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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范文澜记住了毛泽东在延安的提议

        张海鹏

        近代史研究所“十七年”间的故事,现在很少人讲得完全了。我虽有16年时间担任研究所的负责工作,又在“文革”前进所,虽耳闻一些零星故事,也不能系统讲清楚近代史所与“十七年”史学的故事。我长期以为,近代史所的文书档案因“文革”动荡,早已不存于世,不免生有遗珠之憾。现在读了赵庆云的新著《创榛辟莽:近代史研究所与史学发展》,方才知道他找到了近代史所“十七年”的文书档案,加上科学院的早期档案和个人日记以及回忆等资料,努力复原了近代史所“十七年”的历史,真是可喜可贺!

        近代史所的历史,如果加上前身,已经过了70年。它的历史,它在中国科学院的地位和作用,它在新中国成立后对全国史学界的影响和发挥的作用,已经很少有人能说清楚了,包括今天在事领导诸公在内。这些已成为历史,成为历史学家的研究对象,成为一门学问了。赵庆云的研究意义也在于此。

        70年前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奋斗的产物。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新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当然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中国科学院建立,在史学领域,为什么首先建立近代史研究所,而不是首先建立历史研究所,这是一个令人感兴趣的话题。

        范文澜作为延安马列研究院历史研究室主任和华北解放区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主任,他的史学专精在中国古代史,他下的功夫也在《中国通史简编》,虽然他也编著了《中国近代史》上册。为什么他坚决主张中国科学院首先要成立近代史研究所?我想这要回顾延安的整风运动。

        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非常郑重地提出要改造全党的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他认为党内的学习存在三个方面的弊病: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他认为这是极坏的作风。谈到研究历史,他说:“不论是近百年的和古代的中国史,在许多党员的心目中还是漆黑一团。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他还进一步指出:“对于自己的历史一点不懂,或懂得甚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特别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百年史,真正懂得的很少。近百年的经济史,近百年的政治史,近百年的军事史,近百年的文化史,简直还没有人认真动手去研究。”

        为了克服党内学习方面的三个弊病,毛泽东有三个针对性的提议。在研究历史方面,他提议:“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材,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无组织的状态。应先作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的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综合的研究。”《改造我们的学习》是1941年5月在延安干部会议上的报告,它和《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都是党的整风运动的基本文献。学习和贯彻这三篇基本文献,极大地改善了全党的学习方法和学习态度,提高了全党特别是高级干部的理论水平和政治水平。三篇文献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文献,是中国共产党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思想保证。

        毛泽东关于研究近百年史的提议十分明确、具体。我们知道,范文澜在延安与毛泽东在研究中国历史问题上是有交流的。范文澜对毛泽东的思想理论水平是心悦诚服的。我认为,毛泽东在延安的这个提议,就是范文澜坚持在中国科学院首先成立近代史研究所的最重要的根据。

        我在1964年8月进入近代史研究所,报到后两天就被所里派去参加1964年北京科学讨论会,任政法组秘书。1964年北京科学讨论会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举国家之力举办的一次最重要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与会学者包括了文、史、哲、经以及自然科学各学科。我看到范文澜所长、刘大年副所长都是中国代表团组成人员,很活跃。在政法组,我看到刘桂五先生,也是很活跃的成员。刘桂五那时是近代史所的学术秘书,地位很重要。我在会上认识了安藤彦太郎先生和岸阳子小姐,他们两位后来结为夫妻,刘大年是他们两位的红媒。

        说起刘桂五,我想起十多年前的一个故事。某年我在京西宾馆出席社科基金评审会。那里还有两院院士遴选会议在同时进行。我刚进房间坐定,就有人敲门。来人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植物所一位老研究员。他进来对我说,看见社科基金的评审会在这里,他猜想一定会有近代史研究所的人参加,到会务组打听,知道了我的房间。他一进门就说,看见近代史所的人很亲切。他告诉我,1951年中国科学院作抗美援朝动员报告,报告人是近代史所的刘桂五。他说,刘桂五说话声情并茂,举手投足,他都印象深刻。老院士还说,近代史所在科学院的地位极其重要,很不一般。刘桂五不是近代史所负责人,科学院请他在全院作抗美援朝动员报告,这件事情在今天不可想象。他说刘桂五说话声情并茂,与我的了解是相同的,可见这位老院士的记忆是准确的。

        赵庆云早些年从我攻读博士学位,研究范文澜、胡绳、刘大年与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问题,毕业后留所工作,很有成绩。他现在进入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理论研究所,是学有所归。

