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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罗素的“中国问题”与中国之“罗素问题”

        童世骏

        西方人关于中国的著述很多,但只有伯特兰·罗素的《中国问题》(The Problem of China),出自一位哲学大家之手。近代以后访问过中国的西方哲人很多,但只有这位英国哲学家,在中国讲学将近十个月以后,出版了这本对中国的历史、现状和未来的系统论述。

        “英国哲人罗素50年前预见到我国的光明前途”

        对今天的年轻读者来说,“中国问题”一词可能有点陌生。从孙中山在1904年8月31日撰文“中国问题的真解决——向美国人民的呼吁”,到邓小平在1990年12月24日说“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共产党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好的政治局常委会”,近代以来中国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中国问题”这个词逐渐少用。

        但恰恰在这样的背景下,伯特兰·罗素的《中国问题》一书,却特别值得一读。

        首先是因为,在这本书中,作者早在将近百年以前,就对“中国问题”的解决做出了确切预言:“中国物产丰富,人口众多,完全能一跃而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强国。”中国哲学家梁漱溟先生曾在1972年撰文夸奖“英国哲人罗素50年前预见到我国的光明前途”;但真正体现罗素中国观之预见性的,还是在进入新世纪以后,尤其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以后。

        罗素在这本书中不仅讨论了“中国问题”,而且提出了他自己有关中国的一个问题:走出积贫积弱之后的中国,会是一个怎样的国家?罗素说他很担心,在为独立自主而变得强盛的过程中,中国人会不会最后也走上帝国主义之路呢。在罗素看来,为求自立自强,中国固然要向欺侮她的西方列强(及其东方模仿者即日本)学习科学和技术、工业和军事,但中国如果在由此战胜列强以后却也像后者那样恃强凌弱,如果在掌握了实现价值的有效工具以后却把公正价值弃之不顾,那么她可以说是名胜而实败、外赢而内输了。罗素在《中国问题》中一再表达的这个忧虑,或许可称为有关中国的“罗素问题”。

        对中国之“罗素问题”可以说是有过明确回答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曾经在长沙听过罗素演讲,并且在其有关中国未来之思考中认真研究过罗素建议的毛泽东,对中国之“罗素问题”可以说是有过明确回答的。1949年9月21日,在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同时,毛泽东强调这意味着“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1956年下半年,毛泽东两次在公开场合表达同样意思,尤其在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90周年的时候,他撰文说“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并强调我们要永远保持谦虚,“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大国沙文主义”。

        60年后,在2016年11月举行的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的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以与时俱进的方式重申了一脉相承的承诺:“中国人民不仅希望自己发展得好,也希望各国都发展得好,希望各国人民都能拥有幸福安宁的生活。我们要推动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共同创造人类和平与发展的美好未来。”

        按照“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的要求,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十八大以来,我们为国际社会的和平和发展付出了巨大努力,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人的美德被视作一根鞭子,用以鞭打自鸣得意的西方人的后背”

        先于罗素一年抵达中国、与罗素同日离开中国的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曾撰文对罗素的《中国问题》做高度评价,称赞该书为“最近写就的将西方读者与远东问题联系起来的众多图书中最富有启发意义的一本”。但杜威也指出,这本书的读者如果不考虑其作者是在对西方文明极度失望的情况下“去中国寻找新的希望”的,“将会错失本书主要的深远意义”。在杜威看来,在这本书中,“中国往往变成了一个闪亮的天使,以便表现出西方文明的阴暗。中国人的美德被视作一根鞭子,用以鞭打自鸣得意的西方人的后背。”关于罗素此书的读者对象和写作本意,杜威说的基本不错;但说罗素几乎没有触及“中国内部的问题,即它的文化和制度的转变”,杜威却有不够公平之嫌。其实,对于此书出版后将近百年的中国读者来说,在罗素的《中国问题》中,不仅有关对中国未来发展之种种可能的展望,而且有关当时中国社会之种种弊端的议论,这些都是不难找到的;从这种展望和议论中得到有利于我们解决自己问题的启发,也是可以期待的。罗素的《中国问题》一书在百年之后仍然值得在中国重译再版,这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如何在西方找到更多像罗素那样具有同情心和理解力的对话者

        在今天语境下阅读罗素的《中国问题》一书,除了上述实质性的理由以外,也有方法论上的理由。罗素在此书开篇就强调中国问题的重要性;针对这种重要性,他不仅投入了相匹配的研究精力,而且动用了多视角的研究资源。罗素讨论中国问题主要是为了解决西方问题,这固然限制了他的中国研究的视角和深度,但对中国读者来说,这种研究进路却未尝不可以为我们的西方研究提供启发。

