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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原生态的初心和使命

        李忠杰

        代表们的原生态初心

        2016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第一次提出了“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要求。

        什么叫初心?初心,顾名思义,就是我们党成立之初的心态、心志、心愿等等。那么,最初的建党者们,是怀着什么样的初心,走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起点,参与了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进程的呢?

        在上海参加一大的代表有多少人?有的认为是12人,有的认为是13人。主要问题是包惠僧算不算正式代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和我主持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都认定代表为13名。除此之外,还有两位共产国际代表。

        这15人中,陈公博、马林和尼克尔斯基没有参加南湖会议。有的认为李汉俊、何叔衡也没有去南湖,所以参加南湖会议的为10人,比上海少5人。这些人,年龄最大的45岁,最小的19岁。30岁以下的9人。平均年龄28岁,恰巧是当时毛泽东的年龄。让我们选看几位代表的初心吧:

        李达,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创始人之一。曾三渡东瀛,放弃理科,专攻马克思主义学说。五四期间,虽在日本,但在上海《民国日报》上发表多篇文章,为国内的爱国运动叫好,并介绍社会主义。同时,呕心沥血,翻译三部著作,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1920年夏回国后,与陈独秀等发起成立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同时创办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党刊《共产党》月刊。随后又直接负责筹备召开一大,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出了重要贡献。

        受陈独秀委派参加一大的包惠僧,虽然后来脱党,但其早年,当过多个报纸的记者。因看到社会的不公,遂树立了改造社会的志向。他曾以“雷”“鸣”为笔名发表文章,意思就是要震撼一下死气沉沉的社会,用雷电轰鸣,撞出一个缺口,逐渐扩大,以便展现出一个新世界。他敢于揭露社会上的一些黑幕,不媚俗、不做假、不畏难。因采访陈独秀而成为陈的“粉丝”,后来成为湖北早期共产党组织的支部书记。

        山东代表王尽美,原名王瑞俊。参加一大回济南后,写下《肇在造化——赠友人》一诗:“贫富阶级见疆场,尽善尽美唯解放。潍水泥沙统入海,乔有麓下看沧桑。”根据这首诗,他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王尽美,意在追求社会的尽善尽美。王尽美1925年就因病去世,年仅27岁,但董必武却称他是“不老松”。1961年,董必武在纪念王尽美的诗中说:“四十年前会上逢,南湖舟泛语从容。济南名士知多少,君与恩铭不老松。”

        所以,如果要说初心,对于一大代表来说,原生态的初心,首先是责任之心。面对灾难深重的中国,许许多多的志士仁人,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博览群书,寻访世界,探求解救中国的道路和方式。一大代表就是富于历史责任感的人。正是救国救民的历史责任感,推动他们走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起点。

        有责任之心,就有思考。经过寻找、思考和比较,这些人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这就有了最初的信念之心;有了信念,就为之而奋斗,就有了奋斗之心;所有的奋斗,归根结底为了谁?为了人民,为了民族,这就是为民之心。

        所以,用我们现在的语言,初心可以说很多很多。但如果要说原生态的初心,应该就是责任之心、信念之心、奋斗之心、为民之心。

        纲领中的初心和使命

        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不仅表现在一大代表的思想理念和实际行动中,而且系统完整地体现在党的历史文献中。

        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共15条(其中缺第11条),约700字,确定了党的奋斗目标、基本政策,提出了发展党员、建立地方和中央机构等组织制度,兼有党纲和党章的内容,是党的第一个正式文献。

        纲领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规定党的纲领是: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联合第三国际。纲领明确提出要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并确定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

        这些内容,均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苏俄的主张写的,体现了《共产党宣言》的精神。一大代表在讨论党的性质和奋斗目标时,意见也基本一致。虽然纲领(俄文稿)中并没有直接使用“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概念,但我们一直认为,一大举起了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共产主义的旗帜。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最根本的初心和使命。

        当然,这些内容毕竟是从书上和苏俄那里搬来的。仔细推敲可以发现,纲领中的某些要求与当时中国的国情是有差距的。比如,直到1940年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还认为中国的资本主义不是多了,而是少了,我们的任务只是节制资本。由此,如果在20世纪20年代初就要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显然是不实际的。

