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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人口流动的若干趋势

        段成荣 谢东虹 吕利丹

        阅读提要

        ●进入2010年以来,流动人口增速步入相对调整期,年均增速降为2%。

        ●城-城流动人口的占比则从2000年的20.8%持续增加到2015年的37.9%。

        ●相较于2005年,2010年跨省流动人口占比下降了3.5个百分点,随后5年间又下降了3.2个百分点。

        ●随着时间的推移,流动人口也由东部集聚转变为逐渐向中西部分散。2015年,西部和中部流动人口的占比大体相似,约为20%。

        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历史上最快的经济发展以及最为深刻的变迁,人口和劳动力的大规模流动是其中最主要的变化之一。中国的人口流动正在经历着深刻的转变过程,这一转变过程不仅涉及结构转变、流动原因转变等,同时也包括了教育结构和民族结构等更为丰富的内涵,是全方位的转变。中国的人口流动转变具体表现为以下若干趋势:

        ■流动人口规模经历长期增长后近年步入调整期

        中国流动人口的规模经历了从快速增长到基本稳定的转变。20世纪80年代末以前,伴随着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以及农业制度的变革,大批剩余劳动力从农村流向中小城市和镇中心。在此期间,中国流动人口的年均增长率约为7%。

        20世纪90年代以后至21世纪初期,随着沿海城市的发展以及对劳动力需求的日益增加,中国流动人口的数量急剧上涨。2000年,流动人口总量超过1亿。此后,一系列有利于人口迁移流动的政策文件的出台进一步促进了流动人口规模的继续扩大。2010年,中国流动人口总量高达2.21亿。

        进入2010年以来,流动人口增速步入相对调整期,年均增速降为2%,并且从2015年开始,流动人口在增速下降的同时规模也开始减少。2015年全国流动人口总量(2.47亿)比2014年下降了约600万,2016和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规模也在前一个年份的基础上分别下降了约100万人。

        由此可见,流动人口的规模发展结束了此前一路增长的时代,近几年在波动和调整中保持基本稳定。

        ■流动人口中老年化趋势明显

        人口迁移流动对年龄有高度选择性,总体来讲,中国流动人口始终以劳动年龄人口(尤其是青壮年)为主,儿童人口和老年人口占比相对较小。1982年以来,流动人口中劳动年龄人口不断增加,16-59岁人口比重从1982年的53.3%增加至2015年的84.1%。

        与人口红利的来临和逐步消失基本同步,16-44岁青壮年流动劳动力占流动人口比例先升后降:1982-1990年青壮年流动劳动力占比增加了24.1个百分点;1990-2010年青壮年流动劳动力基本稳定在70%左右;2010-2015年青壮年流动劳动力占比开始出现下降,5年间下降了2.6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流动人口中年化趋势明显,45-59岁人口占比在2000年以来快速上升,从9.6%增加至2015年的15.6%,2010-2015年5年间增加了3.1个百分点。

        伴随着中国人口整体年龄结构的老化以及生育率下降所带来的少子化,流动人口的老化趋势日益明显。

        ■老年人口流动规模快速增加

        与老龄化的宏观背景相对应的是,老年流动人口规模也在快速增加。老年人口中广义的人户分离人口所占比例从2000年的6.30%增加到2010年的8.93%,而2015年增加到9.38%。人户分离规模也从2000年的818.87万增至2015年的2080.67万,15年间规模增加了1.5倍,年均增长6.4%。

        老年人口中市内人户分离人口规模较大,从2000年的315.85万增加到2015年的776.37万,占全部老年人口的比例由最初的2.43%上升到3.50%。

        ■流动儿童规模快速增长,2010年以来稳中有降

        与流动人口规模的增速相似,中国流动儿童规模也经历了从快速增长到稳中下降的转变。从总体规模上来看,流动儿童的总量从1982年的254万增加至2010年的3581万,而后有所下降。2015年,流动儿童的总量为3426万,较2010年下降了155万,降幅约为4%。这与全国流动人口规模的变动方向形成对比,全国流动人口在2010-2015年间从2.21亿人增加至2.47亿人,增长了近12%。从年龄构成来看,流动儿童的年龄构成主体由小学教育阶段(6-11岁)转变为义务教育后阶段(15-17岁)。