        罗素在《中国问题》中(包括在1965年的重印本序言中)表达了对中国文化的高度赞美,对中国人民的深切同情,以及对中国未来的乐观期待;就我们在当代世界参与国际对话——尤其是与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的对话——的努力而言,我们不能只满足于欣赏罗素的这种态度,而是同时要思考,如何在西方找到更多像罗素那样具有同情心和理解力的对话者;如果这样的对话者在客观上越来越少了的话,我们则要思考,如何通过我们更多更好的努力,在国际舞台上更加有效地论证自己的主张,在国际交往中更加广泛地传递自己的善意。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 有效回应美国的“国际秩序”定义权

        郑永年

        近代以来,在构建现存国际秩序的过程中,西方尤其是美国扮演了主导角色,因此也一直拥有国际秩序的定义权。美国掌握了定义权,也就是说,不管美国采取什么样的国际行为,总能向其人民或者国际社会证明其合法合理性。无疑,定义权包含着深刻的道德意涵,这种道德意涵证明着美国的行为,甚至是战争的“正义”性质。

        近代以来,西方塑造国际秩序,其话语权也很自然占据主导地位。基辛格博士著《国际秩序》(World Order)一书,有三点关于国际秩序的观点值得注意。第一,世界上从来就不存在一个秩序,而是多个秩序共存的,无论是建立在宗教之上的秩序,还是帝国,或者后来建立在主权国家之上的秩序。第二,每一个文明都有其自身的不同于其他文明的国际秩序观。因此,一个文明崛起而占据主导地位了,其国际秩序观必然影响其所建立的国际秩序。第三,自近代以来,西方所建立的国际秩序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从西方传播到世界其他地方。不过,尽管西方主导世界是一个事实,但这并不意味着西方的秩序是唯一的秩序。各个区域都在出现不同形式的区域秩序,对国际秩序产生影响。

        非西方世界为何“自愿”接受西方所界定的国际秩序

        西方国际秩序话语占据主导地位的另外一个原因,在于非西方世界的“自愿”接受。非西方世界接受西方所界定的国际秩序,主要出于几个因素。第一,出于利益因素,即接受西方定义的国际秩序或者处于这个秩序之下能获得很多利益。第二,即使不满意这个秩序,但既没有力量挑战这个秩序,也没有力量建设自己所认同的秩序。第三,即使有力量挑战,但找不到有效的替代秩序。苏联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努力,但以失败告终,原因就在于没有有效的替代秩序。

        非西方世界接受西方所定义的国际秩序,还有深层次的思想根源。二战之后,很多国家独立了,但只是领土的独立,各方面的精英人物的思想和思维还是被西方“殖民”的。

        中国在过去30多年来迅速崛起,开始对区域甚至世界秩序产生巨大的影响。有评论家认为,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这可能简单地把美国主导世界的逻辑置于中国之上。

        但诚如基辛格所言,中国必然要对21世纪的国际秩序产生巨大的影响,甚至重塑现存国际秩序。不过,在这方面,中国面临巨大的挑战,主要是要处理自己和现存国际秩序之间的关系。

        就中国和现存国际秩序的关系而言,有几个方面已经是不言自明的事实。第一,中国的崛起是在现存国际秩序内部的崛起。中国实行开放政策,把自身融入到现存国际体系内,并在这个体系中成长。第二,中国在这个体系内部扮演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已经具备足够的能力重塑这个秩序。第三,中国也具有了足够的能力来倡议或者建设新的区域秩序。

        这三方面的因素都在影响着中国和外在世界的关系。现在的情况是,尽管中国是第二大经济体,在世界经济秩序中举足轻重,中国需要更多的国际空间,但现存秩序(作为既得利益者)并不愿意提供。例如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里面的权限,就因为美国国内因素而受到极大的限制。

        在这样的情况下,无论从增进自身的利益(可持续的发展),还是从履行更大的国际责任的角度,中国都有必要利用自己所拥有的能力去倡议和构建区域秩序,例如“一带一路”倡议、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和金砖国家银行等。但中国的这些努力,又被美国定义为要取代和挑战现存国际秩序,往往导致中美之间关系的紧张。

        中国必须找到有效的方式来回应美国的国际秩序定义权

        面临这种局面,中国必须找到有效的方式来回应美国的国际秩序定义权。被动的回应阶段已经过去,因为经验表明,被动的回应做得再好,也远远不够。要互动回应,中国至少可以做三方面的事情。

        第一,中国要继续在现存国际秩序内部扮演一个重要角色。中国并不是现存国际秩序的革命者,而是改革者。中国无意把激进的变革引入现存国际秩序,而是要在内部和其他国家共享国际空间。这一点非常重要。不管怎么说,现存国际秩序是中国和其他国家互动的平台。实际上,中国一直在追求现存国际秩序的改善。

        第二,中国需要构建自己的国际秩序话语,这个话语要说清楚两方面的事情,即一方面说明中国为什么要倡议新的区域秩序,另一方面说明这些新的区域秩序和现存国际秩序之间的关系。

