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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党的政治生态建设历程及经验

        程美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做好各方面工作,必须有一个良好政治生态。政治生态污浊,从政环境就恶劣;政治生态清明,从政环境就优良。政治生态和自然生态一样,稍不注意,就很容易受到污染,一旦出现问题,再想恢复就要付出很大代价。”中国共产党成立近100年来,为何能够始终保持旺盛的战斗力、能够始终走在时代的前面、能够始终得到中国人民的信任?总体上拥有健康的政治生态是其中很关键的因素。健康的政治生态充分保证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事业能得到足够的思想文化的滋养,能够随时看清中外大势,在关键时刻头脑清醒,决断正确,行动及时。没有这个独特的优良的政治生态的滋养,我们党不可能取得如此辉煌的业绩。

        近百年来,党内政治生态建设在基本内容、方式方法、方针原则等方面,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经验,为新时代党内政治生态建设提供了重要参照。

        革命时期党内政治生态建设对加强党员纪律意识和组织观念、增强斗争意志、获得群众支持等起到了重要作用

        从革命时期起,中国共产党就注重党内政治生态建设。打击腐败、反对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反对消极逃避思想,对确保革命胜利起到了关键作用。

        中共二大制定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明确了组织建立、政策执行、党员进出等方面的纪律要求。1925年,省港罢工委员会制定了《省港罢工委员会纠察队应守纪律》;1926年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发布了《坚决清理贪污腐化分子》,等等。这些举措加强了党员的纪律意识、组织观念,惩处了党员和工人队伍中贪污腐化者,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

        土地革命时期,在1927年的汉口会议上成立了党的审查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和省监察委员会;1928年,毛泽东集合部队制定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明确了部队的军事纪律和群众纪律;1933年中央苏区颁布了《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1934年成立中央党务委员会,不一而足。这一时期,面临着国民党的围追堵截,以纪律意识、组织观念、革命意志为主要内容的党内政治生态建设,为打破国民党的封锁与扼杀、成功进行战略转移提供了先决条件。

        抗战时期,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惩治贪污条例》《陕甘宁边区政务人员公约》等,完善了行政监察制度、建立了“三三制”,开展了整风运动,营造了一个廉洁自律、遵纪守规、深入群众、坚持民主集中制的良好政治生态,奠定了抗战胜利的组织基础和领导保障。

        解放战争时期,在基层行政单位、银行和商店等部门设置监察委员会;1945年,发布了《关于加强军队纪律坚决执行城市政策的指示》;1947年,开展了“三查三整”运动,等等。此外还建立了行政检查制度、工作报告制度、巡视制度等等。这一时期党内政治生态建设对克服战争初期兵力不足、增强斗争意志、获得群众支持等起到了重要作用。

        过渡和建设时期党内政治生态建设日趋向好,也滋生了一定问题

        从1949年至1978年,是过渡和建设时期。党的政治生态建设围绕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社会主义改造、动员一切力量建设社会主义而展开。过渡时期,在体制机制方面,《共同纲领》颁布之后,各级监察机关逐步建立;1950年底,县以上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相继建立,司法检察机关也逐步建立;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处罚了刘青山、张子善等贪污分子。这一时期,面临着巩固新政权、维护社会稳定、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等迫切任务,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等为主要内容的党内政治生态建设,促进了党员干部由革命向执政思想认识转变,强化了党群联系,对克服这一时期的困难起到了重要作用。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纪检监察机关建设不断向基层和企业领域延伸。法律法规建设进一步完善,党的八大通过了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强调了集体领导,细化了党员纪律,并提出从思想教育和制度规范着手防止腐败。1960年下发了《关于反对官僚主义的指示》,1961年发布了《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草案第二次修正稿)》等。作风纪律建设也不断深化,1957年与1958年间,开展了整风运动,60年代初又开展了新的“三反”“五反”运动,在此期间还进行了学习雷锋、学习焦裕禄、学习解放军等榜样教育活动。这一系列规章制度和运动对党内政治生态的净化,增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调动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积极性,对克服内部困难、打破外部封锁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客观上也应该看到,以群众运动为重要途径的党内政治生态建设带来了打击面过宽、过粗的问题,并偏离了法治的轨道,“文化大革命”更是加剧了这一问题。从整体上来看,这一时期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体制机制、思想文化、组织纪律等逐步建立健全,但“运动式”反腐也贯穿始终,既促进了党内政治生态建设日趋向好,也滋生了一定问题,为改革开放后政治生态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改革开放时期党内政治生态建设走向规范化、体系化、综合化

