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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勇于自我革命方能践行初心使命

        齐卫平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通过大力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治国理政创新实践提供了根本保证,开创了“打铁必须自身硬”的新气象新作为。全面从严治党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超过了以往的水平,从总体来看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勇于担当,直面问题;二是勇于自我革命,刀刃向内。这两个“勇于”内在联系,勇于担当就必须勇于自我革命,勇于自我革命是勇于担当的具体体现。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以“牢记初心使命,推进自我革命”为题进行的第十五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越是长期执政,越不能丢掉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色,越不能忘记党的初心使命,越不能丧失自我革命精神。”“做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必须有强烈的自我革命精神。”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能不能深化下去,取决于有没有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

        勇于自我革命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品格

        全世界林林总总的政党品相不一,面貌殊异,各有所图,在治国理政中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也有很大的差别。马克思主义政党具有的先进本质使它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体现着独有的品质风格。

        勇于自我革命在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品格中具有突出的意义。马克思主义强调不但要改造客观世界,而且要改造主观世界。勇于自我革命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改造主观世界的必由路径。马克思主义提出共产党人必须占据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勇于自我革命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永攀真理高峰和彰显道义力量的具体表现。马克思主义申明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勇于自我革命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襟怀坦荡和自我剖析的锐利武器。马克思主义要求共产党人善于发现、愿意承认和敢于纠正错误,勇于自我革命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必然要求。马克思主义倡导“经常自己批判自己”的战斗精神,勇于自我革命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科学对待自己的遵循原则。因此,畏惧或害怕自我革命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是否勇于自我革命始终是检验马克思主义政党政治品格的一条重要标准。

        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将马克思主义旗帜举得最坚定的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整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中国化,旗帜鲜明地塑造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形象。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的鲜明品格,也是它在历史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起就烙上革命的印记,新民主主义革命首先是革敌人的命,而革敌人的命离不开革自己的命,要战胜敌人必须首先强固自己。当然,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下承担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重任,革敌人的命是首要的任务,勇于自我革命服从于革敌人的命这个中心任务。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领导伟大社会革命走上新的长征路。从70年的执政实践总体看,中国共产党对待勇于自我革命问题,理论上是清醒的,实践上是坚持的。

        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是勇于自我革命政治品格的集中体现。这个传统开始于建党之初,定型于延安整风时期,贯穿于中国共产党实践的全过程。共产党人要经常照镜子,查找自己身上的缺陷。毛泽东形象地把加强党的建设比作打扫屋子,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和党员必须不断清洗思想的污垢。毛泽东指出:“对于我们,经常地检讨工作,在检讨中推广民主作风,不惧怕批评和自我批评,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些中国人民的有益的格言,正是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的唯一有效的方法”。要大力发扬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使中国共产党勇于自我革命的政治品格得以保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清除党内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的有力武器。”“我们党为什么能够在现代中国各种政治力量的反复较量中脱颖而出?为什么能够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主心骨?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党始终保持了自我革命精神,保持了承认并改正错误的勇气,一次次拿起手术刀来革除自身的病症,一次次靠自己解决了自身问题。”勇于自我革命使我们党具有自我修复的功能。谁都会犯错误,先进的政党也不能绝对保证不犯错误,关键是犯了错误以后怎么来对待。是讳疾忌医还是直面问题,是遮盖过失还是纠正错误,检验着一个政党自信强不强、底气足不足。尤其是在顺境之下和在颂扬之中能不能坚持和勇于自我革命,更是对马克思主义先进政党的考验。“功成名就时做到居安思危、保持创业初期那种励精图治的精神状态不容易,执掌政权后做到节俭内敛、敬终如始不容易,承平时期严以治吏、防腐戒奢不容易,重大变革关头顺乎潮流、顺应民心不容易。我们党要始终成为时代先锋、民族脊梁,始终成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自身必须始终过硬。”习近平总书记这段论述对发扬勇于自我革命精神提出了新时代的要求。

        勇于自我革命是全面从严治党成效卓著的重要原因

        审视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发展,有一个事实必须看到,就是加强党的建设过程中,从严管党治党不是新提出来的任务,1987年党的十三大就明确提出“必须从严治党,严肃执行党的纪律”,30多年来党中央坚持从严治党的态度一直没有改变过,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的观点反复加以强调,推进党的建设也始终伴随着党中央治国理政的实践。然而,长期以来党的建设存在着宽松软的问题,党的发展受到理想信念动摇、党的宗旨淡薄、群众路线思想弱化、纪律松弛、规矩破坏、不实不正不廉作风顽固等病症的缠绕,许多想解决的难题解决不了,许多想办的事情办不成。原因何在?就是因为存在宽松软的问题,说到底就是缺乏自我革命的勇气。管党治党如果不敢动真格,就像抓铁不见痕、踏石不留印那样,难免漂浮表面、游离实际,难有真实的成效。

