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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用“合作式对话”代替“比较式对话”

        李德顺

        所谓“合作式对话”, 是说进行跨文化之间的交流时,不是一定要分清彼此,争出个优劣对错,而是对公共性的问题,特别是人类社会的共同问题,采取一种合作式的探讨态度。我认为,“合作式对话”代表了“冷战”结束、人类走向全球化时代最需要把握的一种富有建设性的思维方式。

        不是从“拳头”转移到“舌头、笔头”,“合作式对话”带来新的启示

        “用对话代替对抗”这样的话,大家已经耳熟能详了。那么,怎样的对话,才不是仅仅从“拳头”转移到“口头、笔头”的对抗,而是真正成为相互理解、友好互动、寻求共赢的有效途径呢?从学术的角度看,“合作式对话”这一观念带来了新的启示。

        关于“合作式对话”的最近正式表述,来自美国哈佛大学迈克尔·桑德尔教授。他是在多次来中国进行学术交流对话之后,对跨文化对话的不同方式本身产生了强烈的印象,因此产生了这个想法。他说:

        在我看来,跨文化对话的范式有两种,即“比较式对话”(comparative dialogue)与“合作式对话”(collaborative dialogue),我们对前者比较熟悉。在“比较式对话”中,我们直接关注于不同哲学传统的相似性与差异性,它让我们关注整个的传统,比如东方与西方,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比较式的跨文化对话产生了许多了不起的洞见,但它也不可避免地有这样一种倾向,即把东方思想与西方思想截然二分。

        ……

        对此,我们能做何改变呢?在我看来,我们可以试试合作式的对话路径,也可称之为“合作诠释学”(Collaborative Hermeneutics)。我认为,共同合作研究将比那种整体比较的方法走得更深、更远。

        他的这一倡议,得到了笔者本人的赞赏和响应,觉得这是适合新时代文化交流的一种有效方式。

        “比较式对话”的传统特征和局限

        “合作式对话”的宗旨,是要自觉地超越“比较式对话”的几个情境预设及其限制,增强对话的建设性效果。而有待超越的“比较式对话”,不是指比较研究,而是指对话交流中有以下几个特征和局限:

        其一,“比较式对话”往往立足于文化传统之间的“截然二分”。例如笼统地、粗略地划分成“东方思想”与“西方思想”、“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等等。然后在“比较”时,将其视为一个单一的整体,看不到由于来自内部的多元性和与外部多元文化的交汇,它们各自也含有多元因素。一旦贴上了简单、模式化的标签,就容易使之成为抽象的、僵化的教条和公式,从而脱离实际。而实际上,“我们深入思考各自的传统,就会发现不同传统之间的差异在很多情况下往往不像一开始看起来的那么大。差异很细微,而我们往往容易偏向一隅”,导致用成见代替了观察和理解。

        其二,“比较式对话”看重比较,也止步于比较。例如,仅仅致力于寻找不同文化之间的“异同”,进而判明各自的“长短优劣”。其潜在的动机,大多是想“取长补短,择优汰劣”。就是说,这种比较的出发点和动机,往往忽视多元文化各自的基础、条件和权利责任,却用某种预定的(优劣)价值尺度来评价不同文化。这样,比较就不仅有“观察、参照”的意思,而且有“比量、计较、争长论短”的意思了。如此下去,这样比较的结果,有时会助长某种文化体系的自负或自卑,有时会强化某种文化歧视和强迫心理,有时则是使学者在忙于“自我辩护”之余,增加了对他者文化的隔膜感和神秘感。总之,沉溺于这样的“比较式对话”,往往很难展示文化交流中的平等和善意,不足以提升对话的建设性。

        其三,“比较式对话”的最大局限性,就在于它是以既定的文本或门派体系为中心,而不是以“问题”为中心。这样就会“立场先行,自我导向”,使对话至多不过是对思想史上已有成果的展示、考证和比较,却忽略对重大现实问题的共同观照,因而流于形式,使对话的基础和动力失去其应有的建设性。