        十一届三中全会选举了新的中央纪律检察委员会。此后各地纪律检查机关相继建立,保障了党自身建设的加强和政治路线的贯彻执行。1980年,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强调坚持集体领导,维护党的集中统一,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发扬党内民主等。这对于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良好作风、密切党群关系、促进党内政治生活回到健康轨道上来具有重要意义。十二大讨论通过了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进一步强调了党的政治纪律建设。此后,纪检监察机关的检举权、检查权、处分权逐步强化。1983年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1983年中纪委发出了《关于共产党员必须严格遵守党章的通知》等,都旨在加强党的政治生态建设。经过这一系列措施的出台执行,有效遏制了改革开放过程中不断凸显的违法乱纪尤其是经济犯罪问题,党的组织纪律、生活纪律、群众纪律得到了加强,影响党内生态的因素得到遏制或者消除。党的十三大及新修改的党章,进一步明确了党的决策程序,强化了党的组织纪律,注重依法依规治党,并首次提出了从严治党。十四大将从严治党写入总纲,要求同腐败作斗争。十六大新修改的党章着重强调“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这一时期,关于廉洁从政、惩治腐败的法律法规、党纪党规走向体系化。同时,纪检监察、党内监督、巡视派驻等相关体制机制也在体系化、系统化。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着力于构建一个惩防并举、含括多方的反腐败体系。

        总的来看,改革开放至党的十八大期间,党内政治生态建设逐步恢复和发展,从注重依法依规治党到着力构建相对严密的体制机制,从注重腐败治理到惩防并举,从建立健全法律法规到强化贯彻落实,党内政治生态建设走向规范化、体系化、综合化。

        新时代党内政治生态建设向更深层次上发力

        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深入开展,党内政治生态建设向纵深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重大变化,党在新时代的新风险、新挑战增加,加强党内政治生态建设是履行历史使命、应对重大风险和挑战的必要举措。新时代党内政治生态建设向强化组织纪律、构筑体制机制、筑牢思想防线、坚持腐败零容忍等方面展开。就党纪党规而言,十八大以来,新修订了《中国共产党章程》,提出以“明规矩”破“潜规则”,强调纪律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之本,要求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又颁布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要求党员干部强化政治纪律、组织纪律、群众纪律、生活纪律,严格遵守党纪党规、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就体制机制而言,“将权力装进制度的笼子里”是十八大以来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鲜明导向,在法律法规方面,先后制定了《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等,规范党员干部的行为,使其树立廉洁奉公、艰苦朴素、崇廉拒贪的观念意识。建立健全了巡视制度、党内组织生活制度、问责制度。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颁布了《监察法》,实现了对包括党员干部、行政人员、事业单位人员监察的全覆盖,实现了党内监察和党外监察相结合。就筑牢思想防线而言,要求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开展了“三严三实”主题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以及反腐倡廉教育,开展了理想信念教育,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从整体而言,这一时期党内政治生态建设在完善反腐倡廉体系建设的基础上,向营造良好的从政环境转变,不仅仅针对体制机制、法律法规、组织纪律等,还从党风、政风、社风整体环境的营造着手,从更深层次上发力党内政治生态建设,有效推动了党的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斗争的进行,并积极保障伟大梦想的实现。

        近百年来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基本经验

        围绕中心工作开展是首要。党在不同时期的中心工作不同,政治生态建设只有与中心工作开展密切结合起来,才能获得建设的内在动力、才能把握正确的方向、才能找到合理的方式方法,只有与之相结合,政治生态建设才能促进革命、建设、改革开放以及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深入开展,也唯有如此,政治生态建设本身才能持续。凡是脱离了中心任务,不仅建设本身无法持续,也会给党和国家带来重大损害。

