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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把读书作为一种生活方式

        陈平原

        只说“开卷有益”,还不够

        有人会读书,有人不会,或不太会读书。只说“开卷有益”,还不够。读书,读什么书,怎么读?有两个说法,值得推荐。一是清末文人孙宝瑄的,他在《忘山庐日记》中说,书无新旧,无雅俗,就看你的眼光。以新眼读旧书,旧书皆新;反过来,以旧眼读新书,新书皆旧。

        林语堂说的更有趣:只读极上流的,以及极下流的书。中流的书不读,因为那些书没有自家面目,人云亦云。最上流的书必须读,这不用说,谁都会这么认为。可为什么要读极下流的书呢?极下流的书里,泥沙混杂,你可以沙里淘金——因为社会偏见,很多先知先觉者的著述,最初都曾被查禁。还有一点,读这种书的人少,你偶尔引述,可以炫耀自己的博学。很多写文章的人,都有这习惯,即避开大路,专寻小径,显得特有眼光。这策略,有好有坏。

        金克木有篇文章,题目叫《书读完了》,收在《燕啄春泥》(人民日报出版社,1987)中,说的是历史学家陈寅恪曾对人言,少时见夏曾佑,夏感慨:“你能读外国书,很好;我只能读中国书,都读完了,没得读了。”他当时很惊讶,以为夏曾佑老糊涂了;等到自己也老了,才觉得有道理:中国古书不过是那么几十种,是读得完的。这是教人家读原典,不要读那些二三手文献,要截断众流,从头说起。

        其实,所谓的“经典”,并不是凝固不变的;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阶层甚至不同性别,经典的定义在移动。谈“经典”,不见得非从三皇五帝说起不可。善读书的,不在选择孔孟老庄那些不言自明的经典,而在判定某些尚在路上、未被认可的潜在的经典。补充一句,我主张“读经典”,但不主张“读经”——后者有特定含义,只指向儒家的四书五经,未免太狭隘了。

        我的建议是,读文学书

        读书,读什么书?读经典还是读时尚,读硬的还是读软的,读雅的还是读俗的,专家各有说法。除此之外,还牵涉到不同的学科。我的建议是,读文学书。为什么?因为没用。没听说谁靠读诗发了大财,或者因为读小说当了大官。今人读书过于势利,事事讲求实用,这不好。经济、法律等专业书籍很重要,这不用说,世人都晓得。我想说的是,审美趣味的培养以及精神探索的意义,同样不能忽略。当然,对于志向远大者来说,文学太软弱了,无法拯世济民;可那也不对,你想想鲁迅存在的意义。

        饶宗颐先生曾在北大演讲,提到法国汉学家戴密微跟他说的两句话:中国文学世界第一;研究中国,从文学入手是最佳途径。公开发表时,这两句话都被删去了,大概是怕引起不必要的误解,以为是挟洋人以自重。可后面这句,其实很在理。从文学入手研究中国,照样可以广大,可以深邃。而且,我特别看重一点:从文学研究入手,容易做到体贴入微,有较好的想象力与表达能力。所有这些,都并非可有可无,不是装饰品,而是直接影响你的学问境界与生活趣味。你看外国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他们的著作中对于文学经典的引述与发挥,你就明白,中国学者对于文学的阅读,普遍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太浅。

        所有的阅读,都必须有自家的生活体验作底色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确实应该发扬光大,因此,建国学院,修清史,编《儒藏》,我都没意见。我想提醒的是,今天谈“传统”,有两个不同的含义。晚清以降,中国人与西学对话、抗争、融合,并因此而形成的新文化,已经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新的传统。比如,谈文学,你只讲屈原、李白、杜甫、关汉卿、曹雪芹,不讲鲁迅,行吗?说到现代文学,因为是我的老本行,不免多说两句。不是招生广告,而是有感而发。尽管我也批评五四新文化人的某些举措,但反对将“文化大革命”的疯狂归咎于五四的反传统。随着中国经济实力以及国际地位的迅速提升,很多人开始头脑发热,听不得任何批评的声音。回过头来,指责五四新文化人的反叛与抗争,嘲笑鲁迅的偏激与孤独。我理解这一思潮的变化,但也警惕可能的“沉渣泛起”。

        说到读书的策略,我的意见很简单:第一,读读没有实际功用的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等;第二,关注跟今人的生活血肉相连的现当代文学;第三,所有的阅读,都必须有自家的生活体验作底色,这样,才不至于读死书,读书死。

