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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红墙理政

        中南海,红墙掩映,绿水环抱。它不仅是一座精致的皇家园林,而且也一直代表着中国的最高政治中心。然而,由于日伪时期和国民党统治时期疏于管理,新中国成立前夕,这里早已没有皇家御苑的模样。

        新中国成立在即,各种工作千头万绪。党中央、毛主席每天往返于城里和香山极不方便。尽快将中南海清理出来,为中央提供一个方便、宜居的办公场所,成为重中之重。

        接收中南海

        1949年1月,政务院秘书齐燕铭和统战部的三名处长申伯纯、金城、周子健接到上级指示,立即赶赴北平,为中央机关进驻北平打前站。

        2月3日,他们刚风尘仆仆地赶到北平就收到了周恩来发到北平军管会的电报:先把中南海和北京饭店接收下来。

        北平刚刚解放,正处于新旧政权交替时期,表面看上去风平浪静,实则暗流涌动,不少潜伏下来的特务蠢蠢欲动。为了防止意外发生,齐燕铭马上通知申伯纯,安排人当天下午到中南海办理交接手续。

        2月3日下午3时,齐燕铭、申伯纯带领工作人员夏杰、陈群海等人,乘坐军管会的吉普车来到中南海。此时,新华门大门敞开并无军警守卫。他们开车径直来到丰泽园大门,大门的廊柱上挂着“中南海公园管理处”的牌子。

        申伯纯等人来到丰泽园颐年堂大厅,将公园负责人找来。申伯纯向公园负责人宣布:“我们是北平军管会派来接收中南海的军管小组,我叫申伯纯,是军代表,这两位是陈群海和夏杰同志,其他同志随后就来。他们两人今天就不走了,请你给他们找两副床板,他们就睡在这里。”说完,申伯纯将盖有北平军管会大红印信的公文交给了那人。办完手续后,申伯纯嘱咐夏杰和陈群海:“你们是中央机关入住中南海的第—人,责任重大,意义重大。住下后先初步摸一下中南海的情况,院里情况复杂,晚上注意安全!”

        没想到,中南海里还真不太平,当天晚上夏杰和陈群海就碰上一个飞贼。傍晚,夏、陈二人正在丰泽园附近遛弯儿,忽闻不远处的房顶上发出一阵响声,一个黑影一闪而过。陈群海一手举枪、一手打亮手电筒,厉声道:“什么人?站住!”房上的黑影沿着屋脊奔跑,飞身翻出不远处的围墙。

        当时,中南海还没有解放军驻防,只有几个身穿黑色制服的旧警察流动巡逻。齐燕铭深知中南海关系重大,只依靠几个没有经过审查的旧警察维持治安可不行,务必要尽快安排自己的部队驻防。他立即指示申伯纯,把中南海的情况整理成文报告给军管会,请军管会督促傅作义旧部迅速撤离,并尽快派部队驻防中南海。

        开始,齐燕铭本以为北平市警备司令部会来接收中南海,可北平警备司令程子华说:“我们主要负责名胜古迹、仓库物资和公共建筑,至于中南海,大概是负责接收军事机关的纠察总队接收。”

        果然,不久北平纠察总队进驻了中南海。从这一安排也可以看出,当时中南海已经被确定为中共中央的驻地。

        清理

        中南海是明清时期的皇家园林,园内古建筑雄伟,水域阔大,花木繁盛。1928年“北伐”成功,中华民国将首都迁往南京,曾经的“国府”所在地——中南海被开辟为公园。七七事变后,包括伪满洲国大使馆、最高法院华北分院等日伪机关,大量迁入中南海公园,园内环境日渐芜杂。日本战败投降后,李宗仁和傅作义都先后将办公地点设在中南海内,可是他们只管用,不管修,园中破败不堪。

        人民军队进驻中南海时,中南海里头杂草丛生,污泥堆积,垃圾遍地,蚊虫乱飞。怀仁堂附近,野草有一人多高,连房顶都长满了野草。尚未开化的池水呈现一片黑紫色,枯叶、废纸铺天盖地。

        负责驻防的北平纠察总队张明河对齐燕铭说,中南海不经过全面清理和排雷,不能让毛主席和党中央住进来。二人将中南海的情况向彭真做了报告。当时,北平正在流行大脑炎,这种病是通过蚊子传播的,彻底清理一下中南海水域中的淤泥非常必要。彭真当即拍板,让张明河的部队把中南海和北海全面地挖一挖。