        所以,到1922年,根据共产国际二大精神和中国国情,在上海举行的中共二大,通过对中国经济政治状况的分析,揭示出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明确提出了以打倒军阀、打倒列强为主要内容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实际上区分了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这是党的纲领的重要变化,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为中国各民族人民的革命斗争指明了方向,对中国革命具有重大和深远的意义。

        这是二大最重大的贡献。所以,党史界普遍认为,中共建党的过程要把一大与二大联系起来,建党的任务到二大才算完成。

        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宣言,完整地界定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实际上表明了党的初心,明确了党的使命。

        宣言首先规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政党。其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

        同时,宣言又指出:中国共产党为工人和贫农的目前利益计,引导工人们帮助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使工人和贫农与小资产阶级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中国共产党为工人和贫农的利益在这个联合战线里奋斗的目标是:

        (一)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二)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三)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四)蒙古、西藏、回疆三部实行自治,成为民主自治邦;(五)用自由联邦制,统一中国本部、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六)工人和农民,无论男女,在各级议会市议会有无限制的选举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罢工绝对自由;(七)制定关于工人和农人以及妇女的法律。

        这些内容,已经与一大的纲领有明显的差别。虽然其中的某些内容照搬了苏俄的做法,如解决民族地区问题的办法,后来证明不符合中国实际,筹建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没有采用。但总体上,宣言既坚持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最高理想,又明确提出党在现阶段的行动方针和革命任务是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因而,可以说,是第一次完整地表达了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

        一大代表的大浪淘沙

        “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立志欲坚不欲锐,成功在久不在速。”

        形成初心不容易,坚持初心同样不容易。参加一大的13位代表,怀揣救国救民的理想抱负,走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起点,但后来,又因种种原因各奔东西,并没有一路同行到底,而是各自书写了跌宕起伏、命运迥异的人生。

        这些代表的道路和结局,我把他们大致分为五类。

        第一类,毛泽东、董必武,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经受考验,发挥了重要作用。毛泽东成为党和国家的领袖,大家都很熟悉,不必再细说。董必武参加过辛亥革命,后来也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担任过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代主席。1945年他曾代表中国共产党参加中国政府代表团,出席历史性的联合国制宪大会,并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现在的南湖红船就是根据他的回忆加以设计和复制的。

        第二类,陈潭秋、何叔衡、邓恩铭、王尽美,英勇奋斗一生,先后牺牲或病故。陈潭秋,湖北黄冈人,参与建立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先后担任过江西、满洲、福建等省的省委书记。1935年去苏联,1939年回国,途经新疆,留在新疆工作。1942年,他与毛泽民等一起被盛世才逮捕,1943年被残忍地用麻绳勒死。1945年召开七大时,因不知其已经牺牲,还选他为中央委员。何叔衡,湖南宁乡人,是一大代表中年龄最大的,时年45岁。他曾任中央苏区临时法庭主席,中央红军长征后留在苏区,1935年在长汀突围时牺牲。邓恩铭,贵州人,在山东参与创建了共产党早期组织,曾受到过列宁的接见,1928年底被捕,1931年就义。王尽美,山东诸城人,创建了山东共产党早期组织,1925年因病去世。

        第三类,李达、李汉俊,因不满陈独秀家长制作风等原因退党,但仍坚持马克思主义信念。李达,负责筹备召开了党的一大,当时的妻子王会悟一起参与了筹备工作。1923年,他因不满陈独秀的家长制作风而脱党,但后来承认犯了一生中“最大的错误”。1949年5月,经由毛泽东、刘少奇、李维汉等作为历史见证人,刘少奇作为介绍人,重新入党。1966年8月被迫害致死。李汉俊,湖北潜江人,一大会议就是在他和胞兄李书城的家里召开的,他还负责起草了党纲和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但他不同意陈独秀主张的中央集权制,1923年退党。1927年因保护共产党人被国民党军阀杀害,1952年被定为烈士,证书由毛泽东签署。

        第四类,包惠僧、刘仁静,一度误入歧途。包惠僧,1927年脱党,后在国民党军校和政府任职。刘仁静,1926年后成为托派。1949年后两人均承认错误,晚年任国务院参事。

