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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鲜明特点

        许耀桐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标志着新中国开始了社会主义的国家治理。新中国70年来的国家治理取得重大成就,形成了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具有新颖的、丰富的理论内涵,体现了一系列鲜明特点。

        “两导”:党的领导、国家主导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中,必须坚持并加强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领导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根本要求,是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之所在、国运昌盛之所在,必须把党的领导贯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全过程。当然,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必须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与执政方式。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是指党必须处在国家的全面领导的位势上发挥作用。全面领导指的是政治方向、政治原则和路线方针政策的领导,而全国其他组织、单位、团体和公民,必须在政治上接受和服从党的领导。但是,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不等于党要去包办和代替一切,必须保证其他机构能够积极主动地、独立负责地、协调一致地开展工作。党的领导,不妨碍党同其他组织、单位、团体和公民在法律上的平等关系,也不妨碍各自按照法律的规定处理自己的事务。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中,还必须凸显政府的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其《决定》中指出:“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政府要加强发展战略、规划、政策、标准等制定和实施,加强市场活动监管,加强各类公共服务提供。”这说明,中国的各级政府必须在国家治理中起着主导作用,即发挥政府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龙头牵引作用,实现“有效的政府治理”。绝不能把政府等同于一般的社会组织、群团组织,更不能将其淡化、边缘化。

        “三化”: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既积极改革不适应实践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和法律法规,又不断构建新的体制机制和法律法规,使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更加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

        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中,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治理的制度化问题。他认为,国家治理体系实质上就是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这项工程极为宏大,必须是全面的系统的改革和改进,是各领域改革和改进的联动和集成,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形成总体效应、取得总体效果。”只有在制度建设上做足功夫,中国特色国家治理体系才会日臻完善。

        规范化,是指通过发布和实施一系列关于治理的标准、规则和要求等,以达到治理过程中的统一,获得治理的最佳秩序和最佳效益。程序化,是指治理工作要按照一定的步骤、流程实施,有着严格的标准和严密的、内在的合理性安排。

        规范化和程序化是制度化的结果表现。制度化是治理发展和成熟的过程,也是整个治理体系规范化、有序化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治理的制度化必然伴随治理的规范化、标准化,治理的制度化也必然要求治理的程序化、有序化。

        “四治”:法治、德治、共治、自治

        法治,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必须依法治国。依法治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和基本方式。自古以来,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法治的状况如何,关系着一个国家的发展和强盛。建设法治中国,就是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化建设。建设法治中国,必须树立宪法和法律的权威,进一步深化立法、司法体制改革,完善中国特色的法律体系,推进立法、司法的科学化和民主化,保证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要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明确行政执法主体,合理分解执法职权,完善行政执法程序,规范行政执法行为,加强执法队伍建设,强化对行政执法的监督。要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健全国家司法救助制度。还要推进基层治理的法治化,发挥基层党组织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中的战斗堡垒作用,建立重心下移、力量下沉的法治工作机制。

        德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不但实行依法治国,而且要求以德治国。法治与德治,都是国家政治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规范人们行为、教化人们思想、维护社会秩序的必要手段,它们相互联系补充、不可或缺。只有法治、没有德治,或只有德治、没有法治,都不可能治理好国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把法治建设和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他律和自律紧密结合起来,做到法治和德治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弘扬德治精神、实施德治方略,以道德滋润法治,才能强化道德对法治的认同感和信任感,才能强化道德对法治的支撑作用,才能更好地促进法治的发展。

        共治,即共同治理,也称合作治理、协同治理、多元治理。共治是当今时代治理所呈现出的最显著的特征。共治,要求在公共事务领域中,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组织与公民个人、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共同参与,形成合作、协商的伙伴关系,通过由上至下、由下至上的双向或多向的互动过程,既包括政府组织的合作机制,也包括非政府间组织的合作机制,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实施共治,是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重心所在。

        自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既需要共治,也需要自治。国家治理并不是全能的,无限制地将国家权力渗透到社会基层领域,违背了社会的运行规律,会给经济社会发展造成破坏。但是,社会也不能缺乏治理,否则就会处于失序的混乱状态,这就需要采用自治的治理模式,由相关的社会主体担负起治理的职责。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探索农村和城市社区群众自治,现已建立了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实施自治,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基础工程。

        “七域”:国家治理的领域范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他又指出:“国防和军队改革是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标志。”这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范围涵盖了七大领域的治理。

        一是经济领域治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形成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着力清除市场壁垒,提高资源分配效率和公平性。

        二是政治领域治理,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将协商民主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达到法治中国的根本目的和要求,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

        三是文化领域治理,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治理的体制机制。文化治理的重点还在于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加快构建充分反映中国特色、民族特点、时代特征的文化价值体系。

        四是社会领域治理,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实行基层群众自治,社会治理应借助社会组织来进行,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机制,促进城乡社区治理,使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

