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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为城市加入更多合理智慧要素

        李铁

        近一段时间经常有政府和企业来找我们谈如何编制智慧城市规划。提出的要求就是如何在一个相对独立的城市空间内,也包括一个房地产项目或者产业园区项目中体现智慧化。其实只要我们对基于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以及其他各类智慧技术在城市领域里的应用有了充分的了解,在编制一个具体空间内的智慧城市方案时,还是有足够内容可以支撑的。所谓智慧城市,就是无数个智慧要素在城市中的系统应用。

        各类智慧技术碎片化的应用,已经渗透到城市所有的空间中,已经是城市智慧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可以把城市空间划分为不同的基础单元,从家庭到建筑,再到社区或者是园区,之后所有空间单元的组合就是智慧城市。各类智慧技术碎片化的应用,已经通过市场作用渗透到城市所有的空间中,已经是城市智慧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编制一个具体空间内的智慧规划,可能还是要从基础单元的应用开始着手。

        智慧家庭是任何一个城市或者社区最基础的单元。我们目前无法想象未来的智慧家庭还会发生多么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至少目前所涉及到的智慧家庭中的所有电器,都可以通过智慧的方式进行远程操控,甚至可以借助人工智能技术,根据人的活动规律和习惯,通过生物传感的检测,影响家庭用电的资源消耗,对健康作出智能判断。当然,未来的远程医疗和教育以及各项服务,还可以深入到家庭。在最基础的家用电器智能应用上,国际上已经有一些企业在探索电器的系统化连接和智能化管控。

        对于开发商来说,要加入智慧化的因素,只需要把各类家用电器通过系统化的管理,纳入未来的智慧家庭方案,做到这些已经是向智慧化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当然实现这些不是房地产开发商独立能够完成的,需要与电器供应商开展深度的协作,或者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的房地产开发模式,调整设计理念和规划思维模式,甚至要进行开发团队人员结构的根本变革。

        智慧建筑,是智慧要素在无数个家庭空间和工作空间内的组合,除了要为每个基础单元提供智慧化的系统服务之外,也要在建筑的建造过程中和已经投入使用的建筑空间内植入智慧的要素。建筑建造过程中的智慧化,目前已经有一些开发商超前进行了实践。大部分是通过智能化管理把所有的建筑材料和基础设施标准化,并直接进行智慧安装。目前看,在安全性上还需要通过各方面的检验。但是在已经投入使用的建筑空间内,植入智慧要素,已经有了很多的尝试。例如,管道系统的感应监测系统,可以对管道安全以及管道流量的变化进行实时监控,并通过设置在建筑内的总控室来实现智慧管理。又如,门禁系统的智慧化,完全可以通过人脸识别技术来实现智能化管理和控制。再如,地下停车场,完全可以实现自动停车和智能计费等。建筑空间内部各类功能性的安排,例如会议室、餐饮服务等,也可以通过智慧化的管理手段来实现。

        社区和园区以及地产空间的运营管理和物业管理,也完全可以规划智慧的要素和内容。与家庭、建筑有所区别的是,加入了智慧的管控中心,就可以通过系统化的管理,对所有的家庭单元和建筑单元以及社区覆盖的空间进行全方位的、系统化的服务。可以利用社会化的智慧应用,把一部分服务开放给社会,开展智慧共享服务,实行开放的社区和园区以及物业管理模式。也可以在社区自身的空间内,建设智慧中心,连接空间内所有的智慧要素,为空间内部的需求提供智慧化的服务。我国一些城市已经建立了各类的智慧中心,例如城市的智慧治理中心、行政服务中心、交通指挥中心、治安管控中心、能源控制中心等。这些智慧中心的功能,通过大中心的系统化的整合和管理,可以实现空间内各类智慧要素的互连互通。

        要因地制宜地编制规划,重点是根据投入的不同,服务范围和空间的不同,以及收益的区别,制定合理方案

        编制一个具体空间项目的智慧城市规划,无论是在社区、园区还是地产物业,或者是在一个小城市,不可避免要涉及到成本问题。因此,要因地制宜地编制规划,重点是根据投入的不同,服务范围和空间的不同,以及收益的区别,制定合理方案。毕竟收入人群不同、发展水平不同、企业性质不同、资金能力也不同,涉及的智慧要素也很多,是否能真正发挥作用还得取决于需求。选择所谓的智慧要素,不一定开始就要高大上,而是根据自身的能力和基本的需求制定智慧要素的投入方案。可以设计1.0到N.0的过渡计划。切忌一蹴而就,造成投入的闲置,或因能力不足导致失败。

