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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们的心灵追求

        70年风雨兼程。人们在改造物质世界,创造物质财富,享受现代技术带来的舒适与便捷时,也在不断提升自己的素养,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提升自己的心灵追求。

        上世纪五十年代

        大家都上识字班

        关键词:扫除文盲

        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全国5.5亿人口中有4亿多都是文盲,文盲率高达80%。一场轰轰烈烈的扫除文盲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那时候,北京有很多识字班,有单位办的,有学校办的,也有文化馆办的。第六文化馆速成识字班学员中有个姑娘叫李瑞英,这姑娘长到10岁连10个铜子都数不过来,父母邻居都说她是个傻丫头。那会儿,李瑞英在班上学习一个字后,放学路上一直念叨着,到了家里还不忘接着学,晚上做梦,满脑子都是这个字。三个月后,她学会了2000个字,能读书、写信了,被评为学习模范。

        当年,识字班的大部分老师并非科班出身,很多人都是刚参加完扫盲转身就当起了老师,他们没有授课经验,都是通过教学参考中的提示完成教学任务的。那时候的识字课本也五花八门,有的是针对工人的,有的是针对农民的,还有的是专门教城市家庭妇女的。比如,《职工业余学校识字课本》中,写的是“水蒸气”“雾的成因”“空气和风”等介绍自然常识的内容。而《市民识字课本》中,则有教城市家庭妇女认日历、认钟表、买菜、算账、坐车等内容,甚至怎么看孩子的成绩表都有。

        最初,一些妇女进识字班学习被家庭“扯了后腿”。婆婆怕媳妇学习耽误了家里的活计;丈夫怕妻子参加学习影响对自己和孩子的照顾,甚至还有怕妻子学了文化会提出离婚的。

        为此,相关部门积极动员,做了大量思想工作,有些单位还组成了互助组,帮妇女照看孩子,以便让她们腾出时间来学习。经过思想教育,阻止妻子学习的丈夫们意识到自己的错误。门头镇一对夫妻订了互爱互助公约,丈夫承诺以后有时间会教妻子认字,帮助她学习。

        扫盲识字工作效果明显。1964年,我国在进行第二次人口普查的同时,也对国民的文化素质进行了一次全面的调查。结果显示:15岁以上人口的文盲率,已经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80%下降到了52%;1亿多人摘掉了文盲的帽子。1993年,北京在全国率先提前实现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

        上世纪六十年代

        青年人探讨生活的意义

        关键词:思想讨论

        “怎样生活才有意思,或者是怎样生活最美好,最理想?”1963年,北京的青年人在学习雷锋的过程中展开了一次思想讨论。为此,本报专门开辟了“青年人怎样生活才有意思”栏目,供青年们敞开心扉。

        工人于世忠写道:“我们这一代青年生活在美好的社会主义大家庭里,每一个青年正是朝气蓬勃、斗志昂扬、青春闪光的时候,大家都在从事社会主义建设,应该说都是美好的。可是,想到某些具体情况的时候,就觉得又有点抽象,真正的美好生活还得是物质生活的享受。离开了物质生活的美好,离开吃得好、穿得好、玩得愉快,又怎么谈得上生活过得有意思呢?”

        邮递员宋恩元认为:“人活着不能只是为了吃穿。一个人如果只是为了个人生活活着,依我看他就错了方向。对我们青年人最重要的还是革命事业。我们应该拿自己的吃穿跟广大劳动人民比比,更应该为广大劳动人民的吃穿打算。如果只顾追求自己生活享受,把革命事业放在次要地位,广大劳动人民什么时候才能过上好日子呢?”

        读者阿廖认为:最有意义的生活是努力劳动,在这个基础上,积极地讲究个人生活享受。简言之,创造与享受两者不能偏废。否则,生活就缺乏意义,缺乏吸引力。

        思想讨论从1963年8月持续到12月,共刊发了17期稿件。据统计,参与讨论的青年来自各行各业,包括工人、农民、售票员、邮递员等,约有3000多人,大家各抒己见,踊跃表达自己的想法。

        1964年3月,本报连续发表了两篇社论回答这个问题,告诉青年人最有意思的生活是为革命理想而艰苦奋斗,也就是“紧张地劳动,刻苦地学习,欢乐地生活,既有革命的激情,又有高尚的乐趣”,号召青年人永远不要丢掉革命传统。