        “合作式对话”的基础和动力

        针对上述三大缺陷,试图提出解决之道的“合作式对话”,则首先立足于对某一公共“问题”的共同关注,让对问题的理解和回答问题的愿望,而不是一定要争出个高下的冲动,成为对话的共同基础和动力。

        其次,基于对文化多元性的承认和理解,保持对话者之间的独立平等。独立平等的对话者,通过面对共同的问题,力求提供相应的理解和回答,必然会有针对性地挖掘整理各自的文化资源,在更有效地展示不同文化的成果、风格和特色的同时,也能够彼此加深理解,在此基础上找到彼此间的“共同点”和“衔接口”,互相借鉴,切磋琢磨,从而形成有深度的、建设性的共识,推动思考向着对双方都有益的高度提升。

        再其次,在讨论问题时,“合作式对话”要求充分注意区分“实然”的状况与“应然”的导向。首先要在对对象的认知上形成共识,消除背景和语境的隔阂。只有在共同了解和尊重事实的基础上,才能明确真正的“问题”所在,避免由于“立场先行”和“主观误导”而流于形式,变成“聋子的对话”或无益的争吵。在确立了“实然”的前提和对象性地位的基础上,才能深入准确地理解多元文化各自的价值导向,并以“切实解决问题”为共同的价值目标和意向,去分辨不同价值判断的逻辑条件和现实意义,从而提供各得其所的、最有说服力的“应然”指向。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呼唤的新的世界格局

        我之所以积极赞成用“合作式对话”代替“比较式对话”,是觉得,“合作式对话”代表了在“冷战”结束以后,人类走向全球化时代最需要的一种富有建设性的交往方式和思维方式。

        人类的成长,经历了原始的蒙昧、野蛮的奴役、接连不断的掠夺与杀戮,几千年里一直在受着一种自发的“丛林法则”的支配。弱肉强食,赢者通吃,强者独霸。直到20世纪后期,以“两大阵营全面对抗”为中心的“冷战”结束,人类才有机会开始反思“丛林法则”,并认真思考:世界,应该是野兽竞逐的“丛林”,还是“和而不同”、万物繁荣的“百花园”?二者之间一个明显的区别在于,丛林中随时有“兽王”的争夺,百花园里却不需要角逐“老大”。这正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所呼唤的新的世界格局。

        认识到需要构建百花园式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代表了一种新的历史性觉醒,呼吁的是一种新时代的先进文明。因为在马克思看来,以阶级对抗和丛林法则为特征的时代,属于人类的“史前期”状态;而它的结束,意味着理想的人类文明的到来,才是真正人类历史的开端。如果用马克思历史观的这个大尺度来观察,我们也许更能看清楚,对于整个人类来说,这个时代是一个新的成长期,是从“史前期”步入真正人类历史的过渡期的一个新阶段。这样也许就能理解,在具有普遍性的意义上,用“合作式对话”代替“比较式对话”,具有怎样的时代基础和历史意义。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正处于走向伟大复兴的关键阶段。对内坚持以人民为主体的全面深化改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社会全面发展;对外则超越两极对抗的“冷战”格局,同时以“不缺席,有担当,不争霸”的全新的姿态,加入新的全球化进程,为人类的未来做出自己的贡献,这些都意味着,中华民族的复兴,既不可能是重走别人走过的路,亦步亦趋,也不可能是复归“昔日”的辉煌,自我陶醉。只能是挺立新时代的潮头,面对前所未有的境遇,开拓前所未有的境界,创造前所未有的辉煌,同时迎来新的人类文明曙光。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然依赖于“合作式对话”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然依赖于“合作式”的跨文化对话。这样的对话,不应再是多元文化之间谁优谁劣、谁对谁错、谁服从于谁的争执。而是着眼于人类整体面临的共同性、公共性的生存和发展问题,主张全世界的人采取一种合作的态度,探讨如何防止共同毁灭,寻求“和而不同,合作共赢”,使人类永续繁荣。