        所谓从1.0到N.0版本的变化,其实就是指采用智慧要素的多少、智慧要素整合的程度以及新技术运用对城市治理效率的变革。要求成本较低的智慧城市方案,可以采用最常用的智慧技术,除了已经在社会上推广普及的一些诸如人脸识别、社区安防以及各种智慧化的服务项目之外,还可以采用适度的家庭电气化系统管理、社区基础设施和各类管道系统的监测管理、停车场的智能管理、各类智能的门禁管理以及有线的社区或园区公共空间的监控系统等。根据一个项目所需采用的智慧化方案的成本以及用户需求,提升智慧方案和规划等级,还可以增加更多的智慧内容。例如提升系统化管理的水平,建立有线和无线监测系统的智慧中心,升级家庭的电器智能化系统管理的功能,增加物业的开放性网络社区服务,智能化的停车系统甚至包括机器人停车系统等。如果继续升级,还要涉及到智慧技术的深入研发和新技术的采用,包括智能化交通管理,基于网络应用的位置信息数据,通过大数据算法分析,依据空间位置或轨迹或偏好习惯提供相应服务等。

        编制智慧城市方案和规划,无论从一个具体的空间单元还是涵盖整个城市,基本方法就是对所有智慧技术信息的采集,利用各类智慧技术在城市的应用成果,根据分类规划到城市的不同功能和空间中。对于不同层次的智慧空间和不同发展水平的智慧城市单元,可以有选择性地根据城市的实际需要和承受能力,植入相应的智慧要素。就像手机,价格不同,功能不同,技术含量也会有较大的差距一样。智慧城市也同时存在着各种不同的版本,取决于各要素之间的竞争,各种智慧技术推广模式的竞争,各种智慧技术背后的金融和资金能力的竞争,最终是面对需求和消费者的选择来决定最优的智慧城市模式。

        只有把智慧城市的触角更多地伸向社会需求,只有把智慧要素的主体交给市场去竞争,只有考虑到智慧城市资金投入的可持续,并通过需求的反馈发现智慧技术的弱点,才有可能带动智慧技术的变革,智慧城市才能在不断升级中完善公共服务和社会化服务,才能实现绿色、低碳、可持续的城市发展目标。

        (作者为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首席经济学家)

  • 公共利益决定社会治理的公共性

        王名

        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这是新时代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总体要求。共建、共治、共享分别从资源整合、治理过程和成果分配三个维度提出了社会治理的基本要求:共建强调合力合资,共治强调合智合作,共享强调共益共赢。其重心在于一个“共”字,凸显了社会治理的公共性。

        社会治理公共性的内涵

        社会治理的公共性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社会治理同时具有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的属性,因此,需要党委领导和政府负责,也需要大量公共资源的投入和必要的公权力的介入。

        二是社会治理一般具有主体多元、过程开放、领域广泛等特征,需要来自党和政府、社会各界、上下各层级的多元、广泛、持续和深入的参与,以及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各向度的交流和东西南北中各方面的网络化合作。

        三是社会治理具有跨界协动的特征,所面对的问题往往不是单一部门或系统所能化解的,需突破主体的边界和局限,用跨界的思路、跨界的方法、跨界的机制进行协商对话、协调互动、协力共治。

        四是社会治理具有共生共在的一体化特征,其整个过程及系统并非简单的拼装组合,通常具有不可分割性,社会治理中的各环节、各主体相互影响、兴衰一体,因而,围绕社会治理所展开的相关问题,必然达成多元主体之间共建共治共享的深度合作与广泛融合。

        多元主体共同治理,意味着在多元主体之间通过让渡各自的权力形成一定的公共领域,意味着不同主体间在频繁的交往和互动中达成共识,并形成超越各自不同利益的公共利益,也意味着基于公共领域和公共利益在共建共治共享的过程中实现一定的公共价值。

        多元主体共同治理的内外边界

        在中华传统文化绵延数千年的思想演进中,公共性以其特有的方式表现出来。孔子在《论语》中强调的“里仁为美”,阳明心学倡导的“致良知”,以及孙中山先生所践行的“天下为公”,表达的都是超脱于“小我”的公共性。这种基于个体的内在“里仁”与良知的公共性,与西方观念中的利益、契约或公共领域有所不同,更看重个人的德行、责任及作为意义和情感共同体的家国情怀及其精神归属。在这种意义上,多元主体共同治理,最重要的出发点不是利益,而是里仁;不是权力,而是良知。

