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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捕猎“隐私盗窃者”

        本报记者 高健

        “我们是英语培训的……”

        “我是汽车经销商……”

        相信大家都有过类似经历——刚在网上搜索完相关信息,推销电话就追着打来了。

        “我的电话号码是谁卖出去的,还卖得这么快、这么精准?”许多人不仅被这个疑问困扰,更产生了自己更多信息已经泄露的恐惧。

        没有人能制止这猖獗的隐私盗窃吗?

        有人!

        许丹就是这样的人。他是海淀检察院第二检察部检察官,侦办科技犯罪团队的负责人。利用科技手段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分子,就是他的“对手”之一。

        这个“对手”最强大的时候,要说是2017年,那年,“两高”还专门出台相关司法解释,加大打击力度。也是在这一年,许丹和一个遍布全国13个省和自治区的团伙展开了较量。

        “当时没人能想到是这么严重的案件。”许丹回忆,最初是一名“海淀网友”向公安机关举报,有“钓鱼网站”抓取浏览者信息。因为涉及高科技犯罪,公安机关邀请检察院提前介入,共同开展侦查。

        检警共同对网站进行溯源研究,这一查不得了。原来,这个网站仅仅是整个犯罪过程中最低级的一个环节:网站只是植入了代码,可以抓取浏览用户的手机信息。更大的数据库还在别处……

        数据库在哪?有几层?

        为什么网站可以抓取到浏览者的手机信息?

        代码是谁编写的?

        如果只是抓取一个手机号码,算不算公民个人信息?

        ……

        一个又一个的问题,困扰着许丹。如果不能厘清思绪,这起案件将变成糊涂案。

        首先,要解决最根本问题——手机号码的定性,一个手机号码是否能认定为个人信息?这也是此案能否定罪的基础。

        许丹向司法解释起草人询问立法的本意,和大学教授探讨手机号码的特性……经过一番思考、求证,许丹得出结论:手机号码结合网络轨迹,可以比较容易推导出特定个人,而法律就是为了保护公民信息的安全才存在的——此案可办!

        这一定性不仅为个案侦办划定了方向,更为今后同类犯罪侦办树立起标准。

        由于该案重大,还被最高检、公安部共同列为了督办案件。

        经过技术侦查,一个又一个疑问相继解开。

        首先,不法分子利用运营商漏洞,非法获取了用户的手机号;然后,再开发出访客手机号记录工具,即代码;代码转卖后,被植入各种各样的网站;最后,用户手机号等信息被疯狂转卖。

        “手机号码好比是一个人;黑客编写的代码就像是一个监视器;浏览的网站如同各个场所。监视器可以完整记录下这个人到过什么场所,监视器经过转卖,手机持有人的网上行踪就被更多人掌握。”许丹用比喻,更形象地说明了整个犯罪流程。

        经过网络追踪,这个团伙分布在全国13个省和自治区,完全依靠网络联系,天然地形成了“金字塔”式分销结构:一级为代码编写者,掌握着代码技术和最大的数据库;二级是代码推销员,为一级向下层兜售代码,从中赚取差价,一级卖给他们的信息一条几分钱到3毛钱,他们则以4毛钱以上价格销售,最多可以卖到一条8毛钱;三级是各类网站经营者,他们对用户信息有着强烈的需求,购买代码后,植入公司网页,当用户点击网页时,他们就可以在后台账户上看到用户的手机号、手机型号、搜索的关键词等信息,然后再雇佣客服进行电话营销。

        厘清案件全部链条后,就是根据网络线索抓人。经公安部统一部署,在三天内,就把这个遍布全国的松散团伙一网打尽。

        作为一级的“神秘人”也揭开面纱:梁某,安徽人,只有初中文化,无业。

        检方共对42人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提起公诉,涉及公民个人信息达120余万条。最终,全部公诉意见均获得了法院的判决支持,梁某也被判刑4年半。

        此案办结后一段时间,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以及次生的电信诈骗等犯罪,都陷入了低潮。但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还是变着花样卷土重来。有时,甚至是单位有组织、有计划的犯罪。

        海淀区一家大数据公司,专门为汽车经销商提供客户画像服务,为了寻找潜在客户群体,这家公司也动起了歪脑筋。窃取某知名出行平台客户信息。

        出行平台发现异常后报警,但由于服务器托管商通风报信,致使大数据公司提前删除了全部电子数据。

        对于许丹来说,这起案件是天生的“瘸腿案”——没有证据。

        突破口供,几乎是惟一的办法。但销毁了证据,谁又会主动交代呢?

