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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开国大典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9月27日,会议一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定于北平,即日起改北平为北京。

        当天晚上,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经电台播出,北京城鞭炮齐鸣,热烈庆贺。

        首都初诞,大国新生,最隆重的庆贺当然还是1949年10月1日的开国大典。

        “阅兵地点以天安门前为好”

        早在1949年7月底,中共中央就确定,新中国成立之日要举行一个盛大的典礼。为此,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主任,彭真、聂荣臻、林伯渠、李维汉等人为副主任的开国大典筹备委员会。

        筹委会成立后,很快拿出了典礼初步方案,方案内容主要有三项:一是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二是举行中国人民解放军阅兵式;三是举行人民群众游行活动。三项内容里,阅兵式怎样举行,尤其是在什么地方举行,成了最让筹委会费脑筋的问题。

        开国大典筹委会成立不久,就设立了阅兵指挥机构。当时的阅兵副总指挥杨成武(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兵团司令员)和唐延杰(时任华北军区参谋长)主持起草阅兵典礼方案。方案拟制出来后,阅兵总指挥聂荣臻和副总指挥杨成武亲自向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汇报。受阅部队的选调、编组,阅兵程序、阅兵礼乐及受阅前的训练等事宜,都在这次汇报中敲定,唯独阅兵地点没有定下来。

        8月15日,华北军区司令部拟定了两套阅兵方案,分别选了天安门广场和西苑机场作为阅兵地点。两套方案各有利弊:

        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最大的优势是可以利用天安门城楼作为现成的阅兵台。此外,天安门地处市中心,领袖、军队、群众结合很好,场面雄壮热烈,庆祝意义及影响大;周围的道路四通八达,部队便于集中,阅兵后部队由东向西,继可向南向西迅速离开市区。弊端也很明显,那时的长安街没有如今这么宽阔,不能按照正规阅兵进行分列式,只能横排通过步兵八路纵队,骑兵三路纵队和装甲部队两路纵队,而且,阅兵当天,附近的交通需要阻断4小时。

        西苑机场恰恰相反,距市区远,跑道宽敞,四周开阔,1949年3月毛泽东进驻北平后举行的第一次阅兵就在这里。有过一次阅兵经验,且受地形限制较小可进行正规检阅及分列式,这是得天独厚的优势。不过,不影响市内交通,却增加了数十万群众从市区到典礼现场往返的难度,部队集中过来路程也远。除此之外,西苑机场还有个最大的缺陷——没有阅兵台。据档案记载,10月1日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的人员共622人,如果在西苑机场临时搭建足以容纳600多人、且与天安门城楼同样气势恢弘的看台,显然时间来不及,花费也过大。

        正因如此,经过反复研究、论证,8月17日,华北军区还是把两套方案同时送到了周恩来的办公室。17天后的9月2日深夜,反复权衡比较后的周恩来下定决心,提笔写下了这样的意见:阅兵地点以天安门前为好。意见传到刘少奇手上,他在自己的名字上画了一个圆圈。毛泽东和朱德没有在这份意见上画圈,他们听取了周恩来的口头介绍后,便一致同意了他的意见。

        自来水管焊接成国旗杆

        阅兵地点确定后,北平市政府动员全市人民的新一轮大清理工作开始了。其实,早在北平和平解放后,全市就展开了红红火火的全民大清扫运动,毕竟,刚从国民党手中接管过来的北平垃圾遍地,着实有损古都的形象,也不利于百姓的健康。

        新一轮的大清理工作重心是天安门广场,具体工作由市建设局承担。市建设局接受任务后,确定了这样一个天安门广场修整方案:

        (一)开辟一个能容纳16万人的大广场,清除广场地区多年遗留的渣土和障碍物,平整碾压54000平方米的广场;

        (二)修缮天安门城楼作为主席台,清除城楼顶上杂草,粉刷城楼和广场四周红墙;

        (三)修建升国旗的设施;

        (四)修补天安门前、东西三座门之间的沥青石渣路面1626平方米;

        (五)美化环境,种树、种草等绿化工程。

        以上全部整修工程必须于9月底前全部竣工。工期紧,任务重,工程实施起来并不容易,但全市人民凭借争先恐后的义务劳动,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完成了第一项工作。

        9月10日,全市多所大学、中学的共青团员、青年学生以及广场周围的干部群众等6000多人,用锄头、铁锹除草铲土,用双手搬开阻碍交通的石块,填平路面上的坑坑洼洼,天安门广场迅速变了模样。

        紧接着,市建设局的500多名技术干部、工人,带着施工机械来到了广场。他们分头行动,加班加点推进每一项工作:清理城楼琉璃瓦上的蒿草和灰土,修补剥落的墙面和地面,整修破败的门窗和廊柱,修葺金水桥,对金水河进行清淤,再注入清水,种植花草树木……