        东西方文化和价值观的差异,塑造了两种不同的公共性:一种是以人为本、私权公域的公共性,强调公共利益和公共领域;另一种则是以仁为本、天下为公的公共性,注重里仁与良知。这两种公共性,从两个向度上给出了多元主体共同治理的边界:其一是向外,强调利益和权力的边界,即与私人利益、私人领域相对立的公共利益和公共领域,规定了共建共治共享的外在边界;其二是向内,彰显价值、道德与伦理的境界,即对多元主体内在里仁与良知的更高要求,指向了共建共治共享的内在境界。

        现代社会治理格局中多元主体的利益指向

        进一步来看,体现在共建共治共享中的公共性,归根到底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开宗明义强调的“初心和使命”,即“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种公共性在本质上规定了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之一。

        十九大报告结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总目标,提出到2035年“现代社会治理格局基本形成”的战略目标,其基本特征是:法治社会基本建成,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社会文明程度达到新的高度,人民生活更为宽裕,社会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可以说,这一战略目标本身,就是对社会治理公共性的充分彰显。

        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出访欧洲时表达的“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境界,既是最高层次的向内体认和向外担当的统一,也是对以仁为本、天下为公的公共性的最好诠释。

        因此,在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下,公共性规定了多元主体的利益指向必然是超越各方不同利益的公共利益,惟有公共利益才有多元主体共建之据、共治之由、共享之依,也才有多元主体超越各自利益谋求共同发展的基础;公共性明确了多元主体应在公共领域的范围内行使各自的权力,只有公共领域才是多元主体谋求共建之平台,探索共治之场域,实现共享之家园。

        (作者为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

  • 摸准快递治理事务的“剩余事务”特征

        吕德文

        “一切都变得越来越快”,用这句话来形容当前中国正在经历的社会巨变,再合适不过。这其中,最为明显的莫过于快递行业的井喷式发展,它将“一切都变得越来越快”的都市体验带给了每个人。

        “快递”是一种新业态,影响着城市治理

        “快递”是一种新业态。自古以来,物流都是衡量社会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准。“邮政”是现代国家的重要装置,没有以电报、铁路等为技术基础的“邮政”,就不会有近代国家转型。快递行业的兴起,不仅仅是邮政市场开放的产物,更是建基于高铁、航空、互联网等新兴技术的聚合。归根到底,它是基于“快”而构筑的新业态。有趣的是,这个新业态紧扣新兴的互联网技术,为资本提供了新的自我循环场域,却是通过聚集“快递小哥”这类新一代职业群体而形成的。

        “快递”彰显了都市精神的内在张力。快递业显然是创新的产物,代表着都市激情,但它恰恰又在某种程度上恢复了传统的劳作方式。正因为它兼具“创新”和“传统”,使得其徘徊在坚持规则和“越界”的模糊地带。比如,快递业的极速发展,给城市的市场监管、交通规则等出了难题。仅仅从“快递小哥”这个群体的观念看,他们的工作虽高度自由,但处处受苛刻的“计件制”和服务评价制约。

        “快递”本身就是关于“快”的都市经济、社会和精神的综合体,它传递到都市体系中,迅速影响着城市运转的逻辑,并连带影响着城市治理。

        “快递”至少对交通、城管、住房管理和邮政等几个市政管理领域提出了挑战

        “快递”本身就是“效率”这一都市精神的产物。让城市运转得更快是现代化的应有之义,生活节奏的加速亦是都市生活方式的本质特征。因此,对于市政管理部门而言,“快递”这一新生事物的出现并不意外,它很容易被纳入相关的治理轨道中。不过,随着互联网经济的迅速扩张,快递的治理事务在短期内急剧增加,对市政管理提出了更高的挑战。就笔者的田野调查来看,它至少对交通、城管、住房管理和邮政等几个市政管理领域提出了挑战。

        某种程度上,“快递”本身并未制造新的治理事务,它所涉及的几乎所有治理事项,都可以在既有的市政部门中找到相关的职能。与电动车相关的交通管理,在电动车出现之时就逐步纳入了交通管理部门的视野,并形成了相对完整的管理规则。与城管部门相关的电动车及快递物件乱摆乱放的问题,也早就在“占道管理”的相关管理条例中明确。

        问题恰恰在于,尽管每个部门都可以找到相关的法规依据,并按照部门的职能对“快递”展开治理,但除了邮政部门这个行业主管部门,“快递”在短期内所产生的治理事务,对各个市政部门都构成了挑战。这个挑战源自“快递”治理事务具有“剩余事务”的特征:它看似细小琐碎,却难以处理。通常而言,治理事务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简单易处理的事务;一类是复杂且难以处理的事务。前一类事务往往是各个市政部门的“主业”,专业性强,易于认定,且有相对明确的法规依据;后一类事务往往是各个部门“主业”的剩余事务,不易认定,法规依据也不明确。对于交通、城管、住房管理等部门而言,“快递”衍生而来的治理事务,均是各个部门的剩余事务。