        于是,华北军区专门派来一支卡车队和几百名精壮士兵,他们与张明河的部队一起夜以继日地清起淤来。中南海和北海这片水域,至少有上百年没有清过淤了,池水又黑又臭。战士们将池水放干,捞走水中的鱼,然后开始清挖池中淤泥。几百名战士甩开膀子,足足挖了三个月,才将池中淤泥清出。不挖不知道,淤泥里还真藏着不少子弹、手榴弹,甚至还有枪。

        另一方面,中南海内房屋的修缮整饬由周子健负责。解放前,曾有几个国民党机关在中南海办公,但是他们只用不修,园内古建筑情况很糟糕。夏杰记得,后来毛主席长期居住的菊香书屋虽然幽静雅致,遗韵犹存,但是油漆剥落,满目萧索。菊香书屋紫云轩的楹联上写着“庭松不改青葱色,盆菊仍靠清净香”,可见当年这里必然是繁花似锦,然而当时除了几棵青松尚在,菊花已经不见踪影了。

        周子健当即布置任务:清查中南海内所有房产的位置、面积、家具设备,并登记造册绘图列表:勘察房屋的破损程度,制定修复计划,联系修缮单位;联系有关部门勘察修复中南海的电路、道路、地下水,并安装电话;联系有关单位清运垃圾。

        修缮工作紧锣密鼓地展开,其中动作最大的是对怀仁堂的改建。怀仁堂是当年慈禧太后看戏的地方,也是中南海中面积最大的建筑。红漆的大门、红漆的立柱、巨大的灰色砖雕影壁,无不显示着它的庄重和威严。中央计划在这里召开新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不过这里是个四合院,并不适合召开大会。于是,周子健请梁思成先生为四合院上了一个大屋顶,改建成为一个会堂。后来,新中国的一些重要的全国性会议也都在这里举行。

        1949年5月,中南海终于完成清理改造。池水在晚霞的映衬下碧波荡漾,园中草木茂盛,房舍俨然,昔日的皇家御苑又恢复了当初的风采。中共中央进驻的日子不远了。

        毛主席入住中南海

        1949年6月,毛泽东和党中央从香山搬进了中南海。其实,毛泽东是很不情愿地搬进中南海的。他的理由很简单:不当李自成,不住皇帝住过的地方,但是政协会议召开在即,事情千头万绪,总是住在香山办事、找人谈话都不方便,而且当时北平除了长安街、东交民巷和王府井是柏油马路,其他都是石渣路,很不好走。新中国成立在即,各种工作千头万绪,搬进中南海居住、办公已是势在必行。

        中南海内有许多相对独立的院落,丰泽园便是其中之一。“丰泽园”的匾额是乾隆皇帝题写的,康熙年间这里曾是清帝举行演耕礼的地方。周恩来进驻中南海后,曾一度临时下榻丰泽园。后来,他查看了中南海各处建筑,认为丰泽园中的菊香书屋条件比较好,于是主动提出请毛泽东入住丰泽园,自己则搬到西花厅去。

        “菊香书屋”是一座标准的四合院,院内有古槐九株,挺拔参天,郁郁葱葱。东、南、西、北各五间房。毛泽东的起居室在北房东侧,一共两间,互相贯通。毛泽东的大木床,既是他休息,也是他看书和批阅文件的地方。除了这张大木床,毛泽东的起居室里还有一张办公桌、一套沙发和几组书架,除此之外别无长物。

        东房北侧是毛泽东办公、会客的地方,也是两间打通的。他迁入前,这里曾经是公共场所,摆放着许多鲜花。毛泽东住进来后,对工作人员说:“不用摆这么多花,我这里来的人多,有干部,有工人、农民。他们见我办公的地方搞得这么漂亮,就会上行下效,向我看齐。久而久之,会搞成一种风气,这就很危险了。”

        建筑年代久远,菊香书屋的配套设施并不完善,原本的地采暖也完全失效,后勤部门只好在菊香书屋的一处空地砌了一座小锅炉,这才解决冬天供暖、平时供热水的问题。

        毛泽东入住菊香书屋后,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几个单位也搬进中南海,在丰泽园附近办公。由于时间紧迫,为了不影响工作,各单位就选稍微好一点的房子、整齐一点的院落作为办公室;散乱无序、犄角旮旯的房子做宿舍。机要室在丰泽园附近的含合堂院内小楼办公,机要室主任叶子龙住在这里。

