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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当代艺术把脉

来源: 北京日报     2019年08月06日        版次: 10     作者:

    《当代艺术的好与坏:中央美院教授的10堂当代艺术课》

    周至禹  著   中国画报出版社

    阿布拉莫维奇和乌雷的作品《潜能》

    童凯思

    曾经与一女生在广州市街头闲聊,不知怎的,话头忽然转到行为艺术,她以十二分嫌憎的口气脱口而出:“我认为做行为艺术的都是精神病!”

    这位女生雅擅填词,喜好粤剧,还出版过一本散文集,因此自视甚高。出于性格差异,我们未能就此深谈,但我猜,所有含纳在当代艺术名下的种种前卫花招,譬如实验、装置、观念艺术,在她眼里怕也都和行为艺术差不多,迹近胡作非为。

    放下周至禹先生的这本《当代艺术的好与坏》,难免一声浩叹。在一个竞相“抖音”的时代,评说当代艺术是很犯难的事,好像人人都能插一嘴,而谁都可以不听对方的话。此书副题为“中央美院教授的10堂当代艺术课”,而讲法从容随和,没有高深莫测的理论腔,且理路清晰,态度平正,那些时时越界的阐说尤其令我开窍。对当代艺术的种种问题,作者有清醒的立场和观点,但又自称“不轻易地判断是非与好坏”,相较观点,他更强调“直觉是一切观看的开始”。这才是艺术家该有的“度”——作者周至禹于版画创作卓有所成,也写小说和诗歌,我以为这比教授的头衔更值得看重。

    我自来对现代艺术有感应,初一接触摇滚乐、街头涂鸦、先锋话剧,概念还没闹懂,生理上就先被击中了。激情、热烈、愤怒,直接对现实发言,我想当然地以为所有年轻人都和我是一伙儿的。翻阅《当代艺术的好与坏》,时时看见当初那个自己,曾经的迷惘和苦痛,轻狂与自卑竟像才愈合的伤口,手指划动书页,周身还会微微战栗。全书开出十个话题,当代艺术界最前卫、最顶级的一群家伙和他们的作品悉数登场,彼此映照,可以解作案例分析,亦可当做鉴赏指南,而我看到的分明是一颗颗对生活充满怀疑,却又对创造力永无餍足的苦灵魂。

    画家尼古拉·萨莫利生长在意大利,素以米开朗基罗为榜样,文艺复兴辈的古典教养如同艺术家的青春胎记,但他偏要以粗暴的涂抹全盘抹杀了自己的来路,这是弑父情结还是暗黑之魅?美国画家奈尔·詹尼厌恶超级写实主义追求复制照片似的高度精密,以为是陈腐和没有灵魂的炫技,他直陈这类绘画只是一个坏的想法加好的技法,“反过来它会更好,如果有个好主意,而以可怕的方式展现它!”

    这话让我骤然一愣。

    当费谢尔甩出《坏孩子》系列,蓄意撩动美国白人中产阶级的暧昧和尴尬时,他是以纯熟的仿摄影技法来描绘生活现象的坏。而深具写实功力的詹尼画出《坏年代》,则是把坏当做了一种手段,成心自我推倒以示对俗套故技的不屑。谁更有道理?二者身旁的同盟军和批判者都不乏其人。

    “当代艺术破坏了一切评判的标准,或者说无法用一个标准来衡量”,当代艺术也出现了很多无法归纳的美学特征,“甚至美这个字眼用来论说当代艺术都是不妥当的事情”。这也是老生常谈,艾略特早就说过,一件新的艺术作品出现后,所有此前的艺术都会随之一动,引出新的、不同于以往的理解。对此,周至禹鼓励读者构建自己的艺术评判标准,“学会以更加开放的思维和心态去认识西方那种革命性的、否定式的、颠覆性的价值观和审美观”。但他也提醒我们省察事情的另一面:有的艺术家可能会故意营造某种邪魅的气质,在生理和审美上,给观众造成双重的不适,“在当代艺术中,坏因为艺术标准的模糊,而一路高歌猛进”。

    如何看待当代艺术的各种匪夷所思之举?从家谱上说,那是现代主义才一发轫便埋下的后遗症,所以作者论及“病态:自我偏执的艺术精神”,话头先从哲学家尼采和憨人梵高说起。但具体到个案,又像是一个个被命运扣押的人质,只能借艺术之名在都市的囚笼里发出旷野呼告。书中列出一大串为精神疾患困扰的艺术天才,或不堪社会世俗压力而自杀,或落入精神病院而兀自创作不休,如日本的草间弥生中年和晚岁都在精神疗养院里拿出了数量惊人的绘画、小说和影像作品,自称“一直要画到累死为止”。这些艺术史上的病相报告,看得我神经一阵阵感同身受的抽搐,如同逼近深渊,既害怕,又着了魔似的想要一探究竟。

    游目于光怪陆离的当代艺术丛林,最使我介怀的还不是艺术手段的激进和费解,而是艺术家的真实,和社会对真实的包容。西方艺术界多有这样特立独行的家伙,他们是典型的异端,内心异常丰富,总活在痛苦和冲突当中,并竭尽全力表达内心的冲突。这种无所顾忌、无所畏惧的表达在我置身的这片土壤完全不可想象。近年被称为“行为艺术教母”的阿布拉莫维奇就在书中占了单独一章,她和业已分手的情人乌雷合作完成了众多行为艺术,两人真的会满弓拉起一支毒箭,箭头对准阿布拉莫维奇的心脏,扩音器传出剧烈的心跳声,以分分秒秒的迫促叫人痛悟:极端的爱情往往产生一种非理性的控制欲,过度依赖也可能让美妙成为毒药。

    于我心有戚戚的是,周至禹热烈肯定所有勇敢面对内心、或死死咬住真相的当代艺术,欣赏“对于当下,艺术家应该在场,而不是缺席”,而对那些市场上获得巨大成功,在高消费的商业文明中如鱼得水的艺术家,比如美国的杰夫·昆斯、日本的村上隆则持保留态度。不可否认,他们的艺术嗅觉敏锐,精于把握和操弄“一个时代不可抑制的消费恋物风气”,他们也知道如何制造话题,建立“人设”,如同世事洞明的姿势分子和流量明星。可悲在于,其作品的艳俗、扁平和肤浅化已经是一种公开的谋略,学院和市场的双重加冕,实在印证了哗众取宠的因果报应,就是一旦大众发现亵渎神圣可以取乐取宠,就会竞相乐此不疲。

    “搞行为艺术的都是精神病!”端看怎么理解,要我说,病不在行为艺术,而在现代文明基因里开出的恶之花,专为召唤心魔的梅菲斯特。就像罗大佑唱的“眼看着高楼盖得越来越高,我们的人情味却越来越薄”,从给大卫的头顶上放一个蓝色亮球,到利用干细胞技术在自家胳膊上培植一只耳朵,艺术家的膏火自煎、巧取力夺在在呈示,急功近利的观念蔓延全世界,现代人的无情才是真的绝症。现代以至当代艺术的要义之一,就是不断地质疑和批判,然而当质疑的艺术本身也被当做商业广告,转眼就印在服装、购物袋和地产标牌上,就好像医生自己也得了病,那么谁能给当代艺术看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