        2010-2015年流动儿童规模的下降主要源自整个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全国儿童人口的总规模在2010-2015年有所下降,从期初的2.79亿降至2.71亿,减少了800多万。若将这减少的800多万儿童数量乘以2015年流动儿童占全体儿童的比例(12.7%)所得的规模约为105万,这大约可以解释2010-2015年流动儿童规模下降的2/3,剩余1/3可由儿童流动参与的变化来解释。

        ■城-城流动显著增加,并将继续增加

        2000年以来,乡-城流动人口呈现出先增加后减少的趋势,而城-城流动人口则持续增加,尤其是在2010年前后加速增长。具体来说,乡-城流动人口占比从2000年的52.2%增加到2005年的61.4%,进一步增加到2010年的63.2%,而后下降到2015年的48.9%。城-城流动人口的占比则从2000年的20.8%持续增加到2015年的37.9%。

        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越来越多的来自小城镇和中小城市的人口为寻求就业和发展机会参与到城-城流动的进程中。除此之外,国家层面的相关政策法规也会进一步助推城-城流动人口的迅速增加。

        ■跨省流动快速增长后回调

        1990年至今,流动人口的迁移以省内流动为主,但占比有所下降。跨省流动所占比例自1990年以来快速增长,在2005年达到顶峰以后开始回调。具体来说,1990年流动人口中接近3/4为省内流动,跨省流动的占比仅为26.1%。1990-2005年,跨省流动人口的比例迅速增加,2005年跨省流动人口占比达到峰值,为46.1%。此后,跨省流动比例逐渐下降,相较于2005年,2010年跨省流动人口占比下降了3.5个百分点,随后5年间又下降了3.2个百分点。

        ■流动人口东部集中趋势不变,同时往中西部扩散

        流动人口在东中西部的区域分布经历了先集中后扩散的过程和转变。流动人口在东部的占比经历了从快速增长到稳步下降的过程,但在东部集中的趋势并未改变。

        2005年,流动人口在东部的占比为64.5%,随后10年,东部地区流动人口下降到54.8%,下降了近10个百分点。随着时间的推移,流动人口也由东部集聚转变为逐渐向中西部分散。2015年,西部和中部流动人口的占比大体相似,约为20%。

        ■流动原因趋于多元化,社会型、发展型和宜居型流动增加

        中国人口流动以务工经商为主,占据流动原因的一半以上,不过随着流动原因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务工经商流动人口的占比从2000年的55.1%下降到2015年的51.9%,下降了3.2个百分点。

        与此同时,社会型流动(以随迁家属为代表)的占比一直在上升,2000-2015年上升了2.5个百分点;发展型流动(以学习培训为代表)的占比增加尤为迅速,2000-2015年从6.9%上升至14.8%。2015年小普查在流动原因中增加了“改善住房”选项,该类流动原因占流动人口的4.5%,与“婚姻嫁娶”原因占比接近,并超过“为子女就学”和“拆迁搬家”等原因的占比,这意味着以追求宜居环境为原因的流动也越来越不可忽视。

        ■流动人口人力资本禀赋持续升级

        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禀赋持续提高。1982-2015年,流动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了5年。根据迁移规律,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禀赋优于没有流动的人口,我国流动人口与全国人口受教育年限的差别在增加,从1982年相差0.1年,增加到2015年相差1.5年。

        具体来看:1、流动人口中文盲人口比例持续下降,从1982年的28.6%下降至2015年的2.1%,小学受教育程度的流动人口比例也持续下降;2、随着流动人口受教育结构的升级,高中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流动人口比例不断提升,2015年,高中及以上流动人口的占比超过45%;3、流动人口中最高受教育程度(大专及以上)的占比也从1982年的1%增加到2015年的23.2%(约占流动人口总量的1/4)。

