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时新闻

躬耕心灵沃土

来源: 北京日报     2019年09月30日        版次: 19     作者:

    文脉悠悠,绵延不绝。文化是民族精神之光,也是城市灵魂所在。 俯瞰京城,文化遗产星罗棋布,在悠久历史的浸润下,四九城里一砖一瓦都有故事。而今,越开越多的二十四小时书店,高品质的各种文化活动为这座城市增添着源源不断的活力。 演出市场,门庭红火;影视创作,爆款频出;文艺精品,惊艳世界;文创产业,欣欣向荣……北京文化长卷,气象万千,彰显着首都北京作为全国文化中心的地位。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北京文化事业发展非一日之功,更非一人之功。置身其中的芸芸奋斗者,躬耕不辍,兴致勃勃编织着个人梦想,见证着文化事业蒸蒸日上。

    首都图书馆原馆长 倪晓建

    相伴首图,见证飞跃发展

    本报记者 李洋

    2016年年底,倪晓建从首都图书馆馆长的岗位上卸任,但是很快,他又上岗了,他的新身份是“志愿者”,传播图书馆办馆理念的志愿者,他认为图书馆不仅是市民的休闲之所,更应该成为终生学习的精神殿堂。

    从青年时代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系求学,到踏入社会后担任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系教师和系主任,再到后来担任首都图书馆馆长,倪晓建一辈子没离开图书馆,他也见证了首都图书馆事业乃至公共文化服务事业的飞跃性发展。

    首都图书馆今年已经106岁,但它真正迎来大发展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倪晓建最喜欢用这样一组数据对比:新中国成立后,首图的馆舍面积从近8000平方米变为3.7万平方米,用了45年时间;从3.7万平方米到10万平方米,用了11年时间;从10万平方米到17万平方米,用了8年时间。“首图在新中国成立后的飞跃式发展,正是首都图书馆事业大发展的最好证明。”倪晓建说。

    如今的首都图书馆,一天最多可以接待2.5万人次读者。但倪晓建刚来首都图书馆上任时,情况完全不同。那时,倪晓建和同事们一起在国子监的老馆舍办公。国子监是元明清三代的最高学府,其面积最大的建筑“辟雍”就被当作首图的阅览室,最多只能容纳百多位读者。“‘文革’结束后,排队办读者证的市民,一直排到雍和宫大街上。”倪晓建说,那时候一证难求、一席难求是常年存在的矛盾。每天清晨一开馆,排队的读者就要跑步奔入辟雍大殿,抢占一个坐席。

    2001年,首都图书馆新馆在东三环华威桥畔落成开放,当年各种借阅卡的办证量就达到国子监时的10倍。“读者从专门来读书,变为来这里享受文化休闲。”倪晓建为读者提供终生阅读服务的理念在这里得到施展。讲座、展览等丰富的文化活动长年不断线,少儿图书馆还直接取消小读者的年龄最低门槛,让低幼儿童也可以进馆体验。

    数字图书馆的开发和利用,是倪晓建在高校里就一直研究的方向,来到首图第二年,他就和同事们实践起来。彼时,馆内的数字资源还非常少,更无专题数据库,“大众文学等公有电子资源采用社会化手段建设,北京地方文献等特色资源要由图书馆自己来做。”他还记得,第一次和研究管理地方文献数十年的老馆员们聊起要把这些宝贝数字化的时候,有些人激动得几乎掉下泪来,“收了半个多世纪的宝贝,终于有了更好的方式可以广泛传播,为民所用。”

    2002年,极具特色的“北京记忆”大型数据库开始建设,历经5年,终于把有关北京人文历史的1200种文献图书、2000余幅照片、3300幅金石拓片、600种明清及民国时期地图、13万个版次的民国时期报纸、多个艺术门类145种音视频文献等电子化,在全网公开。从前,欧美汉学家如施舟人、史明正、韩书瑞等,为了寻得这些珍贵的文献,不得不跨越大半个地球来到首图,而如今,只要鼠标一点,就可以轻松满足需求。这个数据库也成为引领华语地方文献资料开发的标杆。