        强化政治生态建设意识是关键。中国共产党建立以来,经历了革命、建设、改革,每一个历史阶段都困难重重、矛盾重重。党只有不断提升领导能力、增强团结统一、密切党群关系,才能化解风险、应对挑战。政治生态建设是实现这一目的的重要保障。党的历届领导集体都高度重视党内政治生态建设,都意识到政治生态建设对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胜利的重要性,都集全党全国之力以建之,这是党内政治生态建设本身不断取得新进展的关键因素,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的基本前提。

        促进政治生态建设体系化是基础。党成立以来,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经历了以相对单一和松散的党纪党规和相关制度为途径的建设时期,法律法规和体制机制逐步建立和群众运动并存的建设时期,规范化、制度化、体系化全面发展的建设时期,党内与党外建设相结合以及党风与政风、民风相促进的系统建设时期。政治生态建设从不自觉到自觉、从消极治理到积极防御、从局部性处理到系统化治理,建设的层次渐高、触及的程度渐深、取得的效果也更好。因而,政治生态建设需要多途径、多层面、多领域有机协调、统筹而行,并久久为功。

        坚持严厉打击腐败是基本。严厉打击腐败不仅是党内政治生态建设诸多举措有效贯彻落实的重要体现,也是通过严惩违法乱纪分子,平息民怨的必要举措,更是以儆效尤、震慑其他不法分子的有力武器。只有严厉打击腐败,坚持反腐败的高压态势,党内政治生态建设才能避免失之于宽、失之于松、失之于软的弊端,才能有效促进诸项措施的落实,进而才能实现预期目标。

        (作者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研究基地负责人兼首席专家)

  • 唐代城市“街肆恶少”成分复杂

        编辑同志:

        您好!我最近在看《长安十二时辰》时,注意到一个社会现象,唐朝城市里的人员成分很复杂,比如就有飞扬跋扈为非作歹的人,这其中包括不少街头恶少。不知道唐朝真实的街头恶少是什么样的?可否请有关专家解答一下?谢谢!

        海淀读者 孟智瑶  

        本刊特邀北京师范大学宁欣教授作答

        有人认为唐代城市的“街肆恶少”与汉代的游侠具有渊源关系,其实社会属性和时代属性有很大差别。活跃于城市社会中的一些品质恶劣的年轻人,文献中多有记载。这些人的成分很复杂。根据相关资料记载,他们的社会构成主要有以下几类:(1)权贵豪戚子弟;(2)破落世家子弟;(3)城市贫民子弟;(4)外来人员和流动人员;(5)长期盘踞和滞留京城的低级胥吏的辞退人员;(6)各种名目的军队军士及隶属人员。很多情况下,不同类别多有交集,即某一个人可能会兼有多重身份。例如第2类、第5类、第6类都有可能集中在同一人身上。

        权贵豪戚子弟

        权门豪戚子弟一向是城市社会个性张扬的群体,权贵子弟恃贵而骄,驰骋张扬,隋代已经有突出实例。如隋代的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之子宇文化及和宇文智及,由于化及弟士及尚南阳公主,两人更为嚣张。

        玄宗朝的记载也不少。如李白诗中所述:“风流少年时,京洛事游遨;腰间延陵剑,玉带明珠袍。我昔斗鸡徒,连延五陵豪。邀遮相组织,呵吓来煎熬。君开万丛人,鞍马皆辟易。告急清宪台,脱余北门厄。”斗鸡酗酒、结伴滋事、炫耀财富等,是玄宗朝以后这些纨绔子弟及其追随者的风格。到唐后期,情况有所不同,活跃在京城的街肆恶少已经属于不同的社会阶层了。