        让“快递”所塑造的都市生活充满活力而不失序

        “快递”是一个典型的因新业态的出现而产生的治理事务,它对城市治理更为根本的挑战在于打破了原有的治理常规,塑造了新的街头治理景观。街头摊贩或许变少了,但摊贩经济却未必减少,它只不过不再依赖于街头巷尾的人员聚集,而是依赖于线上线下的精准匹配。传统上针对弱势群体的城管执法冲突的确是减少了,但每天针对电动车摆放等的服务管理工作却在急剧增加。以前,交警主要针对有车一族进行执法,但现如今针对“快递小哥”这类群体的交通执法在急剧增加。因此,“互联网+”所创造的新的经济活动,事实上对街头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

        “快递”的治理事实上在考验着城市共同体。在当前的都市中,不同群体对“快递”有不同的诉求。对于从业者而言,“快递”本身就是进入城市的一个阶梯;但对于消费者而言,“快递”仅仅是城市便捷生活的一种手段。对于消费者而言,“快递”提供了另一种生活的可能性;但对于生产者而言,“快递”仅仅是“时间就是金钱”的表现。对于都市生活的规划者而言,“快递”是城市创新的结果;但对于市政管理者而言,它或许是在源源不断地增加治理事务,提高治理成本。同时,“快递”也蕴含着都市精神的内在冲突。人们一旦进入“快递”所塑造的生活方式,在体会到方便、快捷的同时,也会滋生忙碌、无聊的心理体验。并且,这一体验本质上是由抽象的时间规则所塑造的,“快递小哥”也许不用受类似工厂里的老板和管理者的支配,进而体验到“自由”,却在不经意间受制于围绕着“快”而设计出来的一整套行业标准。让“快递”所塑造的都市生活充满活力而不失序,不能仅仅依靠传统的市政管理技术,或许还要在更深层次上认识“快”的城市意象。

        (作者为武汉大学社会学系研究员、博导)

  • 跨越“技术能力陷阱”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谢伏瞻在《经济研究》撰文指出,新一轮工业革命是一场技术经济范式协同转变的复杂过程。包括中国在内的具有一定工业基础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广泛参与到高新技术的突破和应用,是这一轮工业革命相较之前几轮工业革命最大的特点。按照传统的发展经济学逻辑,发展中国家凭借低成本优势承接发达国家成熟产业的产能转移,是后发国家经济增长的基本模式。

        基于“雁阵模式”的产业转移虽然能够在经济起飞阶段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高速增长,但长期看,由于跨国公司始终将核心技术保留在母国,仅将成熟技术向发展中东道国转移,在发展中东道国的技术开发基本上是出于满足东道国本国市场需求的适应性改进,因此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市场开展的创新多是“利用型”的微小改进。这也意味着,一旦成熟技术转移的红利被收割完毕,而发展中国家本土的企业又不能成功打开技术赶超的空间,其经济增长就会进入长期相对停滞的状态。巴西、智利等拉美国家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在微观上就表现为跨国公司的成熟技术转移完成后,这些国家本土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没有形成和跟进,因而进入了技术能力和经济增长的平台期。可以说,“中等收入陷阱”的背后是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能力陷阱”。

        利用新工业革命的历史机遇,培育本土的创新能力和创新主体,形成独立的产品平台、研发体系和实验体系,是后发国家在技术层面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赶超路径。新工业革命背景下,不仅后发国家在新兴产业领域迎来并跑的机遇,而且由于传统技术和传统产业与新技术的融合,后发国家在成熟产业也迎来利用其独特的市场优势和资源优势实现赶超的窗口期。

        20世纪70年代,当汽车技术路线由低成本和动力增强向多样化和节能环保转变时,日本企业凭借柔性化生产和精益制造实现对美德汽车产业的赶超,就是这种理论逻辑的现实呈现。过去四十年,中国从国情出发,不断推动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更是大大丰富了后发国家经济发展的道路和模式。中国的制造强国战略、俄罗斯的“国家技术计划”、阿根廷的“国家生产计划”以及印度的“印度制造战略”等,都体现了广大发展中国家广泛参与新一轮工业革命的正当诉求和试图给人类迎接新工业革命做出贡献的理想抱负。(许灵 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