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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为建立和建设新中国作出“大设计”

        聂文婷

        中国共产党必须为革命的彻底胜利、为革命胜利之后建立和建设新中国作出“大设计”

        1948年秋,全国解放战争刚刚进入第三个年头。根据中共中央五年夺取战争胜利的计划,这一年必须要有转折性的“大动作”。唯有如此,才能让蒋介石的统治早些垮台,让革命的胜利快些到来。于是,人民解放军发起了规模空前的秋季攻势。

        1948年9月,被国民党自诩为“金城汤池”的济南被华东野战军攻克,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战略决战完美开局。此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因势利导,先后组织了辽沈、淮海、平津三个战略性战役及其他几个重要战役。这些战役,胜利惊人,环环相扣,书写了中国革命战争史上一幅气势磅礴、波澜壮阔的画卷。

        这些战役的胜利,也使得国民党人心尽失,政权摇摇欲坠。为“赢得养好创伤的机会,然后在一个早上猛扑过来,将革命扼死”,蒋介石在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支持和策划下,发动了一场“和平攻势”。

        一目了然,这是一场虚伪的运动,却也产生了消弭革命斗志的消极影响。形势的发展,在中国人民面前摆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呢?

        1949年1月1日,毛泽东为新华社写了题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明确指出,“如果要使革命半途而废,那就是违背人民的意志”,中国共产党没有其他道路可选,唯一的选择就是“把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底”,“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最终“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

        “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为保证中国革命取得最后胜利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武器。但是,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因此,中国共产党必须为革命的彻底胜利、为革命胜利之后建立和建设新中国作出“大设计”。

        实现“铲地基”、筹划“起房子”,就是中国共产党必须要进行的“大设计”

        这是怎样的“大设计”?在新年献词中,毛泽东指点江山,运筹帷幄,初步擘画了中国革命的蓝图。他说:“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将要获得比一九四八年更加伟大的胜利。一九四九年我们在经济战线上将要获得比一九四八年更加伟大的成就。我们的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将要比过去提高一步,铁路公路交通将要全部恢复。人民解放军主力兵团的作战将要摆脱现在还存在的某些游击性,进入更高程度的正规化。”在以上基础上,我们要完成建立新中国的伟大任务。

        几日之后,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再次强调了“将革命进行到底”需要完成的任务。他这样形象地说:“中共二十八年,再加二十九年、三十年两年,完成全国革命任务,这是铲地基,花了三十年。但是起房子,这个任务要几十年功夫。”因此,实现“铲地基”、筹划“起房子”,就是中国共产党为“将革命进行到底”必须要进行的“大设计”。

        完成“铲地基”: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何谓“铲地基”?就是要除恶务尽。在新年献词中,毛泽东引用希腊“农夫和蛇”的寓言,告诫人们决不要怜惜蛇一样的恶人。在革命的关键时刻,毛泽东以其高超的语言艺术,用犀利、尖锐的言语,把深刻的道理阐述得明白、浅显,极大地教育了许多尚未觉悟的革命群众,促使他们对蒋介石的所谓求和重新保持了警惕。

        必须彻底铲掉蒋介石和国民党反动派,必须与国民党军队进行坚决的斗争,消灭其残余势力,解放全中国。在当时,国民党还有残余部队一百多万人。根据与国民党军队斗争的经验,接下来可以采取“天津、北平、绥远”三种方式解决敌人。“天津方式”,即用战斗去消灭敌军的方式,这是首先必须采取的方式。同时,还不能忽视和平斗争的方式,即通过“北平方式”改编国民党军队,通过“绥远方式”暂使其维持原状待后再改编。

        当“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还要警惕“不拿枪的敌人”,即那些在城市里的帝国主义者、国民党和资产阶级。这些人“必然要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外反动派看到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这一势头,已经不能用单纯的军事斗争的方法加以阻止了,于是,他们就一天比一天地更加重视政治斗争的方法。因此,在领导城市人民的斗争中,党必须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和共产党合作的小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及其代表。我们要站在一条战线上,与“不拿枪的敌人”进行或公开或隐蔽的政治斗争、经济斗争、文化斗争、外交斗争等。

        于人民军队而言,众所周知,历史上的中国军队职责很单一,就是打仗、打江山。但为“将革命进行到底”,为了把“地基”铲干净,为了更好地“起房子”,此后的日子里,人民军队在进行正规化建设的过程中,还必须担负工作队的神圣职责。尽管在当时,中共中央已经决定从华北、华东、东北、西北、中原各老解放区抽调干部五万三千人随军南下,到新解放区建立人民政权,开辟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但是,这也还是不能够满足对干部的需求,因此,为了适应斗争的需要,210万野战军即将被化为工作队。