        全面从严治党超越以往党的建设实践而别开生面的集中表现,就是动真格管党治党,花力气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如果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是战胜反动势力、阶级敌人和外来侵略者的内在需要的话,那么,在中国共产党全面执掌政权的条件下,自我革命就是党发展壮大的根本前提。这体现的是自我革命从“外压”到“内压”变化的道理。为夺取全国政权而斗争,以及在封闭条件下领导社会主义建设,面临更大的危险主要来自外部力量,中国共产党应对风险和战胜危机的注意力更多放在抗衡外部势力上。随着中国共产党地位的巩固和角色的转换,搞好自身建设的内部压力上升。虽然外部环境的挑战始终存在,并且也严重表现出来,不允许对此掉以轻心,但是,解决自身问题对中国共产党更具有战略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不能“自毁长城”,指出:“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永远不能改。丢掉了好传统好作风,就是自毁长城。”他还指出:“没有什么外力能够打倒我们,能够打倒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这些论述都从“内压”的角度突出了加强党自身建设的战略意义。勇于自我革命是防止“自毁长城”的必然要求。

        “坚持自我革命精神,关键要有正视问题的自觉和刀刃向内的勇气。”“自我革命本身就是对着问题去的,讳疾忌医是自我革命的天敌。无论什么时候,问题总是客观存在的,怕就怕对问题熟视无睹、视而不见,结果小问题变成大问题,小管涌变为大塌方。”“要真正解决问题,就要有抛开面子、揭短亮丑的勇气,有动真碰硬、敢于交锋的精神,有深挖根源、触动灵魂的态度”。“要不断增强向体内病灶开刀的自觉性”。这些思想的深刻性在于把加强党的建设视为一场自我革命,显示了刀刃向内、清理源头、刮骨疗毒的决心和勇气。

        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其不断发展壮大的政治优势。谁都知道,革别人的命相对容易,革自己的命则不容易。勇于自我革命,是要动自己的奶酪,伤的是自己体内的骨,痛的是自己身上的肉。勇于自我革命越彻底,堡垒从内部攻破的危险就越小。

        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伟大社会革命的内在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践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能够带领人民进行伟大的社会革命,也能够进行伟大的自我革命。”把勇于自我革命与领导伟大社会革命紧密结合起来,是回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时代课题的重要任务。必须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深刻弄懂一个道理:新时代党领导伟大社会革命的广度,取决于中国共产党勇于自我革命的勇气之大小;新时代党领导伟大社会革命的深度,取决于中国共产党勇于自我革命的能力之强弱。

        新时代能不能顺利推进伟大社会革命,以中国共产党勇于自我革命的勇气为前提。新时代党领导伟大社会革命取得胜利,以中国共产党勇于自我革命的成效为保证。新时代党壮大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力量,以中国共产党勇于自我革命的表现为基础。

        中国共产党进行的所有革命,虽然形式各不相同,但汇集到伟大社会革命的目标上,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凝聚着几代中国人的夙愿。在担当和践履新时代历史使命和领导伟大社会革命的历史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只有通过勇于自我革命的实际表现,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不断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大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才能使党的能量释放与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创造性、主动性、积极性统一起来,领导全党全国人民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教授)

  • 国际制造业格局正在发生深刻调整

        陈文玲

        制造业发展和格局演化直接影响世界经济。全球制造业生态系统和产业布局发生了重大变化,第五轮产业转移和要素重组加快,第四轮经济全球化与第四次工业革命并驾齐驱,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服务链、价值链正在深度调整。

        第五轮产业转移与要素重组加快进行

        从全球范围的制造业布局来看,此前大体经历了四轮大规模转移。第一轮在19世纪初,制造业中心主要在英国,其制造业产值曾经占世界制造业产值30%左右;第二轮制造业中心在美国,美国制造业产值从1895年开始取代英国,曾经占世界制造业产值50%以上;第三轮制造业中心在日本、德国,20世纪60年代之后,日本制造业产值曾经占世界制造业产值16%;第四轮制造业中心在中国等新兴经济体,20世纪80年代初,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和亚洲“四小龙”等国家和地区,将劳动力密集型和低技术、高消耗产业转移到中国等发展中国家。

