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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的就业机会在哪里

        莫荣

        本文语粹

        ●在高质量发展阶段,产业结构升级,教育、医疗等现代服务业的发展给我们增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

        ●我们可以抓住第四次工业革命信息化、互联网+、线上线下、人工智能的机会,不断提高劳动效率,大力发展技术密集、知识密集、资金密集的行业,这也是未来发展潜力比较大的一个方向。

        ●随着中国经济服务业占的比重越来越高,我们未来对职业精神、职业道德要求也会越来越高。

        产业转型升级有利于高校毕业生就业

        我国的产业结构在转型升级,为的是更高质量的发展。以深圳为例,前些年进行了大规模的产业转型升级,现在看来是比较成功的。其中很多加工型企业,转到了其它地方,给当地留下了新的发展空间,之后大力发展金融企业、高新企业、新材料企业等。转型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痛苦,但是转型以后,就会迎来一片新的曙光。

        总体来看,产业转型升级有利于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因为高校毕业生大部分适合在第三产业就业,进行生产服务、生活服务,从事金融业和投资,以及一些其他的商务服务,如旅游、教育等。高校毕业生在第三产业就业的潜力比较大,且第三产业也比较适合大学生用已学的知识开展创新。

        我们在上海做过一个调研,共发放一万份问卷,把不同届别的学生进行对比后发现,85.8%的毕业生在第三产业就业,在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就业的比例分别是0.1%和14.1%,这也符合一个国际趋势:在发达国家,第三产业的就业率一般是75%到80%,有的甚至达到90%。

        产业转型升级能够催生新的高薪职业

        最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布了两个新的职业,叫做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员和工业机器人系统运维员。这两个职业现在很火,相关的培训收费也很高,但是培训结业以后很快能够找到工作,收入也很高。这得益于企业自动化的发展,用很多机器手臂、人工智能替代人力,需要这些工程师来做系统设计。同时,还需要在现场进行维护的工程技术人员。这些人既要懂机械,还要懂计算机软件,因此,对劳动者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未来就业市场谁是最大赢家

        在高质量发展阶段,产业结构升级,教育、医疗等现代服务业的发展给我们增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哪些行业对就业最有利。今年新出的数据显示,软件工程行业对就业率帮助最大;其次是工程管理行业,这个行业既要求懂工程,还要懂经济学、管理学,这说明我们国家仍然在大规模地搞建设,土木工程相关行业的人才也很缺乏,而且是就业率很高;再次是电气工程及自动化行业,既要懂电气工程,还要懂自动化,所以就业率也很高;第四是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行业,现在各个部委、各个部门都在搞信息管理、信息化;最后是护理学,进入老龄化社会以后,需要大量护理老人的护工,放开“二胎”以后,需要大量的月嫂,护理学的社会需求量比较大。

        那么,我们看就业比较差的专业,首先是音乐表演,大家可能觉得搞音乐很高大上,但是也容易被新媒体代替;其次是法学,目前法律职业大学生的供给比较多,就业率在下降;最后是生物、心理学、化学等等。像这些专业,它的就业率相对低一些,因为它跟我们现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结合不够紧密,或者是供给太多,导致就业率相对较低。

        相比较而言,高职、高专的就业率比较高。排名第一的就业行业是从事学前教育的专业,现在这块儿需要大量的人,就业率非常好;排名第二的是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行业,不管是卖汽车的还是修汽车的,还没毕业就被抢定一空。当然还有就业率比较低的专业,如语文、初等教育、法律事务,这些方面人才供给相对来说比较充足。

        适应新变化才能抓住新机会

        产业转型升级带来的另一个方面,就是工作岗位内涵发生了变化。过去员工都是跟一家单位签订合同并在这接受考核,这家单位给员工上保险,发放福利。但现在通过互联网把工作细分了,一个完整的工作分成一百个工艺,本来一个人要学会这一百个工艺,可能需要一年、两年甚至更多的时间,但是现在把它分给一百个人做,每个人就做一件事,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最后劳动者发现,虽然工作难度降低,工作时间还是八小时,但是收入仍然比较高。

        不仅工作内涵在改变,工作方式也在变化。我们可以抓住第四次工业革命信息化、互联网+、线上线下、人工智能的机会,不断提高劳动效率,大力发展技术密集、知识密集、资金密集的行业,这也是未来发展潜力比较大的一个方向。

        创业现在成为就业的一个新增长点,现在每天有1.83万个企业注册,高校毕业生、退伍军人和农民工等占比不少。比如,贵州的正安县曾经是贵州劳务输出大县,农民工返乡以后,在当地把吉他产业做成了世界最大的吉他产业园。我调研了解到,农民工在广东打工,学会了做吉他,后来广东产业转移,做不下去了,他们就回来在当地做起了吉他生意,最后这里成为全球最大的吉他出口基地。我在河南调研的时候说,全世界很多女同志用的美容毛刷子都是我国生产的。这次我在武汉看到了,试了试质量真的特别好,他们也是农民工打工返乡创业的一个范例。大量的人创业,就产生了一些新的就业机会。就业机会在哪?在这一次工业革命中,要多跟工业革命尤其是信息化接触,从中寻找商机。

