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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为中国精神重新编码

        王绍光

        中国精神就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说到“精神”与“民族精神”,人们不由想到黑格尔。正是他把民族精神提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在黑格尔看来,一切历史现象都是所谓“世界精神”的展现;而在不同历史阶段,世界精神体现为某些所谓“世界民族”(包括中国)的“民族精神”。这里,“民族精神”是指一个民族所表现出来的意志与能动性。黑格尔武断地认为,世界精神的太阳最早从东方升起,东方文明(包括中国文明,以及印度、波斯、埃及文明)是人类历史的童年,属最低等级的文明。希腊是人类历史的青年时代;罗马是人类历史的壮年时代。最后“太阳”降落在日耳曼民族身上,实现了世界精神的终极目的,成为历史的最高阶段。

        那么,有没有一种叫作“中国精神”的东西呢?在《历史哲学》一书中,黑格尔的结论是:“凡属于‘精神’的一切,一概都离他们(中国人)很远。”连“精神”都没有,哪里会有什么“中国精神”呢?黑格尔的这个说法,显然是充满偏见的无稽之谈。

        最早肯定中国精神的存在,并对它大加颂扬的人恐怕是辜鸿铭。在1914年出版的《中国人的精神》这本书里,他一次也没有提到黑格尔,但实际上处处对怼黑格尔。辜鸿铭认为,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特征可以用八个字概括:深沉、博大、纯朴、灵敏;作为对比,日耳曼精神却是以“强权崇拜”为特征。更重要的是,在他看来,“中国人作为一个民族虽然古老,但直到今天还是孩童似的民族”;这“与其说中国人发育不良,还不如说中国人永不衰老”。辜鸿铭得出一个与黑格尔截然相反的结论:“中国精神是永葆青春的精神,是民族不朽的精神”。

        钱穆则直接对怼黑格尔,说“德国实在是一个很可怜的国家”,又指人类历史由东向西依次展开的说法是黑格尔的“幻想”。在钱穆看来,中国的文化精神、历史精神以道德为核心,是一种绵历数千年的“道德精神”。如果没有这种“民族精神”,就不可能孕育出伟大的中华民族来。而在承平盛世,这种民族精神往往不太彰显;反倒是在危难乱世,它“更为壮旺而健伉,坚强而有力。亦如松柏之长青,并不见异于阳春和煦之日,而更益见异于严冬大寒之天”,“必待岁寒,始为人知”。

        钱穆的道德精神说也许过于宽泛,张岱年对中国精神的研究更为持久、更为系统、更为到位。张先生对中国精神的概括是,爱国报国,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爱国报国是出发点,自强不息是钢铁意志,厚德载物是价值取向。习近平总书记显然赞成这种看法,他说:“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支撑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今天依然是我们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精神力量”。

        《中国精神读本》的“中国精神”就是张岱年所说的爱国报国,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就是毛泽东所说的“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那种精神,就是“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通过这个读本,大家会看到,这种精神不仅体现在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孙中山、林则徐、鲁迅、茅盾、闻一多等的作品中。在国难当头的时刻,中国精神让“弄潮诗人”康白情在“和平的春里”看到饿绿了眼的穷人和野火;让曾沉迷于“画梦”的现代派诗人何其芳奔赴延安,写下“我把我当作一个兵士”;让在日本十年,专心学术研究,著述颇丰、成果斐然的郭沫若在“又当投笔请缨时”,置生死于度外,“别妇抛雏断藕丝”;让自知“小处敏感、大处茫然”,以“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诗句闻名的卞之琳前往延安、太行山区,写下了一批歌颂毛泽东、朱德、政治部主任、地方武装新战士、前方的神枪手、放哨的儿童、工人、农民、劳苦者、开荒者的诗歌。

        当然,我们不应忘记,在这个有形的《中国精神读本》之外,还有一个由千千万万目不识丁的普通工农大众共同创作的、无形的《中国精神读本》。正如鲁迅先生指出的那样,“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他们有确信,不自欺;他们在前仆后继的战斗,不过一面总在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不能为大家所知道罢了”。他们“就是中国的脊梁”;他们就是中国精神的支柱。

