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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菊之爱:千古高风说到今

        梵雁平

        老舍在《四世同堂》里写道:北平之秋就是人间的天堂。我想这秋中最耀眼的颜色便是金灿灿的一抹亮丽,因为这颜色使北平的秋天多了绚烂的韵味,少了沧桑的孤寂和寥落。十月京城,在澄澈的晴空下,紫禁城的那抹金黄、黄蝶飞舞般的银杏叶和点缀在京城山水间灿然绽放的秋菊,共同构筑出了京城雄浑厚重又贵气天成的美景。

        源于辽代的京城赏菊历史

        京城人爱菊,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老北京人称菊花为“九花”,因其在农历九月开花,故九花为菊花的别名。所以,清·兰陵忧患生《京华百二竹枝词》中写:“名类纷繁色色嘉,秋来芳菊最堪夸。如何偏改幽人号?高唤街头卖九花。”

        京城人喜欢菊花的历史可上溯到辽金时代,与辽国的第八位皇帝辽道宗耶律洪基有着密切的关系。据说他对菊花情有独钟,曾派使臣到宋朝都城开封四处寻访名菊,并遍植于南京(今北京)。重阳之日,耶律洪基邀请众臣共赏菊。据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四,宰相李俨也有幸与道宗同赏菊,并作《菊花赋》呈道宗。耶律洪基对李俨之作极为赞赏,便兴起赐批了一首契丹皇室创作诗歌中的上乘之作《题李俨黄菊赋》:“昨日得卿黄菊赋,碎剪金英填作句。袖中犹觉有余香,冷落西风吹不去。”由于耶律洪基爱菊的偏好,使得他在位期间,赏菊成为一时风俗。

        到了金代,菊花更是帝王苑囿中的宠贵,《大金国志》中有关金章宗完颜璟与宸妃“会是冬,赏菊于东明园”的记载可为证。东明园是金中都内的一座园林,院内遍植菊花,供宫廷赏菊活动之用。此时的民间亦是大兴赏菊之风,并以簪菊为美,所以有了“貌似红叶皆被酒,头如雪白也簪花”这样的诗句。

        元代时的菊花品种相比以往要多些,且出现了地栽之外的盆栽菊花,并且将菊花造型与盆景艺术相结合,形成了一门新的艺术——“菊艺”。

        到了明代,赏菊的习俗由王公贵胄延展至街头百姓。由于重视菊花的栽植,养菊技术大有提升,菊花的品种也多些。宫中设有“养菊房”,从扬州、南京、开封等地调来菊花匠负责菊花的栽培。通常是每年四五月培植幼菊,九月初菊花盛开。普通百姓赏菊则多是去各大寺院。

        清代时,菊花更是受到皇家的宠爱。据传乾隆年间,有人向乾隆帝献各色菊花,乾隆很是喜爱,召画家邹一注为此作画,并装订成册。文人士子也多行画菊题诗的风雅之事,且蔚然成风。清代时的居民,无论贫穷富有,都钟情于秋季赏菊,并有着仪式般的赏菊活动。世人熟知的当是《红楼梦》中第三十八回所述:大观园一干女眷赏菊花、吃螃蟹,宝玉和女孩子们一起饮酒赋诗。由此可见,这赏菊、饮酒、赋诗的风雅之事历经千年风雅益盛。

        另一番情形是入了九月,花农会挑着满栽菊花的柳条筐在京城卖花,口中吆喝着:“栽——九花来——”。小户人家听闻会买来几株栽在花盆里置于院中;大户人家会买几百株搭“九花塔”。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中有述:“九花者,菊花也。每届重阳,富贵之家以九花数百盆,架庋广厦中,前轩后轾,望之若山,曰九花山子,四面堆积者曰九花塔。”富贵人家搭建“九花塔”以9个珍贵品种菊花,共999盆菊花搭建9层。底部四面堆积菊花,层叠而上,面积渐缩小,如同宝塔一般。“九花塔”亦有“吉祥塔”和“长寿塔”之称,因此深得京城百姓喜爱。

        京城赏菊之风自辽代始直至近代盛行,如老舍在《北平的秋》中所写:“以花为粮的丰台开始一挑一挑的往城里运送叶齐苞大的秋菊,而公园中的花匠,与爱美的艺菊家也准备给他们费了半年多的苦心与劳力所养成的奇葩异种开‘菊展’。北平的菊种之多,式样之奇,足以甲天下。”

        旧时京城的人们赏菊喜去天宁寺。由于其地势高,便成了居高赏景的佳选之地。虽然寺内殿宇破旧不堪,但参天古树和繁茂花卉,依然引人入胜。而其中最惹眼的便是菊花,有诗为证:“天宁寺里好楼台,每到深秋菊又开。赢得倾城车马动,看花犹带玉人来。”