        五是生态文明领域治理,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努力建设美丽中国,构建以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必须加大环境治理和环境保护,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实现绿色发展、循环发展和低碳发展,实现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

        六是国防和军队领域治理,坚持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二○三五年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

        七是党的建设领域治理,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以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为主线,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以坚定理想信念宗旨为根基,以调动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着力点,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

        [作者为福建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一级教授]

  • 从国家战略高度重视服务贸易发展

        隆国强

        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既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内容,也是我国产业竞争力升级从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内容,还是我国实现新旧动能转换从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因此,要从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重视服务贸易的发展。

        服务贸易的三个重点

        当前,我国正处于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不论是从需求侧还是供给侧来看,服务贸易创新发展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然而,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要突出三个重点,即与货物贸易密切相关的服务、与信息技术进步相关的数字经济、培育服务贸易领域的龙头企业。

        一是与货物贸易密切相关的服务。我国是货物贸易大国,货物贸易发展为服务贸易带来了很多机会,比如国际运输、保险等相关服务,这些是摆在家门口的现实需求。目前我国在这些服务领域的发展存在逆差,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二是与信息技术进步相关的数字经济。数字经济的进步使得很多传统服务的可贸易程度大幅度提升,同时还创造出很多和数字贸易经济相关的活动,从而形成了跨境贸易新的内容,比如跨境电商、游戏、云服务平台等。在数字经济这一领域,我国拥有良好的人力资源基础和产业基础,是我国下一步提升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重要突破口。

        三是重视培育服务贸易领域的龙头企业。在服务贸易领域,越大的龙头企业,品牌效应越好,开拓市场的能力越强,越能拿到订单。但当前,我国在培育服务贸易领域的龙头企业方面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数据显示,在全球100大非金融类服务企业中,我国只占4家。从未来增强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角度来说,着力培育服务贸易领域的龙头企业是一个重要突破口。

        推动服务贸易快速健康发展

        做好以上这些事情,需要把政府力量和市场力量有机地结合起来,在遵循国际经贸规则的前提下,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同时调动企业的积极性。政府要从以下三个方面着力,推动我国服务贸易快速健康发展。

        首先,政府需要重点完善服务贸易统计、摸清家底,并在此基础上做好顶层设计。服务贸易的统计对于各国都是一个难题,中国的服务贸易统计在过去几年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但仍然存在着漏报的情况,特别是很多新兴服务贸易活动未能在统计数据中显现。在资本市场尚未完全开放的情况下,当务之急是更加准确地做好服务贸易统计,掌握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的真实情况,并在此基础上,在“十四五”规划中做好顶层设计,进而推动服务贸易快速发展。

        其次,进一步加快服务业的对外开放,同时放松对服务业的过度管制。近些年,我国在对外开放领域做了大量工作,对于彰显开放大国的胸怀,对于促进全球建设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都起着重要的作用。不过,我国在不同领域开放的进展并不一致,特别是服务贸易,开放相对滞后。

        对外开放不足、对内管制过度,限制了我国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服务业的开放不是简单地将其从负面清单上拿到开放领域,而是要和放松管制密切地结合起来,形成一个开放和改革良性互动的新格局。否则,开放的示范效应、竞争效应很难充分发挥。

        最后,逐步完善有利于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的政策体系。要尽快总结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的经验,形成一个对全国所有地方、所有服务行业普遍适用的一套比较完整的、有利于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的政策体系,从而提升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并使其发展潜力得到充分发挥。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

  • 任弼时:用先进合理办法“创造性落实”

        林宁

        1940年9月,党中央决定由任弼时负责指导陕甘宁边区工作。当时中央对处于和平环境下的陕甘宁边区党政工作作出了转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重大决策部署,要求边区先行先试开辟出一条在坚持抗战中自力更生的大道,寻找出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一些规律。      

        任弼时多次在边区县级以上干部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地方党政机关抓经济建设工作要“发扬创造性”。1944年4月,任弼时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全面总结1943年边区经济建设取得的巨大成绩时,有一段内容是专门从方法论上论述的:“边区的干部、党员以至于群众,对经济建设中发展农业生产的方法,经过去年的实践,应当说是有了很多的经验,现在,要使他们对于经济建设中的金融、贸易、财政及民间自给工业等类问题,也能如农业生产一样加以很大的注意和努力,那我们就必然能够创造许多新的办法,使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很快就可以收到成效”。这段话实际上道出了“发扬创造性”的实质就是努力创造新办法实现创造性落实。

        什么叫新办法?这正是任弼时1941年2月在陕甘宁边区各县干部联席会议上要求确保完成中央下达的外运销盐这项艰巨任务时所提到的“先进的合理的办法”。他提出产盐中的交通运输问题,强调“这项工作要靠我们政府和党去很好地组织。我们的同志要用先进的合理的办法做给老百姓看,起模范作用,推动群众干”。