        上世纪八十年代

        “夜大”掀起学习热

        关键词:奋发学习

        当历史的车轮进入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时代赋予北京这座城市新的特色:为实现“四化”这个宏伟目标而奋斗的人们,正在争分夺秒地紧张学习。人们的学习热情汇成一股强大的热流,为北京这座文化古城增添了勃勃生机。

        但当时我国高等教育资源不够丰富,上大学好比“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十分困难。与此同时,改革开放刚刚起步,祖国建设需要大量人才,单靠全日制高等学校培养出来的大学生远远不能满足需求。于是,在1980年,国务院批转教育部的报告,要求各地大力发展高等学校函授教育和夜大学。

        “红旗夜大”是北京第一所区办业余大学。改革开放以后,这所夜大学点燃了人们求知的欲望。本报1980年7月7日1版刊发的通讯《珍惜业余时间的人们》曾这样描述:6月20日傍晚,刚刚下班的宣武区房管局青年工人张维华,立即换下汗水渍渍的工作服,背上书包,匆匆地走出了工地。路上,他吃下两根油条一个火烧,算是对付了晚饭。傍晚六点半的时候,他已经坐在红旗夜大的课堂上专心致志地听课了。像小张这样的本科生,在红旗夜大共有605人,逢到每周的听课日,他们大都像小张一样,从四面八方赶来,开始他们火热的学习生活。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也应运而生。1981年6月7日,本市高等教育自学考试首次开考,第一门是哲学。当天,有近3000名考生参加考试。他们当中,有工人、农民、解放军干部、机关干部、科技人员、中小学教师和待业青年。从年龄来看,大多数是年轻人,最小的十七八岁,最大的考生是一位74岁的退休女教师。

        因为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不受年龄、学历、身体条件限制,不设入学考试,宽进严出,考生自己选专业,自己安排学习和考试,不但满足了没有机会进入高校学习的青年们的学习愿望,更给那些不能脱产学习的工作骨干带来了极大方便,所以,报名参加考试的人越来越多,到1995年时,北京每25名成年人中就有1人参加自学考试。

        上世纪九十年代至今

        北京志愿者名扬天下

        关键词:志愿服务

        1989年8月16日,本市第一个志愿服务组织——拥有341名会员的“天桥街道邻里互助协会”诞生。居民通过互相帮助,不仅解决了各自的困难,而且增加了交往。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举行的国际赛事、国际会议和国内大型文体活动日益增多,北京青年志愿者的身影最早也是出现在这些大型活动上。1990年,北京举办了第十一届亚运会。当年亚运会群工部做过这样一个统计:在首都16万大学生中,有12万人次直接参加了为亚运会义务服务的工作。那年的暑假里,有近两万名大学生在亚运村、各体育场馆、涉外宾馆以及飞机场、火车站忙碌着。亚运会开始后,有3000余名学外语的学生做了接待、翻译、导游等工作;1000余名学理工的学生担任了亚运会电子服务中心的计算机操作员和技术员;300余名体育院校的学生接受培训后上赛场做了裁判;100多位新闻广播专业的学生加入了赛场电视转播行列……另外,还有700多名职高学生在运动员公寓从事服务工作。

        此后,高校、社区等成立了多个志愿者组织,志愿服务在全市蓬勃兴起。2008年,北京举办奥运会,10万赛会志愿者、40万城市志愿者、100万社会志愿者,还有20万拉拉队志愿者……这个庞大的团队踏着奥运的节拍,参与奥运、服务奥运、奉献奥运。那个夏天,志愿者的微笑成为北京这座城市最好的名片。

        如今,全市志愿服务网络不断完善,志愿服务已成常态,志愿者的身影随处可见。在北京的很多家庭,小到几岁的孩童,大到80岁的老人,都是北京志愿者中的一员,他们和来自各行各业的志愿者一道,活跃在大小社区、公交车站等,用自己的专业知识点亮了我们的生活。截至2019年6月,本市实名注册志愿者突破434.6万人,涉及赛会服务、应急救援、城市运行、文化教育、关爱服务、社区服务、绿色环保、医疗卫生等24个服务领域。

        结束语

        见证历史,不忘初心。新中国成立70年来,古老的北京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的物质生活从贫穷走向富裕,文化娱乐从匮乏走向丰富,精神追求不断提升。我们从中明白了一个道理:怀揣梦想,艰苦奋斗,就能过上想要的生活。未来可期。让我们心存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努力奋斗,继续开创新的幸福吧!

        文字/编辑:袁京 汪丹 王鸿良 张军 贾晓燕历史资料:京报集团图文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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