        研究近代史研究所与“十七年”史学的关系,不是仅仅一个近代史所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全国史学发展方向的问题,很有理论意义。我觉得,他的研究值得学术界关注,特作赘言如上。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教授)

  • 凝聚共识 促进改革

        姚 洋

        从1978年到今天,改革一直是中国持续高速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也是从中央高层到媒体和公众讨论的热点,这样的状态可能还会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

        对于改革,我们应该思考什么?怎么思考?也许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但对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国发院)的老师们而言,学术是他们切入议题的出发点,由此,他们对改革的追问直击核心议题的本质,避免使用“加速”“倒退”“停滞”这样简单的措辞为改革泛泛定性。《改革的追问》这本书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我们出版这本书缘起于国发院的一系列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的活动。这些活动始于2017年国发院第二届国家发展论坛。

        国发院对于改革议题的关注和研讨由来已久。周其仁、宋国青等前辈学者在上世纪80年代深入参与了改革的设计和实施工作,为中国的改革和发展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国发院前身中国经济中心创立之后,以林毅夫为代表的国发院教师积极为改革建言献策,影响了90年代以来的许多重大改革。《改革的追问》一书既呈现了国发院前辈经济学家最新的研究心得,也涵盖了中生代学者的声音,还有余淼杰、雷晓燕等新一代经济学家的观察思考。除经济学文章之外,本书还收录了陈春花老师的一篇管理学文章,进一步丰富了本书的视角。如果读者在阅读本书之后能够感知到国发院老师们独立思考和不断追问的精神、甚或还能从中领悟到一些看世界的方法的话,那将是令人欣慰的事情。

        “四十不惑”,改革已经走过40年,但我们感到疑惑的东西依然很多。本书收集的文章,为读者厘清了改革的一些头绪。

        首先,改革不是齐头并进的,而是存在很大的不均衡性。这种不均衡性既体现在行业层面,也体现在区域层面。比如,徐晋涛老师分享的林地改革就不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简单翻版,各省的进度和方案都不一样,而且到今天依然在改革的路上;在金融改革方面,黄益平老师告诉我们,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市场化的节奏与方案各异。从更宏观的角度看,产品市场的改革比较到位,而金融、劳动力、土地、电力、供水等要素市场的改革就滞后很多。在区域上,东中西部的市场化水平差异很大,东部走在了前列。

        其次,改革是一个动态过程。问题和方法时刻都在变化,利益攸关方时刻都在博弈,2018年民营经济再次受到高度的关注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我本人也深度参与了这次讨论。40年来,民营经济的发展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从最早被否定,到邓小平对傻子瓜子的“看一看”,再到90年代末获得宪法地位,民营经济历经磨难,终得凤凰涅槃。然而,过去20年,围绕民营经济的争论一直未见停息,“国进民退”和“国退民进”的讨论此起彼伏,最终演变为2018年上半年的民营企业“退场论”以及下半年的“56789”“自己人”的戏剧性变化。同样事关民营经济,但每次讨论的焦点都有所不同。沿着这个方向追问下去,关于民营经济的讨论又与国有企业改革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紧密相关,还远远没有到可以划上句号的时候。

        第三,改革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中国是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和“开放”总是并列出现,足以说明问题。发生在2018年的中美贸易争端牵动全世界的神经。美国是二战以来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中国改革开放的40年,总是伴随着中美关系的变化。当中国从人口大国变成经济大国,尤其是当中国经济增长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超过30%的时候,中国与世界的融合深度早已经不是40年前所能相提并论的,我们今天的一举一动都会得到全球各国非同寻常的关注,而中美关系又是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关键一环,处理好中美关系,能够让我国获得更加融洽的国际经济和政治环境。

        面向未来,我们最可靠的选择可能依然和40年前一样: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让改革成为常态并不是坏事,改革是中国持续进步的重要推动力。国发院以推动中国进步为己任,《改革的追问》也是我们推动中国进步工作的一部分。

        当然,推动中国进步不是仅仅靠一两本书就能完成的,而是还有更多更艰难的工作要做。更何况,一本书的容量本身就非常有限,国发院还有大量的研究成果和观点无法收纳进来,希望大家进一步关注我们的研究。本书取名《改革的追问》,就是希望能唤起更多的有识之士对中国乃至全球的发展深入思考,对改革面临的议题,尤其是难题,敢于追问,并积极加入到公共讨论之中。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中,公共讨论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公共讨论不仅能帮助我们分辨真伪,走近真理,还能更好地凝聚共识,促进改革的执行。(作者为北京大学教授)  

