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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无数字 不人权”

        张文显

        当今世界正在进入数字时代,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数字科技成为这个时代的标识,中国也正在加速建设成为“数字中国”。数字科技与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深度融合,数字科技的广泛使用已经成为人民生活、生存和发展须臾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场域中,“数字人权”脱颖而出。这里,我就“数字人权”概念和相关命题进行简要论证,希望引起大家的关注和重视。“数字人权”这个概念有着坚实的法理基础、现实需要和重大意义。

        在当今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最广泛体现为对数字科技的需要

        数字生活已成为人们真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类生活和生存对数字科技高度依赖,越来越多的平民百姓通过互联网生产生活、买进卖出、结识好友、交流情感、表达自我、学习娱乐,开启了人类在信息空间中的数字化生存方式。根据《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18》,中国网民数量达到了8.02亿,其中手机网民为7.88亿,第三方互联网支付达到143万亿元。互联网、物联网、即时通讯、社交网络、移动支付、共享经济等已经成为人们生存的条件,人类对数字科技的依赖性越来越大。在这种背景下,把对数字科技的掌握和运用奉为“权利”并将其归属于“人权”,提炼出“数字人权”概念,普及“数字人权”理念,既十分必要、甚为迫切,也顺理成章、水到渠成。实际上,人民群众早就深深地感受到并逐渐理性地认识到“无数字,不人权”。

        提出“数字人权”,就是要在价值上申言数字科技必须以人为本,必须把人的权利及尊严作为其最高目的,并以人权作为其根本的划界尺度和评价标准。同时,提出“数字人权”,就是要在制度上强调科技企业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责任,以及政府尊重、保障和实现“数字人权”的义务。这种责任和义务,一方面表现为对公民(用户)数字化生活中隐私权、数据权、表达权、人格尊严权等权利和自由的尊重与保护;另一方面也表现为对互联网基础设施及其他数字化设备的提供,尤其是对弱势群体所面临“数字鸿沟”的填补,以公共资源和集体行动确保社会成员平等、充分地享有接入互联网世界、过上数字化生活的条件和机会,进而真正实现其上网权或数字化生活权。提出“数字人权”,就是要增加政府保障“数字人权”的义务,强调数字科技企业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责任。数字科技必须以人为本,必须把人的利益进而把人的权利作为其最高价值,以人权尺度为其划界,以人权作为评价科技进步的根本标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进“互联网+教育”“互联网+医疗”“互联网+文化”等,让百姓少跑腿、数据多跑路,不断提升公共服务均等化、普惠化、便捷化水平。要坚持问题导向,抓住民生领域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强化民生服务,弥补民生短板,推进教育、就业、社保、医药卫生、住房、交通等领域大数据普及应用,深度开发各类便民应用。要加强精准扶贫、生态环境领域的大数据运用,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助力,为加快改善生态环境助力,总之,要让亿万人民在共享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的发展成果上有更多获得感。

        提出“数字人权”概念的意义在于,以人权的力量和权威强化对数字科技开发及其运用的伦理约束和法律规制

        数字科技是一把双刃剑,数字化带来的不仅是权利的福音,还伴随着权利的危机。人们在享受大数据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等数字科技所带来的个性解放、生活便利、经济增长、民主进步、文化多元、社会安全等福祉时,也在面临因个人数据被过度采集和不当使用而招致的隐私泄露、不平等对待(歧视)、非法监管等风险。

