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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树立符合新时代要求的现代国家意识

        梅宁华

        本文语粹

        ●把握机遇、应对挑战,必须反对民族虚无主义等容易涣散民族凝聚力和自信心的错误思潮,坚定“四个自信”,进而立足新中国成立70年发展进步的坚实基础,积极树立符合新时代要求的现代国家意识。

        ●从实质上来看,民族虚无主义虚无民族、虚无历史、虚无文化,盲目崇拜西方,是一种对内自轻、自贱、自卑,对外卑躬屈膝、迷信崇拜的错误价值观。这种错误思潮容易造成对社会主流价值的冲击和消解,我们决不能掉以轻心。

        ●打破民族虚无主义的精神障碍和思想桎梏,必须深刻认识和把握中国近百年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社会发展进步历程。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而树立符合新时代要求的现代国家意识,就是树立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的现实要求和具体表现。

        经过新中国成立70年的建设发展,中国彻底摆脱了一穷二白的落后状态,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发展既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把握机遇、应对挑战,必须反对民族虚无主义等容易涣散民族凝聚力和自信心的错误思潮,坚定“四个自信”,进而立足新中国成立70年发展进步的坚实基础,积极树立符合新时代要求的现代国家意识。

        清醒认识当前民族虚无主义的主要表现和本质危害

        当前,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各种矛盾和冲突不断激化,各种不确定性不稳定性日益凸显,与之相适应,社会意识领域也必然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思潮变幻,民族虚无主义就是其中一种值得高度警惕的错误思潮。这种思潮是虚无主义思潮在民族和国家领域的具体表现。从历史上看,民族虚无主义在中国社会的出现和存在有其相应的社会历史背景,而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概括地说,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信奉西方中心论,认为西方文明高于其他文明,把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近代以来,在中国走什么道路实现民族复兴的选择上,鼓吹全盘西化,以西方为师,复制西方模式,成为经久不衰的精英论调,认为现代化和工业化是西方的产物,只有按西方模式改造,中国才能实现现代化。这种论调不相信实现现代化有任何不同于西方模式的道路,因此对中国发展道路始终持质疑态度。

        二是制造西强中劣的舆论,质疑中国制度和文化。近年来,一些媒体以宣传西方先进经验为名,长时间大范围进行贬中褒美宣传,从教育、文化、医疗、社会管理、食品安全等多领域全方位地抹黑中国,夸大负面问题,渲染缺点,而对西方则不吝各种溢美之词。在他们眼中,把西方价值奉为“普世价值”,贬低中华文化,否认中华民族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中国全面落后于西方,没有任何值得肯定之处,甚至贬低中国人素质低下,文明文化程度远逊于西方,为此不惜下大气力四处寻找极端事例。

        三是“崇美”“媚美”“恐美”,对美国等西方国家媚颜屈膝,丧失民族气节。把美国及西方的唯我独尊、蛮横霸道、粗鄙卑劣行为视为师出有名,认为凡遭美国打压都是自己惹的祸,是不恰当行为导致的结果;把任何反对美国无理要求的言行都斥为“狭隘”“偏激”“非理性”。这突出地表现在看待中美贸易摩擦问题上的自我矮化和扭曲,即本能地恐惧美方战略压力,无限放大美方优势,无限放大中方劣势。

        四是抹杀中国人民艰苦奋斗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把中国的进步说成是西方的恩赐,认为决定中国命运的不是中国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而是西方资本和技术,只要附庸于西方,中国就可以过好日子。

        五是对民族主义、爱国主义进行污名化,否定民族平等。凡是反抗美国霸凌、要求平等互利的言行,都被扣上“民族主义”;把人民群众的爱国言行抹黑为“现代义和团”“民粹主义”;只允许“美国第一”“美国伟大”“美国优先”,别的民族和国家维护自身利益就是极端民族主义。

        从实质上来看,民族虚无主义虚无民族、虚无历史、虚无文化,盲目崇拜西方,是一种对内自轻、自贱、自卑,对外卑躬屈膝、迷信崇拜的错误价值观。这种错误思潮容易造成对社会主流价值的冲击和消解,我们决不能掉以轻心。概括地说,其危害主要表现在:一是造成历史观的混乱。用民族虚无主义的观点解释和看待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必然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泥淖。二是导致国家观的缺失。民族虚无主义的要害是否认中华民族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在涉及国家民族利益的大是大非面前,罔顾国家民族利益,把符合西方规则作为最高原则。三是造成国际观的扭曲。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无视国际社会格局的深刻变化,看不到人类命运共同体必将取代西方独大的发展潮流。四是造成舆论场的失真。在现实舆论生态中出现了所谓“美吹”“德吹”“日吹”等吹捧西方的大量声音,其根源在于民族虚无主义的心态造成了舆论场的潜规则——“中国不能比西方先进”。