        当组织群众驮盐运动成为边区各级党政机关抓经济建设工作的一项中心任务后,各地如何创造新办法抓落实一直备受任弼时关注。后来他用“这是一个很大的创造”高度表扬了一些地方在组织群众驮盐运动中创造的“先进的合理的办法”。比如延安县创造了“公私合作的二八分红制”的新办法来组织群众运输队,既落实了“公私兼顾”的中央经济建设工作方针,又增强了一般运输员的工作责任心和积极性,大大提高了运输力。他举例该县成效明显的杨家岭运输队:过去大车载重不过900斤,驮骡载重不过一百五六十斤,现在大车载重提高到1300至1500斤,驮骡载重则提高到200至220斤。

        本版供图:古然  

  • 中国道路的“比较优势”

        陈培永

        中国道路是当代中国开辟出来的具有原创性的道路,是一条与西方道路起点不同、路程不同的独特道路。评价中国道路好不好,坚决不能把本身就有缺陷的西方道路作为评判标准。反而应该在与西方道路的比较中,更好认识到中国道路内含的智慧,看到中国道路相对于西方道路所独有的元素。

        首先应看到的是,西方道路不是和平发展之路,它所取得的成就,不是靠自食其力取得的,而是依靠“外围”或“边缘”国家完成的。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今天,其成就都建立在对其他国家的掠夺性积累上。中国道路则是和平发展之路,蕴含的是独立自主精神,可以说,中国发展依靠自身力量,中国崛起依靠自身智慧,中国进步依靠自身文明,走向世界舞台所追求的也是合作共赢。

        西方道路内在地是唯我独尊的傲慢思维,认定现代文明之路只有一条,就是自己所走的路,而其他道路都是落后的乃至野蛮的,都是行不通的或将被历史淘汰的路。中国道路推崇的是华山并非一条道,条条大道通罗马,不把某一套理论或他人成功经验看作金科玉律,不把自己走的路看作是唯一正确的道路,认定各个国家都可以走出属于自己的文明之路,适合自己国家国情的道路就是最好的道路。

        西方道路缺少包容他者、兼容并蓄的精神气质,习惯于对其他国家指手画脚,很少学习其他国家经验来融入自己国家发展道路中。中国道路强调开放包容、相互借鉴,不仅吸纳发达国家的技术、管理、制度,也注重吸纳其他国家的先进经验,走自己的路,学别人先进的东西,大胆借鉴和吸收。这正是中国道路所强调的方面,它绝不是只强调中国特色,从这条路开辟的时候一直到今天,它一直是在学习他国、提升自己中进步的。

        西方道路经常采取对内对外两个标准,将“平等”挂在嘴边到处宣扬,却在各种重要场合坚持本国优先原则;给别国“安利”自由市场、经济自由,自己却不断强化政府干预;自己国家本来矛盾重重,却总想化身超级战士以“民主”的名义出兵别国“拯救”世界;满口讲国际事务的程序正义,自己却总是打破程序,先发制人。中国道路则强调文明多样,不以自己的标准要求别人,更不制定标准让别人遵守而自己却不遵守。

        西方道路强调的是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受资本逻辑的支配,在全球事务中主张最多的就是利益以及建立在某些共同利益上的共同体。中国道路突出的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维,不是仅仅建立在基于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共同体,而且还从人类社会共同命运的角度去构建国际关系……

        我们比较中西方道路,强调中国道路的独特价值,并不意味着否定西方道路的意义和价值。对西方道路不能过高评价,只看到它的好,也不能过于贬低西方道路,更不能完全抹黑西方道路,将其简单看作形式上和实质上的两张皮,不去学习西方道路的精华之处。

        比较中西方道路,也不意味着两条道路的绝对对立,不能因为我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认为和西方道路是完全割裂和不同的。中国道路从开始时就是立足中国、注重汲取西方发达国家文明而且非常注重借鉴西方道路的道路。

        反倒是西方国家往往对中国道路长期持有轻蔑甚至鄙视的态度,我们应该明白的道理是,总认为自己已经足够厉害、不用再去向其他人学习的人,实际上也就停止了自己的进步;那些总认识到自己不足、不断地向其他人学习的人,一定会有更大的进步空间。

        中国道路与西方道路存在着较大的互补性,中国道路从西方国家吸收借鉴了市场经济、资本运营的经验,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经济腾飞注入了活力,同样,西方国家的发展也应该而且也开始逐渐从中国道路中汲取营养。中西方道路在交锋过程中各自从彼此之处汲取能量,这才是可喜的局面。

        (作者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 1990年代 志愿服务兴起

        上世纪90年代,青年志愿者行动迅速在全国展开,志愿服务的领域不断扩大,志愿者队伍日益壮大。北京、上海、南京等地的青年志愿者还依托志愿站和服务基地开展了富有地方特色的志愿服务。周日加入志愿服务的行列,已经成为许多市民双休日生活的一部分。图为北京市青年志愿者利用双休日清理河边垃圾,保护环境。(安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