环境变迁以及重大历史事件的影响密切相关,形成代际认同的显著差异。20世纪60年代之前的群体倾向于政治身份建立中产阶层认同,认为体制内工作是个人是否属于中产阶层的重要判断标准。而“80后”“90后”群体在阶层认同上更依赖其对自身经济身份的判断,认为金钱收入、市场机遇、资源的占有是判断个人是否属于中产阶层的标准。有学者提出“混合型”主观阶层认同的概念,并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0和2013年的数据研究了中国民众的主观阶层认同及其偏差的影响因素。研究成果表明,本人、配偶和父母的客观社会地位都会影响个体的主观阶层认同,且配偶和父母的社会地位是导致个体的主客观阶层地位出现偏差的重要因素。无论哪种解释,主观阶层地位认同比客观阶层地位认同比例低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社会问题。

        国家对社会结构的调控能力不断增强

        社会保障均等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城乡居民基本公共服务差距和收入差距在缩小。2018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20906亿元,其中教育、科学技术、文化体育与传媒、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节能环保、城乡社区支出115903亿元,占总体预算支出的52.5%,比2017年增长了约7.5%。2018年,基本养老、失业、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9.42亿人、1.96亿人、2.39亿人。全国有低保对象4620万人,供养城乡特困人员483万人,城乡低保标准同比增长7.6%和12.9%。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2016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2.72倍,2017年为2.71倍,2018年为2.69倍。农村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胜利,全年减少农村贫困人口1386万人,280个左右贫困县脱贫摘帽,完成280万人易地扶贫搬迁建设任务,农村贫困发生率下降到1.7%。房价过快增长的势头得到有效遏制,房地产市场平稳发展,大批城市中低收入群体搬进新居,实现住有所居。2018年是棚改三年攻坚的开局之年,棚户区住房改造新开工600多万套。

        特大城市人口控制能力在增强。例如,北京市最近几年来通过疏解非首都功能,流动人口总量开始下降。新世纪以来到2010年,北京市外来人口呈迅速增长态势。其中,2000-2005年期间年均增加20万人,2006-2010年年均增加近70万人。2011年以后,外来人口增速逐渐回落,2016年和2017年出现负增长。

        当前,我国社会结构仍处于快速调整变化过程中,社会流动和社会结构尚未定型,仍然有较大的调整变化空间。

        [作者为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教授]

        本版供图:古然  

  • 曲解传统文化有碍文化自信

        张海荣

        文化自信是需要涵养的,需要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地进行理性反思。《荀子·劝学》中就有这样一句话:“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今天,树立文化自信,当务之急需要我们破解以下问题。

        复古文化的病态繁荣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着深厚的文化自信,但传统不等同于“复古”“守旧”,我们要“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2011年,余秋雨在《当前中国文化的隐忧》中有几句话,用在这里还是比较恰当的:“这几年的复古文化有一个重点,那就是违背爱和善良原则,竭力宣扬中国文化中的阴谋、权术、诡计,并把它们统统称之为中国智慧、制胜良策。这实在是对中国文化的曲解。”比如,最近几年出现的“女德班”,有些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不当解释和不实认知,让国内外文化人十分诟病。当下,在文化建设方面一定要警惕这样的问题。

        警惕文化传统中的功利性。对传统文化要心存敬畏,不能过于功利。现在什么都讲有用,这也有历史根由。现代著名语文学家夏丏尊曾这样描述中国人的“实用主义”:“中国人在全世界是被推为最重实用的民族的,凡事都怀一个极近视的目标:娶妻是为了生子,养儿是为了防老,行善是为了福报,读书是为了做官……流弊所至,在中国,什么都只是吃饭的工具,什么都实用,因之,就什么都浅薄。”为什么学界近几年总是发生论文抄袭等学术不端事件,网络上出现唯圈子、梯子和场子这样的调侃,我们必须进行深刻反思。尤其应该反思,文化传统中的功利性是否还在延续和传承。

        对传统文化不实认知。如果对传统文化不能正确认知,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就会大打折扣。现在我们开发了很多有关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课程和活动,这本是一个好现象,就像民国时期的“整理国故、再造文明”。但要格外注意,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要理性地思考,不能反常识。真正的优秀传统文化理解起来特别简单,就是钱穆讲的“尊亲重道义”。《礼记·大学》中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通过言传和身教,大学应该培养学生的理性思维,教给学生做人和研究的方法。

        民粹文化冲击理性文化

        现代社会十分重视民众的呼声,但不能盲目屈从“民意”。实行民主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理性。比如,我们在讨论决定重大问题时,通常会实行票决制,少数服从多数。但要警惕,民粹主义是一种极端化的思维,它往往是以多数名义出现的,对民主的破坏力很大。试想,如果民众受到民粹文化的支配,会不会形成多数对少数的暴政?

        在思考文化自信命题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联系到历史中的人和事。盘点起来,对中国和世界历史产生深远而重大影响的人物,注定不是时代的大多数,而是极少数人。放眼中外,这样的例子可以说是不胜枚举。比如,乔尔丹诺·布鲁诺,在地心说被大众广泛接受时,他坚定支持哥白尼的“日心说”,发展了“宇宙无限说”。这些在他所处的时代,使其成为了风口浪尖上的人物。也正是这个原因,他的一生始终与“异端”联系在一起,为此颠沛流离,最终被宗教裁判所烧死在鲜花广场上。真理有时候掌握在少数人手中。所以,我们在作理性分析的时候,不能盲目屈从“民意”,这是坚定文化自信需要自省的一点。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