        第五类,张国焘、陈公博、周佛海,叛变投敌,沦为罪人。张国焘曾任党和军队重要领导职务,但在长征中另立中央,1938年投奔国民党,成为叛徒。陈公博、周佛海20年代就与党离心离德,随后脱党,党亦做出开除和准其脱党的决定。两人随后加入国民党,到抗战期间沦为臭名昭彰的大汉奸。

        同一个起点,不同的归宿。要用一个词来概括,那真是:大浪淘沙!有激励,有感慨,有唏嘘,有警示!从一大代表的人生经历和命运中,我们能得到很多启示。

        2017年10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带领中央政治局全体常委瞻仰一大会址时,对着13名代表的浮雕,一一列数他们的姓名,感叹英雄辈出,也感叹大浪淘沙。

        58名早期党员的群像

        我们再看看一大时中国共产党党员群体的初心和表现。

        一大时,中国共产党有多少党员呢?多年来,一直有53人、56人、57人等多种说法。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和《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均表述为:当时“代表着50多名党员。”

        浙江嘉兴有关部门和单位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提及的59名成员加以梳理,逐个考证。除了搜集、查阅、辨析历史资料外,还分赴山东、北京、广州、湖南、湖北、上海等中共早期组织成员的主要活动地和原籍家乡进行实地调研,搜集各地最新研究成果,逐条核实有关人员情况,整理出每一个人的生平,并以表格形式列出每一个人的姓名、年龄、文化程度、职业以及去向。剔除重复的,补充未列的,认定在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时,早期组织成员共有58人。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2016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采用了58人之说。最初的58名党员,分布在四面八方,他们以共同的心愿和心志,创建中国共产党,揭开了一个伟大历史进程的序幕。嘉兴市委宣传部等撰写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及其成员研究》,对这58名党员进行了统计分析。我也就此作了分析。这58人都是什么样的人呢?

        从学历来看,留学日本的18人,北京大学毕业的17人,其他大学的8人,中师、中学毕业的13人。只有另外两人文化程度不高。

        从职业来看,担任教授、教师的17人,学生24人,报人(记者)、律师、职员等自由职业者10人,弃官不做的3人,工人4人。

        从籍贯来看,湖南20人,湖北11人,浙江7人,广东5人,河北(包括天津)4人,山东4人,江苏2人,安徽、重庆、贵州、江西、山西各1人。

        这58个人,基本上都受过中等以上的教育。有的是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老同盟会会员,很多是五四运动前后出国留学的知识分子,还有在五四时期成长起来的左翼青年学生。他们大多数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活跃分子。大部分人的职业是教师、记者或学生。

        显然,这些人投身革命,参与建党,并不是迫于生计,也不是为了个人,当然也不是逼上梁山,而是自觉肩负起救国救民的责任,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来改造中国和世界,从而创立了中国共产党。

        “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这58人中,后来牺牲、病逝的有22人;坚持到革命胜利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有4人;因各种原因脱党的有23人,其中脱党后又恢复党籍参加革命工作的有5人,新中国成立后担任各级领导干部的还有12人;被开除党籍的有10人,其中有些是不公正的;真正叛党的只有沈玄庐、张国焘2人;陈公博、周佛海、宋介3人是脱党后沦为汉奸的。

        从这些情况看,这58个人虽然历经大浪淘沙,但绝大多数还是经受了考验,做到了矢志不渝。

        2017年12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带领全体政治局常委瞻仰一大会址和嘉兴南湖红船时指出: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我们党梦想起航的地方。我们党从这里诞生,从这里出征,从这里走向全国执政。这里是我们党的根脉。这艘历史性的红船,北京设计(或孕育)、上海制造、南湖起航,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建及其精神的形象化标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小小红船承载千钧,播下了中国革命的火种,开启了中国共产党的跨世纪航程。几十年来,这艘红船停泊在南湖湖心岛边,承载着当年的光荣,见证着时代的风雨,向无数的人们畅述着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

        (作者为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会委员,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 功夫深,心放平