        根据毛泽东的新年战略设计,当我们取得了战争的最终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将在1949年“召集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以完成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这个政府将是一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有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适当的代表人物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至此,中国人民将基本完成“铲地基”的任务。

        筹划“起房子”:从山沟沟到大城市

        在新年献词中,毛泽东指出,中国的经济要在1949年取得更大的成绩。而要改变旧中国经济凋敝的现状,首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确定党的工作重心。这是大方向,这就好比盖房子,第一步要选址。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后,是要继续在农村“起房子”,还是走出“山沟沟”?这是一个必须未雨绸缪的战略问题。

        纵观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到解放战争胜利前夕,由于敌强我弱,党的工作重心一直在农村。在农村开展武装斗争,发动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为夺取城市作好了准备。现如今,经过辽沈、平津和淮海三大战役后,敌我力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继续采取农村包围城市的工作方式已经不合适了。关于这一点,毛泽东心里是有数的。于是,在新年献词后不久就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代表党中央气壮山河地宣布,党的工作重心即将由乡村转向城市,实行由城市领导乡村的工作方式。

        这其中,尤其要处理好城乡之间的关系。“城乡必须兼顾,必须使城市和乡村、工人和农民、工业和农业密切地联结起来。”事实上,在由胡乔木起草的七届二中全会会议报告第一稿上,并没有这句话,这是毛泽东的重要加笔。“城乡统筹”,是立足于中国国情基础上制定的重大方针政策。在工作方式和工作重心转移、一个历史时期完结之时,能够提出这样顾全大局的“设计”,弥足珍贵。

        与国民党不同,中国共产党走进城市、管理城市,并不是要成为城市的特权统治者,而是要一心一意为城市建设服务。这就“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为此,毛泽东号召全体党员,要全力学习工业生产技术和管理方法,学习和生产有密切联系的商业工作、银行工作和其他工作。这其中的中心任务和关键问题是恢复发展工业生产。首先,是公营企业的生产;其次,是私营企业的生产;再次,是手工业生产。城市中的其他工作,都应该为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这一中心工作服务。这样做的最终目的是使工人和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否则,“党和人民就不能维持政权,就会站不住脚,就会要失败。”这样的战略设计,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后的基本方针和策略,为新中国成立后各项工作的展开指明了方向。更重要的是,这样的战略安排,体现了党的领导、经济建设、以人民为中心的有机统一,为中国共产党今后顺利“起房子”提供了实践准备。

        毛泽东1949年的新年“大设计”,高瞻远瞩,铿锵有力,斗志昂扬,激情飞扬,使在前线浴血奋战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士备受鼓舞,各战区指战员纷纷致电中央军委表示战斗决心,定要将革命进行到底。对于毛泽东的新年献词,司徒雷登后来描述说:毛泽东的宣言中有浓烈的火药味。的确,它给蒋介石政权以无形却致命的打击,蒋介石及国民党只能无可奈何地哀叹自己末日的来临。据说,国民政府副总统李宗仁在听到此新年献词时,神情黯然地对夫人郭德洁说:“看来,和平之机会已经失去了。”殊不知,唯有将革命进行到底,真正的和平才会到来。

        [作者为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史教研部副教授] 本版供图 江天阔  

  • 人民性 求是性 包容性 坚韧性

        曹应旺

        周恩来逝世后,郭沫若在《念奴娇·怀念周总理》词中写道:“光明磊落,与导师,协力、同心、共命。”这是描绘毛泽东与周恩来之间关系的。周恩来为什么能与毛泽东协力同心共命?这与他们有着共同的初心和使命密切相关。毛泽东之所以能成为新中国的开国领袖并在开国管理中取得奠基性成就,之所以能让周恩来忠心耿耿地辅助他,是因为毛泽东具有人民性、求是性、包容性和坚韧性的品德。

        人民性

        毛泽东的书法作品中写得最多的两个字是“人民”。毛泽东最有影响力也最能反映他的品德的题词是:“为人民服务”。周恩来心悦诚服地信服毛泽东这个领袖,是因为他是在人民中产生出来的人民的领袖,是为人民服务的领袖。周恩来说:“决不要把毛泽东看成一个偶然的、天生的、神秘的、无法学习的领袖。”“我们的领袖是从人民当中生长出来的,是跟中国人民血肉相联的,是跟中国的大地、中国的社会密切相关的,是从中国近百年来和‘五四’以来的革命运动、多少年革命历史的经验教训中产生的人民领袖。”毛泽东的人民性包括价值观、历史观、方法论三个部分。