  • 评书不评人

        荣新江

        我喜欢读书评,也喜欢写书评。本着以文会友的原则,我写了这么多年的书评,批评了不少著作,我没有得罪什么人,而换来的是更亲切的友情。这样的一种做法,其实也是中国学术古已有之的传统,如乾嘉学派的重要学者钱大昕就曾在给王鸣盛的《答西庄书》中说:“学问乃千秋事,订讹规过,非以訾毁前人,实以嘉惠后学。但议论须平允,词气须谦和,一事之失,无妨全体之善,不可效宋儒所云‘一有差失,则余无足观’耳。”

        现今研究生的科班训练,除了要会写论文和专著,也要会写书评和札记。而要做一个真正现代意义的学者,特别是要学会写书评,写真正意义上的书评。

        有学术贡献的学术著作值得评

        哪些书值得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是:有学术贡献的学术著作值得评。相反,给一般读者所写的通俗读物,普通的概述或综述,则不一定在纯学术刊物上发表评论。当然,可以在其他刊物上发表评介文字。

        值得评论的书,从我们历史学科的角度来说,包括专著、论文集、史料集、考古报告、学术性的展览图录等。因为书评的一个重要功能是让读者了解这本书的内容和学术贡献,所以,要有专家用简洁的语言,把这些书的内容和成绩勾勒出来,特别是一些论文集、考古报告,对于其他专业的人来说,翻看书评以后,可以决定值得不值得去找这本书来读。

        但是,要知道,对一本杂志来说,不可能找到所有值得评论的图书的书评作者,所以虽然有的书,我很想在《唐研究》上发表一篇书评,但往往因为苦于找不到合适的撰稿人而作罢。这又说到书评的作者问题了。比如说在中国的唐史学界,我们拥有许多各方面的专家,但老一辈的甚至略微年轻一点的专家学者,受到“文革”大批判的影响,不愿意写书评,这使得在国内找寻一个所评之书的最佳专家的做法,有时难以成功。

        今天我们如何做学术书评

        在我看来,书评的内容应当包括下面几个方面。

        第一是内容简介,即让没有见到书的读者可以通过你的介绍,大致了解这本书的内容。在介绍一些涉及方面较广的论文集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有选择地重点介绍一些文章,而简单地介绍另一些文章,或者只列其名或其类别。

        第二是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本书选题和内容的价值、特点,如果是前人研究过的课题,那么这本书有没有新的角度,有没有新的材料,有没有新的笔法。如果是前人没有研究过的课题,或者说研究很薄弱的方面,则从研究的题目和范围来说明作者的贡献或尚不完善的地方。

        第三是本书的不足,包括题目与内容是否对应,内容包含的范围是否过窄,以及材料的缺陷和论证逻辑是否合理。在指出别人不足时,要根据自己的研究在理论、材料、研究论著和参考文献等方面举出证据,加以论述,避免空论。

        第四是根据自己的研究加以补正,包括订正书中的错误,补充书中的不足,这些部分一定要在有十分把握的情况下才能写出来。如果只是根据可以有两种解说的证据,就不能轻易否定作者的观点。

        最后,对于一些古籍整理、包含新史料的著作,要校勘错字,以免贻误后人。

        这些只是主要的方面,书评的内容没有特别的一定之规,是最容易表现个人学术思想的一种文体,所以你也可以利用书评来发挥自己的学术观点,因为现在的年轻学者,不可能像陈寅恪那样,很早就开始给别人写序、写审查报告,表述自己的学术思想,因此,你可以利用写书评的机会,把写刻板的专题论文时所不能表达的学术思想,通过书评表达出来。

        学术书评需要注意的问题

        与此同时,学术书评要注意以下问题:

        第一,评书不评人,但要了解作者。在写书评时,千万要记住你可以说这本书如何好,如何差,但切不可说这个作者如何好,如何差。当然,我们最好能够了解这个作者的学术出身、学习和工作单位、已经有过什么学术成果,这些对于了解本书的学术水平是必不可少的。对作者已有的相关成果做一些介绍有时也是必要的,但是,在书评里不要对作者进行大肆吹捧,更不能对作者加以人身攻击。

        第二,要注意书的出版时间。一般来讲,我们往往只评最近一两年内出版的新书,对于再版书也主要评新增订的部分。但有时我们没有那么快地得到新书,有时我们需要把几年当中出版的同类著作放在一起来评。这时候,我们要切记不能用书出版以后新发现的材料来批评作者,应当站在和作者同样的起跑线上来写书评。

