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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政治家周恩来的独特之处

        章百家

        周恩来是令人敬仰的历史人物,对中国和世界都有巨大贡献。新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对周恩来词条的概括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缔造者之一。”这个概括与此前的一些概括相比有所变化。如周恩来逝世时悼词中对他的概括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人民久经考验的卓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两者相比,其中重要的变化是加上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并在“无产阶级革命家”之后加上了“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

        周恩来这样的人物在中国、在世界都很少见

        什么是政治家?我们很少会去思考这个问题。一般是指那些在长期的政治实践中涌现出来的具有一定政治远见和政治才干,掌握政党或国家的权力,并对社会历史发展起着重大影响作用的领导人物。了解周恩来生平的人知道,他在革命战争年代就称得上是中国政坛上的一位重要政治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又成为国际政治舞台上公认的政治家,而不仅仅是外交家。这样的人物在中国、在世界都很少见。

        第一,政治家是一定阶级或政治势力的代表。周恩来是马克思主义者,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是新中国的总理。这是他作为政治势力代表的基本身份。他一生担任过许多重要职务。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场合,他的身份有所变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周恩来作为中共代表,与国民党进行了长期谈判,与各民主党派协商合作,与苏共和共产国际协调关系,与外国人接触,等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是国家的主要管理者,作为国家的代表,参加了大量的外交谈判,参与了国际事务的处理。

        第二,政治家必须身处政治活动的中心,掌握重要的政治权力,是事关全局的政治决策的制定者和推行者。政治家是领导者,而不是被支配着从事和参与社会政治活动的人。关于这一点无须多说。周恩来是中共创立时期的党员,旅欧返国后不久就进入了党的领导核心层,此后从未离开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担任共和国总理直至辞世。虽然周恩来从未担任过党的最高领导人,但重大决策他大都参与其中。在某些方面、某些工作中,他可以说是最主要的决策者。

        第三,政治家是政治系统的协调者和组织者。作为政治权力的核心,政治家要和方方面面的人打交道,以实现自己的目标和政策。对共产党人来说,就是要实现党的目标和贯彻党的政策。在这个方面,周恩来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事实上,自大革命后期起,中共党内历任的一把手,都离不开周恩来的组织能力和协调能力。我们常说,没有武装斗争,中国革命不会胜利;同时我们不能忘记,没有统一战线,中国革命也不会胜利。在中国,国共两党都是少数,在国共斗争中究竟谁能胜出,很大程度取决于中间力量倒向哪一方。由此可见,周恩来领导的统一战线工作对中国革命贡献不可低估。毛泽东把统一战线列为中国革命“三大法宝”之首,就很好地说明了这项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此外,还有另一个方面不能忘记,即周恩来领导的党的隐蔽战线所作的贡献。

        简而言之,周恩来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伟大的政治家。他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为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为中国以大国身份登上国际舞台、为国际政治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

        关于周恩来政治生涯的著述不少,但综合性的论述很少,深刻的评论几乎罕见

        在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中,从数量上看,对周恩来的研究是名列前茅的,内容涉及革命、政治、军事、外交等各个领域。其中,关于周恩来的革命、外交和军事生涯的著述较多,而且不乏综合性的论述;关于周恩来政治生涯的著述也不少,但绝大多数涉及的是具体事件、某个方面的工作,综合性的论述很少,深刻的评论几乎罕见。

        我想,原因大概有三个方面。第一,作为政治家,他所做的工作包罗万象。自青少年时代起,周恩来便与政治结下不解之缘。在他的事业生涯中,政治无所不在。第二,周恩来的个人经历与党和国家的历史密不可分,他身处的地位不仅关键而且时常很微妙。这使得做出客观、准确、全面的记述和评价都很不容易。第三,政治是影响周恩来喜、怒、哀、乐最重要的因素,政治也使得周恩来的内心世界极其复杂。这种复杂性远远超出常人的想象,很难为常人所理解。