        北京的美丽名片

        1954年11月至12月,北海公园在双虹榭举办了新中国成立后的首届菊展。此次展览共展出菊花2000余盆,涉及209个品种。菊展的规模之大,让人叹为观止,很多市民慕名而来,参观人数达八万余人次。1987年3月12日,北京市第八届人代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北京的市花为菊花和月季。菊花被确定为市花不仅代表着京城人对菊花由衷的喜爱,也因为它是城市常见的花卉栽植品种,它代表着城市的形象,是城市的美丽名片。

        菊花是世界四大切花(菊花、月季、康乃馨、唐菖蒲)之一,并与竹、梅、兰并称为“四君子”,以其独具特色的花、姿、色、韵傲然于世。世人常以菊花象征高雅的气质品行,这恰好应和了国家首都的重要地位;其凌霜傲雪的特质,更代表着京城人的性格。历代文人墨客对菊花也常有褒美之辞,从周朝至春秋战国时代的《诗经》和屈原的《离骚》中都有菊花的记载,如屈原“朝有木兰之坠露,夕餐秋菊之落英”的诗句。由此可见,菊花与中华传统文化早就结下了不解之缘。菊花在不同文人的笔下抒发着不同的情怀,陶渊明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抒发自己归复自然的心态,并因此令菊花得了“花中隐士”的封号;唐代诗人元稹《菊花》诗:“秋丛绕舍似陶家,遍绕篱边日渐斜。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则是表达了安于贫穷、不慕荣华的人格气质。

        除此之外,菊花还被赋予了政治寓意。如三国时期魏国钟会《菊花赋》,赞颂菊花具有五美:金英高悬,准节令,物候不差;纯黄色是国家社稷的象征;早植晚发,是君子之高尚情操的象征;冒霜吐艳,是刚正不屈能洁之士的象征;道家服用行气,可使身态轻盈。《周礼·天官·内司服》中提到:“后服鞠衣,其色黄也。”菊花之色被皇家定为帝王服装的专有颜色,一直延续到清代为止。

        可饮可食的“傅延年”

        菊花深受京城人士的喜爱,还因为它很接地气地融入到百姓生活中,有一首歌谣:“菊花黄,黄种强。菊花香,黄种康。九月九,饮菊酒,人共菊花醉重阳。”自清代以来,人们便有着重阳之日择地登高饮菊花酒的习俗。以菊花入酒的习俗在汉时已流行,传说戚夫人被害,她身边的侍女流落民间。重阳时她触景生情向旁人描述宫中的习俗:“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饵,饮菊花酒,云令人长寿。”

        关于菊花酒的制作,在《西京杂记》里提及:“菊花舒时,并采茎叶,杂黍为酿之,至来年九月九日始熟,就饮焉,故谓之菊花酒。”那时的菊花酒,需头一年重阳节时酿造,到第二年九月九才能开怀畅饮,传说喝了这酒可延年益寿。魏晋动荡时期,士子追求羽化登仙。相信菊花与丹药一样常食可使人成仙,如南山脚下的陶渊明就说:“酒能袪百虑,菊解制颓龄。”平日里,有人会采菊泡陈年米酒,或是用菊花沐浴,取“菊水上寿”之意。

        菊花不仅可以入酒,还可以入药。在明代《本草纲目》中述菊花有“利五脉,调四肢,治头目风热,脑骨疼痛,养目血,去翳膜,主肝气不足”的功效。因菊花有药用价值,又得名寿客、傅延年。正是因为菊花苗可以菜、花可以药,囊可以枕、酿可以饮,所以自古高人隐士篱落畦圃之间多栽植此花,戴菊花防灾去病也成为一种习俗。

        菊花与京城人爱吃的火锅亦有深厚的渊源。据传,陶渊明爱吃火锅,并发明了一种菊花火锅。某年冬日,陶渊明吃火锅的时候心想若将菊花瓣撒入火锅,不知会是何等滋味。他随后便信步庭院中,将正当时的白菊花取了几瓣洗净后放入火锅中,顿觉汤鲜美清香。从此,陶渊明便爱上了菊花火锅,每逢菊花盛开时,便邀请三五好友共赏菊、饮菊花酒,吃菊花火锅。

        京城的火锅涮肉据传是起源于忽必烈,也是他钦赐了“涮羊肉”这道菜。清光绪年间,菊花火锅极为盛行,尤其是作为旧京八大楼之一同和堂的招牌菜,深受京城名伶雅士的追捧。当时在火锅中放的是白菊,白菊是菊花的变种,因其平抑肝阳、清肝明目、疏散风热,亦有清热解毒的功效,所以用微寒的菊花搭配大热滋补的牛羊肉火锅再合适不过。至今,在一些考究的火锅店里,还会看到汤锅中飘着几瓣菊花,这火锅吃起来不仅清香鲜美,亦是养眼。