        其中,建设局技术负责人林治远负责的国旗旗杆设计和安装,可谓是重点任务。

        国旗是一个国家的象征,新中国第一面国旗的升起,更是不容半点疏忽。按照整体设计要求,位于天安门城楼与正阳门之间中轴线上的旗杆高度应与城楼同等高。林治远经过实地测量,得出的数据为35米高。如果以今天中国的工业制造水平为基础,制作一根35米高的旗杆简直易如反掌,然而,当年的林治远面对的是一个刚刚解放、百废待兴的北平城,别说制造旗杆,就连找到合适的原材料都绝非易事。

        林治远四处奔波打听,终于得知市自来水公司有一些水管可以代用。他立刻奔赴自来水公司,选用了4根直径不同的自来水管,按照粗细一节一节地套起来焊接。没想到,焊完之后连同旗杆底座的总高度也只有22.5米,距离35米的高度还差不少。这可把林治远急坏了,原来,当年的北平工业技术有限,同样粗细的管子是无法焊接的,只能把不同直径的管子焊接在一起,偏偏自来水公司只有四种直径的水管,再多一根不同直径的都找不到了。无奈,林治远只好把情况汇报给天安门国庆工程指挥部,指挥部听了汇报,当场研究,又征求了各方意见,才确定国旗旗杆按22.5米的高度设计。

        就这样,4根无缝钢管套接后焊接而成的新中国第一根旗杆竖立在了天安门广场上,直到1991年,这根旗杆被总长32.6米的新旗杆替代。

        “日本八路”设计城楼宫灯

        几乎与北平市建设局接到整修天安门广场的任务同时,时任华北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的张致祥担起了另一项重任——布置天安门城楼。

        作为主席台和阅兵台的天安门城楼,绝对是开国大典时全国人民乃至世界各国瞩目的焦点,布置和装饰天安门城楼,自然成了各项筹备工作的重中之重。

        接到开国大典筹委会下达的“作战令”时,距离10月1日仅剩下20多天,张致祥立刻马不停蹄地奔向天安门城楼查看情形。尽管有心理准备,但天安门城楼的破败还是让他吃了一惊:墙皮翻卷,砖瓦剥蚀,墙头长着随风摇摆的野草,地上铺着厚厚的鸽粪“地毯”,几个又小又破的六角宫灯已经脏得看不出颜色……看起来,布置城楼可真不是个小工程,张致祥来不及叹气,开始调兵遣将。

        他找到了华北军区政治部文工团舞美队队长苏凡,也就是2009年著名导演叶大鹰执导的电影《天安门》中舞美队长田震英的原型。这部电影讲述了舞美队为迎接开国大典布置装修天安门城楼的故事,电影里有一个来自日本的革命战士小野,自始至终与舞美队战士一起参与城楼的设计和布置。这个情节并非虚构,实际上,参与设计布置城楼的有两个日本籍革命军人——一个是40岁上下的小野泽,一个是30岁出头的森茂。

        小野泽和森茂原来都是日本美术专科学校的毕业生,也是抗战时期在华日人反战同盟的战士,他们在八路军队伍里发挥专长,走到哪里就画到哪里,用画笔积极从事反法西斯的正义事业。尤其是小野泽,曾在抗敌剧社(对外称“张家口人民剧院”)工作多年,相继为《战斗里成长》、《戎冠秀》、《白毛女》等戏剧画过场景,美术“实战”经验可谓丰富。因此,苏凡将布置城楼装饰的设计任务,交给了这两个科班出身的日籍美术家。

        两位美术家夜以继日地工作,他们汲取中国民间过节时张灯结彩的传统习俗,确定了在天安门城楼10根红廊柱中间悬挂8盏红色宫灯的设计基点,很快就拿出了20幅各式各样的设计草图。草图送到周恩来的办公室,周恩来选定了“八面红旗、两条标语、毛主席像挂正中、楼上八个大红灯笼、金水桥上布满鲜花”的方案,并亲自对设计图进行修改,抹去了在金水桥栏杆上扎满彩球的设计,他对张致祥说:“把城楼突出表现出来就行了,其他地方不要搞得太花哨。大会会场的设计,一定要保持一种既喜庆欢乐又严肃庄重的气氛。”

        方案确定后,舞美队迅速分头忙活了起来,绘制毛主席画像、书写巨型标语、制作红旗……其中最难的,要数8盏红色宫灯的制作。

        舞美队长苏凡原打算购买灯笼,没想到跑遍了北平城,也没找到那么大的宫灯。距离开国大典的日子越来越近,苏凡着急得直上火,还是小野泽问了一句,北平城过去不经常制作宫灯吗?能不能找一个扎灯艺人来?一句话提醒了苏凡,他急奔故宫,检索了清宫档案,终于在史料中发现了一位扎灯老艺人。按档案记载推算,此人应该七十出头。张致祥和苏凡果真找到了这位老艺人尹师傅,尹师傅也是头一次见到如此大胆豪放的设计图,到天安门城楼上转了几圈,提出:“这么大的宫灯,我这辈子甭说做过,就见也没见过。让我做可以,得带上两个徒弟在城楼上做,否则做成了也抬不上去。”

