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时新闻

  • 中国“社会代”引领价值观代际更迭

        李春玲

        本文关键词

        何谓“社会代”

        20世纪50年代,德国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等人提出“社会代”概念。“社会代”是指因重大历史事件影响而形成独特社会性格并对后续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同龄群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社会变迁跨越了其他国家历经百年的变化,生活水平的快速提高加上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教育的迅猛扩张、互联网普及和人口流动大潮,伴随改革开放成长的中国新生代,就是深受重大社会历史变迁影响又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社会代”。(如辉) 

        改革开放后出生的中国新生代,是深受重大社会历史变迁影响又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社会代”。中国新生代所引领的价值观变迁不仅仅是渐进式的“静悄悄的革命”,更是一场声势浩大、引人注目的变革。

        消费观念和行为的快速转变推进传统消费模式转型

        中国新生代与前辈价值观及行为差异表现得最为突出也最引人争议的一个方面是消费观念和行为。十几年前,当50后、60后和70后是消费主流人群时,中国家庭经济行为最突出的一个特征是因注重“预防性储蓄”而约束当下消费,以至于经济专家们认为需要刺激人们的消费欲望;当80后进入消费市场时,则开始出现“月光族”,贷款购房的“房奴”和贷款购车行为逐步流行;现今,90后成为了消费市场的新宠儿,00后也正在消费市场中崛起,虽然大多数90后和00后还在上学读书没有收入,或即使打工挣钱也所获不多,但他们的一些超前消费行为吸引着商家的眼球和大众媒体的热议。

        80后之前的几代人大多难以接受贷款消费,认为有钱才能消费,甚至挣了钱先存钱再消费才是节俭持家的良好品德。新生代所崇尚的则是先消费再挣钱还债的消费模式。贷款购房是80后的普遍选择 (虽然这在某种意义上是投资行为而非单纯的消费行为) ,随后,采用分期付款方式购买汽车等大件昂贵耐用品的行为逐步盛行;90后和00后则开始把贷款消费和分期付款运用于日常消费。超前消费在新生代中的90后和00后中蔓延,中国人从保守消费到超前消费的转变就发生在十多年间的几代人身上。十年前经济专家认为中国人过高的储蓄率和过低的消费率会削弱经济增长动力,而现今人们则在担心青年群体快速增长的消费率会导致过度消费和因个人及家庭负债率高而引发金融风险。

        伴随经济增长、生活水平提高而来的消费社会兴起是促使超前消费行为流行的一个重要动力,但同时,价值观念变迁是导致消费行为转变的更深层次的原因。在满足基本生存需求的同时,新生代更加注重休闲娱乐消费以及精神、文化层面的体验。2017年中国社会状况调查有关家庭消费支出方面的数据反映了这种变化趋势,80后和90后在文化、娱乐、旅游支出和衣着支出上大大高于70后、60后和50后,同时在通讯支出上也远多于前辈群体。在物质生活日渐富裕的环境中成长的新生代对于生活有了更多元化的、非物质性的追求,这也成为我国消费需求升级、产业结构转型的推动力。

        社会宽容度的明显提高推动新婚恋观兴起

        改革开放不仅使人们的经济行为和消费观念发生变化,同时也松动了传统的社会伦理规范。中国社会在开放的过程中变得更加多元化,个人自主选择的空间逐步扩大,一些新的社会现象和小众群体的另类行为开始出现,常常引发社会争议,甚至导致矛盾冲突。这是所有现代社会所不能避免的,尤其是在社会快速变迁的时期,新事物、新观念、新行为层出不穷,而人们对新事物特别是异类行为的宽容度也体现了价值观变迁。