        梁 衡

        概念是指一个事物的基本含义所界定的范围。像是画了一个圈,不能超出;定了一个性,不能改变。男人就是男人,女人就是女人。根就是根,枝就是枝,叶就是叶。逻辑是指不同事物,即不同概念之间的关系。就像男女间的恋爱关系、婚姻关系。根长干,干长枝,枝长叶。概念不能变,逻辑关系不能乱。不能男人和石头结婚,女人与木头谈恋爱,也不能叶上长枝,根上开花。那样将天下大乱,物不聊生。

        请放心,物各有序,天下不会乱,倒是人的思维会乱。人进化出语言文字,本是要反映和表达客观世界的概念和逻辑关系,罗素说:“语言问题,归根结底就是逻辑问题。”可惜常有弄文者违反这个规律。请看下面的例子:

        “引领孩子们从历史出发走向未来。”时空可以分成过去、现在、未来。过去的那一段被称为历史。我们只能生活在现在,如果从“历史”出发,你得先退回历史,比如退到唐朝、汉朝,但那是不可能的。这是概念错误。这句话可改成从现实出发走向未来,或肩负历史走向未来。

        《为了圆梦安居,创造幸福生活》这个标题值得商榷。一般理解,这是用了“为了……而干什么……”的句式。逻辑关系是“目的”与“行动”,也是一种因果关系,为了一个目的去干一件事。一般来说“目的”抽象一些,大一些;干的事情小一些,具体一些。这“圆梦安居”是住房问题,显然小一些、具体一些,而“幸福生活”是终极目标,要大的多。现在因果倒置,先创造一个幸福的生活(这个幸福生活是整个的,应涵盖衣食住行、工作就业、卫生健康及精神享受等),才能住上一套好房子。孰大孰小?比如我们会说:为了做饭去买菜,为了吃一个苹果去了一趟超市,不能说成:为了买菜我做了一顿饭,为了去一趟超市我吃了一个苹果。这是逻辑错误。

        《多少情合靠意投》这是发在某大报的一首诗的标题。情合意投是两个词义重复的并列词组,如平平稳稳、如饥似渴,这类组合是为了强化词意,并没有谁靠谁的因果关系。正如不能说“多少平平靠稳稳”“多少如饥靠似渴”。这也是逻辑错误。

        现在需要讨论的是,我们平常说话很少犯这种错误,为什么一到书面就出错呢?更有趣的是文章里少见错,而标题、口号之类醒目的文字反而出错。我随意捡拾的这类错标题大概有一箩筐。原因就是作者太拿捏了,愈紧张愈出错,愈想表现一下,就愈露馅。请看这个标题:《幸福的孩子是相似的,不幸的孩子有爱能成才》,不知所云,前后两句话毫无逻辑关系。这是一篇谈家庭关怀的文章。是说一个家庭收养了一个孩子,虽非亲生,但过得也幸福。那怎么又扯出“相似”“成才”等这些毫不相关的概念呢?像是疯人自语。人说标题是眼睛,而这双眼睛一只向东,一只向西,是一双斜眼。显然,作者是模仿托尔斯泰的那句话:“幸福的家庭总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托翁是用幸福与不幸来前后对比,作者想附庸风雅,却成了东施效颦。还有一次报纸上发了一幅画,李白仰头望月,桌子上摆着一大盘桃子。标题是《李白月下宴桃》。李白曾有一篇文章《春夜宴诸从弟桃李园序》,是说春天的一个晚上李白请他的弟弟们在一个叫桃李园的地方吃了一顿饭,怎么就变成了李白请桃子吃饭了?按照这个逻辑,“鸿门宴”岂不是项羽、刘邦坐在一起啃食一座大门楼?

        一般来说新手或者七成熟的作者易犯这种错,一知半解,捕风捉影,刚学到半手就想亮一手。等到炉火纯青之后就不会出这种问题了。这一来是他有了概念、逻辑方面的训练;二来,他已是过来人,再不爱什么虚荣,用不着刻意拿捏、作秀了。

        文章之技无他,功夫深,心放平。

        (作者为人民日报原副总编)  