        ■少数民族人口的流动参与率提升

        在流动人口整体保持高度活跃和持续增长的同时,少数民族人口的流动参与率也越来越高,这主要表现在其规模和增速上。

        首先,规模上,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规模快速增长,从1982年的31万增加到2015年的1936万,增幅明显高于汉族流动人口。其次,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参与率快速提升,1982-2015年从0.7%增长至16.5%,流动人口中少数民族占比也从4.7%增加至7.9%。

        我们考察了人口规模较大的少数民族近年来参与流动的变化趋势,可以发现:2000年,只有壮族流动人口规模超过100万,到2015年壮、满、回、苗、维吾尔、土家、彝和蒙古族的流动人口规模均超过100万,壮族流动人口规模更是高达352万。

        在此期间,彝、藏、苗、蒙古和维吾尔族的流动人口规模增长趋势尤为强劲,远远超过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规模的平均增速,2000年以来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10.6%、9.3%、8.7%、8.1%和7.1%。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口流动的特征发生了显著转变,从单一流动转变为全方位、多层次以及多元化的流动。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

  • 家庭模式的深刻重构

        杨菊华 王苏苏

        新中国成立70年来,经济结构、文化观念、人口特征等方面的变化,给家庭带来重要影响,使之面临着新的问题与挑战。特别是在因人口转变、现代化进程、婚姻家庭观念变迁而导致严重少子化的情境下,家庭周期可合并为形成、扩展与稳定、收缩与空巢、解体四个阶段。

        家庭形成期:家庭组建时点后延

        家庭的形成源于婚姻的缔结。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家庭形成期不断向后推延,但整体而言,中国35岁后未婚者的占比并未出现明显增长,传统家庭形成模式依旧存续。

        ●平均初婚年龄呈现N型,由低到高、由高走低、再持续升高。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但多大是“大”?原国家计生委1982年组织实施的“全国千分之一人口生育率抽样调查”资料显示,女性平均初婚年龄由1949年的18.57岁升至1960年的19.57岁、1980年的23.05岁,1981年微降,为22.82岁。改革开放后,初婚年龄稳定推迟,2015年为26岁,2018年进一步上升。可见,因女性受教育程度提高和经济地位改善等原因,初婚年龄在70年间几乎提高了10岁。

        ●越来越多的适婚人口初婚年龄明显推迟。普查资料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20-24岁年龄组的单身比例持续增长;在25-29岁组,不同年份的未婚比例差距较大,但也快速上升:2017年民政部公报显示,该年龄组结婚人数在总结婚人数中的比重为36.9%,初婚年龄明显推迟。从全国来看,30岁后尚未成家之人的比例并不高:30-34岁女性的未婚比例低于3%,35-39岁组低于2%,40-44岁组低于1%。30岁似是一个临界点,95%的女性至此都会结束单身生活并组建自己的家庭。

        家庭扩展与稳定期:家庭扩展期缩短而稳定期延长

        家庭扩展期始于一孩的诞生,终于最后一孩的出生;从最后一孩的诞生到第一孩结婚的阶段即家庭稳定期。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初婚初育年龄间隔尽管有波动,但有缩小趋势;家庭扩展期缩短而稳定期延长,由此带来家庭结构的明显变化。

        ●初婚初育间隔缩短,家庭扩展速度加快。曾毅推算,在1980年代早期,中国的初育年龄约在23-25岁间,初婚初育间隔约为1.50-1.66年;在1980-1990年间,初婚初育年龄间隔缩短;1990-2010年间,35岁以下年龄组的初婚初育间隔不仅未延长,而且还有缩短的趋势,平均最大间隔不足两年,多数年份的多数年龄组均在一年半内。或许是婚龄延后,驱动人们尽快实现生育;或许是未婚先孕更为普遍,拉低了初婚初育间隔。