        政治家周恩来有四点独特之处

        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可以被称为政治家的,有许多共性。例如,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具有奉献精神,能够理论联系实际,善于做群众工作,等等。作为政治家,周恩来有哪些独特之处?可概括为四点:

        第一,顾全大局,深明大义。最典型的例子就是20世纪30年代上半期,周恩来曾有机会成为党的最高领导者,但他认为自己并非帅才,而全力支持毛泽东做党的领袖。另一个例子是1945年中共七大召开时,关于1921年参加在欧洲成立的少年共产党党员的党龄应从何时算起,有些争论,此事涉及到这些人是否应作为党的创建者。为使七大成为一个团结的大会,周恩来主动表示,他的党龄从1922年算起,从而平息了这一争论。

        第二,有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并在道德方面高度自律。在工作方面,他对部下要求严格,对自己要求更严格;部下犯错误,他会批评教育,同时自己也承担责任。这种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事例很多。在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他始终保持着道德上的高度自律。他的这种作风影响了在他身边工作过的很多人。

        第三,能忍辱负重,具有坚韧不拔的精神。在艰难时刻,如20世纪30年代初期中共党内意见最为分歧的时期,特别是后来的“文革”时期,周恩来都是维系党的团结、国家团结的支柱,同时也是保持党和国家工作运转的核心。事实上,每一个政治家都会有难言之隐,其功过是非总由后人评说。政治家处理问题,做出抉择,往往不同于常人的设想。尤其在危难关头,他们常常是在坏与更坏之间作选择,两害相权取其轻。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周恩来内心的磨砺,内心的强大都是人们难以想见的。

        很多人认为,周恩来善于委曲求全。我想,即便如此,他也绝非是为个人的声誉,而是为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着想。他以坚韧不拔的精神,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保护了一批正直有能力的干部。此后发生的历史转折,表明了周恩来这样做的价值,也体现了他的意愿。

        第四,教养和魅力兼备,具有仁爱之心,善解人意,大爱为民。中国老一辈革命家和领导人很多都具有人格魅力,但各有不同。我认为,周恩来的魅力与他的教养分不开,而他的教养突出表现在对于他人的尊重和关怀,无论是对外国政要,还是对普通百姓。在许多外国人眼中,他是一位受到中国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熏陶的领导人。而与周恩来有过接触和交往的人,无论是干部还是普通群众,印象最深的往往是他对别人发自内心的关爱。这种爱是无言的,但具有穿透人心的力量。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经历了一个伟大的革命时代,但我们很少去思考革命、道德与人性之间的关系。而周恩来恰恰能在这个方面给我们以启示。他一生经历了那么多冷酷无情的斗争,却在极其复杂的环境中仍能保持人性的常识,始终富有人情味。我以为,在周恩来身上所体现的人性的光辉是跨越时空的。

        (作者为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 沙窝会议若干史实考辨

        方海兴

        编辑同志:

        您好!

        近期不少人在重走长征路,再一次引起人们对长征的关注。1935年8月中央在川西沙窝寨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商讨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有关问题,我翻阅相关史料后有不少疑惑,如会议实际开了几天?会议决议到底是何时通过的?可否请相关专家解答下?谢谢!

        朝阳区读者 王鹏  

        本报特请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方海兴作答

        1935年8月,中共中央在长征途中于川西沙窝寨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商讨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有关问题。由于保存下来的原始文献稀缺等缘故,致使对沙窝会议史实的认知颇费周折。徐占权编著的《解读长征》指出:“中央档案馆珍藏的《沙窝会议记录》第一页左上角上,标有阿拉伯数字“6/8”(即8月6日),在“6”字下面还隐约盖着个“4”字,都是铅笔笔迹。“8”与“4”字笔划纤细,似为原有的,“6”字笔划粗壮清晰,似为后来加的”;“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这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即《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在标题之下还明白写着‘1935年8月5日中央政治局通过’。”现今《中国共产党历史》《红军长征史》《毛泽东年谱》等权威论著均认定,沙窝会议是在1935年8月4日至6日召开的,并摘引这份中央档案馆所藏《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中的内容来表述相关史事。