        现在,第五轮产业转移已经开始,正在从中国向东南亚、南亚、非洲、拉美一些国家和地区转移,特别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如纺织、服装、鞋帽、箱包等,很多转移到印度、越南、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家。

        产业大规模转移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科技革命引发的产业变革;二是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三是成本驱动。每一轮产业转移和要素重组都有它内在的机理。第五轮产业转移主要基于后两个原因,即资源环境难以支撑经济超高速增长和土地、劳动力等综合成本的抬升。

        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将重新布局

        一方面,全球产业布局会形成链状链接,虚拟链接的产业链、供应链、服务链和价值链,成为更具有黏性、更具有依赖性的经济联系。这种产业联系和经济联系的调整不是靠政府命令、政府规划,而是由市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形成的内在联系,产业的高端会越来越集中在创新能力强的地方,产业的中低端则会越来越集中在那些资源密集的地方,产品最终配置或集成的环节一定会靠近市场。

        另一方面,也不排除人为因素打断产业链的风险,诸如在美国发起的全球性贸易战特别是中美贸易摩擦中,采取单边主义、封闭主义、保护主义和霸凌主义的态度,采取切断产业链联系的做法,这必然伤及产业链上庞大的虚拟企业群体,也包括美国在产业链上的企业,在一定条件下会倒逼产业链进行调整和再调整。

        还有一方面,产业链特别是处于中低端的产业链,正在向具有劳动力红利、人力资本红利和市场红利的国家转移,形成新的产业链布局。2018年中国13.9亿人口,劳动力平均年龄为38岁;印度13.2亿人口,劳动力平均年龄为28岁;非洲12亿人口,劳动力平均年龄为27岁;印度尼西亚2.58亿人口,劳动力平均年龄不到30岁。中国之外的这些国家和地区劳动力月工资平均在100—150美元,比中国的工资水平低很多。现在中国以体力劳动为主的人口红利释放空间被大大压缩,全球产业链特别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正在自动迁移或再次重构。

        智能制造成为制造业发展的重要趋势

        世界第四次工业革命扑面而来,高速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AI),下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的普遍应用,从替代人的体力劳动到部分替代人的脑力劳动,使制造业形态发生大变革,出现了智能工厂、智能车间、智能生态系统、智能工作流程等。特别是5G技术的应用,加速形成万物互联、万物感知、万物可视和万物智能,产业互联网普遍应用,新一代人工智能加速进化,将重塑产业形态和产业结构。

        采取国家战略或产业政策支持智能制造发展,成为国际通行的做法。德国政府率先在2011年推进工业4.0,2018年推出《德国工业战略2030》,加强国家干预,加快培育龙头企业,全面推进智能制造。美国先是在奥巴马时期紧跟德国,推出工业互联网和先进制造业振兴计划,特朗普政府更将其提升为国家加快发展AI战略,2019年2月11日,特朗普签署了《维持美国人工智能行政领导力的行政令》,启动“美国人工智能倡议”,次日美国国防部网站推出《2018国防部人工智能战略摘要:利用人工智能促进国家安全与繁荣》。

        中国先后推出工业化与信息化两化融合战略、中国制造2025、加快实施新一代人工智能战略规划,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和制造业转型同步进行,支撑智能制造高质量发展。智能制造将是下一个突破口。

        日本、韩国、法国、英国、瑞士、意大利等国智能制造各有所长。智能制造将成为现代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

        高端制造在向知识高地、创新高地转移

        产业链高端、顶端和新材料、新技术、核心关键零部件等,在向知识高地和创新高地转移。以新加坡为例,新加坡是个城市型国家,在2016年世界银行关于全球营商水平评价中,新加坡排在第一位,营商环境全球最优,是全球知识高地、创新高地和知识保护高地,有利于大金融家、大企业家、大科学家投资和居住,集聚了现代金融中最高端的企业,全球1/10的芯片企业集聚在新加坡,全球40%的高端硬盘产品也产自新加坡。