        (作者为清华大学特聘教授)  

  • 学会用经济学的智慧看世界

        周峰

        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账本里的中国》一书付梓出版,许德友教授用经济学家的眼光和智慧,用小小的账本叙述让我们深刻体味了新中国成立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普通人民的生活变迁,以及国家发展的变革逻辑。正如德友教授所说:“账本故事——时代变迁——改革逻辑”,是本书最根本的写作逻辑,我深以为然。我觉得本书有几个特点:立意新颖,视角独特;内容温暖,寓意深刻;文笔朴实,风格自然。

        选择以家庭账本作为创作主题,是一个非常微观的切入。孔子说,“微言大义”。这本书就贯彻了这点。在新中国历史上,用各种各样的账本来记录、反映家庭生活的变化,几乎是家家都曾经或一直拥有的生活方式。账本不仅记录着我们每一个家庭的收入支出的数字变化情况,也反映着我们每一次的收入支出的结构性变迁背后,整个社会生活的发展变迁情况。社会是由不同的家庭组成的,家庭生活方方面面的变化,都折射出社会变革的内在逻辑。作为研究经济学的学者,作者充分利用了自己的学术专长,以经济学家的独有视角,为我们展示出一系列数字背后的经济学的大道理,让我们这些不懂经济学的普通家庭也进一步了解与掌握了账本背后的知识底蕴。

        每个家庭的账本并不是冰冷的数字集合,书中也不仅以数字的方式来记录家庭本身、时代本身,每个账本都有一个很小的故事,它就像不同的珍珠一样,用一条主线把它串联起来,数字的每一次变化,都饱含着人间冷暖,真知灼见。从机关税务干部黄桂祥、大学教师马卫红、出版编辑曾雨寒、普通农民刘元九到退休老人刁锡永等,数字账本变成了有血有肉、充满酸甜苦辣的家庭故事;从分配制度、住房制度、养老保险、教育制度、养娃育娃到乡村振兴等,数字账本透射出几十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国家治理方面全方位的发展进程。国家发展的时代逻辑被糅合进家庭变迁的单元逻辑之中,这正符合了当前经济学研究的微观和生活转向。经济学,本来就是告诉大家如何更好生活的学问和方法,本书作者正是以经济学丰厚的智慧来观察、解读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时代、我们的国家。这也启迪我们,多读多看一点经济学,我们的生活一定会变得更美好。

        如何用最简单、朴实的文字将各种学科中那些抽象的概念和逻辑,在最平凡的生活实践中展现出来,是所有学者都应该努力去做的工作。毕竟,“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我们不可能总在精神意识的自我设计中,来做所谓的高贵创作。这本《账本里的中国》,就是最深入生活本质,又最简约直白的著作。整本书语言自然、风格天然,所有的故事都娓娓道来,宛若账本记录人和你对面交谈。小至人生道理,大到国家顶层设计,虽然琐碎,却见真情。数十年风云,弹指数笔间。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都在账本的时代记录中一览无余。

        小小账本乾坤大。在2019年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曾寄语文艺社科工作者,要“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账本是我们生活的每一个时代中重要的记录社会生活、家庭生活和国家生活变迁的方式,如何从更加微观、细微、琐碎的层面来发现生活的美、发现生活的真,贴近生活、呈现生活,从而能够提炼生活,最后回归到生活?这部《账本里的中国》已经迈出了可贵的一步。

        (作者为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哲学部主任、教授)

  • 荀子是“中国第一位社会学者”