    如今,首都图书馆已经拥有96种112个中外文数据库,其中有20余种数据库可以满足读者在社区街道图书馆内的远程访问。

    在首都图书馆服务模式的带动下,十余年来,海淀、朝阳、通州、怀柔、延庆、密云、房山等区纷纷新建和改建了图书馆舍,以高品质的阅读空间服务读者。朝阳推出街头图书自助借还机,海淀图书馆北馆实现社会化管理运营,部分图书馆的电子资源可以直接接通进企业图书室提供服务……伴随北京市级、区级、街道乡镇级和社区行政村级的公共文化设施四级网络建设,全市四级图书馆/室中,还有250余家建立了“一卡通”服务网络,以通借通还服务大大方便了读者借书、还书的便捷性,读者在不知不觉中享受着阅读生活的日益便利。

    国家大剧院演出部高级主管 南昊

    驻守艺术殿堂,心中充满敬畏

    本报记者 韩轩

    “我现在开车走长安街,看到国家大剧院这座漂亮的建筑,心里就觉得充满敬畏。”说这话的是国家大剧院演出部高级主管南昊。自从2007年国家大剧院这座文化地标建筑落成开幕,他就在这里工作了。12年来,他策划千余场戏曲演出,为观众提供精神食粮的同时,也见证着北京演出市场的发展。

    2007年6月国家大剧院还没正式开幕时,24岁的南昊就成为其中一员,在演出部负责戏曲演出策划工作。“北京并不缺好的戏曲演出场所,长安大戏院一直很聚人气,2008年梅兰芳大剧院也开幕了。”南昊说,如何在北京演出市场树立国家大剧院戏曲演出品牌,是他和同事思考的问题。

    经过调研和摸索,国家大剧院找到了自己的方向:北京作为首都,作为全国文化中心,不应该只有一种戏曲艺术形式;大剧院作为国家级表演艺术中心,应该为全国各地的优秀地方戏曲提供展示平台,让北京观众不用出京就能领略全国的戏曲名家名剧。

    “在大剧院做演出策划,用吹毛求疵来形容一点不为过。”南昊说,他之所以对大剧院心怀敬畏,是因为它的地位与众不同。“这是代表国家形象的剧场,什么内容适合在这里演,什么剧目值得推荐给观众,都是要认真考虑的。”12年来,南昊策划的戏曲演出超过千场,每年上演的戏曲艺术周已成为知名品牌,黄梅戏、昆曲、越剧等数十种地方戏曲连续登台,观众和艺术家都记住了这块响亮的牌子。

    2009年,南昊策划了国家大剧院纪念杨宝森诞辰100周年系列演出,在京剧界引起轰动。今年,杨宝森诞辰110周年纪念活动上演,诸多大腕名角十年后再次同台。人气颇高的王珮瑜原本在外地拍戏,但在演出当天,她坐飞机赶来,在演出前三十分钟赶到大剧院,随后化装登台。等到整场演出结束,南昊发现后台已经没有王珮瑜的身影,打通她的电话,那头说:“我已经到机场,要飞回去了,你先忙着……”南昊当时感动极了,“艺术家认可的是大剧院对艺术家、艺术品质的尊重,我们的团队经过这么多年工作,和艺术家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南昊工作的这十几年,也是北京演出行业进一步发展和繁荣的十几年。数据显示,北京演出市场近几年来在演出场次、演出收入、观众人次等方面,均逐年上涨。身处演艺行业,南昊对这些变化有着更加感性的认识:“大剧院的歌、乐、舞、剧、戏等主打艺术门类,演出场次始终保持在一定规模,观众的可选择性越来越多元。”