        为人民服务,最伟大、最光荣、最神圣,这是毛泽东人民性中的价值观。毛泽东在张思德的追悼会上说:“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在毛泽东心目中人民是天,唯此为大;人民是地,唯此为本。在人民解放的革命斗争中,毛泽东牺牲了五位亲人:妻子杨开慧、大弟弟毛泽民、小弟弟毛泽覃、堂妹毛泽建、侄子毛楚雄。为捍卫民族独立,毛泽东的爱子毛岸英牺牲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毛泽东为人民之忧而忧、为人民之乐而乐。1976年7月,重病中的毛泽东得知唐山大地震造成大量人民群众伤亡、损失惨重,放声大哭。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这是毛泽东人民性中的历史观。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毛泽东认为人民群众是力量之所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指出:“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抗日战争时期,他指出:“抗日,抗日,是谁之力?离了工人、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你就不能走动一步。”党的七大上,毛泽东有一句脍炙人口的名言:“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同时,毛泽东对鼓吹天才论、鼓吹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予以无情的揭露和批判。

        贯彻实行群众路线,这是毛泽东人民性的方法论。毛泽东的人民性包含着一切为了人民群众、一切依靠人民群众,还包含着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思想方法、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与毛泽东把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密不可分,也与毛泽东把唯物辩证法运用于实际工作中紧密相连。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论述了“一般和个别相结合”“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两个方法。

        求是性

        “实事求是”同“为人民服务”一样,是毛泽东又一个特别优秀的品德。周恩来说:“毛主席不是空谈真理,而是使真理和实践相结合,使它具体化。”周恩来评价毛泽东:“他自己的口号是‘实事求是’。他是最老实的,是则是,非则非。”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从实际出发、实践第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哲学思想同中华民族实事求是的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形成了他极具魅力、影响深远的实事求是的品德和性格。

        要做到实事求是,在毛泽东心目中第一条就是“遇事虚怀观一是”,即“虚怀观是”。“遇事”就是对所有时候、所有场合的所有事,都要实事求是。一时的实事求是、个别事情上的实事求是是容易的,始终如一的实事求是、所有事情上的实事求是是不容易的。“虚怀”是一种自然状态的胸怀,不是胸中只有本本,不是胸中只有领导意图,不是胸中只有私心杂念的状态。胸中只有本本,胸中只有领导意图,胸中只有私心杂念,不可能观到那个“是”。观都观不到,何谈去做到!

        要做到实事求是,在毛泽东心目中第二条就是“与人和气察群言”,即“和气察是”。和气就是民主,就是尊重他人、平等待人。如果不民主,对人不尊重,高高在上、盛气凌人,人家就不能交真心、讲真话,这种人就察不到那个“是”。所以,民主不仅是政治问题,也是认识论上的问题。和气就是谦和,就是谦虚谨慎、戒骄戒躁。骄傲自满、自高自大、喜欢翘尾巴的人,看不到山外有山、天外有天、人外有人,采纳不了众人之见,集中不了众人之智,这种人也就察不到那个“是”。所以,谦和既是品德问题,也是认识论上的问题。所以,毛泽东认为“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骄傲就会发生霸王别姬那样的失败。

        要做到实事求是,在毛泽东心目中第三条就是“各去所偏”“归于一是”,即“去偏归是”。1941年8月5日,毛泽东致谢觉哉的信中说:“事情确需多交换意见,多谈多吹,才能周通,否则极易偏于一面。”“各去所偏,就会归于一是。”“偏”就是片面性,只看见局部,看不见全体,只看见树木,看不见森林。“偏”就是走极端,就是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就容易强调一个方面而否定另一个方面。毛泽东认为教条主义、经验主义都是偏于一面,都归不到那个“是”。

        要做到实事求是,在毛泽东心目中第四条就是“去伪存真”,或者叫“去伪存是”。去伪存是,即去掉假的、空的、表面的东西,以求得真的、实的、内在的东西。假的、空的、表面的东西不去掉,存在的就不是“是”。毛泽东批评华而不实、脆而不坚的那种人是“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他在七大上号召,“要讲真话,不偷、不装、不吹。”“不偷”,就是不要把别人的东西当作自己的东西,不要把马克思的东西偷作自己的东西。这是批王明的。“不装”,就是不要弄虚作假,不要“猪鼻子插葱,装象”。“不吹”,就是不要夸大其词,不要把一说成十;而是一就是一,十就是十。

        要做到实事求是,在毛泽东心目中第五条就是眼睛向下调查研究,即“调研得是”。眼睛向下,是要求对着广大群众。毛泽东认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你不接近群众,你的智慧从那里来?群众中蕴藏着许多智慧,你把它搜集起来,集中起来,你就有能耐了,你就能把事情办成功。他说:“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调查社会各阶级的生动情况。”“要做好这件事,第一是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没有眼睛向下的兴趣和决心,是一辈子也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事情的。”