        近日偶读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由一方面军五军团参谋长调任四方面军第九军参谋长的陈伯钧日记发现,其中应该是蕴藏着未被使用过的关于沙窝会议的关键史料。陈伯钧1935年8月21日日记写道:“晚同总政委(即张国焘——引者注)谈与刘湘作战的问题,看完八月七日中央政治局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目前任务的决议案。”8月26日日记写道:“适五军全部连以上干部亦在此召开政治工作会议,由张总政委报告八月七日中央政治局的决议”。8月27日日记写道:“重阅《八月七日中央政治局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及任务的决议》。”关于沙窝会议的情况,时任红一军团总供给部部长的林伯渠1935年8月4日日记记载:“中央在沙窝开会。”次日日记记载:“今日,中央继续在沙(窝)开会。”7日日记又记载:“得悉昨晚沙窝会议已告一段落,决议案已通过”。

        综合以上史料,我认为,目前确认的有关沙窝会议的史实仍有再加推敲的必要。在此初谈几点看法,以期引起学界对此问题的深入探讨。

        第一、沙窝会议的召开时间应当记为1935年8月4日至7日。由林伯渠1935年8月7日日记“得悉昨晚沙窝会议已告一段落”的记载及陈伯钧日记中多次出现“八月七日中央政治局的决议”可知,最后一天的会议应该是从6日晚开到7日晨结束的。因此,沙窝政治局会议的时间记为1935年8月4日至7日更为准确。

        第二、现今保存在中央档案馆、标明为“1935年8月5日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并非沙窝政治局扩大会议最后制定的决议。

        徐占权编著的《解读长征》中记载了中央档案馆耿仲琳等考证沙窝会议决议的情况:“关于沙窝会议的决议,现在中央档案馆保存有两个文本,一个是从莫斯科共产国际接收回来的,一个是原来中共中央保存下来的。这两个文本都是油印件,从字迹和内容上看,是一个版本,所不同的只是从共产国际接收来的那个文本的封面上用毛笔写有‘博古’的字样……档案保管人员在这个文本的首页上加注说是决议的‘草案’。他们(指中央档案馆专家耿仲琳等——引者注)认为这个注不对,事实上,这个文件就是正式决议,不是草案。”“中央档案馆保存的《决议》原稿,标题之下注明‘1935年8月5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但在该决议的首页上还注有‘中共中央印 一九三五、八、九’等字样”。

        考虑到沙窝会议召开的背景,再参以存在《八月七日中央政治局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及任务的决议》与标题之下著有“1935年8月5日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两份标题雷同的中央文件的情况,应该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由于8月5日会后张国焘的出尔反尔致使会议决议被搁置存档,6日晚中央政治局继续开会商讨,至7日晨会议结束时通过了新的决议。此即林伯渠1935年8月7日日记记载的“得悉昨晚沙窝会议已告一段落,决议案已通过”。显然,该决议案才是沙窝政治局会议最终制定的决议。陈伯钧日记三次写到该决议时都使用了“八月七日中央政治局”字样,还明确记载了文件的标题。显然,它与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标明为“1935年8月5日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并非同一决议。换言之,如今保存在中央档案馆、文本首页有档案保管人员加注“草案”二字的会议决议,就是沙窝会议决议草案而非正式决议;轻易否定档案保管人员加注的“草案”二字而认定该决议就是正式决议的做法值得商榷。

        第三、《八月七日中央政治局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及任务的决议》曾在左路军中组织学习,右路军则是印发了8月5日通过的会议决议;此举显然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共中央采取的应对张国焘的权宜之计。