        深刻把握近百年来中国发展进步历程

        习近平总书记曾严正指出:“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场历史悲剧。”民族虚无主义作为一种错误思潮,可以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上的一种精神障碍和思想桎梏。

        打破民族虚无主义的精神障碍和思想桎梏,必须深刻认识和把握中国近百年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社会发展进步历程。中国人民在此进程中聚合的磅礴之力和新中国70年发展进步蓄积的强大势能,是从根本上扭转近代中国长期积贫积弱、落后挨打造成的民族自卑、文化虚无和西化思维定势的客观基础和认知起点。

        第一,历史表明西方化无法解决中国问题。自鸦片战争以来,在中国探索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无数仁人志士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探索和奋斗。在这一过程中所进行的努力和尝试,虽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都没有也不可能使中国走上实现现代化的发展道路,西方化并不能解决中国面临的问题。直至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揭开了中国人民独立自主探索中国革命和发展道路的伟大历史进程。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以全新的面貌走上实现现代化的道路。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们党在探索建设发展道路的进程中虽出现过曲折和失误,但始终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从国情出发,坚定不移地走符合中国实际的发展道路,展现了一幅波澜壮阔的民族复兴伟大历史画卷。

        在历史事实面前,民族虚无主义的论调显得苍白无力,西方化的方案显然不能解决中国发展进步中的任何重大问题,并不是普世的灵丹妙药。特别是对中国这样一个东方大国,以为照搬西方经验就可以复制出现代化的想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第二,实践证明中国道路具有强大发展优势。实现现代化是否只有一条唯一的道路?这在学术界和社会上都曾是热议的话题。民族虚无主义认为,中国全面落后于西方,中国现在所取得的成就来自于西方的恩赐。按照这种逻辑,那些前西方殖民地国家早就应该实现现代化了,但事实并非如此。而中国是在美国及西方长期实行技术封锁和打压的情况下,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

        习近平总书记曾深刻地指出:“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中国发展经验表明,现代化并不只有西方化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现代化的正确道路,是中国制度优势的集中体现。这个制度保证了在凝聚社会共识、发挥创造活力、提供发展动力、有效利用资源方面所必需的条件。当然,中国的发展绝不会拒绝任何先进的经验和做法,而是以开放的态度吸收所有可以借鉴的经验,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

        第三,中华文明具有强大生命力。正确认识和看待中华文明,对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严肃庄重的课题。一个卑薄自己民族的人,不可能有爱国之心、报国之志。一个没有民族凝聚力和自豪感的国家和民族,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习近平总书记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上指出:“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中华文明是在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中形成的开放体系,始终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这段论述精辟而深刻地揭示了中华文明开放包容、与时俱进的特征。

        中华文明是人类历史上唯一不曾中断的文明,它的强大生命力来自于革故鼎新——不断吸收学习人类文明的先进成果,革除阻碍进步的弊端。从历史上的佛教东传、“伊儒会通”,到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传入中国,再到改革开放以来全方位对外开放,中华文明始终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

        积极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进入了新时代。当代中国正处在从大国走向强国的关键时期,已不再是国际秩序的被动接受者,而是积极的参与者、建设者、引领者。世界对中国的关注,从未像今天这样广泛、深切、聚焦;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也从未像今天这样全面、深刻、长远。面对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作为推动全球治理和世界变革的重要主体和进步力量,要团结凝聚全体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急需树立符合新时代要求的现代国家意识。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而树立符合新时代要求的现代国家意识,就是树立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的现实要求和具体表现。

        其一,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文明观。马克思主义认为,民族无优劣之分,各民族都为人类历史发展作出了贡献,应该一律平等;各民族都创造了自己的文明成果,共同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丰富了人类文明的思想宝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只有肤色语言之别,文明只有姹紫嫣红之别,但绝无高低优劣之分。认为自己的人种和文明高人一等,执意改造甚至取代其他文明,在认识上是愚蠢的,在做法上是灾难性的。”这些重要思想观点,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支撑。在当今世界,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文明观,以此看待问题,分析形势,才能从容应对各种挑战,推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全球治理和健康发展的时代潮流。

        其二,夯实“四个自信”的根基。可以说,“四个自信”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支柱,更是建立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伟大成就基础上的价值认同。中国取得今天这样的历史进步,是一代代不忘初心、勇担使命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以坚定的理想信念,不畏艰难困苦奋斗而来的。任何艰难险阻都不能阻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脚步。在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四个自信”培育社会心态,夯实根基,应成为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中之重,也是树立新时代现代国家意识的题中应有之义。