        包容性

        一个好的领导者或者说决策者,最重要的本领是出主意、用干部,但若没有包容性的品德,就出不好主意,用不好干部。包容性就是心胸似海,纳百川,而不弃任何一条小河之水,所以成其大。包容性就是能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包容性就是既能通古今,又能通中外,善于从古今中外汲取智慧。毛泽东正是具有这样包容性的人。

        毛泽东重视出主意,他的许多好主意都是从运用古今中外法中产生的。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古今中外法就是以历史为镜、以外国为镜,解决当今中国的问题。古今中外法是好主意,也是智慧形成的一个重要源泉。

        毛泽东重视并善于总结中国历史经验和智慧,根基深厚。如:毛泽东的实事求是与总结和吸取《论语》《汉书》等史书中的经验和智慧密不可分;毛泽东的群众路线与总结和吸取孟子等古人民本思想的智慧密不可分。

        毛泽东重视将外国一切好的东西都学过来为中国所用,重视并善于汲取外国英杰的智慧,以开阔眼界。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向欧美三杰——拿破仑、克劳塞维茨、华盛顿吸取抗战智慧。拿破仑、克劳塞维茨的集中优势兵力的打法、华盛顿躲开与英军直接对峙消耗英军的打法,给了毛泽东《论持久战》以积极影响。

        毛泽东重视用干部,他的旗下群英荟萃、各显神通,与他善于运用五湖四海法密切相关。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中说:“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毛泽东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中说:“我们都是从五湖四海汇集拢来的,我们不仅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同志,而且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毛泽东用干部是各个山头都用,搞五湖四海,不搞团团伙伙的小圈子。毛泽东的五湖四海法是由他的胸怀人民、胸怀天下决定的。

        坚韧性

        美国记者海伦·斯诺曾写道:“他有很好的教养,内部是钢,有坚强的抵抗力。毛从来不是教条主义者。他是灵活的,愿意变革和学习,而最重要的,是忍耐——一直到那个转折点上。”这是对毛泽东坚韧性品德的精到的概括。

        “坚”,就是坚定不移的定力,坚强不屈的意志,坚持不懈的努力。1939年5月30日,毛泽东谈什么是模范青年时说:“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这个方向是不可动摇的,要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骨气来坚持这个方向。”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讲愚公移山的故事,就是要求坚定信仰、坚定信心为党确立的目标而奋斗。红军长征刚到陕北,毛泽东就写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强调“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在红军力量那么弱小的条件下能有这样的气概、决心,可见他的内心是多么坚定、多么强大。

        坚定不移的定力,坚强不屈的意志,坚持不懈的努力,不仅表现在毛泽东的著述中,也表现在毛泽东的诗词中。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在《西江月·井冈山》中咏道:“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敌军围困万千重”,敌我力量悬殊何其之大,对我不利的形势何其严峻。“我自岿然不动”,这是何等坚定、何等坚强。

        “韧”,就是能屈能伸的能力,善于迂回的智慧,善于等待的耐力。周恩来认为毛泽东是“最能坚持原则又能灵活运用的领袖”,是指出真理、坚持真理、发挥真理的人。在坚持原则中是坚持方向,实现目标的人。在灵活运用中是善于等待、善于迂回的人。领导者或者说管理者,要把自己的智慧变成大家的智慧,往往需要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往往需要等待、需要迂回。毛泽东是善于等待的领导者。1944年7月,毛泽东同英国记者斯坦因谈话时曾说:“我自己曾经有过处于少数地位的情况。在这种时候,我所能做的只有等待。”毛泽东也是善于迂回的领导者。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为了进攻而防御,为了前进而后退,为了向正面而向侧面,为了走直路而走弯路,是许多事物在发展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现象,何况军事运动。”周恩来说:“正确的意见常常是要经过许多等待、迂回才能取得胜利,为大家所接受。”“毛主席当着他的意见没有被大家接受时,他就等待,有机会他就又讲,又教育,又说服。”

        井冈山和赣南闽西斗争中,毛泽东的游击战法和运动战法已蕴含了迂回、等待的智慧。毛泽东上井冈山不久,很快总结出从前井冈山的一个叫朱聋子的“山大王”采取“不要会打仗,只要会打圈儿”的方法与官兵周旋了几十年的经验。提出:既要会打圈,又要会打仗。打圈是为了避实击虚,强敌来了,先领他转几个圈子,等他晕头转向暴露出弱点以后,就抓准狠打,打得干净利落,打得要有收获,既消灭敌人,又缴获武器。

        (作者为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