        第三,不能以偏概全;不能抓住一点,不顾其余。一个人的精力有限,而且现在学术十分发达,很难把资料和研究信息全部收集齐全,因此在研究中往往会有一些漏洞,甚至是硬伤。对待这样的问题是可以指出的,但不要揪住不放,更不要以此否定全书的其他贡献。过去有人给《唐研究》投稿批评张弓先生的《汉唐佛寺文化史》,因为用词太厉害我没有采用。后来这篇述评发表在别的刊物上,但接受了我们的建议,口气缓和多了。某位权威学者在其高水平著作中,把一条张大千写在西千佛洞宋人壁画榜题中的文字(张大千破坏敦煌壁画之证)当作宋代的史料来运用,这可是硬伤啊!我撰写书评时,考虑再三,还是用通信告诉他,没有写进书评,因为我觉得太伤人了。

        第四,要礼貌用词,不用“怪圈”一类的语言。因为有些字眼会伤害别人,所以我们尽量不用让别人有不愉快的语言,而是用事实说话。其实,有分量的书评最容易引起书的作者的反批评,如果书评作者以事实说话,那么反批评往往是无力的。这时反批评者常用的方法就是以“礼”来干预“法”,批评批评者用词不当,有失礼法,从道德上给你上纲上线。所以,一定不要用无礼的语言撰写书评。

        (作者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 书林折枝

        中华文化可以向世界贡献什么

        孙伟平主编、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华文化可以向世界贡献什么?》,针对当前世界普遍面临的问题,以问题为核心,按照人与自然、个人与家庭、国家与社会、文化与理想、世界与未来等五个基本层面,分为十九个问题,每个问题独立为一章,以导语为指向,以回应问题的形式,书写中华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慈孝恩义、革故鼎新、开放品格等具有启示和借鉴意义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对于展示中国文化、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具有重要意义。(夏鸣)

        系统阐释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

        李海青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的《砥砺前行——引领民族复兴的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是一本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的专著。本书结合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在概念诠释的基础上,从对历史规律的深刻把握、对思想建党的高度重视、对制度治党的持续探索、对群众路线的自觉坚持、对党性修养的严格要求、对人类社会的使命承担、对思想方法的系统掌握七个方面对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进行了系统阐释。本书视角新颖,多有洞见,体现了著者独特、深入的思考,是一本创新性和通俗性兼具的理论著作。 (黄蓉)

        东方生活美学

        刘悦笛主编、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东方生活美学》,涉及东方生活美学的各个维度。东方生活美学关注审美与生活之间所具有的“不即不离”的亲密关系,注重在日常生活当中体味生活本身的“美感”。中国的“生活美学”代表东方传统,这种传统是一种始终未断裂的生活传统,它往往为百姓日用而不自知。中国古典美学作为最“原生态”的生活审美化传统,形成了一种“忧乐圆融”的生活艺术:从诗情画意到文人之美,从笔砚纸墨到文房之美,从琴棋书石到赏玩之美,从诗词歌赋到文学之美,从茶艺花道到居家之美,从人物品藻到鉴人之美,从雅集之乐到交游之美,从造景天然到园圃之美,从归隐山林到闲游之学,从民俗节庆到民艺之美,皆是如此。(刘伟)

        新编历史小丛书

        北京出版集团的品牌丛书“大家小书”读者已不陌生。戴逸先生担任主编、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新编历史小丛书”可谓“大家小书”的一种特殊形式。该丛书承自上世纪60年代吴晗策划的“中国历史小丛书”,对其中值得再版的部分,有的进行了修订,如万国鼎的《五谷史话》、阎崇年的《北京史话》;对于修订不了的便增补了一部分当代专家的导读,在导读中交代该课题的新发展。同时,请当代专家撰写补充了一些新的课题和观点,如唐晓峰从文化地理学的角度谈中华上古文明,蔡蕃谈京杭大运河等。丛书是小开本、大字号,非常便于随身携带阅读。(高文)

        气候改变世界

        《气候改变世界》,(美)布莱恩·费根著,天地出版社出版。1000年前,地球经历了一场至为关键、祸福相随的升温期。长达500年的温暖气候,让全球人类文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它让欧洲步入兴盛期、复活节岛立起巨石像,却也让中国北方发生大饥荒、吴哥窟加速覆灭、玛雅文明土崩瓦解。作者运用考古学知识,从北极区零星散布的古斯堪的纳维亚人铁钉、吴哥城淤积的灌溉沟渠中,交叉比对各种替代性气候资料,重现中世纪的大暖化现场,创新诠释“气候史”和“文明发展史”。(左明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