        要走向合作式的对话,就要真正地理解和尊重多元化的主体现实。过去冷战时代的那种对抗主义思维,实际上是不太接受和承认多元主体的。总认为世界虽然是多元的,但是多元里头总有好坏之分,先进落后之分。先进的就应该去教导落后的,好的就应该去战胜坏的。霸权主义思维必然不是以客观的、平等的、公正的态度来面对现实当中的多元化的主体,不能容忍从多元主体各自权利责任的角度来思考问题。

        要超越这种两极对立的旧式思维,首先要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现实社会共同体中的一个层次、一种形态。所谓“共同体”的存在,在于把人连接在一起的纽带。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参加很多不同的共同体,共同体之间的区别,不在于参加者个人,而在于纽带是什么。比如经济利益、生态关系、政治追求、宗教信仰,还有个人的兴趣、品位都可以成为纽带。因为纽带的性质不同,所以导致共同体有真实的,有虚假的;有暂时的,有长远的;有松散的,有紧密的。就是说,共同体是多层、多元的。

        地球上的人类作为一个物种,相对于宇宙自然和其他物种来讲,本身就天然地属于一个共同体。但是过去因为人与人的分裂和对抗,使大家都忘记了这一点。自从政治上的两大阵营结束对抗即冷战结束后,人们发现存在着如环境污染、资源、能源和核战争等全球性的问题,于是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识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又被强化起来了。我们不能落后于这种自觉意识。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  

  • “城乡中国”正在取代“乡土中国”

        刘守英

        2010年代前后,中国的城乡关系发生革命性跃迁。随着80后及90后成为劳动力迁移主力军,他们沿袭着上一代农民的离土、出村,但是,大多数人却选择了不回村、不返农,即便回村的农民所从事的经济活动也发生重大变化。

        “农二代”的经济和社会行为变化,正在引发乡村的一场历史转型,农民与土地的粘度发生变化,乡村的人地关系、农地权利、农业经营制度、农业发展方式、村庄演化、城乡关系等方方面面呈现新的特征,标志着一个与“乡土中国”不同的“城乡中国”的到来,这一阶段呈现出新的表征。

        代际革命

        在城乡人口迁移中,80后、90后已经成为主力军。他们在经济社会等方面的行为特征呈现显著的代际分别,甚至具有不可逆性,成为引领中国城乡关系变革的重要力量。

        他们保留着农民身份,但已不再务农。农二代差不多进入劳动年龄就开始离开家乡,他们的初次外出务工平均年龄为21.7岁,与农业和土地的关系疏离,每年平均在外时间达9个月,不像他们的上一辈那样农忙时回家打理农事,他们之中87.3%的人没有从事过任何农业生产劳动,平均每年花费在农业活动的时间仅0.7个月。他们在城市的就业正在将擅长的建筑业抛弃,仅有10%左右还从事这一行当,而是主要从事更为正式的制造业和服务业,两者各超过40%,从事机关、专业技术岗位的比例也在增加,还有部分开始选择自营劳动或作为雇主生产经营。他们的受教育程度更高,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9.515年,90后更高达9.79年,他们在城里也获得了比农一代更多的工作技能培训,人力资本的提高更有利于他们在城市工作和生活。他们迁移的距离离家乡更远,跨省流动、前往东部地区以及大中城市务工经商是他们的主要选择。他们既看重在外挣钱,也在乎家庭团聚和孩子教育,2003年以来,举家外出农民工的数量和占比不断增长,2014年达到21.27%。很大比例的家庭将孩子带在身边,在流入地接受教育到初中程度,高中期间由父母一方回县城陪读,直到孩子完成高考。