        古今中外,“劝学文”汗牛充栋,你我都听了,效果如何?那么多人真心诚意地“取经”,但真管用的很少。这里推荐章太炎的思路,作为结语。章先生再三强调,平生学问,得之于师长的,远不及得之于社会阅历以及人生忧患的多。《太炎先生自定年谱》“1910年”条有言:“余学虽有师友讲习,然得于忧患者多。”而在1912年的《章太炎先生答问》中,又有这么两段:“学问只在自修,事事要先生讲,讲不了许多。”“曲园先生,吾师也,然非作八股,读书有不明白处,则问之。”合起来,就三句话:学问以自修为主;不明白处则问之;将人生忧患与书本知识相勾连。借花献佛,这就是我所理解的“读书的诀窍”。

        (作者为北京大学教授)  

  • 有“生命”的医疗史

        皮国立

        中医和西医的会面、碰撞与会通,是近代医学史无法回避的主题,更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重大事件。

        怎么处理传统中医理论、典籍和科学之间的关系,成了近百年中医史的主旋律

        晚清之时,中西医的碰撞主要在解剖与生理学上的争端;至民国之后,中西医则转而在细菌学和病理学上争胜。以后则牵涉到实际治疗和中国医学以“内科”伤寒学、温病学为主的核心理论体系,所以不论在疗效或学理上的争端,其牵涉之广、言论之激,皆超越前代。本书主轴,即为书写民国以来的疾病与医疗史,在整体细菌学上的争议。个人对中医学理本极有兴趣,虽无能行医济世,但总还能从历史学的角度,提出一些对中医发展的观察。在中西医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役中,近代中医同西医在热病治疗学的较量上,完全没有屈居下风,值得读者省思。若是连“喊战”“抗战”都没有资格,日子久了、特色暗淡了,那么中医的“生命”也将走向尽头。史事可鉴,研究中医者能不警醒乎?

        近代中西医的博弈,起自晚清,最初多在解剖生理学内交手,学理上之争论实大于疗效上的争胜,应该说,中医疗法在当时仍有一定的优势。不过,进入20世纪初,西医在细菌论上取得重大突破,接连成立的北洋政府、国民政府,在防疫等卫生政策上全面向西医靠拢,而于教育政策上又处处限制中医发展。当时中西医博弈的焦点就在“废医案”的提出,1928年国民政府卫生部成立,根据该部组织法,旗下设立中央卫生委员会,以作为卫生决策的议决机关。当时担任委员者,无一具有中医背景。第一届委员会于1929年2月23日在南京召开,会议上以“中医妨碍全国医事卫生”为由,提出四项针对废除中医的提案,分别是《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障碍案》《统一医士登录办法》《限定中医登记年限》和《拟请规定限制中医生及中药材之办法案》等,统称“废医案”。最后通过并合并为《规定旧医登记案原则》,内容简单归纳即:不允许中医办学校,并取缔中医药相关之“非科学”新闻杂志,进而逐步取消中医执照登记,采取渐进手段来限制中医,最终达到完全消灭中医的目标。随后,上海等地的报纸首先揭露中央卫生委员会的会议内容,舆论一阵哗然。至3月17日,遂有上海中医协会组织,在上海举办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组织晋京请愿团,决定至南京中央政府各机关请愿,终于将“废医案”阻挡下来,赢得中医发展的一线生机。这是全国中医界的首次大团结,用各种力量和渠道去争取自身权益的重大运动,值得现代中医省思。

        笔者以为,该运动实为“现代中医史的开端”。在此事件与运动发生之前,中西医之间的博弈或融通,不过是基于学术上的兴趣和文字讨论,采用与否端看中医个人的抉择;但此运动发生之后,中医界自晚清以来所尝试的组织学会、出版医报与串联团结、诉诸媒体舆论、冀求政治与法律上平等的诸般举措,一夕之间都变得“必要”。而学习西医要怎么学,如何科学化,中药疗效和实验步骤为何,中医知识体系如何转型以因应变局等问题,全部都成了中医在博弈中取得生存空间与持续发展的迫切要事。可以说此事件促使中医界迅速在各方面进行变革,以至于我们今日所认知的现代中医逐渐和传统中医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差异与断裂。怎么处理传统中医理论、典籍和科学之间的关系,成了近百年中医史的主旋律。以史为鉴,我们正处于过去与未来之间,从历史中我们得知中医现状与处境之由来。细菌理论既然是西医在20世纪初取得的最大成果,中医在这场博弈中当然要努力证实自身于对抗细菌、治疗传染病上的优势与技术。而这段历史恰恰揭示了,中国医学唯有不断变革创新、顺势转型,强化治病的技术,才能永不退潮流,在日益激烈的中西博弈中取得一席之地,此为近代中国医疗历史的重大启示。