        从陈伯钧日记可知,《八月七日中央政治局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及任务的决议》曾在左路军中广泛组织学习。而从中央档案馆所藏8月5日会议决议文本首页注有“中共中央印 一九三五、八、九”字样的情况以及与中央档案馆所存文本属于同一版本的封面写有“博古”字样的沙窝会议决议文本等情况应该可以确定:沙窝会议后右路军中并未印发8月7日通过的会议决议,而是印发了8月5日会议通过的决议;此举显然是在当时紧急而又特殊的情况下中共中央为应对张国焘的纠缠、求得全军北上而不得不采取的权宜之计。

        从沙窝会议后张国焘最初也曾率左路军北上及徐向前回忆说“沙窝会议后,张国焘满肚子不高兴,脸色阴沉,不愿说话。陈昌浩向我发牢骚,说中央听不进国焘的意见,会上吵得很凶”等情况判断,8月7日沙窝会议最后制定的决议对两河口会议确定的、中共中央一直坚持的全军北上方针不可能动摇,即中共中央不可能迁就张国焘的全军西向青海或南下川西南的主张,但对他纠缠的其他方面的诉求肯定是有所让步,否则就不会在8月5日通过决议后再于次日晚开会做出新的决议。

        因此,应当尽力访寻《八月七日中央政治局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及任务的决议》全文或从其他一手资料中推定其内容。若有幸得之,将其与5日会议决议比对,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认识长征中张国焘向中央闹分歧的原初情节。

  • 替“民国热”号一脉

        王学斌

        梁任公曾言“不惜今日之是以否定昨日之非,不惜以今日之新我否定昨日之旧我”,笔者深以为是。倘仍以十年前写作《民国底气》一书手法与理念写作民国时期的文章,势必将神话愈描愈玄,距史实渐行渐远。正秉此念头,我另起炉灶,从爬梳一手资料着眼,尽量“去熟悉化”,避免观念先行,抛开那些大师传奇与学林掌故,力求揭示民国学界、政界与社会的真实一面。在此过程中,我对“民国”的理解亦因之大不如往。吾之粗浅的新理解,大致有二。

        眼下所谓的“民国热”,恐怕多有人为建构的意味

        近三十年来的“民国热”,确为思想文化界以及通俗写作界的一重要现象。究其缘由,远因可追溯到上世纪80代末90年代初,很多学人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探寻国家复兴之道,民国学术渐进入其视野当中,于是王国维、陈寅恪、梁漱溟等民国学人被“发现”,并日益得到圈内人推崇,因此“民国热”可谓先在学界升温。

        其次,自本世纪初开始,随着大众史学的出现,一股读史热潮逐渐兴起,代表性的便是“X朝那些事儿”系列,慢慢地从先秦聊到清朝,自然而然便涉及民国这段历史。加之有一批颇受台湾《传记文学》杂志风格熏染的大陆民间作家的辛勤“发掘”与努力传播,民国历史特别是那一批学界名流的知名度已越出高校围墙,飞入市井巷间。

        再次,常人读史,往往怀知古鉴今的情结,较之当下,民国学术、教育的确有值得让人怀念、敬仰的地方,于是这种情绪不断被反复放大。同时出版社、传媒界的不断建构、造势,民国热度从而不断攀升。这种读者与媒体间的“共谋”,亦可从经济与文化的互动角度来解释。随着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大众文化的消费需求日趋攀升,况且读史热本就是我们传统世俗文化的一部分,比如自古就有说书者、唱词人。当下社会通俗历史以各种艺术形式呈现,这背后恰恰是文化消费的一种折射,民国热乃其中一支。当然,大众消费的焦点绝非真实,而是话题。于是乎徐志摩被渲染成“男神”,林徽因被打造为“女神”,章太炎、辜鸿铭、黄侃等学界宿儒只留下一堆怪癖与八卦。数不尽的名人轶事最终成为现代人茶余饭后的谈资,殊不知这些其实是现代人的“发明”而已。