        中共中央刚刚搬进中南海时,解放战争尚未结束,国内政治百废待兴,外交、经济,以及即将开幕的政协会议和不久就要举行的开国大典,各项工作千头万绪。新中国的宏伟蓝图也在这里徐徐打开。

  • 1949年大事记

        4月1日

        南京代表团到达北平,开始和谈。谈判主要在中南海进行。

        4月20日

        南京国民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上签字。

        4月23日

        解放军占领南京。

        9月21日至30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于北平举行。中国共产党及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等单位的代表(含候补代表)共662人参加了会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通过了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

  •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1949年9月21日晚,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里举行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历史性盛会。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巨幅会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国共产党及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等单位的代表(含候补代表)共662人参加了会议。

        时针指向7时整,大会执行主席毛泽东宣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现在开幕。”军乐队齐奏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同时在场外鸣放礼炮54响。全体代表起立,热烈鼓掌达5分钟之久。

        毛泽东致开幕词,即著名的讲话《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他扼要地叙述了这次会议召开的历史条件和这次会议的任务之后说:“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

        毛泽东讲话,声音洪亮清晰,令人精神振奋。他所讲的每一句话,几乎都引起热烈的掌声。据统计,这个不太长的讲话,鼓掌多达41次,有的掌声长达4分钟。

        这次会议代行了中国的立法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制定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决定了新中国的名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经过代表们的充分讨论、表决,新中国的国都、国歌、国旗和纪年方案都有了决议。

        27日下午,代表们走进怀仁堂会场,就看到主席台的两侧已挂起了新的国旗——五星红旗,它告诉人们的喜讯是中央政府就要成立了。

        执行主席周恩来宣布:“从现在起,北平改为北京,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纪年以公历,今年为1949年。”

        周恩来话音刚落,全场掌声雷鸣,经久不息。

        接着,周恩来又说道:“在正式国歌未制定前,由《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保留原歌词。国徽留待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再作决定。”

        9月30日,大会闭幕。朱德副主席致闭幕词:“我们既然能够团结一致,开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就一定能够团结一致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把我们的国家引导到繁荣昌盛的境地。”

  • 一腔赤诚请来宋庆龄

        第一届中国人民政协会议有“特别邀请人士”75人,第一名就是举世闻名的宋庆龄女士。

        在北平即将和平解放之时,1949年1月19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中央书记处书记周恩来就联名致信在上海的宋庆龄,邀请其北上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将在华北召开,中国人民革命历尽艰辛,中山先生遗志迄今始告实现。至祈先生命驾北来,参加此一人民历史伟大的事业,并对于如何建新中国予以指导。”只是,宋庆龄当时身体抱恙,回信感谢共产党的盛情邀请,对不能即时北上表示非常遗憾。

        宋庆龄当时不愿北上,还有一个原因,直到半年后见到受中共中央委派邀请她的邓颖超,她才说了出来:“北京是我最伤心之地,我怕到那里去。”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溘然长逝。北平带给她的记忆伴随着无比的伤痛。

        1949年6月19日,新政协筹备会刚刚结束,中共中央便决定由邓颖超为代表,专程前往上海迎接宋庆龄北上,参加新中国的筹建工作。邓颖超带来了毛泽东致宋庆龄的亲笔信:“重庆违教,忽近四年。仰望之诚,与日俱积。兹者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致候,专诚欢迎先生北上。敬希命驾莅平,以便就近请教,至祈勿却为盼!”

        周恩来也写信给宋庆龄:“现全国胜利在即,新中国建设有待于先生指教者正多,敢藉颖超专程迎迓之便,谨陈渴望先生北上之情。敬希早日命驾,实为至幸。”

        看了毛泽东、周恩来言辞恳切的信,加上邓颖超几次上门与宋庆龄交谈,宋庆龄终于被共产党人的一片赤诚感动,答应北上。

        8月28日下午,宋庆龄乘专列抵达北平。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郭沫若、蔡畅等人齐集前门车站,热烈欢迎她的到来。随后,宋庆龄参加了政治协商会议和中央人民政府一系列紧张的筹备工作。

        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宋庆龄作为特邀代表在会上发言,她热情洋溢地说:“今天,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动力,中国的人民在前进,在革命的动力中前进。这是一个历史的跃进,一个建设的巨力,一个新中国的诞生!”

        本版文字 黄加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