        就这样,老艺人和他的两个徒弟住在了天安门城楼上。苏凡买来了绿竹、红布、黑钉、黄穗等材料,舞美队队员都上天安门城楼帮忙,老艺人带着徒弟以及木工做宫灯的圆托,两位日本画家负责画宫灯的云头和制作流苏。连续几天几夜,他们都没有离开城楼。9月30日,8盏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大红宫灯终于制作成功。每盏宫灯高2.23米,周长8.05米,直径2.25米,重达80公斤,十几名战士几经周折,才把宫灯安全悬挂在设计指定的位置上。

        10月1日下午3时整, 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宣布新中国成立大典开始。接着,毛泽东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这洪亮的宣告声久久回荡在天安门上空,礼炮齐鸣中,一个焕然一新、宏伟壮观的天安门城楼和广场,与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一起,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华丽亮相。

  • 1949年大事记

        7月7日

        北平各界20万人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纪念“七七”抗日战争12周年大会,并庆祝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成立。毛泽东、朱德等亲临大会。

        8月29日

        市建设局召集有关部门座谈扩建天安门广场问题,计划第一期工程9月开工。

        8月9日

        北平市第一届各界代表会议召开。

        9月21日-30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选举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决定了国旗、国歌;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宣言;决定定都北平,自27日起改北平为北京。北京从此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

        9月30日

        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毛泽东宣读碑文并执锹铲土。

        10月1日

        首都30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开国大典,进行了阅兵式和群众游行。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宣读了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亲手升起了第一面国旗。

  • 木架子撑起临时观礼台

        今天的天安门城楼两侧,人们看到的红色观礼台,是1954年才改建的砖混结构观礼台。开国大典时,由于时间紧张,来不及建设永久性建筑,北平市的能工巧匠们便在天安门两侧的外金水河前,先用搭大棚的杉树原木、竹竿、麻绳、铁丝等搭起了架子,再在架子上铺木板,这才建成了供中外宾客登临的临时性观礼台。

        临时的木架子连油漆都没有,直接是原木原色,牢固度却毫不含糊。亲身参与大典筹备工作、时任开国大典警卫部队副指挥的骆骥曾回忆,9月30日深夜,周恩来亲自来到天安门,当看到新搭起的两座观礼台时,就问陪同他检查的总指挥吕展和副指挥骆骥:“这两座观礼台搭好后,经过试验了吗?如果人员上满了稳不稳?牢固不牢固?”吕展回答:“保证牢固!”骆骥在一旁补充说:“搭好后警卫师(公安中央纵队二师)古远兴参谋长拉来一个营,登上每个观礼台,做上下跳动十分钟的试验,很牢固。”

  • 新中国第一支礼炮队

        鸣放礼炮是庆祝大典的重要程序之一,为此,阅兵指挥部决定由华北军区特种兵部队组建一支礼炮队。

        1949年7月中旬,时任华北军区特种兵司令部作战科长的许欣之,接到了特种兵部队司令员高存信下达的组建礼炮队的任务。由于报名的炮兵太多,许欣之等人制定了严格标准,反复筛选,最终选出了160多名炮手。礼炮选用的是缴获日军的山炮,共108门,分为两组,每组54门。

        鸣放礼炮看似简单,但实际要求却极高。按照规定,54门礼炮一齐鸣放,必须在2分05秒的时间内与奏国歌、升国旗同时完成,并且,54门礼炮要同时齐发28响,每一响的间隔时间仅仅4秒多。为了达到这一要求,做到万无一失,集中在北京先农坛体育场训练的礼炮队官兵们,每天都要训练整整8个小时。在北京最热的季节,炮手们每天都坐在炮车上,3秒钟完成单炮装填、发射、退弹壳3个动作,一次又一次地重复训练,不少人手磨破了,胳膊练肿了,手套不知道磨烂了多少双。

        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召开,许欣之和他的礼炮队初试牛刀。晚上7点,随着许欣之手中令旗的挥舞,礼炮队用9门炮打出节奏整齐的54响。第一次上阵就打了个漂亮仗,礼炮队受到了上级的表扬。

        10月1日,当五星红旗第一次在天安门上空升起,乐队高奏国歌时,开国大典的礼炮声响了。54门礼炮一齐鸣放,代表当时参加新政协的54个单位和方面的人士;礼炮鸣放28响,代表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而英勇奋斗的28年。

        本版文字 杨丽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