        复次,这也是学术研究的一种现实回应。众所周知,民国史甚近,斯人未远,恩怨犹在,很多话题,很多人物,在一段时间内是不方便涉及或者重提的,换言之,这些事件、人物还没有完全“进入历史”。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近些年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入,很多民国事件逐渐进入大众视野,如原存于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档案馆的《蒋介石日记》的公开与揭秘,便引来持续关注。于是学界“发觉”学术成果其实可以转化为公众话题甚或文化产品,故纷纷尝试以通俗化的形式向读者推介民国史,让人们耳目一新,关注度自然高涨。

        目前的民国热,仍存在不小的问题

        审视目前的民国热,总体而言有一些成果问世,但仍存在不小的问题。比如媒体、出版界翻来覆去炒作一些学术界都已澄清、或者本来就是子虚乌有的野史、掌故或秘闻。我们距离真实的民国,看似很近,实则甚远。民国热发热已久,故犹如患病之人,终诸症丛生。下愚不才,粗略加以概括,症状或有如下几种。

        其一,阴虚火旺导致五心烦热,冲上脑际,于是渐生妄想。不妨以“大师”为例。国人多以“钱学森之问”来批评当下高等教育培养不出一流人才,然民国亦非孕育大师之沃土。毕竟在近代学术机制递嬗的大背景中,大学强调“分”而排斥“通”,专家成群结队,大师自难以容身。

        其二,热病不知人,虚热也。恰因由来已久,且日用不觉,故易生流行病。留学生、新青年、毕业论文、学术期刊、学会团体、图书馆等,这些现代学术身份与机构之产生,都是近代文化转型的产物。然作为今人,早已对此习以为常,故借此刻之经验看彼时之情形,难免方枘圆凿,误读频出。若任其流行,民国将愈发被幻象所笼罩。

        其三,精神外弛,阳无所附,浮想联翩,相思日重。民国男神之庐山真面目到底如何?先生与名师之风范究系怎样?学者生前事与身后名反差会有多大?若不基于史实,原原本本地加以还原,那么世人对民国之了解,恐怕只会越关切而越走味,相思成灾。人们反复消费林徽因、神化陈寅恪等人,便是显例。

        其四,火大燥热,不免潜移默化间影响人之性情,变得张狂自大,与他人常生摩擦,结下恩怨。民国不少学者熏染文人相轻之习气,本来相惜相敬,然随着彼此地位之改换,开始互撕相争,终致恩怨难解。傅斯年与顾颉刚之始亲后疏,黄侃与钱玄同手足龃龉,刘文典与沈从文同事不睦,个中滋味,颇值当下学人反思与自省:古今学坛,多少罪恶,不是假学术之名,行私欲之实?

        其五,今人爱谈民国,多与那时文人怪癖有关。不过诸怪癖是真是假,众品行孰优孰劣,倘不加辨别甄择,便会郢书燕说,流于病态。民国有些学者的确怪异,但怪亦有道,非任意妄为。无论是饮酒、饕餮、吐槽,还是写诗、用典、行文,在他们独出心裁、别具一格之背后,往往有其隐衷,暗有所指。

        今人贪恋于轶事趣闻,徒慕其表,不究其根源,故捕风捉影,道听途说。《文子·道德》篇曾曰:“故上学以神听,中学以心听,下学以耳听。以耳听者学在皮肤,以心听者学在肌肉,以神听者学在骨髓。故听之不深,即知之不明。”如今众多民国“铁粉”时常乐在“耳听”之中,不问虚实,所传所信实际上南辕北辙而已。

        质言之,当下的民国热,须一分为二看待。回归常识,尊重历史,自当力倡;若是类似前面所道之虚热,则应祛其虚火,排其误解,矫其偏见,以史实补之,以常识调之,以诚心养之。

        民国热是种“病”,得治;此病之源头,在心。

        [作者为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部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