        无论是寒花开尽菊蕊独盈枝的高洁品格,还是可入酒入药的实用功能,抑或有着流霞一般的灿然之美,皆是京城人爱菊的理由。但终归是因菊花喜凉耐寒,适于京城栽植生长,可在深秋之时以其独艳之姿点缀京华大地。这抹亮丽之色与那青天下的红墙绿瓦、湖水中倒映的白塔和摇曳在山林中的黄栌枫叶,共同构筑了京城秋日的深沉古韵之美,在自然中绵延铺展着古往今来,无数文人墨客笔下的秋色,让人沉静欢喜。  供图/视觉中国

  • 北京历史上的车辆管理

        户力平

        11月1日起,被称为“史上最严”的限行政策将在北京正式实施,其实,京城对车辆管理的历史,可追溯到百余年前。

        清代北京的主要交通工具是骡子和马拉的带布篷的轿车。清末随着车辆的发展,清政府对车辆行驶作出明确规定,加强管理。据《北京志·道理交通管理志》记载: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巡警部制定《交通暂行规则》,规定:“凡往来行人及车马、人力车等,均须靠左,有利交通;凡车马繁杂之地,均宜以徐行,不得超前拥挤。”

        民国初期,北京的道路交通工具种类逐渐增多,为加强车辆行驶管理,1913年,京师警察厅发布了《京师警察厅管理车辆通行马路规则》,对上路车种、行驶要求等作了具体规定,并由巡警对车辆进行管理和指挥。

        1928年6月北平特别市设立,随后制定了《交通警指挥交通规则》,重点管理京城的机动车。1934年12月国民政府内政部公布的《陆上交通管理规则》规定:“灯道标(即信号灯)以绿色为进,红色示止。”1937年“七七事变”后,伪北京特别市公署为加强统治,在城里增加了交通信号灯和交通标志、标线,加强对车辆行驶管理,强调“对于道路交通标志尤应绝对遵守”。

        1946年1月1日起,北平市政府依据国民政府规定,将辖区内各种车辆改为靠右行驶,并在其后制定的交通管理法规中,对车辆行驶又作出一些相关规定。其中个别狭窄、繁华的路段(胡同)还实行了限行。1947年国民政府内政部制定了《肇事车辆处置注意事项》,其中规定:“凡属违警范围,不问其故意或过失,均应处罚。”“对过失肇事未酿成财产损坏重大、人命死亡事故时,可记明该车牌号、司机姓名、肇事情形,报请核办。”

        北平和平解放至上世纪50年代,控制交通流量的对象主要是兽力车和排子车,同时加大了对汽车行驶的管理。60年代曾把对交通流量的管理概括为:“时不够分路,路不够分时,时路都不够,断路一方。”80年代逐步实行从路口、路段交通的渠化,到分时、分路、分车种行驶的管理。发展到90年代,车辆行驶管理进一步向规范化、科学化发展。

        北京的停车管理,是伴随车辆的增加而逐步发展的。据《北京交通史话》载:清代中后期,前门、天桥和鼓楼一带商贾云集,戏园林立,于是出现了专门供人停放轿车的场地,时称“车场子”。上世纪初,人力车(俗称洋车)进入北京城,并成为代步的营运工具,此后逐渐被人力三轮车所代替。在一些繁华地段经常聚集着不少等客的三轮车,形成了专门停放三轮车的停车场。

        北京城内真正意义上的“停车场”,还是汽车在北京出现以后才有的。清朝末年,随着对外通商的日渐繁荣,北京街头开始出现汽车,进入民国时期以后,汽车数量有所增加。1913年前后京城的繁华街区有了停车场,俗称“汽车场子”。1914年,北洋政府京师警察厅公布了《管理汽车规则》。其中规定:“空车须在停车场停放,不得于冲衢及道口停列和盘旋”,“汽车至所住地点停止后,应择宽阔于交通无碍之地点停放”,“汽车停放街巷之时,司机人不得离车过远,以便照料”。

        1928年北平特别市政府公布了《北平市汽车管理规则》。其中对停车管理规定了“在繁盛地方或狭小道路上不准久停”;1935年公布了《北平市马路管理规则》,其中规定:“空车应停放指定之停车场,不准在冲衢要路停留。”

        1943年8月伪北京特别市公署警察局公布了《北京特别市汽车管理规则》,对车辆停放规定得较为具体。其中除规定“停车应靠近街道之边沿线三市寸”的条文外,还具体规定了在距离交叉路口和桥梁150市尺以内、消防机关和消防龙头9市尺以内、公共电汽车站60市尺以内不准停车。

        北平市政府在1946年10月公布的《北平市政府警察局陆上交通管理实施办法》中,对停车管理规定:“车辆均应在指定停车地点或警察临时指定之地点停放,不准在道路上兜揽乘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