        中国所建设的AIIB不是要取代世界银行和亚行,而是承担诸多世界银行和亚行不能承担的责任。即使从长远来看,中国所建设的区域秩序具有了国际影响力,中国也无意取代现存国际秩序,而是作为另一个选择。中国是通过开放的方式(也即开放的区域主义)来建设区域秩序的,这个条件本身就使得区域秩序表现为开放性、参与性和国际性。

        如果能够从话语层面,把这些说清楚,中国所面临的压力就会小一些,少一些。不过,话语与其说针对美国,还不如说是针对其他国家。

        第三,在建设新秩序的过程中,中国要和美国的一些传统盟国建立更为紧密的关系,从而化解美国的阻力。建立新型大国关系至关重要,因为这是一个关乎战争与和平的大问题。不过,如果从正面做受到美国的抵触,便要迂回进行。

        从AIIB的创始和发展来看,中国可以通过开放的方法,来找到其他更有效的途径。AIIB之初,就遭到美国及其盟友日本的强烈抵制,但在英国加入AIIB之后,其他西方国家纷纷加入,从而也促成了美日转变态度,至少没有那么反对了,并且包括世界银行和亚行在内的国际机构,也转变而持合作态度。就是说,中国可以从英、法、德、加拿大等中等国家入手,来促成美国的转变。

        (作者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

  • 凭一颗诚心评述天下兴亡

        王树增

        秦怀保将军所著《品史录》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可喜可贺。

        所谓品史,本是悟天地沧桑,叹时光须臾,感世事交集与人生熙攘,一份家国情怀而已。《品史录》上至春秋,下至晚清,岁月枯荣,人情霜雪,尽显笔端。写史者,取材多为断代,纵论则鲜见。

        《品史录》取材极宽,涉猎极广,非多年积累,厚积而薄发,必不能够;著者慧眼识珠,艺高胆大,成此著述,绝非一时之兴、一刻之功。

        可以说,《品史录》凭一颗诚心评述天下兴亡,乃著者人生观使然。以“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胸襟,视家与国为一体,以国运为己运,这便是秦将军著述中的责任担当。

        所谓品史,本是阅览人间百态,感怀世事沧桑。推及前人顾盼来者,触景生情,一种忧患意识而已。历史是包罗万象的汪洋,高尚与卑鄙,英雄与懦夫,痛苦与欢乐,前进与倒退,繁华与衰败,处处杂糅一体,每每熔于一炉,写作如同史海寻贝,沙海淘金,一字一句均为胆识与眼力。

        《品史录》中,上至庙堂下至庶民,均收入笔端;宇宙洪荒,市井野趣,皆为内容;至于朝代更替,外乱内讧,奸雄嘴脸,忠勇品格,更是墨色饱满。“先忧后乐”的人文精神,跃然字里行间。著者忧的是苦寻长治久安之策,患的是如何铺就黎民安康之路。中华民族上下几千年,历史的可贵之处在于,忧患者多来自民间。平民视角的叙述有别于官史修辞,传世的历史札记多自平民立场出发,令历史生动的往往不是官史典籍而是民间札记。旁观者清的道理自然是其一;更重要的是:历史评判权力在人民,因为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这是唯物史观亘古不破的核心真理。

        所谓品史,本是触感而发,随性而言。夜有微凉,茶尚余温,评天说地之事,推心置腹而已。《品史录》或事、或人、或物;议论、杂感、评说,杂糅一体。经天纬地时怒发冲冠,街谈巷议时妙趣横生,两相兼容,从无抵触;而谋篇布局如仰头苍穹,俯首蝼蚁,仰俯自由,无微不至。这份自由文体的传统,仍源于著者的人文情怀。

        《品史录》根基是道德评说,强调的是积极人生的入世劝世,主张的是三省吾身的修养和警醒,彰显出中国传统思想家深入浅出的内敛风格,深入则察其根末,究其肌理;浅出则促膝而谈,俯首皆是。“品史”与“治史”有天壤之别,从阅读者的角度上讲,少有“治史”之心,多为品评之趣,著者动笔之初,已与读者心领神会。著者采用的是平实语言和平民语境,推心置腹,扎实可靠。

        《品史录》洋洋数十万言,贵在一“品”字。

        对历史趋势的品评,目的在于促进社会文明的发展。评史不难,难在觉醒。刻意的品评就是一剂清醒良药,振奋精神,自觉启蒙,让理性与宽容回归,心底宽阔,方可前行。

        对往事故人的品评,在于促进人的道德尺度的提升。家国一体,命运相息,无论帝王将相庶民百姓,都是历史舞台上的演员,每个人应该对这个舞台负责,这就是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古训。