        改革开放大潮给中国社会带来许多新生事物,其中不乏一些与传统伦理规范相左、在以往被人们认为大逆不道的行为和观念;相较于前辈群体,新生代成员对这类社会现象表现出更高的宽容度。2017年中国社会状况调查数据显示,社会宽容度总体变化趋势呈现为越年轻的代际群体宽容度越高,80后和90后的社会宽容度增长更是明显,如对于婚前同居和同性恋的宽容度提高幅度特别大,90后则对艾滋病患者和不同宗教信仰者的宽容度上升幅度较大。社会宽容度的提高为个人生活的选择创造了自由空间,给予新生代成员尝试新的行为方式、新的生活理念的机会,同时也推进了社会伦理观念的变迁。在这一方面,新生代的迈进速度最快、也最让老一代人瞠目结舌的行为表现在婚恋和性观念领域。改革开放前,甚至在改革开放的最初二十年,婚前性行为和婚前同居都被认为是不能接受的羞耻行为,即使现今也只有约30%的40后和50后以及约40%的60后能接受婚前同居,而80后和90后中则有70%的人接受婚前同居,婚前性行为更是被普遍认同。婚恋和性观念的代际差异经常引发青年一代与老一代人的矛盾冲突,“剩女”现象以及不断增长的大龄青年“不婚”现象让父母们担忧,而“父母逼婚”又导致了青年人的“婚恋焦虑”。生育观念的转变速度同样让人吃惊,传统中国的生育观是多子多福,为此,政府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以控制人口增长,但“独生子女”政策改为“二孩”政策后,人们却发现80后和90后大多不愿意生育二孩。总而言之,新生代所推动的社会宽容度增长和新婚恋观的兴起,代表着中国社会日益走向开放、自由,个人的自主性得到更多的尊重。

        社会参与的逐步增长促进社会共治共享

        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基本物质需求得到保障,人们转而越来越关注社会公共事务,社会参与普遍提高。作为互联网的一代和高文化素质的一代,中国新生代的社会参与意愿明显高于前辈群体,2017年中国社会状况调查数据也充分反映了这一点:新生代对社会政治事务的关注度明显高于前辈群体,80后和90后中“经常浏览网上政治新闻”者的比例较之70后及之前的代际群体有大幅度提升,90后“与他人或网友讨论政治问题”的比例则上升幅度惊人;同时,新生代参与社会公益活动和志愿者活动的比例较之前辈也有明显提高,特别是90后的参与度提升较大。目前,我国社会组织的参与度普遍不高,但90后人群参与“文体娱乐等联谊组织”和“民间社团”的比例较之前辈群体有明显提高。新生代对于文化类社会组织或非正式组织的参与热情不断高涨,90后和00后青少年的文化参与几乎“撑起中国文化市场的半壁江山”。

        由于互联网在新生代群体中高度普及并在其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新生代的社会参与往往与社交媒体紧密联系。一些基于社交媒体而形成的特定人群、特定关注点的网上社交圈,实际上成为了新型的、低成本的、非正式的社会组织,为新生代提供了社会参与的平台,比如校友群、家长群和同行/同事群等。越来越多的80后和90后上了大学,大学校友微信群和朋友圈在新生代中十分活跃、普及率较高,成为青年人社会交往、互通信息的重要渠道,同时也为他们提供了共议公共事务、参与社会事务的非正式渠道。同行/同事微信群和朋友圈也发挥着同样的作用,虽然主要是服务于工作业务,但也强化了人际互动、信息传播,成为社会参与的辅助渠道。近年来,随着大多数80后成为父母,90后也开始生儿育女,80后和90后的家长微信群、朋友圈十分活跃,在涉及教育和青少年成长环境等公共事务方面发出不同声音,成为提升社会治理水平、改进公共服务质量的有效推动力量。