        景天魁

        中国古代没有社会学吗

        100多年来,所谓社会学只是“舶来品”,中国古代没有社会学,已成无需论证即广被承认的“铁案”。20世纪初美国基督教传教士来中国传授西方社会学,即确立了其在大学讲堂的独占地位。社会学在中国恢复重建之初,1980年日本著名社会学家又来宣扬,中国不仅本无社会学,就是引进社会学也“比日本晚四分之一世纪”。在这一“洋教条”禁锢下,有人居然把中国社会学史视为西方社会学在中国的传播史。至于中国本土到底有没有社会学,竟然基本无人提及,就是罕见地谈到荀子之时,也只是说他提出了“群”的概念,顶多承认他提出了“群论”,根本称不上是“学”。如此以来,西方概念和理论就占据了独尊的地位,以其裁剪中国经验事实自然就是理所当然的了。可是这样的话,怎么可能像吴文藻、费孝通等前辈所希望的那样,在中国土地上从头建立起一门中国自己的社会学,更遑论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社会学话语体系和学科体系了。由此看来,中国社会学到底有没有自己的本土起源?搞清楚这个问题,对于中国社会学的前途命运至为关键。早在1902年,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的总论中写道:“上世史时代之学术思想,我中华第一也”,“中世史时代之学术思想,我中华第一也”,“虽然,近世史之前途,未有艾也,又安见此伟大国民,不能恢复乃祖乃宗所处最高尚最荣誉之位置,而更执牛耳于全世界之学术思想界者!吾欲草此论,吾之热血,如火如焰;吾之希望,如海如潮。”

        而发端于春秋之末,以战国为主的数百年,梁启超称之为中国学术的“全盛时代”。荀子生活的战国之末,则是“全盛中之全盛”时期。他盛赞荀子创立的群学,称荀子是“社会学之巨擘”。早在1897年所作的《说群序》中,他就立下了要“发明群义”的宏愿,然则“理奥例赜,苦不克达,既乃得侯官严君复之治功《天演论》,浏阳谭君嗣同之《仁学》,读之释然有当于其心”。于是,计划“作《说群》十篇,一百二十章”。这一宏愿不知何故却未能实现,留下了学术史上的巨大遗憾。不过,梁启超在《新民说》等多篇著作中,还是对群学多有阐发。荀子群学是战国末期处于世界学术“最高尚最荣誉之位置”的杰出成果之一,循着先哲的研究方向,回到荀子群学元典,探赜索隐,继续“发挥之光大之”,亦是今日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吾辈之责。

        中国社会学究竟始于何时

        在今天,研究群学元典,不仅对于清末民初的先哲们而言具有接续的意义,对于建设中国社会学的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更是一个重大而迫切的任务。中国社会学究竟始于何时?这是不可回避的一个重大问题。百年来流行的“中国本无社会学”之论,完全漠视了中国历史上深厚而璀璨的社会学资源。然而,费孝通先生多次引述英国功能主义大师拉德克利夫·布朗在20世纪30年代的论断:中国早在战国末期已由荀子创立了社会学这个学科。照此说来,中国社会学绝对不只是什么“舶来品”,中国社会学史绝对不只是“西方社会学在中国的传播史”,它有自己的起源与演进脉络。荀子群学就是中国社会学话语体系的初始版本。以此为历史基础,才可能“在中国土地上从头建立起一门中国自己的社会学”,才可能真正增强中国社会学的学术自觉和学科自信。

        为什么说群学是中国古典社会学的元典

        在笔者看来,令梁启超感到“理奥例赜,苦不克达”的,很可能主要是群学在《荀子》一书中的呈现形态问题——《荀子》一书并不是符合西方学科标准的单一学科“专著”,为什么说该书之中的群学是中国古典社会学的元典?这是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这个问题,不仅在梁启超所处的群学与西方社会学相遇初期是“理奥例赜”的,就是在今天也难免令人有“苦不克达”之感。事实上,这是一些人不理解群学就是中国古典社会学的“原因”之一,也是本文讨论的重点。

        显然,《荀子》一书并不是单单讲“群”的专著,我们说《荀子》一书中包含着群学的元典形态,根据就在于该书提出了群学的合群、能群、善群、乐群四层命题,形成了最主要、最基本的群学概念体系和命题体系,而不在于荀子是否提出了“群学”之名,不在于《荀子》一书是不是符合西方学科标准的“社会学专著”。以是否提出了“群学”之名,是否有西方样式的专著,作为评判荀子是否创立了群学的标准,那是用现代人的“学科”概念去苛求2200多年前的古人。这就如同问荀子是否有“身份证”、群学是否注册了发明权一样。梁启超称赞荀子是“社会学之巨擘”,卫惠林肯定荀子是“中国第一位社会学者”,拉德克利夫·布朗认定荀子是社会学的老祖,显然都不是依据那种表面的“标签”,而是根据实质性的“内涵”——群学的概念、命题和原理。