        在数字科技面前,我们必须警惕和防范数字科技的滥用,杜绝数字科技对人权的侵害。当下,数字科技广泛运用于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当中,如何确保作为国家和社会治理之重器的数字科技是善用善治,如何把数字科技成果的使用限制在自由、正义、安全、秩序的底线之内,就需要选择或构造一个盾牌,这个盾牌毫无疑问就是崇高的“数字人权”。任何一种数字科技侵犯人权,都必须被认定为非法,并以保护人权的盾牌将其抵挡回去。针对数字科技的研发、产业化生产以及社会应用,国家和相关行业应对其数字科技的人权意涵进行审慎的评估、审查和规制。国家将数字科技用作社会治理的工具或手段时,应秉持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理念,将其局限于社会利益所必须的限度内,并严格遵从法律所规定的范围和程序。在以数字科技驱动数字经济和数字社会的语境中,对科技研发公司的知识产权保护应恪守尊重公民隐私权、数据权、知识利益均享权等人权的原则和底线;数字科技和数字经济发展中知识产权与人权的冲突与协调也是我们应予关注的重要议题。

        提出“数字人权”概念,是引领新一代人权的战略需要

        按照国际学术界的说法,迄今,世界范围内人权形态发生了三次历史性转型,先后出现过第一代人权、第二代人权、第三代人权,目前正在迎来第四代人权。引领第四代人权的正是“数字人权”。随着以数字科技为代表的第四次科技革命和经济社会的急剧变革,新兴人权大量涌现,“数字人权”是其中最显赫、最重要的新兴权利。它不仅是一项新兴人权,而且引领着新一代人权。尤其是“数据权”,更是其中最耀眼的一项引领性新兴人权。如果说农业社会最基本的战略性资源是土地、工业社会最基本的战略资源是资本,那么第四次科技革命后最基本的战略资源就是数据,自主知识产权与数据主权的捍卫、数据权利的合理配置与保护,将成为未来社会最基本的权利景象。

        提出“数字人权”概念,也是为提升中国法学界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所必需

        中国目前经济的硬实力显著增强,但面临着严重的话语缺失和“话语逆差”问题。话语与话语权的基础在于真正的理论创新和话语质量。因此,建构自己的学术话语体系和思想体系,对于争夺话语权是至关重要的。话语权的基础在于我们能否提炼出标识性概念,打造出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设计出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的新议题。经过反复论证和讨论,我认为“数字人权”概念很有可能成为一个可以产生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标识性概念。“数字人权”的内涵十分丰富,既包括“通过数字科技实现人权”“数字生活或数字空间中的人权”,也包括“数字科技的人权标准”“数字人权的法理依据”等。进入21世纪以来,尽管有许多国家、国际组织、学术机构把与互联网相关的人权问题列入重要议程(如2017年6月27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通过一项决议《互联网上人权的促进、保护与享有》),但迄今尚未明确地提炼出“数字人权”概念,更没有赋予“数字人权”自主性的科学内涵。中国的数字科技水平位于世界前列,中国的数字科技运用能力更是领先于其他国家和地区。我们应该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和学术空档,以对“数字人权”的科学阐释和制度构建来引领新一代人权,引领国际社会的“数字人权”研究,并以此牵引知识产权的理论、制度和实践创新。

        (作者为中国法学会副会长)  

  • 法学应当步入知识融合时代

        王利明

        从法学学科内容知识划分的形成历史来看,民法、刑法、行政法等法学领域并不是天然形成的,而是法律人为了更有效率地认识和组织法学知识而人为创造的。这些领域的划分的确有助于形成各领域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并有助于各领域学说的发展。问题在于,我们现在不少法律人将法学学科内部的划分当成一种真理,或者视为一种封闭性的知识。甚至有人将其演变成了饭碗法学理论,认为教民法的人不能染指行政法,行政法教授也不能把手伸到民法领域。这种现象已经严重阻碍了法学知识的发展,乃至整个法学教育体制的创新。事实上,法学学科内部领域的划分本身主要是满足一种工具性和认识论需求,其本身并不是绝对的真理。归根结底,这种工具性和认识论知识要服务于对整个社会的认识和组织。

        法学必须向其它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开放

        现代社会是一个信息爆炸、知识剧增的社会,也是一个知识融合的社会。科技和互联网的发展、经济全球化都使许多新的知识不断产生,任何学科都不可能游离于其他学科之外单独存在。