        他们的生活方式基本城市化,农二代在城市的消费方式已经与城市同龄人趋同,乐于通过商场、公园等城市公共设施从事休闲娱乐活动,在外面挣得的收入70%在城市消费。他们不像农一代有钱就在农村盖房,而是选择将积累的资本在本地的县城和城镇买房,显示出将未来“落叶归根”于城而非村的倾向,2016年农民工购房占农民工总数的17.8%,其中购买商品房的为16.5%。农二代购房意愿比本地农业户籍居民高出很多。他们融入城市的意愿很强,农二代在工作地社保享有比例显著高于农一代,但是由于城乡之间的那堵墙的隔离,他们对不被城市接纳的感受更强。他们与乡村的情感联结渐行渐远,不少人在春节返乡时住在县城或乡镇的酒店,再开车回到村里,经过短暂停留后又回城。农二代的“出村不回村”,正在令乡土变“故土”,传统乡土社会的人际关系、礼治秩序、非正式规则等正面临严重冲击与挑战。

        农业发展方式的历史转型

        由于人口迁移,尤其是代际变化,农业劳动机会成本上升,农业发展模式发生历史性转折。一是传统均质小农异质化。到2012年时,纯农业户占18.28%,非农业户占15.93%,农业兼业户占30.07%,非农兼业户占35.72%。

        二是在农业投入上机械替代劳动。农业同非农业用工竞争加剧,劳动力价格上涨,农作物劳动投入成本上升,1999-2015年间,主要作物用工成本上升、亩均用工减少,农民采取减少劳动力投入、增加机械和资本投入的策略,带来各类农业机械使用量每年6%左右的快速增长。

        三是农地经营制度变迁。土地流转加快,2003年东、中、西部土地流转率分别为9%、11.6%和3.86%,到2013年时分别达到26%、31%和20%,2015年时的农户承包地流转率达到33.29%,流转承包地规模4.47亿亩,是2010年的2.39倍。土地经营规模有所扩大,农户户均耕地在2004-2012年间由7.88亩增加到8.23亩;劳均耕地面积2010-2016年间由6.54亩增加到9.42亩。农地流转在转包和出租为主的基础上出现股份合作、转让等形式。

        四是农业发展动能发生变化,2003年以来农业劳动生产率快速提升,其增速远远超过土地生产率。2000-2012年间,农业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5.46%,农业人均产值年增长率高达14.11%,同期亩均产量年增长率只有1.73%。长期依靠高劳动投入提高土地单产的传统农业发展模式正在转向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现代农业发展模式。

        五是农业功能与形态发生变化,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业在2010年以后增长极其迅速,游客数量从2008年3亿人次增加到2010年的4亿人次,2011年跃升至6亿人次,并在2014年、2015年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分别达到了12亿和22亿人次。

        乡村分化成不可逆之势

        伴随城市化进程,中国的村庄缩减势成必然。1985年时全国行政村数量为94.1万个,到2016年时减少到52.6万个;全国自然村数量从1990年的377万个降到2016年的261万个;1997年时全国村民小组共535.8万个,到2016年时减少到447.8万个。未来的村庄数量还会进一步减少,一方面是因为农作方式变化带来村落与耕作半径扩大;另一方面是因为村落人口减少后公共服务的供给需要适度规模。

        与此同时发生的是村庄的分化加剧,村落的活化与衰落并存。相当部分村庄由于农二代的归宿去村化趋向以及农三代的完全城市化,会使多数村庄进一步衰落。还有一类村庄会在新的城乡关系中复活甚至兴旺,其中部分村庄会随着城市扩展直接融入城市,有一批村庄可能成为连接城乡的“驿站”,还有一些村庄则因为自身具有的独特性加上人力资本与企业家的努力而活化,这些村庄或者具有独特的历史和文化记忆;或者能够提供地方性、独特性、安全性的产品;或者有好的带头人;或者找到了可持续发展现代农业的路子等等。

        三是乡村制度与治理的大变局。随着乡村经济活动与社会关系的变化,维系乡村社会的血缘、地缘以及人情关系发生变味、趋于淡漠,村民的集体意识减低,村庄共同体的向心力与凝聚力降低。代际革命带来的村里人成为陌生人,礼治秩序让位于经济权力的主宰,村庄治理结构、规则与秩序正在和进一步演化与变迁。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 网络虚拟社群如何治理

        杨嵘均

        特定的政治系统是由政治文化和政治生态相互作用的构成结构,网络虚拟社群的发展所导致的政治文化和政治生态的异化即是对政治系统的异化,而网络虚拟社群的文化特质及其对政治系统的异化可能意味着国家、政府、社会治理结构的根本性变革。基于此,需要首先予以回答的一个问题是:网络虚拟空间的文化建设是应该基于网络空间本位抑或是作为一种现实性社会结构形式的网络社会本位?进而说明虚拟社群所致政治体系异化的有效治理何以应该是一种多主体协同治理?这一治理范式的原则机理是什么?