        其三,理直气壮地进行成就宣传。近年来,“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形成了鲜明对比。在当前国际环境大背景下,宣传新中国成立70年来建设发展的伟大成就,对于凝聚人心、鼓舞斗志具有重要意义。要防止以所谓的“低调”“理性”为借口,夸大负面问题,渲染所谓“短板”,制造恐慌气氛;同时,应对长期以来在多领域造成的“中不如外”的错误观点进行清理,坚持用事实说话,用道理服人,使人们更真切、更全面地了解当代中国的发展现状和雄厚实力,增强迎接挑战的信心。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无比广阔的时代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

        习近平总书记曾坚定地指出:“全党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今天,立足新时代的历史方位和新中国成立70年的坚实基础,作为迈向“强起来”进程中的中国人民,我们应该更加坚定“四个自信”,不断巩固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积极树立和不断提升符合新时代要求的现代国家意识。

  • 垃圾分类反映生活精致水平

        邓线平

        近期,人们广泛关注垃圾分类问题。

        表面看,垃圾分类是个认识问题,分类再细,认识清楚就好。确实如此,日本垃圾分类经常被媒体报道,不但细致,而且有固定的投放时间。市民也形成习惯,一切顺其自然。日本垃圾处理得很好,民众也没诸多抱怨。据说,外地游客在日本不习惯的是很难找到垃圾桶。因为其市民已形成了自带垃圾袋、自行处理垃圾的习惯。不但日本如此,不少发达国家也如此。他们早就开始垃圾分类,各类垃圾分类细致,有固定的投放时间。

        深层次看,垃圾分类不只是认识问题,背后牵涉到生活方式。垃圾分类习惯背后,要有生活精致化支撑。否则,垃圾难以分类,或者很难做到精准分类。

        垃圾分类本质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即自己产生的垃圾自行处理,即使不能完全处理,至少也将垃圾纳入到生活过程管理之中。这与以前不一样。以前只顾产生垃圾,至于垃圾如何处理,则是外部的事情。由此导致的结果,生活是一部分,垃圾处理是另一部分。垃圾处理位于生活之外。或者说,生活由输入、输出两部分组成。一般民众只管生活输入部分,输出部分不在生活管理之中。生活只顾占用外部资源,有时浪费也在所不惜。

        现在则完全不同。在垃圾分类处理过程中,消耗多少、浪费多少,越来越清楚了。在从生活输入到输出过程中,就像有一张食物成分表一样,各种成分都罗列其中,尽在掌握。只有这样,才能将垃圾清楚分类。在这种分类过程中,自行节约,自行归类消费是很重要的。否则,垃圾分类很难实施。垃圾分类需要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支撑。

        具体而言,两种生活方式,一种是外向型的生活方式。追求新奇、潮流,占有外部资源。这种生活是外部功能主导,往往出于一种虚假需求,属粗放式生活。一种是内向型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不追求外部资源占有的多少,而是从自身定义外部需求。前者往往是对资源的一次利用,后者是对资源的再次利用。前者追求多用多占,品类繁多,后者追求尽量少用,不浪费,减少生活负担。

        一些市民吐槽生活垃圾很难分类,背后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生活方式粗放。首先是浪费严重,其次是种类繁多,再次是混杂一起。

        精致的生活,一是不浪费。这次上海强推垃圾分类,一些白领坦言,垃圾分类让他们感受最大的就是“都不浪费食物”了。有报道说,一小伙子有半杯还没喝完的豆浆,在被丢进干垃圾桶之前,又猛吸了几口试图“清盘”。本来有块吃了还剩一口的面包,直接塞进嘴里,这才把空袋子扔进垃圾桶。否则可能面临处罚。二是消费种类和数量减少。上海有一名乘客因为找不到湿垃圾桶,直接把手中的红薯皮用纸巾包好塞到双肩包里。如果消费的种类和数量多,这种状况就难以自行处理。

        形成新的生活方式,市民自身的努力很重要。更重要的是,社会要有营造新生活方式的氛围和机制。社会需要提供优质的、供市民广泛选择的、适合精致生活的消费产品。

        传统生活方式下的产品是功能主导的,主要满足某种功能需求。对于消费主体来说,他追求的是功能满足。这种追求是无止境的。同时,过度追求满足一种虚假需求。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揭示了这种过度消费。这种过度消费,包括对物品的过度占有,对自动化的过度追求。实际上,一个人的基本需求是有限的。也不需要追求完全的自动化,人们可以自行处理的,不需要通过机器代替。