        许丹和受害公司的技术人员深入交流,弄懂了作案手法。

        原来,大数据公司利用token(在计算机身份认证中是令牌的意思)漏洞,通过伪造客户,调取出了平台上真实客户的相关信息。

        许丹又打了一个比方:比如真实用户A利用平台出行,其相关记录就会保留在该平台,一般只有本人才能查询自己的出行记录等信息;大数据公司则虚拟了一个A,进而从平台信息库里调出了A的出行信息。

        如此高科技的手段,许丹首先想到的是大数据公司的程序员,没有他们的技术支持,公司是不可能实现信息窃取的。

        依据这条思路,许丹找到了公司首席程序员。

        一开始,程序员还想用各种专业术语难为许丹,但不曾想,许丹早已摸清犯罪手段,并牢记住相关专业名词。一轮交锋下来,程序员便宣告败北,吐露真实案情。

        很快,就像多米诺骨牌,一个又一个公司高层承认同意或参与了此次犯罪,但他们都提出,犯罪的目的并不是贩卖信息获利,只是想充实大数据,更好地为企业服务。

        许丹并没有把案件“一抓抓死”,只是把7名直接责任人和负责人送上了被告人席,且适用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最终,7名被告人受到了应有的处罚,而涉案大数据公司重新走上正轨,继续经营。

        工作15年,上千件案件的磨砺,培养出许丹敏锐的证据嗅觉,这也是他和高智商犯罪“斗法”的资本。也许,高科技犯罪会越来越“聪明”,但犯罪终会留痕,痕迹就是弱点,抓住弱点,便能一击制胜。

  • 垃圾袋跟我走

        本报记者 王天淇

        “要把厨余垃圾单分出来,其实一点儿不麻烦,我的办法是:垃圾袋跟我走,走哪儿带哪儿,反而省事儿!”听见封云英自己总结出来的垃圾分类小窍门,周围的街坊四邻都会心地笑了。

        封云英是名垃圾分类指导员,就住在忠实里社区1号楼,每天早上7点到9点,晚上7点到8点,她穿上绿色的志愿者马甲,准时来到楼下的垃圾桶旁站岗。

        “厨余垃圾投绿桶,垃圾袋、其他垃圾投黑桶!”

        “给您添点儿小麻烦,社会没有大麻烦!”

        ……

        每当有人来扔垃圾,封云英总要大声叮嘱几句,提醒居民自觉参与垃圾分类。

        70多岁的韩大爷提着垃圾袋走出楼道,还没等来到垃圾桶跟前,封云英已经先踩下了绿色垃圾桶的脚踏板,笑眯眯地说:“来,我先给您把桶打开。”

        只见韩大爷把手上的垃圾袋口朝下,捏住袋子的底端,把袋子里的垃圾一股脑儿倒进垃圾桶里,又使劲抖了抖,这才把垃圾袋和另外一个小袋子一起扔进旁边的灰色垃圾桶里,“那里头有两根玉米核,不能扔在绿桶里,对吧?”韩大爷扔完垃圾,问了封云英一句。

        “没错儿,玉米核虽然是吃剩下的,可不属于厨余垃圾,得跟其他垃圾扔一块儿。”封云英嘴上应着,手上也没闲着,快速拿起垃圾桶旁的长杆儿木夹子在桶里翻了翻,确定垃圾扔得没问题,她向韩大爷伸出大拇指,“大爷我必须得给您点个赞,分得太清楚了,咱以后还得这么分啊!”

        别看现在社区居民垃圾分得都挺清楚,刚开始推行垃圾分类时,封云英可没少费心思!

        封云英说,刚当上垃圾分类指导员那会儿,她向楼里的街坊四邻们普及宣传垃圾分类知识,可大家听的人多,真正做到的人少,“归根结底,还是怕麻烦。”

        为了提高大家参与垃圾分类的积极性,封云英自己制作了两张表,记录忠实里社区1号楼每户居民的垃圾分类参与情况,一张表记谁家参与了分类,另外一张表记怎么分的类、分得好不好。谁家扔出来的垃圾里如果有废旧书本、报纸、纸箱、易拉罐等可回收物,她手把手的教大家分出来,整理好,通过资源回收换成纸巾、香皂、洗涤灵、小毛巾等日用品,再根据表格里记录的信息,是哪家的垃圾就给哪家送去,“大家看见我把换回来的东西送到家里来,都特别高兴,慢慢儿地,参与垃圾分类的人也就越来越多了。”封云英说。后来,她和社区协商,干脆就在楼下的垃圾桶旁单辟出一块地方,专门用来帮居民存放可回收物,“这样一来,居民不用非在家里攒够了才把垃圾拿出来,省地儿也方便。”