        法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其要真正深入研究社会现象,把握人类活动的规律,并构建科学合理的社会行为规范,仅仅靠法学自身的知识是不够的,而必须要充分利用其它学科研究者所积累的人类智慧,吸纳其他学科认识人类活动的方法和知识。为此,法学必须向其它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开放。

        法学如果向其他学科开放,就可以从其他学科获取合理的知识资源,同时也为其他学科提供研究素材,共同促进学科知识的发展。法学和其他学科在本质上均属于理论探讨的学术范畴,均体现了学者通过说理来阐释问题并寻求解决方案的理论努力,但不能因此就特别强化它们纯粹的理论色彩以及相互间的差异性,而忽视它们之间的共性,尤其不能忽视它们的共同目的,即服务于社会,以及它们共同的研究对象,即“人”。而要真正实现这一目的,要妥当理解这一对象,就必须打破学科分立,通过各学科知识的融合来反映社会真实问题、满足社会真实需要,最终促成“人”的全面发展和实现对“人”的终极关怀。这正是知识融合的根本意义。

        从另一层面上讲,通过学术研究来深入认识、反映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际上体现的是对人的终极关怀。一切科学对于人性总是或多或少地有些关系,某些学科形式似乎离人性较远,但它们总是会通过这样或那样的途径回到人性。例如,属于人之终极关怀的还有犯罪人的保护、死刑存废等问题,要妥当处理它们,需要综合心理学、社会学、民俗学、刑法学等学科知识。再如,在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全球变暖、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等问题,需要综合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等学科知识。

        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它们均说明,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实现对人的终极关怀,就必定要知识融合。但遗憾的是,法学向其它学科开放的程度是不够的。例如,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和经济学院是国内一流的研究和教学机构,仅一墙之隔,但两院学者之间少有学术上的交流和联系。这在我国其它高校也很普遍。

        法学内部也需要在内容上实现相互开放

        法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也需要在内容上实现相互开放。法学内部各个领域之间森严壁垒,其实是法学发展的大碍。饭碗法学不仅阻碍研究者去全面认识人类社会活动的机会,而且排除了法律人去培养自己跨学科认识能力的可能性。

        更值得重视的是,今天法学院的法学领域的划分,不仅仅是民法、刑法和行政法等大领域的划分,而且在各领域内部也存在子领域的划分,如民法领域中的民法基本理论、财产法、合同法和侵权责任法的划分。如果这些子领域的划分变成一种僵化的界限,则将同样带来前述问题。

        很难想象,一个仅仅研究侵权责任法的学者能够很好回答合同与财产的侵害问题,因为,现实中大量的违约不仅构成侵权,而且涉及到物权法方面的保护方法。因此,要选择一种最优的法律治理方法,有赖于对整个民法体系化知识的建立,并同样需要借助体系思考的方法。同样,合同交织着复杂的社会因素,一个不懂政府经济调控和管理行为的合同法研习者同样无法深入研习合同法。

        知识融合的趋势也提醒我们遵循体系化的观念,形成知识的互补,并促进不同学科知识的发展和知识体系的重构。以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形成为例,其正是因为法理学家、哲学家和经济学家的集体智慧才发现了支配人类经济生活的“看不见的手”,从而使他们运用了新的方法来研究财产权利、财富以及权力的演化。

        经后人考证,亚当·斯密仅仅在《国富论》一书中有限的地方采用了“看不见的手”这一词汇。至于亚当·斯密本人是否就认为存在一个客观的由“看不见的手”支配的市场,仍存疑问。但经过后世学者从法学、哲学、经济学和心理学等多个层面予以发展,才形成了今天广为流传的“看不见的手”的市场理论。

        我国法学界很少运用经济学的方法来探究法律现象

        虽然我国法学研究在三十多年来已经初步呈现出了一片繁荣的景象,但近些年来,有标志性的精品并不多。这在很大程度上与法学学科内部以及法学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森严壁垒有很大的联系。例如,美国多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如科斯等人,其成就就在于从经济学角度提供社会政策建议。