        ●从扩展期持续很长但稳定期较短向扩展期大大收缩而稳定期较长演变。杜鹏的研究表明,中国家庭扩展期在1980年代前便开始逐渐缩短。总体而言,70年来,生育水平大幅降低:粗出生率从1949年的36.00‰降至2017年的12.43‰;总和生育率从1949年的6个多孩子、1978年的不足3个孩子、1990年的更替水平到今天的1.6个孩子(因数据而不同)。与此相应,家庭扩展期呈现连体U型-倒U型变动模式。在高生育率时代,一个妇女大约40岁才能结束生育,那么,一个家庭把最小孩子养育成人,母亲就约55岁了。故此,新中国成立早期,家庭扩展期持续较长,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家庭扩展期收缩、稳定期延长。

        家庭收缩与空巢期:中老年空巢成为常见家庭形态

        家庭收缩始于第一个孩子结婚、另立门户;当全部子女离家后,家庭就进入空巢阶段。70年间,家庭收缩期缩短、空巢期延长,且两个阶段的间隔缩短甚至重合,中老年空巢成为常见家庭形态。

        ●收缩与空巢间隔缩短。原国家卫计委的数据显示,2010年,处于收缩期和空巢期的家庭占全部家庭的45.6%。1980年尤其是1972年前,高生育水平使得家庭的收缩期与空巢期的间隔很长,但在此后,尤其是1980年后组建的家庭,多只有一(两)个子女,由此缩短了家庭收缩期,延长了空巢期。而且,独生子女家庭的收缩期与空巢期是重合的;即便有两个孩子,除少数家庭外,收缩期与空巢期的间隔大约也只有4-5年。

        ●空巢起点由过去的老年期提前到中年后期,空巢存续时间延长。子女数量的减少,导致空巢期形成时点提前。吴帆的研究发现,20世纪40、50、60年代三个出生队列户主在家庭进入空巢期时的平均年龄分别为57.5岁、51.3岁和44.4岁,即1980年后组建的家庭与1960年代组建的家庭相比,大约提前13年进入空巢期。

        ●空巢家庭比例持续攀升。2016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显示,老年人家庭空巢率已超半数。故此,生活于空巢家庭的老年人比例不断升高。独生子女家庭步入空巢期的年龄更早,存续期更长。不过,部分空巢家庭只是理论而非真实的空巢,因子女离家或许具有暂时性;结构性或情感性因素可能驱动搬离亲代家庭的子女回归亲代家庭,或亲代搬去与子代同住。在农村地区,亲子可能毗邻而居,这也不算真实空巢,故空巢家庭的实际占比可能低于数据呈现的水平。

        家庭解体:家庭层面老化特征明显

        家庭解体是指夫妇一方死亡至另一方死亡的时期。伴随经济社会的发展及由此而来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公共卫生与医疗条件的改善,人的寿命越来越长,宏观层面的人口老龄化态势愈发严峻、家庭层面的老化特征也更为明显。

        ●家庭老年人口总量持续增长,年龄结构老化,有老家庭比重上升。家庭扩展期的缩短,是由于子女数量的减少,而这反过来会引发家庭年龄结构的老化。据普查及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2000年、2010年和2015年,全国总户数分别为3.405亿户、4.015亿户和4.101亿户。2015年,在全部家庭户中,1亿多户至少有一个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超过全部家庭的1/4,比2010年增长3个多百分点。

        ●家庭存续时长延展,解体步伐相应延后。家庭解体直接受制于人均预期寿命;人们活的时间越长,家庭解体的时点就越晚。新中国成立后的70年中,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均预期寿命大大提升。1949年前,中国人均预期寿命约为35岁,1950年约为47岁;2017年,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7岁,部分地区甚至超过80岁。70年间,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最少增长了42岁。寿命的延展无疑对家庭形态和存续时长带来巨大影响,家庭解体时点大大延后。