        “元典”初创的标志,是形成了核心概念和基本原理;“元典”完成的标志是形成了相对独立的概念体系和相对系统的命题体系。群学命题体系是在群学概念体系的基础上构建而成的。命题是由概念构成的判断,由命题组成的命题体系可以完整地表达群学的宗旨、要义和功用。如果说概念体系可以证明群学的存在性,那么命题体系则可以直接呈现群学的丰富内容。而这些在《荀子》一书中都以当时可能的最完整、最系统的形式呈现出来了。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 人文社科精品书榜

        党旗下八十年

        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了李力安著的《党旗下八十年——李力安回忆录》,作者在书中回顾了自己在中国共产党的培养和领导下,由一个从农村贫困家庭里走出来的学生,成长为一个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忠诚于党的事业的领导干部的历程。作者在记述自己个人成长过程的同时,也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时期,在抗日战争时期,在解放战争时期艰苦奋斗的历史,赞颂了许多党性原则很强的共产党的领导干部的高尚品格。(张梦)  

        地方治理现代化研究新探

        《政府行为与地方社会治理现代化》,樊红敏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着眼于经济转型和社会变迁的新态势,通过观察研究基层政府行为,聚焦地方治理体系以及社会冲突治理的演进逻辑与理论创新,探究文化观念对地方治理的影响。从地方政府行为、地方治理体系、地方冲突治理、价值文化与地方社会治理四个方面进行了前瞻性研究。(夏鸣)  

        近代中国要塞

        《近代中国要塞》,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本书收录的,主要是1840年至1949年间,中国人民抵抗外来侵略的海防、江防、陆防军事要塞和炮台的情况,特别是发生过重大战役、在中国历史上有影响的要塞和炮台的有关知识。通过叙述要塞、炮台的历史,记述与该要塞或炮台有关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展现中华儿女为捍卫祖国和民族尊严谱写的悲壮史歌。(左明仁)  

        叶秀山全集回应“哲学何为”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叶秀山全集》(12卷本),是我国著名哲学家、美学家叶秀山先生公开出版或发表的专著、论文、散文、随笔、访谈、演讲等的结集,全面反映了叶先生自觉实践“以中国学者的问题意识研究西方哲学,以西方哲学的理论视野研究中国传统思想”的原则,自觉展开对西方与中国一系列最重要的哲学思想的研究和会通,在纯粹哲学层面上讨论、思考一系列最基础的根本性问题所取得的成果。作为对哲学有贯通性研究成果的大家,叶先生不仅对“哲学何为”有深刻回应、对哲学精神有精辟总结,而且对哲学与生活世界的关系有深入把握,从而使其哲学思想有了观照现实、烛照人生的力量。(夏荷)  

        逻辑趣话

        王向清编著,湖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逻辑趣话(修订版)》,共56讲,每讲由一个蕴含逻辑理论的掌故、趣闻导入,如“韩复榘的讲演”、马克·吐温的“道歉”、萧伯纳巧妙回敬出版商、“三桩谎言”选驸马、唐伯虎献诗祝寿、包公巧断偷锅案、庄周巧借粮等,引出普通逻辑、同一律、二难推理、关系推理、类比推理等逻辑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既通俗易懂,又趣味十足。正文后还附逻辑趣话30则及解答思路,充满知识性。  (王鹏)  

        活出生命的意义

        柴晚锁、吴维中译,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活出生命的意义》,是奥地利著名心理学家阿尔弗雷德·阿德勒的名著。全书共12章,开篇就提出本书的问题:生为何来?然后从童年经历、原生家庭、学校教育、青春期问题、职业选择、婚恋生活等各个方面展开,以大量的诊疗案例为基础,以个体心理学核心理论为指导,使得本书读起来既有故事性又有思想深度。阿德勒开创的“个体心理学”中的重要发现之一:自卑情结,如今近乎人尽皆知,也影响了后来的诸多心理学流派。(王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