        忠实里社区1号楼楼下常设的垃圾桶是绿色厨余垃圾桶和灰色其他垃圾桶,要求厨余垃圾要“裸投”。所谓“裸投”,就是只有垃圾进桶,垃圾袋要单独扔进其他垃圾桶里,这可让不少居民犯了难。

        “汤汤水水的你还要求我裸投,手全弄脏了。”

        听见街坊四邻们抱怨,同是垃圾分类志愿者的曹大妈主动每天从自家打盆水,带着毛巾摆在垃圾桶旁,“扔完垃圾就能洗个手,这不就不怕手脏了吗。”听见曹大妈的主意,封云英拍手称赞,也从自家贡献出了香皂、脸盆、毛巾,每天和曹大妈一起打水供居民洗手用。

        这样坚持了没几天,封云英还是发现有人把垃圾袋一起扔进绿色桶里,上前询问,对方也挺为难,“不是不愿意配合您垃圾分类,实在是太容易把手弄脏了,您看您那水,没俩人洗完就脏了,别人还怎么用?”

        居民说的也有道理。封云英想了想,给对方提出了一个新的方案,“那我给您准备湿纸巾行吗?有了湿纸巾,咱们以后可就得把垃圾袋单扔出来了。”对方见封云英这么坚持,只好笑着点头答应。从此,用来给居民洗手的水盆边上又多了一袋湿纸巾。

        渐渐地,参与垃圾分类的居民越来越多,大家有时会和封云英探讨一些垃圾分类的小窍门,听见不少人都说“给厨余垃圾分类太麻烦,吃个水果还得跑到厨房去”,封云英乐了,“我都是预备一个小垃圾袋随身带着,要在卧室吃个苹果我就带到卧室,去客厅就带到客厅,等要扔出门的时候再和厨余垃圾一起扔出去,您试试,其实一点儿不麻烦!”封云英给居民出主意。

        “垃圾分类,改变的是我们的习惯。养成新习惯,就要不怕麻烦!”封云英期待着,用自己的行动影响和带动身边更多的人,一起养成垃圾分类的好习惯!

  • 微笑快递

        本报记者 王琪鹏

        做公益,快递小哥程昂是认真的。

        程昂负责圆通速递甜水园地区的取件派件,这里的每一条路,路上的每一道坎儿,他都烂熟于心。所以,他总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到客户那里取件。每次上门取件的时候,程昂脸上都挂着灿烂的笑容,大家都叫他“微笑快递哥”。

        但是,“微笑快递哥”也有烦恼。在工作中,他注意到一些寄出去的爱心物资总是被原路退回。通过打听他得知,许多爱心人士是通过网络搜索的公益组织地址,但有些公益组织地址变更后没有及时更新,导致“爱心”被退回。

        为了爱心不被辜负,程昂开始主动留意民间公益组织的信息。有一段时间,他拨打了几百个电话,了解公益组织的情况。甚至有一次,他辗转坐了十几个小时的车,前往内蒙古通辽地区,实地走访一家公益组织的信息是否真实。在详细了解对方的捐赠流程和志愿者的情况后,他才放心地回到北京。

        “北京地区的爱心衣物免费上门收取。”从内蒙古回来后,程昂经常在朋友圈里发布免费快递爱心物资的信息。快递是一个和人打交道的工作,相处得久了,大家都愿意把自己的一份爱心托付给他。

        2018年深秋,家住十里堡北区的一位老师,得知程昂免费寄递爱心衣物,便在家长群里发出了捐赠倡议。那一次,程昂拉了整整一个三轮车的衣物,足足三百多公斤。他说,大家的爱心让他深受感动,他一定会尽自己所能,传递好这份爱心。

        一年隆冬,家住北五环外的一位女士联系到他,说有几包衣服要寄给贫困山区的孩子。那天,北风呼啸,程昂骑着快递三轮车来回四个小时,四块电池的电量全部耗尽,才将三大包衣物取回。到家时,程昂的手脚冻得几乎没了知觉,心里却暖融融的。“看着洗得干干净净的三大包衣服,想着贫困山区的孩子可以不用挨冻,我这点辛苦完全不算什么。”