        诺贝尔奖获得者贝克尔认为:既然经济活动是人类最基本的社会活动之一,人类在这个领域所形成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可能扩散到其他活动领域,因此可以采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犯罪、家庭、婚姻,人口、种族歧视等法学问题。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经济学知识后来在法学领域得到了很好的嫁接。波斯纳也曾对美国的几乎全部法学领域进行了经济学的重构,从而促进了法经济学的发展。但在我国,法学和经济学之间的交往甚少,法学界也很少运用经济学的方法来探究法律现象。

        从今后的发展来看,法律经济学、法律伦理学、法律社会学、法律心理学、法律人类学、法律与文学、法律与宗教、法律的性别分析等甚至有分别成为独立学科的趋势。而法学也可能与一些文艺、体育和卫生等各个领域发生知识的交流与融合,并形成所谓的卫生法、药品法、体育法、金融法等研究课题。这也客观上要求法学对其它学科开放,打破学科划分疆界,法学要广泛汲取其他学科知识的观念和行动。

        朱苏力教授指出:一个学者如果忘记了生活本身提出的问题,而沉溺于某个学科的现有的定理、概念、命题之中,那么就不仅丧失了社会责任感,而且丧失了真正的自我,也丧失了学术。这一观点是值得深思的。

        只有融合不同学科的知识,法学才能因循时势发展

        要达到知识融合的目的,各科学者绝对不能将自己学科知识视为“饭碗”和“私域”,以限制法学学科之间的交流。要改变这种现状的途径无他,只能借助研究者超越学科藩篱的实际行动,促成与其他学科的对话,积极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综合可用的学科知识和方法,以尽可能扩大学术眼界。

        法学与其它知识,以及法学内部的知识融合,不仅会给法学研究带来新的生命力,也将对我国法学教育产生深远的影响。在我国传统的法学教育中,各种学科划分使得教学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单一性。这就阻碍了学生去全方位认识我们的社会。而我国倡导的素质教育,其实很大程度上是要求学生掌握基本的人文和社会科学知识,培养和陶冶青年人的人文情怀,树立他们的人文关怀理念。但此种素质教育并不单纯地限于法学学科的教育,而应当是一种融合各学科知识的教育模式。从这个意义上讲,只懂法律,而不了解其它社会知识的法律人是不成功的。

        今天,我国高等院校鼓励本科生选修其它学科的课程和学位,这无疑是必要的,也是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但如果学生仅仅将获得多个学位作为目的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如何融合掌握和贯通各个学科的知识,学会运用各个学科的方法,并培养综合运用各种知识来观察和分析社会现象的能力。

        可以肯定地说,只有融合不同学科的知识,法学才能因循时势发展,从现实问题中把握理论价值,将形而上的理论研究和具体的制度研究完美结合,进一步完善既有的理论体系和制度构造,将法律现象和问题处理得更到位,为法律和法学动态而稳定的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

        供图:江天阔

  • 经济学“中国学派”何指

        夏 斌

        林毅夫在1995年曾预测:“21世纪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近几年,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日益壮大,中国学派、中国经济学、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及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等提法,频繁出现在各种理论文献中。从学术视角看,这一系列提法具体指什么内容?有什么差异?这既是抽象中国经验背后的理论首先应搞清的问题,同时也是开展学术讨论的前提。

        概念定义与理论含义不完全一样

        中国学派、中国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等提法,虽然都冠以“中国”两字,但在不同的作者笔下,其概念定义与理论含义是不完全一样的。究其内容,可归纳为以下三类:

        一类是要“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其理论范式、学术脉络和概念是很清楚的,是基于马克思的经济学说。