        权贵豪戚子弟在京城的嚣张和招摇,从隋到唐后期有变化,隋代的宇文氏子弟,有恃无恐,所作所为也不影响他们的升迁和发达。玄宗朝及其此后,更多的是“五陵少年”,社会风气的蜕变,使得这些少年追逐时尚,斗鸡、炫富、寻仇等,往往结伴滋事。但不少人因祖父余荫,有卫官身份,盼望着建功立业。一些诗人出于各种考虑对他们给予了欣赏性的描述。德宗以后,京城民间社会各种势力活跃起来,从隋初的权贵高门到玄宗朝的五陵少年,又有变化,市井子弟开始占据京城民间社会的舞台。

        没落世家子弟

        一些破落或没落的世家子弟,盘踞京城,往往纠集一些层次较低的社会恶少,滋事于京城。上述的“五陵少年”,也与破落世家子弟有关。很多破落子弟,很可能追随“五陵少年”,形成声势。

        如隋朝的沈光,其家累世有官,后因政治原因而沦落,他本人早年混迹市井,成为恶少所朋附的恶势力,后追随隋炀帝屡建功勋。后为隋炀帝身边的大将,为保护隋炀帝,粉碎宇文化及的谋反而死。

        这类破落世家子弟,在京城炫耀和张扬的方式似乎比权贵子弟层次低了些,他们的最高理想是靠立军功升迁。

        城市贫民阶层

        如果说唐前期的京城恶少大多是攀附于权贵豪戚甚至没落世家子弟,那么到了唐后期,活跃于京师的“恶少”则已有了变化。占据城市舞台中心的恶少已经从权贵豪戚子弟转为一般城市贫民和市民子弟了,他们的炫耀和展示自身的方式更加“城市化”和“低俗化”了。崔沔所作《应封神岳举贤良方正第二道》中有问答,“问:屠钓关拆之流,鸡鸣犬吠之伍,集于都邑,盖八万计。”形容市井之徒云集京城之盛。但八万的数字如何得出,不详。

        这些坊市恶少,刺青纹身成为时尚和标识,不仅嚣张于街肆,并且敢与官府叫板,挑战权威。《酉阳杂俎》卷8《鲸》载:“上都街肆恶少,率髠而肤札,备众物形状。恃诸军,张拳强劫,至有以蛇集酒家,捉羊胛击人者。”

        还可举出如大宁坊力者张干,“札左膊曰:生不怕京兆尹,右膊曰:死不畏阎罗王”。力者张干,从称谓和名字看,都是靠力气吃饭、社会阶层比较低的人。

        长期盘踞和滞留京城的低级胥吏和杂任中的辞退人员

        京城长安云集着中央官署和京兆府各级各类官署,任职人员包括低级官吏和胥吏及杂职人员。《资治通鉴》云:“官自三师以下一万七千六百八十六员,吏自佐史以上五万七千四百一十六员。”《唐律疏议》云:“流外官者,谓诸司令史以下,有流外告身者。杂任,谓在官供事,无流外品。”上述诸书记载的低级任职人员,可以说除州县地方职任,大多集中在京城各官署,可以分为流外官、杂任杂职、色役三个层次或类别。

        李锦绣《关于唐后期官与吏界限的几点思考》一文,同意日本学者砺波护的唐后期胥吏人数增加的观点,并指出,仅财政领域的胥吏增加了近13倍。根据李锦绣文,我们可以得知,一是唐后期胥吏数量的成倍甚至成十倍的增加,尤其是关键部门,虽然传统的旧有的胥吏职位很多已经被后起的吏职甚至是官职所取代,但大量的色役和杂使等充斥着各个部门是不争的事实。

        严耕望对这些人口数量的估测是:“长安城全部中央官署之官员胥吏,加京兆府、长安、万年两县之官员胥吏之人数,必当在五万以上。”长安各级各类官署官与吏的比例,或低品加胥吏与中品以上的比例,至少不应低于4:1,那么,长安的胥吏应不少于4万,若加上不在编制内的杂任、杂职掌,人数会更多。

        这些群体虽然正史记载中着墨不多,但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如五坊小儿、各宦官机构小使、宫市中的“白望”、公主府中的混混等。唐后期还是可以搜集到很多具体而生动的记载。