    物以稀为贵,十年前,北京引进的很多外国剧目都会引发热议,但现在的观众对外国剧目和院团已经非常熟悉,国外院团来京演出更是司空见惯。除了引进演出,各个艺术院团自身的“造血”能力也在不断提高。仅以国家大剧院为例,截至2018年年底已推出歌剧、话剧、舞剧、京剧等各类艺术形式的自制剧目87部,其中原创剧目28部。

    北京观众群体的壮大与成熟也给南昊留下深刻印象,“大剧院刚建成那几年,有观众抱着看建筑的心态来参观,但现在,吸引观众走进剧场的是好的剧目、优质的演出项目。就拿戏曲演出来说,无论是小众的地方戏,还是先锋的表演形式,在北京都能被观众接受,京城观众不仅眼界宽了,接受度高了,审美鉴赏力也明显提高了。”

    蓝海集团总裁 诸葛虹云

    用国际化表达讲好中国故事

    本报记者 徐颢哲

    2000多个生动的中国故事、时长超过26万分钟、借助6000多家合作国际媒体、传播到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影响数以亿计的观众……这些看似不可能的数字,代表着巨大的传播影响力,令人惊异的是,仅仅由一家北京文化企业实现了。

    这家公司就是蓝海集团,掌门人是诸葛虹云。

    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诸葛虹云的这一想法始于上世纪90年代。那时还在美国工作的她,曾做过一次调查,了解当地观众对中国的认知程度,结果调查表上“你最熟悉的中国城市”一栏,有人填的是新加坡;“你知道的中国人”一栏,有人填的是成龙、有人填的是成吉思汗;而“你最熟悉的中国菜”一栏,有人干脆填了一种美国罐头食品的名称。这样的结果,令人尴尬,也坚定了诸葛虹云要向世界介绍真实中国的想法。

    2010年,蓝海集团创办了面向国际的蓝海电视英文频道,专门针对外国主流受众,播出中国内容。

    文化冲突和惯性偏见,是诸葛虹云和她的团队不得不面对的挑战。为了让观众接受蓝海的节目,她反复告诉自己,“我想做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观众希望了解什么,我们的节目对他们能有什么好处?”一支国际化的团队必不可少。在蓝海集团总部,有一面协同制作人展示墙,上面密密麻麻展示着与蓝海合作的国际制作人。

    诸葛虹云认为,文化传播历来都不是孤立的社会行为,而是多方合力。

    2014年7月开始试运行的蓝海云平台,可以说是“找到了一条路径、一种方式去投入规模化的运作”。作为平台模式的新型媒体形态,“蓝海云”可以说是媒体背后的媒体,它以视听图文内容的发行、传播、制作为核心,形成了一个国际传播的媒体生态圈。外国媒体若希望制作关于中国的电视节目,可以不必再派人员来到中国,而是通过“蓝海云”找到内容提供商或所需素材。蓝海电视台也可以在内容制作团队规模有限的情况下,靠“蓝海云”获得更多的节目内容。

    在诸葛虹云看来,讲好中国故事是目前中国对外传播的当务之急,“当一件事特别受重视时,一方面说明它被需要,另一方面则说明这件事情还没做好。”她认为,西方媒体看中国的视角和渠道是很难被改变的,但中国可以从讲好自己的故事做起,改变对外叙事的方式。

    其实,这些年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的文创企业越来越多:俏佳人传媒创办了24小时全英文传播中国文化的电视台“国际中国联播网”;北京华韵尚德国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五洲传播中心等文化企业一直致力于推动纪录片国际合作。它们摸索出了一条传播规律:好的内容一定是具备人类共同情感体验的,而不是区分中国人或者外国人。

    去年,诸葛虹云导演的纪录片《禅门七日》获得好莱坞洛杉矶电影节最佳纪录片奖。这部40分钟的纪录片,讲述了五名年轻人带着各自烦恼,希望通过参加禅修夏令营获得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智慧。她说:“在向世界讲述中国传统文化时,人们往往会限于讲概念、讲道理,我只想讲人的故事。”