        对百态人生的品评,在于面对镜中自我,力求清醒客观,就此改善人生质量。就个人而言,人格高低决定生活质量优劣。

        将军有此著述,着实不易。

        著史需要海量阅读。将军戎马一生,军务锁身,野帐冰河,冷剑热血,一生少有闲暇。不挖千口井,不得一捧泉;不破万卷书,不知万事缘。尽管将军嗜读早有口碑,但典籍浩瀚,书海茫茫,熬不干几盏灯,呕不尽一腔血,何谈读书有成?行旅秉烛,鞍上捧卷,甘苦自知。

        著史需要通学积累。人类乃是人间万事万物之大杂烩,自古就有史学便是杂学之说。天文地理、兵农工医、哲学美学、经济商业、文学艺术、周易经学,乃至风水八卦,历史从少不得任何一项,若想著史,先为杂家,没有相当的学识积累,史如何去品?

        著史需要哲理思索。历史是变幻中的时空交错。时过境迁,世事流变,自然科学之进程,文明发展之进步,都将改变历史的价值判断。著者须审时度势,理出历史大规律,辨明是非大道理,考验的是哲理思辨的真本事。

        著史需要艰苦劳作。著述乃是人生大辛苦。一字一句,搜肠数遍而不得获,断发数根而不成篇,冬寒夏暑,呕心沥血,悬梁刺股,孤灯难眠。所著不是自家欣赏的个人日记,在取悦自己的同时更要取悦读者,两者相顾,苦情加倍,两情相悦,苦尽甘来。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博厚精深,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的历史如此纷繁复杂。读《品史录》,从窥豹一斑继而推及心念,实现自省自悟,从这个意义上讲,《品史录》有文史价值,更有阅读价值。

        (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本文为《品史录》一书序言,发表时有删节)

  • 书林折枝

        与世界共享中国思想

        近日,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策划、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撰写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丛书》多语种签约翻译启动仪式暨《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布会在京举行。该《丛书》撰写历时三年多、由近百位专家通力合作完成,对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领域发展经验作出权威的学术和理论诠释,围绕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文化繁荣,为世界提供了一份可供参考的中国思想、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该《丛书》的多语种翻译,表明这一学习研究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系列重要成果走向世界迈出重要一步。(樊宣)  

        我看中国新时代

        王建政译,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我看中国新时代》,由前民主德国统一社会党总书记和国务委员会主席埃贡·克伦茨撰写。作者原汁原味地向读者介绍了他5次访华期间的所见所闻,令人信服地展示了中国在不同时期取得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进步,并对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论证了中国的发展模式和现行政策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而苏联和民主德国乃至整个东欧的社会主义之所以失败,归根结底是因为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他展示了一个了解自身问题但又不因此陷入困境的中国,一个对未来有着确定的计划和绝对信心的中国。(蒋少荣)  

        葛剑雄谈读书

        《读万卷书:葛剑雄自选集》,鹭江出版社出版。本书收录的是葛剑雄教授关于读书治学的随笔,其中有对读书生涯的回顾、对学界同人著作的品评、对古代经典的解读、对学术研究的介绍……读者既能从中体悟到文史学科的一般入门途径,亦可感受到一位知名学者对学术的真诚与崇敬。  (夏鸣)

        全景再现康乾盛世

        《盛世:康乾》,侯杨方著,中信出版社出版。作者全景描绘了一个社会上升时期所特有的帝王英武、人才迭出、生产富足、开疆拓土的盛大气象以及潜在的种种危机。书中既有对人性、历史事件的剖析,也有对人口、经济、环境的阐释,以权力结构与政治生态的长时期性变化为着眼点,探究历史深层次的运行机制,是迄今对盛世这一历史现象挖掘较为深透的一部著作。(左明仁)  

        传统道德与中华人文精神

        人性、处世、处己、处人的人生观,义利、公私、理欲、德才的价值观,孝、忠、仁、义、礼、智、信、中庸的道德观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与灵魂,也是我们每个人在人生的不同阶段都要思考和实践的问题。肖群忠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传统道德与中华人文精神》,从哲学思想史、伦理学思想史中撷取精华,给出了大量知识性信息和实践案例,以为当下的借鉴和启示,有助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光大中华人文精神,促进社会文明进步和人生幸福。(黄蓉)  

        五凉王国的兴亡盛衰

        魏晋南北朝时期,河西地区相继出现五个割据政权:前凉、西凉、后凉、南凉、北凉。赵向群著、贾小军修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五凉史》,为“十六国史新编”之一,分十个专题,以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为基础,将短暂的五凉历史置于汉唐间上千年的历史进程中进行宏观考察,还原魏晋南北朝大分裂时期河西地方的历史,钩沉一千六百多年前纵横河西走廊、丝绸之路的五凉王国的兴亡盛衰。(崇阳)  

        本版供图  季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