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时新闻

  • 我国经济增长新动能的三个特点

        刘世锦

        《中国经济增长十年展望》已经持续出版了七年。我们从2013年开始做预测,判断当时的基本情况和未来经济走势。今年是《中国经济增长十年展望》的第七辑,主题是“建设高标准的市场经济”。这个主题的提出有其背景。中国经济发展到目前这个阶段,特别是最近一两年,和以前有很大的区别。我们现在讲中国需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我认为,建设高标准的市场经济是我们最需要办好的一件事情。

        为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可挖掘六大增长源泉

        我认为,建设高标准的市场经济,2020年应该能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而中等收入群体倍增应该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的另一个重要的发展目标。从国际经验看,只有实现这个目标,中国方能稳定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社会。

        从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的角度看,有六个方面的增长来源。

        一是通过城乡要素流动加快大都市圈发展。近年来城市化进程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大都市圈加快发展。这涉及另外一个主题,即乡村振兴。讲乡村振兴并不意味着所有乡村都能振兴。到农村去看看,不少村庄路通了、电通了,甚至自来水都有了,但人没有多少了。但一定会有一批乡村能够振兴的,关键看位置。处在大都市圈范围内的乡村,最有条件和可能实现振兴。

        这样我们就找到了一个交汇点,就是大都市圈范围内的乡村地区。在这个范围内,大都市圈发展与乡村振兴基本上是一回事。从空间上看,大都市圈就是在已有的核心城市之外的50-100公里范围,在现有乡村基础上发展起一批小镇或小城市。城镇之间通过现代化的交通、信息体系连接,形成新的专业化分工体系,土地成本较低的小镇发展制造业和部分服务业,高端服务业集中于核心城市。形成这种新的城市和产业格局,需要人员、资金、技术、土地等要素能够在城乡之间双向自由流动,也就是说,既要让农民进城,也要允许城里人下乡。然而,回到现实,农民进城依然面临不少难题,城里人下乡似乎更为不易。应将改革重点放在大都市圈的乡村地区。在这一范围内,农民可以进城,城里人也可以下乡,城乡居民宜城则城,宜乡则乡;在小城镇建设中,允许、鼓励城乡居民和投资者置业创业、共建共享。

        第二是低效率部门的改进。最重要的是扩大市场准入,鼓励竞争。近几年我们强调降成本,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基础性成本过高。有研究表明,能源、物流、通信、土地、融资等基础性成本要超出美国一倍以上。除了资源禀赋等原因外,主要是因为相关行业不同程度地存在行政性垄断。所以,下一步的改革还是要完善产权保护,对各类企业真正做到一视同仁、公平竞争;推动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国有资本要从过剩产业、低效领域、其他资本更适合发挥作用的地方退出,集中到社会保障、公共产品领域中“卡脖子”的技术和产品、国家安全、环境保护等领域。

        第三是着力提升低收入阶层的人力资本。加快农民工进入和融入城市的进程,农村进城人员对城市发展创造了大量社会财富,为他们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并非“施舍”,而是他们的“城市权利”。重点要解决好农民进城人员的住房问题,不仅对他们安居和融入城市至关重要,同时也能带动大量消费需求。要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以更大力度把更大份额国有资本转入社保体系。特别重要的是促进机会公平,改变有些城市把低收入劳动者挡在城市之外,甚至加以驱离的做法。在再就业、升学、晋升等方面,给低收入阶层提供更多可能性。

        第四是推动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升级。这方面有两个重点,一是服务性消费,包括医疗、教育、文化、娱乐、养老、旅游等,已经成为中国经济需求增长的常规动力。另一个是生产性服务业,包括研发、设计、金融、信息服务、商务服务等,它们和制造业转型升级紧密相关。这两个部分共同构成了我称之为知识密集型的服务业,正在成为拉动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升级的主导性新产业。

        第五是加快前沿性创新。以往长时间内,中国的创新主要是外来技术本地化的适应性创新。近年来的一个重要变化,是在全球创新前沿“无人区”的创新增加。美国打击华为的主要理由,就是因为华为已经走到前面了。中国的优势还体现在消费市场巨大、产业配套比较完整等,易于形成商业模式和实用技术,由商业模式创新拉动技术创新。但我们最大的短板是基础研究滞后。如果没有一大批诺贝尔奖级研究成果形成的土壤,在前沿性创新上将缺乏后劲。尤为重要的是,要形成有利于新思想脱颖而出的自由探索环境。能否补上这块短板,将是中国力图建成创新型国家无法回避的重大挑战。