        在中国崛起、走向世界的进程中提升文化自信

        在中国新生代的成长历程中,全球化与中国崛起也是产生深远影响的重大历史事件,并因此而形成了他们的“家国情怀”。改革开放40年使中国脱离了贫穷、落后国家的行列,成为快速发展的新兴经济体大国,经济体量排名世界第二,国家位置从世界的边陲走向了世界的中心。中国的新生代见证了这一过程,或者说他们随着这一过程成长,并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他们对世界的看法和对中国的定位。随后90后新生代的全球化历程不仅伴随着中国制造走向世界,而且开始了中国留学生、中国游客、中国消费者和中国投资者的走向世界,中国成为了真正的世界大国,新生代的大国心态进一步发展。

        伴随全球化与中国崛起而成长的中国新生代形成了更加开放和自信的世界价值观。2015年中国大学生就业、生活及价值观追踪调查中有一个提问:“身为一个中国人,您感到自豪吗?”90后大学生的回答充分体现了他们的自豪感,41.1%和43.5%的大学生选择了“非常自豪”和“自豪”,14.3%感觉“一般”,仅有0.8%和0.3%选择“不自豪”和“非常不自豪”。这种自豪感最强烈地表现在文化方面,90后大学生对于国家成就最自豪的方面是“悠久的中国历史”及“文化和艺术”,其次是“经济成就”和“科学成就”。

        国家自豪感和文化自信激励起中国新生代的“民族复兴大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目标,并在十九大报告中要求“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中国新生代正在成为实现中国梦的担当者。中国新生代的中国梦不仅仅是“个人发展与生活幸福”,他们所追求的中国梦最核心的内涵是国家富强与民族复兴。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

  • 我国政府独特绩效何以产生

        尚虎平 韩清颖

        政府绩效是政府管理所取得的结果与成效。在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中,政府绩效的取得必须建立在政府、市场、社会角色的科学分工基础上。虽然我国一直在努力防止政府干预过多,但现实情况却是各级政府依然大量介入各类社会事务,由此形成了中国式政府独特绩效。为了探寻中国各级政府特殊绩效生成中各个主体的需求推动力,我们特别收集了一批已经发生的各级政府介入各类在传统政府理论看来不应该介入,至少不应该全部介入的社会事务案例。就案例的来源而言,我们从新闻媒体入手,然后以滚雪球的方式进入案例所涉及的政府网站、相关网络媒体等进一步查阅与此相关的多角度信息,编制成规范的、可用于进一步学术研究的案例材料。我们收集了“彩礼控制”“禁燃令”“立法禁啃老”“公租房入住看学历” “整治五毛零食”等172个案例,所有案例对应的介入事务均发生在2007年—2017年之间。

        民众需求的“倒逼机制”

        从调查结果来看,民众诉求与政府介入形成独特绩效的程度显著正相关,且是影响政府介入社会事务形成独特绩效的最大影响因素。这与政治科学所强调的“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的命题不谋而合。很多时候,新闻媒体、社会舆论常常苛责政府管得太多、手伸得太长,但我们的发现却揭示了一个被“众声喧嚣”所掩盖的事实:我国政府管理中大量的政策介入、政策干预更多来源于民众的迫切希望;虽然舆论上经常营造“限制政府的手”的论调,但现实生活中一有难题,人民群众的首要念头却是“政府管理不够”“到底谁管”,然后通过各种形式要求政府介入。从我们的现实案例统计来看,在政府干预中,无论科学理论是否支持政府介入,无论政府本身是否有意愿介入,但在民众需求之下,作为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政府,政府必然要满足民众需求,这就形成了一种源于民众需求的“倒逼机制”,倒逼政府去介入那些原本不应该由政府管理的事项,最终形成独特的政府管理绩效。