        作为中国医疗史研究主体之“中医”,为探讨近代中国文化出路的最佳史学课题之一

        在历史研究和现实问题的思考上,近代史家吕思勉撰写《医籍知津》,成就了名著《中国医学源流论》的基础。吕氏曾言:“予于教学,夙反对今人所谓纯学术及为学术而学术等论调。何者?人能作实事者多,擅长理论者少,同一理论,从事实体验出者多,且较确实,从书本上得来者少,且易错误。历来理论之发明,皆先从事实上体验到,然后借书本以补经验之不足,增益佐证而完成之耳。”历史研究必与实际相结合,才能谈读史之用。吕氏更谓,历史若脱离实际生活,则为“戏论”,史家不可能对当代之事茫然无知,夜夜闭户读书,而最后有所得者,这是他对历史功用的实际认识。

        作为中国医疗史研究主体之“中医”,不但仍持续存在,而且生机盎然,为多数历史陈迹、故纸学问中所难能可贵者,为探讨近代中国文化出路的最佳史学课题之一。此端也即笔者有求于读者的:除了历史知识外,期待读者也能省思现代中医的发展与定位,不是为与西医争胜,而在于治病济世、造福全人类。如此才可谓本书具有“生命”,乃中国医疗历史与文化所赋予的“生命”,在西方的挑战下,曲折碰撞、会通新生,而依旧昂首阔步、独立自主之谓也。

        (作者为台湾中原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副教授、医疗史与人文社会研究中心主任、中医医史文献学会秘书长,本文为中华书局出版的《近代中西医的博弈:中医抗菌史》的序,发表时有删节。)

  • 北京何以称“北京”

        李亚彬

        首都为一个国家最高政权机关所在地,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北京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为什么以“京”称之呢?

        中国历史上,许多政权的都城都称“京”。以“京”称都城始于周朝建立之初。周武王灭商后,定镐为王都(王室居住地及西周王朝中央政府所在地)。是时,以“京”称镐,镐亦称“京”。《诗·大雅·下武》第一章说:“三后在天,王配于京。”《郑笺》言:“此三后既登遐,精气在天矣,武王又能配行其道于京,谓镐京也。”朱熹注曰:“京,镐京也。”由此看来,周人以其先祖公刘的居住地“京”作为对王都的一般称呼。按照东汉哲学家王充的说法,这应该是出于“本所兴昌之地,重本不忘始”的初衷,昭彰公刘的功业。

        “京”与“师”常并称“京师”。《公刘》第三章说:“京师之野,于时处处。”朱熹注曰:“京师,高丘而居众也。董氏曰:‘所谓京师者盖起于此,后世因以所都为京师也。’”杨伯峻说:“京复称京师者,周人于地名之下往往加师为称,亦犹《召诰》称洛,《洛诰》称洛师。”清代学者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说:“吴斗南曰:‘京者,地名;师者,都邑之称,如洛邑亦称洛师之类。’其言是也。”据此,“京师”意为“众人聚居的高丘”,相当于“京邑”。

        春秋以降,京师也称“周京”“京周”。《诗·曹风·下泉》第一章说:“忾我寤叹,念彼周京。”朱熹注曰:“周京,天子所居也。”《下泉》第二章说:“忾我寤叹,念彼京周。”朱熹注曰:“京周,犹周京也。”《下泉》第三章说:“忾我寤叹,念彼京师。”朱熹注曰:“京师,犹京周也。”《下泉》为春秋时期作品,作此诗时,平王当居成周,故以洛邑为“京师”。

        唐代经学家孔颖达《毛诗正义》说:“周京与京师一也,因异章而变文耳。周京者,周室所居之京师也。”现代文献学家屈万里《诗经诠释》则曰:“京周,即周京,倒文以协韵耳。”

        西周时期,京、京师,指的都是镐。到东周,京周、周京,则指洛邑。也就是说,周王在哪里居住、办公,哪里就称“京”。

        后世也有人认为,镐京亦以“都”言。“都”原为有先君宗庙的城邑。《说文·邑部》说:“有先君之旧宗庙曰都。从邑者声。”《诗·小雅·都人士》第一章说:“彼都人氏,狐裘黄黄。”《郑笺》说:“城郭之域曰都。”朱熹注曰:“都,王都也。”屈万里《诗经诠释》说:“都人士,犹今言城里人也。惟此都字,疑指镐京言。”

        总之,在周代,京、京师、周京、京周、都,均指称“王室居住地及中央政府所在地”。后来,“京”“师”“都”这方面的含义一直延续下来。

        今之北京,西周时期称蓟。公元前1046年,武王灭商后,封尧帝之后于蓟,北京建城历史由此开始。春秋战国时期亦称蓟,秦代为蓟县,是广阳郡郡守驻地,西汉为广阳国首府,东汉复为广阳郡郡守驻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称幽州,隋时为涿郡,唐代复称幽州。