        最后一点是促进绿色发展。这方面我们强调应该对绿色发展形成新共识。第一,绿色发展包括但不限于污染治理、环境保护,它有更宽的范围,包括绿色制造、绿色流通、绿色融资、绿色创新,一个完整的绿色经济体系逐步形成。第二,绿色发展不是对传统工业化模式的修补,而是与之相竞争并可能获胜的、更具优越性的一种新发展模式。最后,不能把绿色发展看成经济增长的代价,甚至认为拖累增长速度。如果我们从绿色经济体系的角度看,绿色发展既在做减法,更重要的是在做加法和乘法。做减法,就是我们讲的治理污染,而做加法和乘法则是说形成消费新动能、创新新动能和增长新动能。

        把增长潜能发挥出来,就要建设高标准市场经济,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

        以上这些增长新动能有三个特点。

        第一,它们对制度质量的要求相当高,不完善的或者说半拉子的市场经济是无法适应的。我们现在讲的“卡脖子”问题,往往谈的是技术上的“卡脖子”,其实更多是市场经济制度建设上的“卡脖子”。

        第二,虽然也会有一些热点,但像以往基建、房地产、汽车等大容量支柱产业基本上看不到了,增量更多以普惠式方式呈现。

        第三,增长大多是“慢变量”,很长时间的努力未必见到大的成效,“立竿见影”的情况不多了,对耐性、韧劲、战略定力的要求明显提高。

        把这些增长潜能发挥出来,就要确定双高目标,即建设高标准市场经济,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

        什么是高标准的市场经济?就是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以产权保护和要素市场化为核心的市场经济。国际谈判中涉及到的一些难点和焦点问题,比如打破行政性垄断、公平竞争、保护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国资国企改革、产业政策转型、改革补贴制度、转变政府职能、维护劳动者权益、保护生态环境和绿色发展等,与我们已定的改革有契合之处。我们要从长计议、战略谋划,从中国国情出发做出主动选择。

        中国是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受益者,也是贡献者。我们加入市场经济体系较晚,但蓬勃发展的中国经济,已经给全球市场经济体系的发展创造了很多新的很有价值的元素。下一步,中国应该也完全可以对全球市场经济体系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完全有理由把发展高标准市场经济、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旗帜举得比西方国家更高,走到全球市场经济体系竞争和发展的前列。这方面,一定要汲取以往的一些教训,不能把体现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共同规律的好东西让到别人手里,而使自己处在被动地位。

        从国际上看,中美贸易摩擦仍具有很大不确定性,WTO改革势在必行,国际经贸、投资、金融规则可能出现深度调整,主要经济体之间有可能走向自贸区零关税。面对这种局面,如果我们确定了高标准市场经济、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目标,就能够在新一轮国际经济治理结构博弈中占据制高点,不仅不会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成为“出局者”,而是要成为引领全球市场经济发展方向的领局者。

        当务之急是落实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和十九大关于改革开放的要求。把这些要求落实到位了,在建设高标准市场经济上就能迈出很大步伐。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 书有生命

        张文木

        书是有生命的。我年轻时读书常想,为什么《老子》《论语》《孙子》《史记》《资治通鉴》《资本论》等年代久远的著作能够保存下来?且不说《资治通鉴》为历代政治家所偏爱,就是给资本主义社会下达了死亡通知书的《资本论》,也惹得一代代资本家挑灯夜读,留连不舍。如将这些看似对立的现象联系起来分析,就会发现,反者道之动:书的生命是通过它的对立面的否定而获得肯定的;书仅让同道喜爱还是不够的,能让对手们不得不读、读得心痛又舍不得毁的书,才是有生命力的好书。而书的生命力,不管它是长是短,也一定随着它的对立面的消失而消失。

        问题是书的生命源泉。书的生命长短在于它所涉问题的大小,这样书的观点和结论就不能以狭隘的私见为依据,它所依据的只能是从历史事实中揭示出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铁律。在这里,个人观点只是铁律即历史规律的人格化的表现形式。马克思《资本论》讨论的是资本主义时代最基本的问题,他在第一版序言中说:“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的自然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与很多名著一样,《资本论》达到了这样的高度:马克思的塑像在资本的母国英国屹立迄今,《资本论》在一次比一次更猛烈的资本主义危机中越来越广泛传播。