        当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仍然存在,稳定就业显得更为重要和紧迫,不仅要解决每年新增就业人口的问题,还要处理好原有存量的结构性矛盾,压力和挑战巨大。为此,2019年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持续加大对大学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的就业帮扶,并从失业保险基金结余当中拿出1000亿元来加大职业技能培训,并对生产经营中不裁员、少裁员的企业给予支持,通过各种措施促进就业稳定。

        怎样实现更高质量和充分的就业

        实现高质量就业,第一,要有充分的就业机会;第二,要有公平的就业环境;第三,要有良好的就业能力,接受过职业培训,拥有良好的职业精神和技能都很重要;第四,要有合理的就业结构,未来第三产业会给大家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第五,要有和谐的劳动关系,企业和员工之间、企业之间、员工之间都要和谐。

        更充分就业还要服从四个特征:一是人力资源得到充分有效的开发利用。我们要在人力资本领域创造出一些新的增长点;二是就业渠道畅通。想在北京就业,想在上海就业,想在哪儿就业都能做到畅通无阻;三是劳动者权益得到充分保障。我们需要休假,需要得到福利;四是就业意愿得到充分体现。帮助每个人达成自己的目标,实现自己的价值,为社会创造价值。

        未来对职业精神、职业道德要求会越来越高

        我们在苏州做了800家企业的调查,这次调查中,我们问企业,你们对农民工最看中哪个素质?单位看重的第一个是职业道德,第二个是敬业精神,第三个是团队合作,最后才是职业技能。

        王府井以前有一位深受大家敬重的营业员叫张秉贵,练就了令人称奇的“一抓准”,顾客说买一斤糖果,抓一把上去真的一颗不少。大家一方面为了买糖果,另一方面为了欣赏他的这种职业水准、敬业精神,排队的人络绎不绝。现在我们需要重新回归到职业精神和敬业精神,如果劳动者没有这种职业精神,个人的发展是有限的,企业给予的认可也是有限的。

        2018年我们在上海做问卷,针对的更多是服务业和文创业,当问到企业普遍认为劳动者应该具有的最重要素质是什么时,结论仍然是职业精神。发展第三产业,尤其需要有职业精神、工匠精神,因为提供给大家的服务代表了企业本身。顾客在这里买一件衣服,买的不是这个衣服,而是这个衣服所代表的商场对顾客的服务。所以,随着中国经济服务业占的比重越来越高,我们未来对职业精神、职业道德要求也会越来越高。

        (作者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本文由作者在中央电视台中国经济大讲堂演讲基础上整理而成。)

  • 应彻底摒弃涓流经济学

        蔡昉

        美国工作岗位流失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美国社会舆论关于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夺走了工作岗位的说法,在经济学中的反映是这样一个立论:新兴经济体以廉价的生产要素甚至不公平的竞争手段,通过贸易和产业转移导致美国工作岗位流失到海外。在这方面,不乏研究者提供证据,把岗位流失归咎于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产业链重新布局后的贸易格局,进而直接把矛头指向中国等新兴经济体。

        与此同时,也不乏研究发现,这些发达国家遭遇的普通技能岗位流失,并不仅仅是全球范围产业链分工的结果,其实更重要、更持久、更有普遍意义的岗位流失,在于自动化过程中的机器和机器人的应用。在这方面,有研究表明了自动化以及相应的生产率提高,是岗位流失更重要的因素。例如,一位TED演讲者指出,2000-2010年间美国570万个制造业岗位的流失,87%是由于应用自动化技术导致劳动生产率提高所造成的。

        于是,在对美国岗位流失原因的研究中,实际上形成了“贸易主因说”和“技术主因说”的对立或者关于两种因素相对重要性的争论,而且两种假说都得到了实证经验的检验。例如,福特等人的研究,针对“中国冲击”的片面论调,发现对于美国制造业岗位的流失,贸易(外国竞争)因素和技术(自动化)因素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承认难以准确估算出两者相对重要性究竟如何。

        交易和发明是进步之源泉,不能期望其不存在或者可以人为使其消失

        不过,这些作者注意到的一些事实常常是由于竞争导致被迫采用自动化技术,使企业在得以生存的同时,却大幅度减少了雇用人员。可见,贸易因素与技术因素两者是互相交织在一起的,难以区分开来。在现代社会,无论是自主创新还是引进借鉴,解决企业竞争力不足问题的技术总是可得的,即使竞争不是来自国外,也可能来自国内的其他地区或者其他企业。这意味着贸易和技术因素并非是可以截然分开的独立事件,而是在相互促进和协同作用中达到某种效果,无论是好是坏。