        几年来,究竟免费寄过多少爱心衣物,程昂已经记不清了。他粗略估算,平均每个月至少要寄两次衣物,每次几十公斤到上百公斤不等。只要有人找到他,无论多远,他都会尽量上门去取。

        程昂免费快递的爱心物品,接连不断地寄达四川凉山、贵州罗甸以及内蒙古通辽等地的贫困地区,为那里的孩子带去千里之外的爱心和温暖。公益组织也不定期地向他公布捐赠情况,并给他回复短信,感谢来自北京的“爱心包裹”。

        今年4月,中国快递协会授予程昂“快递小蜜蜂”的荣誉。他说,他要感谢自己的家人,因为有了家人的支持,他可以更放心地尽力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 北京榜样每周人物榜

        ★张树花(通州区于家务回族乡崔各庄村村民)

        女,1952年7月出生。村里动员拆违,她不给村里拖后腿,主动拆除了240平方米的违建。

        ★晏唯(北京市监狱(戒毒)管理局清河分局医院传染科民警)

        女,1989年2月出生。她迎难而上主动承担女犯的医疗工作,伸出双手“医病疗心”,让她们以健康的身心回归社会。

        ★赵琳(平谷区熊儿寨乡魏家湾村民)

        女,1975年4月出生。前夫车祸身亡后她担起生活重任,再婚后她照顾前公婆不离不弃。

        ★冯秀玲(原丰台区肢残人协会副主席)

        女,1958年8月出生。患小儿麻痹症的她组建文体队伍,创办英语班手语班,展示新时代残疾人的风采。

        推荐榜样人物请登录北京榜样官方网站,或关注“北京榜样”微信公众号。

  • 看展

        本报记者 王琪鹏

        至少十几年,家人都认为余静文“不务正业”。也是,一个学计算机的小姑娘,不知着了什么魔,成天往博物馆跑。而且,一泡就是一天。

        “你到底去看什么了?”家人不解地问。

        家人的疑惑,直到2015年才逐渐解开。余静文创办了一个名叫“老物件儿”的微信公众号,发的全都是博物馆的展览。介绍之细致,写作之专业,让家人大吃一惊。

        在一次年夜饭上,大家聊起了历史话题。突然舅舅岔开话题:“历史你问静文呀,咱们这一圈里没有比她更懂得了。”

        静文也说不上自己为什么喜欢博物馆。但有一点她也承认,她去看展,用的时间的确比一般人要长。她每次去博物馆,至少都要看上六个小时。

        静文和老公是互联网公司的同事。“老物件儿”的小程序得以出生,是因为“老公刚好是一个程序员”。静文觉得小程序好用,一方面可以把展览中拍摄的图片全面地展示出来,另一方面还可以和公众号文章无缝衔接。

        在静文的带动下,老公也对文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且成为了静文看展的后勤保障。“许多人觉得我们是一支团队在做,其实就我们俩。”因为这个原因,“老物件儿”的更新比较慢,经常有粉丝留言“催更”。

        “博物馆谁都能去,但是要看懂文物却是有门槛的。”静文说,她在微信上开办公众号,就是为了让大家能走进博物馆,还能看得懂展览。为了能深入浅出地介绍展览,静文买了许多书。买书,可能是她办公众号最大的一笔投入。“前前后后十几万应该是有了。”从哲学到美学,从人类学到艺术史,一共1200多本书,把卧室堆成了书房。

        静文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放在了运营“老物件儿”上。她的粉丝中,除了博物馆的讲解员,还有考古系、历史系的学生。让她没想到的是,一些策展人还把她的公众号当作了“教科书”。

        2017年,阿富汗国家博物馆珍宝展在北京首次展出。面对这批陌生的珍宝,静文一连写下三篇文章,成为众多文物爱好者的“观展指南”。当这批珍宝即将在深圳展出时,策展人找到了她:“我得请你吃饭,我们办展打报告用的就是你的文章。”

        奇妙的经历,让静文有了成就感。

        要说“老物件儿”最早的一批粉丝,却不是文物爱好者,而是医生和护士。几年前,因为术后感染,静文陪着老公四处求医。在那段最灰暗的日子里,静文开始了创作。“给自己找点事做,可能心情就不会那么糟了。”静文的文章很快就在病房里传开,病友和医护人员成了她的第一批粉丝。现在,老公的病情已经痊愈,他们和医生也成了好朋友,时不时地聚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