  • 拿破仑一句名言的佐证

        王保贤

        “一支笔可以当得过三千支毛瑟枪”的名言,到底是不是拿破仑所说?我国不少专家学者查找过,却没有找到有力的证据。笔者在《马藏》编纂与研究中发现一些资料,可供佐证。

        1936年12月,毛泽东在给丁玲的词《临江仙》中,写下了“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的名句。长期以来,关于“三千毛瑟精兵”,注家多是这样解释的:“毛瑟:德国毛瑟工厂所制造的步枪和手枪。孙中山在1922年8月24日《与报界的谈话》中说:‘常言谓:一枝笔胜于三千毛瑟枪。’”——这里并没有把它与拿破仑联系起来。

        1939年12月9日,毛泽东在延安发表的《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的讲话中说:“如果知识分子跟八路军、新四军、游击队结合起来,就是说,笔杆子跟枪杆子结合起来,那末,事情就好办了。拿破仑说,一支笔可以当得过三千支毛瑟枪。但是,要是没有铁做的毛瑟枪,这个笔杆子也是无用的。你们有了笔杆子,再加一条毛瑟枪,根据拿破仑的说法,那末,你们就有三千零一支毛瑟枪了。有了这,什么帝国主义也不怕,什么顽固分子也不怕。有了这,这些狗子敢来咬一口吗?”

        虽然很多注家都认为,毛泽东《临江仙》词中的“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实际上就是化用了拿破仑“一支笔可以当得过三千支毛瑟枪”这句名言,但他们为什么没有挑明这一点呢?回答是,拿破仑的这句名言,实际上是很难找到出处。中央文献研究室的有关同志曾怀疑,“有没有可能是毛泽东记错了,这句话是别人说的,不是拿破仑的话”。后来,他们从《孙中山全集》中见到两处与拿破仑这句话有联系的论述。一处,就是前引孙中山1922年8月24日《与报界的谈话》,孙中山在谈话中说:“欲得真正统一,尚须大家奋斗,今后奋斗之器,不以枪而以笔。常言谓:一支笔胜于三千毛瑟枪。”文献研究室的同志认为,“一支笔胜于三千毛瑟枪”与“一支笔可以当得过三千支毛瑟枪”是很接近的,但孙中山用的是“常言谓”,并没有说是谁说的(虽然“常言谓”也不能排除这句话是拿破仑说的可能性)。另一处,是孙中山1922年10月17日的《致〈觉民日报〉函》,孙中山在这封信中说:“夙仰贵报为吾党之喉舌,作侨界导师,大声疾呼,发聋振久矣,尽宣传之巨责,收文字之奇功,一纸风行,万流景仰。……拿氏谓:‘报纸功力胜于三千毛瑟’,斯言殆可为贵报道矣,感甚佩甚!”文献研究室的同志认为,孙中山“这里明确指出是拿破仑说的,但话中的‘报纸功力’与‘一支笔’还是有差别的。”

        在编辑《毛泽东文集》的过程中,文献研究室的同志为查找“一支笔可以当得过三千支毛瑟枪”的出处,确实是花费了不少精力,虽然最终还是没有得到结果,但他们却得出了如下的结论:“孙中山的这两段论述,虽然都不能作为毛泽东讲话中引用的拿破仑说的‘一支笔可以当得过三千支毛瑟枪’的直接出处,但作为拿破仑讲过这类意思的话的佐证,却是有价值的,说明毛泽东没有记错。”

        笔者最近参加北京大学主持的《马藏》编纂与研究工作,其中一项任务是负责金天翮(1873-1947)编译的《自由血》一书的校注和说明。《自由血》一书编译自日本学者烟山专太郎(1877-1954)1902年4月出版的《近世无政府主义》的前编《俄国虚无主义》。《自由血》一书第四章的末尾,在提到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三世1881年3月即位后严查国内新闻书刊的情况时,引用过这样一句话,原文是:“拿破仑曰:遇一反对之报馆,其势力胜于四千支毛瑟枪”。

        虽然《自由血》一书及其翻译时所依据的日文原著,都没有提供这句名言的出处,但笔者以为,它无疑给“一支笔可以当得过三千支毛瑟枪”是拿破仑的名言,提供了又一份佐证;同时还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最迟在孙中山1922年讲话和书信的18年前,拿破仑的这句名言已经通过晚清时期的汉文译著,被中国的知识分子所知晓。

        (作者为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现为北京大学《马藏》编纂与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