        从历史的观点看,贸易和技术这两个事物都是不容回避的。交易和发明,同人类经济活动从来就是相伴相生的,是进步之源泉,所以不能心存侥幸,期望其不存在或者可以人为使其消失。把工资停滞和岗位流失归结为机器的使用和技术进步这种“卢德情结”,如今也扩展至对于贸易、产业转移(外包)乃至经济全球化的对抗。政治家固然懂得朝着这个方向的努力终究回天乏术,但是,为了获得选票,他们毕竟要捡起这棵源远流长、屡试不爽的救命稻草。

        从实证研究的角度去寻找造成岗位流失和收入分化的原因,已经被证明是一条死胡同

        从认识论的角度看,我们需要放弃目前这种实证主义的研究范式。归根结底,这里讨论的是关于全球化和工业革命产生的收入分配效果,是福利经济学的问题。从实证研究的角度去寻找造成岗位流失和收入分化的原因,已经被证明是一条死胡同。另辟蹊径,需要我们更多地从规范经济学角度认识问题,寻找答案。既然我们面对的可能情景,其实是根据全球化和工业革命后果对政治选择或政策抉择产生的成本与收益做出比较的结果,所以,我们所讨论的归根结底是政治经济学问题。

        从理论基础上说,已经到了彻底摒弃涓流经济学假设的时候。虽然涓流经济学也有其深厚的历史渊源,当代经济学更是从理论上不遗余力论证,政策制定者从经验上尝试证明。一些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认为,一旦经济活动从某个部门甚至单个企业发起,最终会通过涓流效应,使经济整体乃至全社会利益均沾。

        例如,弗里德曼指出,在自由市场社会,合理的收入分配伦理原则,便是让每个人得到其运用自己的工具所生产的物品。弗里德曼也谈到国家的作用,但是他强调的并不是再分配,而是界定和执行产权。在理论上坚信这一理念,并且在政策上予以付诸实施的是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使其成为“里根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基点。

        美国岗位流失的问题,充分反映了涓流经济学从理论到实践、从原因到结果、前期政策的后果反过来影响随后的政策制定,及至造成政治分野和社会分裂的完整过程

        克鲁格曼回顾了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交替执政过程中,对待收入分配的不同政策倾向与实际不平等程度的关系,得出的结论是,采取什么样的收入分配政策,不是无关紧要的,而对产生的收入分配结果影响十分显著。克鲁格曼的逻辑,反过来看也是有效的影响,即收入分配的结果又会影响政治风向乃至政策倾向。美国岗位流失的问题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充分反映了涓流经济学从理论到实践、从原因到结果、前期政策的后果反过来影响随后的政策制定,及至造成政治分野和社会分裂的完整过程。

        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以及他的前辈安东尼·阿特金森关于收入分配问题的杰出研究,都毫不含糊地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解决收入不平等问题的唯一出路是政府和社会对收入进行必要的再分配。例如,皮凯蒂收集并分析了丰富的各国历史数据,发现资本报酬增长速度大大快于经济增长率,导致财富越来越集中。既然这种趋势分别是长期时序数据所揭示的历史轨迹以及跨国数据所描述的现状,无论市场机制还是时间跨度的自然力量都无法遏止,那么社会干预和政府政策就无可避免。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研究员)

        名词解释

        什么是涓流经济学?

        涓流经济学指的是在一个体制中,给予上层人的利益会传递给较低阶层人的经济学理论,又称扩散效应。该理论是由1974年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冈纳·缪尔达尔所提出。他指出,所有位于经济扩张中心的周围地区,都会随着扩张中心地区基础设施的改善等情况,从中心地区获得资本、人才等,并刺激促进本地区的发展,逐步赶上中心地区。(张悦)  

  • 领导干部应有“岗位风险意识”

        段柄仁

        领导岗位是一个掌握人、财、物、生产权、调配权、使用权的岗位。对一个想干事业的人来说,它是发挥聪明才智、做出更大奉献的平台,也是经受锻炼、提高自身能力的阶梯。正因为如此,它也是风险较大或者说“风险丛生”的岗位。我们的一些领导同志只看到领导岗位光鲜的一面,十分重视对权力的掌控,权力的应用,甚至权力的扩张、上升,但却无视与权力同生共长的风险的严峻一面。“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失去警惕与防范,致使精神麻痹、迟滞,思想偏颇、退化,甚至忘记了初心、使命,不仅个人受挫,也使事业受损。