        互联网技术和虚拟实践的发展及其所带来的社会结构与生存方式的革命性变化,延伸并影响着现实世界。第一,网络虚拟社群基于个体和集体、虚拟和现实的自由流动性和矛盾张力构成网络虚拟社群文化悖论特征,即虚拟空间本位与社会网络化逻辑的冲突而导致自我规范意识与他律机制的双重弱化、虚拟认同及其价值实现与现实认同的僭越或冲突、虚拟实在非现实的主体性与网络文化自我殖民之间的悖论的根源,并进而导致网络虚拟社会的群体分化日益明显,不仅出现了自我管理的要求和倾向,催生出网络虚拟社会管理所需要的公民意识,而且削弱了网络虚拟社会传统管理方式的权威性与有效性。第二,虚拟社群作为一种文化建构的组织形态具有扁平化、去中心化特点,人们在网络平台上进行的是信息即时的获取、灵活的结盟与随时的转换,任何固定的结构都无法胜任这一根本看不到任何确定性希望的使命。在这样一个高度不确定性的网络社会中,政策问题建构权的分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也就是说,政策问题建构权不再由某个中心掌握,而是呈现出散点分布的状况。

        由此,处于社会治理中心的精英,逐渐丧失了对于信息的垄断性控制。而信息处理或者信息主导的方式则呈现出“去中心化”的特征,这必然会进一步改变传统的时空结构,这样,物理空间或场域不再是政策问题建构权的障碍,政策问题建构权的分配方式也发生了根本变化,政策建构权持续地受到虚拟世界人们的意见或意愿的影响,而且可以相信,这种散点分布的政策建构权不会长期地限于网络所构成的虛拟世界中,它会影响到现实世界,促进现实世界的政策问题建构权的“去中心化”。

        这样,以下两点可以获得确证:一是网络虚拟世界与现实社会之间存在着对应联系,尽管这种联系并非是线性的。网络虚拟社会所有虚拟实践活动的虚拟性,很大程度上是现实社会中各种实践活动在网络空间里的延伸或者映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齐泽克深刻地指出,虚拟实在与传统现实之间并非存在着截然对立,虚拟现实的技术性实现只是延伸了现实的逻辑,而虚拟空间中的社群或成员角色是现实个体投射的主体化产物。虚拟社群管理应以现实社会矛盾和风险为切入点而与现实社会管理融为一体,而其有效性则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现实社会管理对各种现实社会问题的消解程度。因而,就网络虚拟空间以及处于其中的网络虚拟社群的管理与文化悖论而言,无论是单纯的“自我管理模式”还是“政府管制模式”都具有片面性。

        二是传统工业社会中的那种只基于“主—客二分模式”的垂直线性管理方式被离散的、水平延拓模式所取代,形成了多元文化共存且合作互动的政策问题建构场所。“中心—边缘”社会结构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国家与社会治理模式也在发生根本性变化:传统的社会治理中心也将失去控制国家乃至世界的能力。“去中心化”治理,形成全社会多成员广泛参与的多主体或多中心治理,从而对现实社会中的国家和政府管理或政策建构发生深刻影响。

        基于以上两个方面的原因,网络虚拟社群所致政治系统异化的治理应该是这样一种多主体协同模式:网络虚拟社会的自我管理、国家或政府对于网络虚拟社会的治理以及现实社会治理的统一及其相互作用,以促进虚拟和现实之间的良性互动。(作者为华东政法大学教授)  

        本版供图:古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