        外来流动人口

        关于唐代长安城的人口数量,很多学者做过估算。严耕望先生的《唐代长安人口数量估测》,对外来流动人口仅仅给予了约五万左右的估测,远远少于实际的数量。其中,从农村和外地涌进都城的外来流动人口没有计算充分,是主要原因之一。严先生将流动人口分为季节性流动与非季节性流动。非季节性流动人口包括四方商人、地方州府吏员进京公干、外国公私人等、留学生、僧徒、每月2900余在京当值的诸使司丁匠幕士,还有将作监、少府监隶属工匠共34850人,根据需要分番上京当值,具体数字不详。季节性流动人口,包括参加吏部铨选的选人,参加礼部科举的举子、州府朝集使等。

  • 值得思索的历史“错峰”

        马勇

        一般读者在谈及近代中国历程时,差不多都有一种“错峰”的感觉,总觉得近代中国的每一步,回头看就是走西方的路,但在当时,却一再耽搁,错过了一次又一次的机会。这个观察是对的,也很值得思索。

        中国原本可以不走西方的路,中国农业文明建构至十五、十六世纪时,确实达到了历史高峰,“四民社会”结构的超稳定,以科举制度为主轴的文人官僚制度,重农抑商的政策选择,儒家伦理对全社会的深刻影响,凡此均让中国有“历史终结”之感。即便是西方人,在十八世纪之前,不管是到过中国的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还是从来没有到过中国的伏尔泰、莱布尼茨、歌德等,他们对中国文明的赞美,很多时候让我们研究中国文明的人都觉得不好意思。西人对中国文明的赞美,大致发生在十八世纪之前。十八世纪之后,也就是马戛尔尼使团来华实地观察后,西人对中国的看法急转直下,不堪直视。这究竟是如何造成的呢?

        工业革命开启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一个全新的时代就此发生,而中国在这前后几百年,对于工业革命及其后果,反应太过迟钝,一误再误,一再错过。

        如果仅就生产方式而言,工业革命只是人类生产方式的一次改变,但这次改变让人的能力在自然、天然之外有了巨大延伸。甚至,生产方式、生存方式改变了人类的行为方式,伦理价值。比如说,农业文明遵循的“熟人社会”原则。在熟人社会,人们不得不遵从熟人社会的基本原则。但在“后农业文明”时代,即工业社会,城市化、工业化,让每一个人更趋于原子化,孤独无助。这是一个完全陌生、孤立的社会,人们重构的人际关系,绝对无法沿用农业文明熟人社会的原则、规则,地缘、血缘、学缘,都不那么重要了,人们之间最看重的是契约,是守信,社会组织方式、伦理价值等,都必将随着工业文明的发生而改变。

        然而,中国自古以来的农业文明太优秀了,因而中国在与西方的接触中,并不认为中国应该尽弃其学而学焉。因而我们看到历史发展的“错峰”状态:当西方地理大发现,开辟新航路,在全世界广泛殖民的时候,中国却从汉唐宋元时代全球贸易主导者退出,渐渐封关,明、清政府还一度规定片帆不许出海。一个原本对域外开放的中国,至此选择了孤独,画地为牢,静以自守。

        历史的吊诡却在于,封闭、管制的贸易形态,自明代中晚期开始,却渐渐形成了中外贸易的单向顺差。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源源不断流向全世界,长时期垄断了全球市场。

        但是,市场的封闭,让中国赢得了世界市场,却失去了自身市场的开发,失去了自身产品的丰富、提升,更失去了与世界共振的动力与机会。十八世纪英国工业革命的发生,中国不是不知道,然而中国满足于贸易顺差,失去了发展的动力。

        到了十九世纪上半叶,仅仅一百年的时间,中国与西方已经沧海桑田,位置互易。被耽搁了近百年的中国选择了“弯道超车”,掀起了洋务运动,结果成就了一个“跛足的”的工业化。三十年之后,一场战争,一切归零,重新开始。

        甲午战争之后,中国向对手学习,亦步亦趋,被迫向全世界开放,渐渐让中国与世界同步,“错峰”情形总算暂时结束。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