        保障公共利益促使政府积极介入社会事务

        从统计检验来看,政府出于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诉求与政府介入社会事务获得独特绩效的程度显著正相关。虽然社会舆论、学术研究经常强调政府的各类动机源于部门与公务人员的自利性,但我们的研究并未支持这种说法。这至少证明,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总体上能够以公共利益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政府自身诉求的统计结果也确实证明了这一点。从统计结果来看,“政府自身诉求”并未呈现出统计上的显著性,故而“政府出于自身私利最大化的诉求越强烈,政府介入获得独特绩效的完整程度就越高”的假设未得到支持。这说明,“政府自利性”“公务员自私性”等说法可能夸大了政府的理性经济人倾向,毕竟作为一种存在于新时代的公共组织,它要面对传统媒体、新媒体、学术研究部门时时处处的监督,还要面临群众监督的压力,其行动更多还是以公共利益作为行动指南。虽然当前我国政府的行动也不乏各种瑕疵与问题,但不能就此认为它是自私自利的表现,毕竟“好心办坏事”在各行各业都存在。实际上公共利益与群众诉求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合的,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政府干预社会事务形成特殊绩效往往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的诉求。

        中央政策性意见推动了地方政府积极介入社会事务

        在单一制国家的发展中,中央政府起着“发动机”的作用,由它发起的事项往往会很快在全国普及开来,本研究的统计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点。一旦中央政府,或者其中的职能部门出台鼓励地方政府积极涉足各类社会、经济、文化等事务的倡导性意见,地方政府就会将其精神迅速贯彻。就此而言,地方政府积极介入各类社会事务,实际上也有着明显的“上行下效”特征。从统计结果来看,中央政策性意见一旦出台,它就一直影响着地方政府干预社会事务取得独特绩效的行为,哪怕这种意见出台时间久远,它也会起作用。从理想化状态到现实状态,中央政策性意见的陈旧度对政府介入获得独特绩效的完整程度影响为正,也从另一方面证明了中央政策性意见对地方政府介入社会各类事务具有持久性影响力。一旦中央有了某种政策意向,它在出台非常久之后,依然对地方有着惯性影响,影响着地方政府积极介入社会事务,形成独特的绩效结果。

        模仿、学习其他地方的经验

        我国各级政府随时在模仿、学习着其他地方的经验。调查证明了首创某种做法的地方政府层级越高,越容易影响到其他地方政府学习采用这种做法。在特定地方政府的介入性改革对其他地方政府的影响中,是否为经济发达区域 (GDP领先)、是否拥有众多的学习者并不必然影响它的扩散。这与我们“落后地区学习发达地区”的直观印象并不一致,但从侧面证明了当前政府学习模式中逐渐融入了理性因素,往往只学习层次高的和适合自己情况的案例,比如贵州省政府推行的以电子政务解决社会纠纷的做法就成为了发达地区政府竞相学习的榜样,影响了发达地区政府在这些方面形成独特绩效。(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读者欲知更多调查详情,请参阅《政治学研究》第三期)

  • 快递小哥的社会认同

        廉思 曹轶昕

        本文所采用的访谈资料和定量数据来自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快递(外卖)小哥群体调查”课题组2018年8月—2019年2月进行的调查,调查对象为年龄在16—35岁、在北京市范围内从事快递行业的快递(外卖)揽收、分拣、封发、转运、投送的一线青年快递/外卖服务人员(不包括站长及其他管理人员),依据不同配送类型快递小哥总数以及地域划分进行分层抽样,共回收有效问卷1692份,并在此基础上从样本中选取了62个典型个案进行深度访谈。

        自我认同下的行为协调

        ●公共性自我的认同:职业优势与职业回报

        处于公共空间中的快递小哥职业身份自我认同来源于群体自身对职业优势的认知。首先是快递业具有的“正式感”,主要体现在形式的正式与回报的正式。调查数据显示,快递小哥与公司签订劳动、劳务合同的比例为61.94%和22.87%,大多数都签署了正规合同,且有40.48%的快递小哥在公司享受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在认同需求方面,他们希望所从事职业能称得上一份“正式工作”,同其他职业一样具有“体面性”。