        书的生命是在历史的筛选中延续的。历史是思想的助推器,也是思想的过滤器。历史上多次发生过“焚书”事件——这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它与“抄书”一样,无非是历史筛选思想的不同方式;而执行这一次次筛选的,并不只是统治者或被统治者的单方面行为,而是双方长期磨合的结果,只有让双方彼此都舍不得销毁或反复销毁后又不断为时代所催生的书才能在人类历史长河中拥有长时段的生命力。历史上有许多书虽存犹亡——这种书佚失后不会再现,有的书虽亡犹存——这种书将会为历史反复催生。孟子明白这一点,他告诉我们:“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似乎是对这句话的诠释,毛泽东说:“书是靠不住的,主要是要创造自己的经验。在打仗时,不要带着书,要狠狠把它丢掉,认真打仗。打仗是个大学校。”这是说,好书反映的是解决问题的实践经验,而不是一堆学术语的逻辑组合。人们不舍的书多是反映深刻经验的书。

        被左宗棠赞誉为“于地学最称淹贯”的清初学人顾祖禹,曾写百卷本《读史方舆纪要》,这部巨著对于后来的中国国家治理十分有益。1970年年底,毛泽东调李德生为北京军区司令员,要求他找来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看看,说“这是一部军事地理的参考书”;“当北京军区司令员,要了解北京的历史地理,了解华北的历史地理”。今天的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人的眼光就应当将“华北的历史地理”与亚洲乃至世界的历史地理结合一体,在此基础上,结合新的形势进一步推进对中国及其周边的地缘政治研究,建立“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中国地缘政治理论,这对于中国在“统筹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的思路中有效地参与世界治理、处理世界事务也是有益的。

        没有政治的地理是没有矢量的,而没有矢量的地理只能成为学科而不能成为科学。《中国地缘政治论》一书如愿出版,本书关注的重点不在地理而在政治即中华民族的命运与其地理环境的关系。我也不会用玫瑰色来描绘这些关系,我的目的只是要揭示当代中国的地缘政治规律——它也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的。较早和较好地掌握中国地缘政治的规律,有助于中国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更顺利落实党提出的“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

        本书研究成果的形成有赖于中国古典文献和近现代政学人物关于中国地缘政治的思想和论述;其中,笔者获益最大的是毛泽东在革命实践中对中国地缘政治规律的娴熟运用及其理论概括。记得儿时常唱《时刻准备着》这首歌,现在年龄大了再忆起这首歌的内容,感到自己写的这些文字似乎是在兑现着“红孩子”时期的诺言。兑现了承诺尤其是早期承诺的人生,才是一种能让人心释然的人生。

        (作者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

  • 景观史记

        唐晓峰

        段义孚这本《神州:历史眼光下的中国地理》是半个世纪之前写的。当时他受牛津大学地理学教授休斯顿之邀,为“世界风土丛书”写一本关于中国地理景观历史的书,对象是英语读者。三十多年前我在雪城大学时就有了这本书,但当时并没有细看,粗粗翻了一下,感到多是熟悉的历史内容,就收起来了。现在译成了中文,再一次引起我的注意,中文读起来便捷,所以看得比较仔细了。虽然仍然要略过不少熟悉的历史内容,但对一些特质的东西,也渐渐有所领悟。

        推动景观变化的动力

        这本书的第一句话是:“追踪人类主观能动性对中国地貌所造成的种种变化,我们的讨论理应从自然环境开始。”原始自然景观,在人类的干预下,变为人文景观。这是美国地理学界伯克利学派的典型思路。索尔是这一学派的领袖。段义孚在伯克利大学地理系读过研究生,自然会受这一思路的影响。

        推动景观变化的动力,大自然的力量当然是首要的,段义孚将中国古代文明核心区的自然地貌变化总趋势,分为两大类地区:一个是水土流失区,另一个是沉积区。在这两类地区中,原始人类的发展是不一样的。黄土高原是流失区,东部黄淮海大平原是沉积区。有一些盆地也是沉积区。今天,在沉积区的古代遗址,大都埋在地下深处。

        相对于大自然的变化,人类对于自然环境的改造,具有重要经验意义,即历史意义,在大地景观层面上,足以显示时代差异。而这类显示历史演变的景观,又可以通称为文化景观。索尔说,文化景观是变化的结果,文化是造成变化的动力。段义孚的表述略有不同,他称造成变化的动力是人口。从文化层面回归到人本身,这一观点有些上世纪七十年代兴起的“新文化地理学”的味道。