        再以中国深圳为例,从改革开放前的一个小渔村发展成为创新型城市,GDP已经超过香港,将成为在世界率先开展5G试点的城市,成为国家、省级试验室等创新载体最多的城市,成为超前布局物联网、智能网联汽车的城市,成为最先建设全面感知体系和基础设施智能化的城市,形成高端制造的创新高地,聚集了一大批无人机、电动汽车、基因工程等制造行业和芯片等核心零部件的高端制造商。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2018年全球创新指数》,通过统计80个指标,对世界126个主要经济体的创新能力进行评价,排名前20位的为瑞士、荷兰、瑞典、英国、新加坡、德国、爱尔兰、韩国、日本、中国香港、卢森堡、法国、中国、加拿大、挪威和澳大利亚。中国排在第17位,这与深圳、北京、上海、广州、重庆、西安等创新型城市崛起,聚集了一大批高端制造与创新载体密切相关。

        (作者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

  • 小学生给志愿军家属戴光荣花

        1951年春节,前门外的四合院内,北京市第九区区政府、派出所负责同志和中小学师生到志愿军沈铁军家里慰问,送上光荣证、光荣匾、猪肉等物品,小学生代表给沈铁军的父母戴上了光荣花。(季礼) 

  • “有教无类”实指文明互学互鉴互融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马戎在《人民论坛》撰文指出,中华文明之所以对外来文明与宗教表现出十分罕见的包容度,这与其世俗性的本质和文化自信密切相关。 在汉代成为中华文明主脉的儒学是一套有关世俗社会伦理秩序的价值体系和行为规范,接受这套文明规范的群体被视为“华夏”,尚未接受的群体被视为“蛮夷”,二者之间仅为“文明程度”的差异。

        “中国的夷夏之辨……对外却有开放与封闭的两面,而且是以开放的一面为主流。夷夏之辨是以文野之分为基础的……故夷夏也应该是可以互变的”。在与其他群体交流过程中,中华文明所持的是“有教无类”的立场,采用“教化”的方法来“化夷为夏”,而不是简单地排斥其他信仰与学说,因此中国人没有“异教徒”概念。

        在孔子的时代,中原地区居民的人种成分十分复杂,“所以,‘有教无类’主要不是指社会贫富等级差别,而是种族特征差别”,表示对不同祖先血缘及语言文化群体施以教化时应一视同仁。在对人类群体进行划分时,中华文明注重的是可涵盖“天下”所有人群、具有“普世性”的社会秩序与伦理规范,而不是其他文明所强调的体质、语言、宗教信仰差异等族群特征。

        因为不同文明之间可以相互学习与互鉴互融,所以中国传统思想认为“夷夏之辨”中的“化内”和“化外”可以相互转化。“‘天下’是绝对的,夷夏却是相对的,所需要辨认的,只是中原文明而已。血缘和种族是先天的、不可改变的,但文明却可以学习和模仿。因此,以华变夷,化狄为夏,不仅在中国历史中为常态,也是中华帝国文明扩张的使命所在。”“在古代观念上,四夷与诸夏实在有一个分别的标准,这个标准,不是‘血统’而是‘文化’。所谓‘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此即是以文化为华夷分别之明证,这里所谓文化,具体言之,则只是一种‘生活习惯与政治方式’。”夷夏之间存在的是一种动态与辩证的关系。

        中华传统的基本观念认为四周“蛮夷”与中原群体(“华夏”)同属一个“天下”且具有可被“教化”的前提,所以儒家提出“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观念,明确淡化“天下”各群体之间在体质、族源、语言、宗教、习俗等文化领域差异的意义,强调不同人类群体在基本伦理和互动规则方面存在重要共性并完全能够做到“和而不同”与和睦共处。(许灵 辑)  

  • 采取工业化延伸战略

        西北大学研究生院院长任保平在《经济参考报》撰文指出,新时代我国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工业化的逻辑,防止去“工业化”。

        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和实际经济工作部门有一种错误的思想倾向,认为中国经济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主张去工业化,大力发展服务业,通过服务业来代替工业中的产能过剩,这实际上也是一种认识误区。

        我国经典的工业化任务还没有完成,而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已经进入新型工业化阶段。我国既要完成经典工业化的任务,又要迎接第三次产业革命的冲击;既要加快工业化进程,又要实现工业现代化。

        因此,在高质量发展中要防止过度去工业化,防止过早地结束工业化,而应该采取工业化延伸战略,坚持工业化的逻辑,把服务业的发展与工业的发展相结合,将传统产业的改造和新兴产业的发展相结合,将新型工业化、再工业化、工业现代化相结合。以实体经济的发展和制造业的现代化为核心,通过再工业化改造提升传统产业,通过新型工业化发展新型产业,以工业化的逻辑实现高质量发展。

        (纪鹏 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