        一类是基于现代经济学分析框架,要创新“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自然,分析时运用的概念、语境等归属于现代经济学。这类文献有时也不排除以中国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等面目出现,但主要是源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如一批“发展经济学教程”书中所涉对中国高速增长分析或“中国奇迹”解释的理论内容,基本上都可以归属此类。

        还有一类是既非马克思经济学范式、也非现代经济学范式,而是试图创立新的理论范式。例如,何新的《新国家主义经济学》、贾根良的《中国经济学革命论》、陈平的《中华文明复兴和经济范式的创新》、沈华嵩的《经济学分析原理》、甘润远的《螺网理论——经济与社会的动力结构及演化图景》等。

        以上是就经济学范式、知识体系差异的角度分析统称为中国经济学、中国学派等的研究动态。如果从研究内容角度分析,同样都在讲“中国学派”“中国经济学”等,其实含义也不完全一样,内容有宽有窄。

        “中国学派”概念五个层次

        王绍光曾将“中国学派”概念分为五个层次进行理解。笔者借其分类进一步简单概括为三类:一是指未必形成一套自己的概念体系、理论逻辑,仅有一些自己的看法、思想、观点,称为“中国学派”,其实还称不上狭义的、严格的学术流派意义上的“中国学派”,只是“个人看法不同”或是有“自己独特的想法”而已。二是形成了“系统的独特的看法”,也形成了不同于他人的分析概念与工具方法,可称为“中国学派”。三是不仅形成独特的看法,而且此看法逻辑严密,形成一套贯彻经济领域多方面的统一的理论体系,并被从学派意义上承认为“中国学派”(当然承认未必是认同其学术观点)。

        以上即是按经济学范式和经济学研究内容宽窄的不同而进行的分析,但其之间却又是有重叠的。譬如,某类分析研究是源于马克思经济学,但重点是解释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突出中国特色,较窄的);有的虽以中国为案例,重点却是基于马克思经济学,试图创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一般”(较宽的)。又如,被人们日常所称“中国学派”下的林毅夫所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是基于现代经济学分析框架,重点却想创新有别于现有西方主流的增长理论来解释落后国家增长的原因,形成中国学者的创新理论。

        “中国学派”实质内容

        不管如何分类,分类只是想说明,我们对现在频频出现的“中国学派”“中国经济学”等字眼,不能仅观其名称,而是要了解其实质内容。他们是基于什么样的学术脉络在讨论,是在较窄的还是较宽的理论视角上讨论。虽然都是围绕中国问题在谈经济学,但要区分,是仅仅在谈能解释中国问题的中国人自己的看法、观点(哪怕是较系统的看法、观点),还是从中国问题出发,覆盖的范围却是包括世界其他国家的理论一般的看法、观点。而且,从中抽象的是基于思想史上的某一学派,还是另起炉灶,有别于其他经济学流派的一套逻辑体系。这是完全不同的理论含义。例如,在讨论“中国奇迹”的经济学解释时,理论视角可以是多维的,核心命题可以说就是“穷国变富”的理论。较窄的出发点,是去发现和解释在中国特定条件下的理论。较宽的概念,是从中国问题出发,去发现和解释世界上不仅包括中国也包括他国在内的“穷国变富”的一般理论。这是两种不同的学术追求。

        在学术脉络上,可以是在马克思经济学的语境下,但必须要发展和丰富马克思经济学。因为,马克思的思想体系重点是围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亡规律而展开,对于穷国变富这一相对变化问题,直接涉及的比较少。也可以基于现代经济学的增长理论和发展经济学分析框架。遗憾的是,二战后迄今的历史,没有一个发展中经济体是按照西方主流理论来制定政策而取得成功的。可借鉴的经验不多。当然,不排除可以进行经济学上的范式革命,另创一种理论体系,或者基于某一非主流理论体系,或者融合若干非主流思想形成一种新的体系,在重新解释全球经济运行的同时,破解“中国奇迹”或“穷国变富”这一重大理论命题。

        (作者为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主席、国务院参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