        第二章“人在自然中的作用”,代表本书的主要问题意识,或者说是主旨。改造土壤、森林退却、村镇聚落发展、建筑景观形态等,是全书关注的主要议题。在这一章中段义孚引述了索尔的话,强调人类在狩猎与采集的蒙昧时代便已经开启了改变景观、使天然植被发生变化的进程。索尔对于细微变化的关注是令人赞叹的。例如“在营地中踩出小路,由于透进较多的阳光,也由于不怕践踏和其他困扰,野草沿足迹在路边丛生”。索尔的这种观察,令人联想到在课堂中常做的小型物理实验。事情虽然细小,但其示范意义是深远的。

        当然在历史发展中,人类的影响是巨大的。段义孚在后面章节的历史叙述中,往往从人口变化说起,这是动力。人类首先是对土地植被进行干预,这是农业发展的结果。接下来是村镇、城市、建筑,交通道路也很重要。这些事情在一般历史叙事中常常出现,但只做抽象的表述,段义孚在本书中则强调它们是景观。因为是景观,就要指出它们的重要细节。比如讲汉代农业景观,段义孚参考《氾胜之书》,讲到田间的细节:“种糯小米的地块位于桑树之间”;在贫瘠地区,“对山岭、峭壁、靠近村落的陡坡,甚至是围墙里的坡地加以利用”;“稻田不应太大,如果太大,就不容易保持适当的水位”。

        从经济发展角度叙述近现代景观变化

        关于中国近现代景观的变化,占了全书约三分之一的篇幅。段义孚主要从经济发展角度叙述近现代景观变化。近现代中国变化巨大,且经历了不同的社会制度,因而变化方式是不一样的。关于这一方面,段义孚以一九五〇年为分界,进行了这样的概括:在一九五〇年以后的二十年间,“中国所发生的变化更为独具一格,因为农村的变化同城市一样剧烈。变化的过程不是通过几个点和线,顺应经济规律缓慢渗透,而是遵循理论的革命性改变;一种本质上的意识形态性力量可以将其影响迅速推及整个国家的社会机制”。

        追求身临其境式的观察、研究、叙事,是地理学家的基本责任。即使不能身体力行,也要力争在阅读中捕捉有意义的景观细节。在对一些问题(特别是单纯要素)进行分析和展示时,可以适当地借助公式,但最终却不能用公式代替全部“情景”。即使做当代地理研究,也不能将现代性简化为公式。这其实是缺乏对现代情境的把握能力。现代性同样对应特定的景观感悟,段本人的研究便是例证,他的人本主义地理思想,就是在贴近情景的感悟中产生出来的。众所周知,段义孚的这一思想在国际上具有广泛影响,而成为当代地理学的重要构成部分。

        (作者为北京大学教授。据《读书》同名文章摘编)  

  • 书林折枝

        新中国70年历史性变革的逻辑

        徐成芳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定力》,从中国和世界发展的大历史视角,全面梳理总结了中国定力的由来、性质和现实表现,深刻分析了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中国应当保持什么样的战略定力、道路定力、理论定力、制度定力、文化定力、外交定力等重大问题,并从“定力”这个独特视角,深入解读了新中国70年历史性变革中蕴藏的内在逻辑,讲清楚了历史性成就背后的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优势。(安文)  

        体国经野之道

        《体国经野之道》,周振鹤著,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本书可以看成是一部中国历史政治地理学导论。作者站在历史的高度,从新的角度来分析政区的沿革过程,既从政区的层级、幅员和边界等要素的变化来分析政治因素的主导作用,又从地理环境、经济文化背景中去透视政区的变化规律,从而揭示了中国行政区划发展演变的一个动态趋势。(夏鸣)  

        完整的天下经验

        《完整的天下经验:宋辽夏金元之间的互动》,韦兵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本书从观念和实证两方面论述华夏天下世界的多元一体。夷、夏二维,缺少任何一方,都不成其为中国。理解中国的关键就是要从这种双向、动态的“势”去把握,这才是完整的天下经验。该书还从实证的角度,将这种夷夏如阴阳观念的考察落实到具体层面,如宋、辽、夏、金、元对文化象征资源的竞争,不同族群迭兴对当地历史人文的塑造等。(左明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