    青年动画导演 饺子

    弃医投影视,我命由我不由天

    本报记者 袁云儿

    毕业于国内顶尖医科院校华西医科大学(现四川大学华西医学中心),父母都在医院工作。拿着医生这张职业保险单的他,并没有觉得踏实稳妥,内心反而一直燃烧着一团梦想之火。他,就是2019年现象级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的导演、青年电影工作者饺子。

    饺子从小就是中、美、日各种动画的忠实信徒,课本上也布满了他的涂鸦画作。临近大学毕业的2002年,那团梦想之火越烧越旺,终于让他“弃医从画”。

    这是一个四处碰壁的过程。当时,中国动画早已褪下《大闹天宫》《哪吒闹海》等民族风经典的光环,在外国动画的冲击下步履维艰,哪怕是科班出身的从业者,都很难靠动画养活自己。靠着大学时自己鼓捣三维动画软件的那点本事,饺子最后勉强去了一家小广告公司,其实这家公司自身也有点朝不保夕。

    2005年,饺子决定辞职回家,做一部动画短片证明自己。

    这期间他的生活跟“空间站的宇航员”一样,客厅、卧室、厕所三点一线。因为没收入,他和母亲的生活节俭到极点:衣服基本没买过新的;吃的以素食为主,经常去超市找特价;每月700多块钱的房贷就占了一半开支;家里连网线都没牵,为的是减少外界浮躁气息的干扰,可以专心创作。

    三年零八个月后,饺子的短片《打,打个大西瓜》终于问世。这部处女作以调侃的手法反思战争,上天入地的想象力、纯熟流畅的镜头感已经初露头角。影片上线后引来网友一片叫好,在国内外获奖无数。

    一举成名的饺子终于拥有了可以立足的代表作。2014年,机会来了。光线旗下彩条屋影业CEO易巧找到他,想跟他合作一部动画长片。

    得到大公司的垂青,绝非只靠饺子的才华或运气,这背后隐隐浮现出的,是中国动画正在重新崛起的新趋势。2015年夏天,一部《西游记之大圣归来》横空出世,以近10亿元总票房为动画片在中国电影市场“杀出一条血路”,越来越多的电影人意识到,动画不只是小孩子看的东西,它可以在影院拥有一席之地。很多影视公司开始布局动画,光线影业便是其中之一。

    有了资本和专业团队加持,饺子终于可以大展拳脚了。为了保证作品质量,从前期剧本到后期特效,每一个环节饺子都身兼数职,既创作又把关。因为预算有限,剧组请不起动作指导,他就亲自上阵比划招式,片中哪吒、申公豹的好些动作和神态,都是从饺子惟妙惟肖的现场表演中获得灵感设计出来的。

    因为工作量过于庞大,影片几乎找遍了全国各地的中小动画公司来做外包。该片片尾字幕出现了六十多家动画公司的名字,参与制作者足有一千六百多人,是目前国产动画中参与人数最多的电影,也是中国动画产业的一次集体发力。

    除了《哪吒之魔童降世》,近几年《白蛇:缘起》《风语咒》《大护法》《大鱼海棠》等一批植根于本土文化的作品,形成了一股中国动画电影新潮流,让观众看到了希望。网友们期待的“中国神话宇宙”,也正有许多动画公司正在紧张创作中,《姜子牙》《西游记之大圣闹天宫》《深海》《凤凰》《八仙过海》都将陆续问世。

    饺子刚开始入行时,国产动画还处于低谷;《西游记之大圣归来》等动画电影的成功,给了市场信心,也给他带来了创作机遇;而当他操刀下的哪吒刷新动画电影票房纪录时,观众终于开始相信:国产动画迎来复兴了。

    “我命由我不由天”,是《哪吒之魔童降世》传递的主题,也是饺子在追求梦想过程中一直秉持的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