        辽时,北京称南京(燕京)。938年,契丹获幽云十六州后,升幽州为南京,又称燕京,为辽的陪都(当时的辽都在上京)。这是北京称“京”的开始。金时,北京称中都。1153年,金海陵王迁都燕京,定名中都。这是北京建都之始。元代,北京称大都。1263年,元世祖忽必烈定都上都(今内蒙古自治区正蓝旗东);1272年,迁都燕京,称大都。

        明代,北京先后称北平、北京。1368年,明军攻占大都,为记载平定北方的功绩,改大都为北平府;明成祖朱棣即位后,将他做燕王的封地北平府改为顺天府,改北平为北京,并迁都于此。这是“北京”这一称谓的开始。

        清代,北京称京师。1644年,清军攻入北京,定都于此,称京师。

        辛亥革命后,北京由京师改为北京。孙中山于1912年1月1日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4月1日辞职,袁世凯继任,于5日将临时政府迁往北京。从此至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为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时期,以北京为首都。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为中华民国南京政府时期,北京改为北平。其间,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占领北平,成立傀儡政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将北平改为北京。1945年8月21日,第十一战区孙连仲部收复北京,更名北平。

        1949年1月3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北平控制权,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纪年、国歌、国旗的决议》,将北平更名为北京,定为首都。

        纵观北京3000多年建城史,凡称“京”以及“都”“师”时,皆为都城或陪都。

        以地理方位言之,历史上常有东京、西京、南京、北京之称,分别为东部、西部、南部、北部的都城之意。如,宋初,因后周旧都开封号东京,以洛阳为陪都,号西京,1014年后以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南)为南京,1042年以大名府为北京,这就是北宋“四京”。幽州辽时升为南京,以其位于上京之南。是时,上京和南京之间还有中京,亦以方位名之。

        今之南京有“六朝古都”“十朝都会”之称,其现名始于明初,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将应天府改为南京,二京一北一南;清代,南京称江宁;其间,太平天国定都于此,改为天京;辛亥革命后改为南京,为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期间中华民国的首都;南京国民政府亦以南京为首都,其间,1939年迁往陪都重庆,1946年还都南京。

        中国如此,汉字文化圈中的日本、朝鲜也有相同的情况。如日本的京都,桓武天皇794年迁都于此,称“平安京”。1868年,江户幕府倒台,天皇由京都迁往东北部的江户,改名东京,至今一直为日本首都。朝鲜首都平壤历史上曾称“西京”,918年,高丽朝建立,定都松岳(今朝鲜开城),称开京;926年以西北的平壤为“西京”,与开京相对应。

        综上所述,无论历史上还是现在,无论中国还是日本、朝鲜,名称中带有“京”以及“都”“师”的城市,往往与都城有关,或作过都城,或作过陪都。

        (作者为光明日报总编室副主任、高级编辑)

  • 当代中国社会的基本制度

        李路路、石磊等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当代中国社会:基本制度和日常生活》,是一部介绍、阐释当代中国社会轮廓和基本特征的通俗理论读物。全书从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中国社会的人口、中国社会的婚姻与家庭、中国社会的教育、中国的社会结构、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中国社会的环境与资源、互联网与中国社会、中国人的性格九个方面,描绘出中国社会最基本、最重要、最具特色的特征。  (宋雨)

  • 论语贯通

        胡晓地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论语贯通——孔子政治哲学刍议》,尝试通过联系上下文,将章与章之间贯通,发现《论语》编排的内在逻辑脉络,还原编者当初的意图,使读者有“知其所以然”而豁然开朗的感觉,让《论语》更具可读性,也让人更自信地阅读《论语》;本书还通过参悟《论语》字里行间的深刻义理,努力发掘其蕴含的政治哲学价值,试图从中读出更多对当代人有益的启示。(孙义理)  

  • 一本书读懂雄安新区

        彭秀良、马景文著,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雄安新区:地理、历史与文化》一书,从七个方面系统梳理了雄安新区的地理环境、行政区划沿革、历史演进、经济社会发展、人物地理景观、文学艺术以及未来设想,展现了雄安新区相谐成趣的自然环境、千年积淀的历史底蕴、水乡韵致的人文景观、淀里淀外的乡土艺术,力图全面挖掘和展示雄安新区的地理、历史与文化状况。 (许灵)   

  • 趣味哲学的“集大成之作”

        [英]彼得·凯弗著、程水英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的《上帝笑了99次:哲学悖论里的大思考》,收录了彼得·凯弗教授编写的99篇机智诙谐、略显荒诞的短文,分为10个大的主题:伦理、政治与法律、逻辑学、形而上学、知识论、自我、宗教哲学、人际关系、美学和价值观,这几乎包含了哲学上全部的研究范围。可以说,本书也是趣味哲学的“集大成之作”。(魏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