        ●私有性自我的认同:对生活的支持

        从快递业的从业时间来看,年限在两年内(包括两年)的占比高达61.4%,其中不到半年的为10.87%,快递小哥在行业停留时间总体偏短。由于自身学历、生存技能等条件受到限制,最初脱离家乡进入城市时往往首先选择一份门槛低、易上手的工作,以期在进行这份工作的同时实现初步的城市融入,掌握城市生存的基本技能,在陌生环境中得以暂时地安定生活。此时,快递小哥职业身份在私有空间下的自我认同来自快递工作特有的“临时性支持”。

        快递工作对于事业空窗期起到支持性的作用,使他们认为这是一份“在不知如何选择时候的选择”,认可其在初期城市融入和稳定生活上的作用优势。在互构机制中,这种正向意义的自我认可对于该群体职业身份认同的良性发展有促进作用,使其在事业空窗期更愿意暂时选择快递平台。

        他者认可下的社会共赢

        在多元主体参与的条件下,“他者”在社会实践中或多或少对快递小哥形象的塑造产生影响,而正向的他者认可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快递小哥对于自身职业身份更为积极的认同,对于其社会价值的认可也将促使该群体做出更多的社会贡献。在这过程中职业身份认同具有了“传导”的特征,他者认可在形成的过程中同时也将认同传导给群体自身,使其形成基于他者的自我认同,体现出互构的性质。

        ●国家的认同:对城市的支持

        在电商业务和外卖订单业务保持持续增长的状况下,快递和外卖的业务布局到社会生活的大多数场景之中,例如小区、学校、酒店、医院、办公写字楼等,服务对象具有广泛性,将大街小巷的最末端连接了起来。该群体大部分人都认为所从事的职业具有较大的社会贡献度,现代的经济生活已离不开快递小哥的存在,且更倾向于将快递业的“社会贡献能力”视为他者认同的表现。调查数据显示,对于“我为北京发展做了贡献”这一观点63.94%的快递小哥表示同意,且对于“北京离不开我”这一观点也有26.83%表示同意。他者的认可让他们有动力去完成好每一笔订单,并在心理上形成较好的价值实现感,在这个过程之中他者认同也完成了向自我认同的传导。

        ●利益群体的认同:对行业的支持

        对于在电商和外卖行业不具备深入到每家每户进行上门服务能力的商家,快递小哥则充当了临时性关系的纽带,与客户需要提供优质上门服务的需求达成匹配,准确高效地完成配送任务,维持快递行业的良性运转。一旦配送链末端形成断裂,则与配送有关的经济形态就会相应受到影响。配送链上的不可或缺性强化了电商企业、快递公司等相关利益群体对于快递小哥的职业身份认同,并将这种认同传导给自我认同,使快递小哥意识到自己对于物流电商行业的支撑能力。

        ●客户的认同:对社区的支持

        大量的递送服务需求使快递、外卖行业向片区化的趋势发展。一个区域内的配送人员趋于固定,相应地对区域内情况熟悉度较高,在提高配送效率的同时,也承担了一部分其他职业难以涉及的社会意识与社会责任,对所服务片区的客户与其他个人形成一定的“社区支持”。从调查数据来看,65.13%的快递小哥表示自己在送快递过程中有过帮助行为,10.93%参加过公益活动,6.03%参与过邻里关系的协调,例如帮高层住宅的客户搬运重物、帮独居老人下楼倒垃圾、送迷路的幼童找到亲人等行为,在社区内形成良好的“社区支持”,营造了良好的客户支持氛围。

        在访谈中课题组发现,大多数快递小哥认为自己或多或少地承担了一部分社会责任,至少是弘扬社会的正能量。服务外支持的提供使快递小哥更容易获得客户的认同,受到支持的客户往往会对该群体有回报性的行为,给予言语或行为上的感谢和赞扬,在快递小哥与客户之间建立起良性互动,利于形成良好的他者认同。这种正向的他者认同使快递小哥更乐于承担责任,提供更丰富的帮助和服务,在互构的过程中实现与社会的共赢。

        (作者单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本版供图:古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