        在过度消费下,产生的垃圾难以分类。资源混杂、繁多,浪费严重。譬如,当前食物浪费最为严重,厨余垃圾也最难分类处理。为了方便,随意使用一次性餐具。这是一种粗放式生活导致的。未来,随着垃圾分类持续推进,传统的过度式、重油式食物消费必然改变。食物会更精致一些,吃多少,用多少,还要便于分类。这需要市民自己慢慢养成精致的生活方式,也需要市场提供更多种好的选择,满足新生活方式的要求。

        (作者为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 我国家庭正在告别反哺模式吗

        赵晓力

        1947年,费孝通先生在《生育制度》中提出,虽然婚姻在时间上先于生育,但在逻辑上,生育却先于婚姻,“婚姻的意义”,“是在确立双系抚育”。人类生物性的抚育只靠母亲也可以完成,但要把生物性的人培养成社会性的人,却需要父母共同的参与,这就是双系抚育。为了持久地维系双系抚育,最好是生物上的父母结成社会性的夫妻。

        费孝通的理论,虽然和“五四”以来对婚姻的浪漫主义想象格格不入,却符合儒家对婚姻功能的理解:“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

        然而,比较起来,儒家对婚姻意义的理解比费孝通更为全面。在儒家看来,婚姻除了费孝通所强调的“种族绵延”“社会继替”的生物学、社会学功能,还有重要的“文化传承”的作用。儒家强调抚育不仅是物质性的“养”,更重要的是文化性的“教”,所谓“养不教,父之过”;同样,对于赡养,儒家的看法也是不光物质上要“养”,而且心理上要“敬”。

        在儒家看来,父母对子女的“养”或有终结之时,而父母对子女的“教”,却不是到其成年就结束;同样,子女对父母的“养”,可能要从自己成年有能力时才开始,但子女对父母的“敬”,却要从婴孩时期就开始。父母和子女之间物质层面的“互养”,可能有阶段性,但父母对子女的“教”,子女对父母的“敬”,却终身不辍,甚至延续到父母死后。“生事爱敬,死事哀戚,生民之本尽矣,死生之义备矣,孝子之事亲终矣。”

        儒家不光强调父母子女之间的“互养”,而且强调他们在伦理层面的互相成就,这就是“父慈子孝”。“慈父”成就“孝子”,“孝子”也成就“慈父”。由于强调伦理层面的“教”和“敬”,儒家家庭中子女的抚育期显得格外漫长,父母的责任一直要延续到子女在生理上成年之后,而子女的赡养期也不是从父母失去劳动能力才开始。《弟子规》对孝的规范,从“父母呼、应勿缓”的儿童时期,一直到父母过世后的丧祭环节,实际贯穿一个人的一生。这就使父母子女关系超越了一般的生活共同体的意义,而进入到伦理共同体的范畴。

        1983年,费孝通先生进一步把中西家庭模式总结为西方的“接力模式”和中国的“反馈模式”。在接力模式下,上一代有抚育下一代的责任,下一代却无赡养上一代的义务,一代代都只向下承担责任,就像接力跑步一样;而在反馈模式(又叫反哺模式)下,每一代在抚育下一代的同时,都承担赡养上一代的义务。

        显然,接力模式并不符合儒家理想。接力模式下,父母子女结成的生活共同体,到子女成年就可以结束了,与此相应的代际伦理,并不必要贯穿人的一生。接力模式不否认“父慈”,但不要求“子孝”,但没有“子孝”的“父慈”,其内容是否也会不一样?

        至于“反哺模式”,字面上看似乎只有“互养”这一层面。儒家经典《孝经》对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人等处于不同地位的人的“孝”提出了不同的要求,其中对庶人之孝的要求最低,“能养”就可以了;但对“士”的要求就高了,对父要“敬”“爱”。“士之孝”不言“能养”,大概是因为士以上,对父母的养不在话下。但秦汉以下的中国形成了“编户齐民”的社会,匹夫匹妇的孝也不限于“能养”。费孝通先生的“反哺模式”虽似乎偏重“能养”这一层面,但并不否认“敬爱”。

        现在很多人认为,费孝通所说的“反哺模式”,只在传统社会或农业社会存在,随着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反哺模式”将让位于西方式的“接力模式”。但我并不认可此说法。

        (作者为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名词解释

        何谓“接力模式”“反哺模式”

        在接力模式下,上一代有抚育下一代的责任,下一代却无赡养上一代的义务,一代代都只向下承担责任,就像接力跑步一样;而在反哺模式下,每一代在抚育下一代的同时,都承担赡养上一代的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