        总之,家庭生命周期具有深刻的时代烙印。在过去70年中,各种重大社会事件的更替发生,对传统的家庭生命周期带来巨大冲击。尽管中国家庭的韧性和抗逆力依旧很强,但在新时代,已经或正在经历的家庭变迁的确会对未来家庭的发展形成重大挑战。为应对这些挑战,必须出台以家庭友好型为核心的生育、托育、养老支持政策,补齐家庭领域公共服务的短板;必须明晰家庭、政府和社会责任边界,明确政府在家庭功能发挥领域的支持者角色定位;必须通过推动家庭(能力)建设,维持并强化家庭的抗逆力,加强家庭团结与凝聚力,从而使家庭在新的历史方位中,继续履行作为促进个体发展、增进社会和谐稳定的核心场域职责。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人口学系。本文有删节,读者欲知详情,可参阅中国社会科学报《新中国70年中国家庭变迁》一文)

  • 城市中产阶层
    出现消费“回归”趋势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教授张孝德在《行政管理改革》撰文指出:目前中国城市中产阶层出现新的消费趋势值得我们关注,这种消费表现为几种回归现象。

        一是回归自足田园生活的生态消费。随着城市食品安全、空气污染、噪音等城市病的出现,20世纪70年代在欧美和日本等国,出现了一种满足生态消费的新型农业,即社区支持农业。社区支持农业,恰恰是向传统的自足田园生活的回归。当然这是一种在新时代背景下的回归。目前正在兴起的乡村旅游热、体验农耕,一些知识分子、文化人定居乡村等,最吸引他们的恰恰是自足的田园生活。

        二是回归手工艺术生活的文化消费。生态化、文化化、个性化消费是现代新消费趋势。正是在这种新消费的推动下,古老的乡村手工业、手工艺产品出现了复兴的新趋势。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代表现代最时髦的消费,是科技含量高的电子化产品、工业化产品。21世纪乡村振兴的一个重大经济支撑,就是古老乡村艺术、文化与体验为一体、融手工生产与艺术生活为一体的乡村手工业的复兴。

        三是回归乡村幸福生活的生活消费。追求以生态化、文化与艺术为内涵的人生价值提升、追求回归自然的智慧生活,将是引领未来最前沿的消费。生态、文化与智慧组成的就是生态文明时代新消费的生活样式。但要得到这种健康生态、文化品质、智慧人生的新生活,成本最低、最容易获得的不是在城市,而是在乡村,由此决定了未来消费的新趋势,这就是回归乡村生活需求的消费。 (夏鸣 辑)  

  • 社会公平感是影响青年
    发展信心的重要因素

        石晶在《人民论坛》撰文指出:青年群体普遍有信心在未来“遇到更好的自己”。对社会公平度的感知是影响青年群体未来发展信心的重要因素。

        “未来”是一个和青年群体联系最为密切的词汇。当问及“未来,遇到更好的自己,你是否有信心”时,高达93.8%的受访青年表示有信心,其中72.8%的受访青年表示“非常有信心”。调查显示,自我发展信心指数在不同能级的地区呈“两头强中间弱”的趋向。生活在直辖市(79.4%)和省会城市(75.5%)的青年和生活在乡镇、村(72.6%)的青年,其未来发展信心均高于生活在地级市(67.9%)和县级市(69.1%)的青年群体。

        社会公平感是影响青年未来发展信心的重要因素,和青年的自我发展信心指数呈显著正相关。对未来发展“非常有信心”的青年群体的社会公平度认知得分(3.69分)显著高于“没有信心”(3.00分)的青年。调查中,当问及“对于你身边那些考上好学校或找到好工作的同龄人,你认为他们成功的决定性因素是什么”时,结果显示,选择“个人努力”(36.1%)的比例最高,对于“关系背景”(31.5%)和“性格品质”(30.0%)的认可次之。相应地,我们还考察了青年群体对于“贫富差距”的看法。结果显示,“个人能力差异”(61.6%)是受访青年认可的首要原因。此外,对家庭出身(54.3%)和地域差距(54.0%)的认同度也较高,而对“制度设计不合理”(47.0%)的认同度最低。

        调查显示,青年群体对于社会公平度的感知与“个人努力取得成功”的认知呈显著正相关,而与“靠关系背景取得成功”的认知呈显著负相关。可见,为青年群体创造公平公正的升学就业、创新创业空间对于青年群体的未来发展信心至关重要。    

        (左明仁 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