        风险之一:领导岗位被无数谋私者当成得之可获丰厚利益的“猎物”,食之可长生不老的“唐僧肉”,千方百计对占位者拉拢腐蚀,从四面八方进行“围猎”,以谋取非分之利。这种现象,古今中外司空见惯,但总是压而不灭,灭而复生。在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反腐倡廉,正风肃纪,几乎年年进行,天天宣传,但腐败现象仍然时伏时起,有一段曾发展到十分严重的地步,不少领导干部失足落水。其中许多人原本是很好的同志,在担任领导职务初期,也曾严格要求自己,但因较长时期在高层领导岗位,自以为进了“保险柜”,对岗位风险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久而久之,思想、工作和生活失去底线,经不起甜言蜜语、金钱美色的诱惑,直至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

        风险之二:领导岗位处于各类矛盾的交汇结点,风口浪尖,既是敌对势力攻击的靶心,也是内部矛盾消长的焦点。人们比较注意对外部敌对势力的防范,但对队伍内部非正常权力斗争引发的损害,往往缺乏思想准备。这也是人类历史长河中,产生私有财产之后,从未间断过的现象。在我国开创社会主义新制度的艰难探索中,人民内部矛盾逐步增多,有时甚至激化,在制度不完善不健全的条件下,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现象时有发生,特别是包括各级领导人在内的社会精英层,常常被置于矛盾旋涡之中,成为被冲击的优先对象,尽管我们在大力健全法制,尽力杜绝此类情况的发生,但历史经验证明这种现象在短时期是难以消除的。新中国诞生以后,在这方面是有沉痛教训的。

        风险之三:手中掌握权力也应承担责任,权与责不可分离,是同一岗位的两面。有权无责必然产生权力放纵,为所欲为,极易导致乱政乱性,道德沦丧。有责无权,无法调动各方力量,协调行动,终将一事无成。但权力的使用不可能百分之百地准确和到位,失误和不足也是难以杜绝的。因主观失误而造成较大损失、较坏影响,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但有的因客观因素造成的重大损失,也常常归之于“领导责任”,尽管委屈,需要时也应顾全大局,勇于承担。如果对所在岗位的特点有明确认识和风险评估,在使用权力时,就会对其后果有比较科学的预测,不是只看到成果和进步,也会警惕新形势下出现的新问题,从而做一些防范性的准备,以防止问题的发生或减少事故的损失。

        风险之四:整日和文件、会议、汇报打交道,久而久之,极易高高在上,工作漂浮,使自己的生活圈子缩小,忽视深入基层调查研究,脱离实际,远离群众。滋生事务主义、官僚主义。特别应注意的是由于缺少对底层群众实际情况的了解,更缺少来自他们的愿望、需求、建议和呼声的信息,因此对上级的决策、领导的讲话和指示,只能照搬照抄,很少能做到联系本单位、部门、行业、地区的实际,把工作做到实处,收到实效。为什么有些同志只会一遍又一遍地说大话、空话、原则话?原因就是没有意识到领导岗位有一个十分容易滋生的无形套子,各方面的工作无休止地对你上压下挤,大事、小事、琐事缠身,而有些领导干部又想事事亲力亲为,因此极易被这个圈子套住,如果不主动积极地规避这种风险,冲破这个牢笼,也必然陷入官僚主义泥潭。

        风险之五:在处理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的关系上,极易偏离原则。作为领导人,必须认真领会和坚决贯彻中央的大政方针和上级的决策指示,做到对上负责。但对上负责应建立在对下负责的基础上。以人民为中心是我们工作最基本、最核心的原则,脱离了对下负责,对上负责是毫无意义的,只能是一句空洞的骗人的口号。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应紧密结合,统一于为人民服务,领导干部必须以民心为上,才能把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紧密结合起来。由于接受上级的领导具有被动性特点,而对下级的领导则需自觉主动地进行,因此在领导岗位待久了,十分容易把对上负责当成工作的主要目标甚至唯一目标,行动上也把主要精力放在观察和揣摩上级领导思想愿望和要求上,忘记了自己是上级领导和群众的纽带、桥梁的职责,也必然忽视群众的冷暖、希望和要求。加之我们在干部的选拔任用上,仍存在下级和群众发言权得不到充分行使的制度性不足,使一些党性不纯的同志产生了只看上、不看下的倾向,把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隔离开来,甚至对立起来。结果必然是对上难以尽责,对下必然失职,丧失上级信任,被广大群众唾弃。

        此外,国际局势的风云变幻,国家发展中的诸多烦恼,社会生活中的各类矛盾,个人生活中的各种难题,对各级领导工作,既提供际遇,也孕育或大或小、或急或缓的风险,如不有所准备,事业受损,个人受难,也是难以避免的。

        当前我们党正在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作为领导干部,树立“岗位风险意识”是坚守初心使命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这让我想起,周恩来总理曾语重心长地嘱托党员干部“要戒慎恐惧地工作”,确实是真知灼见,金玉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