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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70年发展是理论创新的“金矿”

        林毅夫

        中国过去70年的经济发展和国际的主流思路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经济发展从大的方面来讲,可分成两个阶段:一是,从1949年到1978年,当时我们推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二是,从1978年年底到现在的改革开放,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在计划经济时代,我们学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原著和苏联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我们参考的经验主要是苏联的经验。这种发展方式可以让一个发展中国家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迅速建立起一个现代化的工业体系。尤其,我国在上世纪60年代的时候就可以试爆原子弹,70年代卫星就可以上天,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绩。二战以后国际主流宏观经济学理论-凯恩斯主义和发展经济学理论-结构主义,也主张由国家主导来建立进口替代的现代工业体系,但是,和我国一样,经济发展的总体绩效不高,人民的收入水平低,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改善。

        我国于1978年年底在亚洲社会主义国家当中率先进行从计划经济体系向市场经济体系的转型。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包括苏联、东欧则随后在80、90年代开始转型,其他非社会主义的拉丁美洲、南亚、非洲的发展中国家也在80、90年代从政府主导的进口替代经济向开放的市场经济转型。

        上世纪80年代国际上的主流思潮是新自由主义,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不好是因为政府对市场干预太多,造成各种扭曲,经济发展不好是由于政府失灵造成的。当时的主流思潮认为要向市场经济体系过渡就必须建立起市场经济所必要的制度安排。市场经济体系需要哪些制度安排?市场的好处是能够有效配置资源。怎么样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答案是价格必须由市场决定。在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转型前各种价格主要由政府决定,因此,主流经济学家开出的药方有三:第一,这些国家必须价格市场化,由市场的供给跟需求来决定价格。第二,要让市场价格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所有的国有企业都必须私有化。第三,财政必须平衡,不能出现赤字,避免财政赤字货币化,价格才能稳定,如果出现了高通货膨胀,生产和消费行为会被扭曲。

        当时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形成的“华盛顿共识”主张市场化、私有化、宏观稳定化这三化的改革必须同时到位才会有效果。如果市场放开了,产权不改革,结果会更糟。或者市场放开了,产权改革了,但宏观上面不稳定,结果也会更糟。

        我国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经验和反思

        我们从1978年开始的改革转型,没有按照当时国际上主流的看法。我们是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式推行了渐进式双轨制改革。在转型时,给原来优先发展的国有企业提供了转型期的保护补贴,放开了一些过去被抑制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准入,并积极因势利导其发展。开始的时候我国基础设施很差、营商环境很不好,就设立了经济特区、加工出口区等,在园区里改善基础设施,实行一站式服务,创造局部有利条件来克服基础设施和营商环境的瓶颈限制。

        上世纪80、90年代时,国际上除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必须以“休克疗法”才能成功的“共识”之外,还有一个所谓的“共识”,就是像中国推行的那种渐进双轨转型(同时有市场又有政府在配置资源)是最糟糕的制度安排,因为政府的计划价格低,市场的价格高,就会产生套利的空间,衍生腐败,并且导致收入差距扩大。这些现象在我国转型后确实出现,80年代最时兴的一个行业叫做“倒爷”,“倒爷”为了得到这些低价的计划物资,就通过各种关系去寻租,这样就产生了腐败,同时,带来了收入分配的问题。

        80年代主流学界反对中国渐进双轨改革的主要原因就是这些确实存在的问题,所以,只要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一放缓,中国崩溃论的声音就会涌现。但是,我国过去40年不仅经济发展快速,而且是同期世界上唯一没有出现经济危机的国家。绝大多数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则根据主流的“华盛顿共识”来转型,结果则是经济崩溃、停滞、危机不断。而且,世界银行和欧洲开发银行,在苏联、东欧和拉丁美洲国家有大量的实证研究证明,像腐败、贫富差距等因转型带来的问题,他们也有并且普遍比我国严重。而且,在推行市场化、私有化、宏观稳定化以后,这些国家的平均增长率比转型之前的60、70年代还慢,危机发生的频率比原来还高。

        主流经济学理论为何在帮助发展中国家改造世界上苍白无力

        这里有一个问题值得我国的经济学界思考,理论是为了帮助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为什么主流经济学理论在认识发展中、转型中国家的问题时很有力,但是,发展中国家按照这些理论来制定发展和转型政策时却屡屡失败?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这些理论来自于发达国家,以发达国家为参照系,忽视了发展中国家跟发达国家的差异是条件不同的内生结果。例如,发展中国家的产业通常是劳动力密集型或者是自然资源密集型,生产力水平低。发达国家的产业集中在资本密集、技术先进的产业,生产力水平高。但是,这种产业结构的差异性是内生决定的。发达国家发展资本很密集、技术很先进的产业,是因为发达国家从工业革命以后经过两三百年的资本积累,资本相对丰富,因此,在这种资本密集型的产业上面有比较优势。发展中国家的共同特性是什么,就是资本极端短缺。因此,在资本密集型产业上面没有比较优势,勉强去发展这样的产业,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没有自生能力,就只能靠政府的保护补贴才能生存。

        主流的转型理论由于忽视了这种扭曲的内生性,理论模型的逻辑很严谨,根据理论所做的建议很清楚。可是,按这些建议把各种保护补贴取消掉,企业会大量破产,造成社会、政治不稳,同时,有些企业与国防安全有关,即使私有化以后也只能继续给予补贴,以致转型的结果比原来更糟。我国推行的渐进双轨的转型,确实如主流理论所预测出现了“倒爷”、寻租腐败和收入分配恶化的问题。但是,由于对原来没有比较优势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继续给予转型期的保护补贴,所以,维持了稳定,对于符合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放开准入,并且政府还积极因势利导,设立工业园、加工出口区等帮助企业克服软硬基础设施不足,所以,经济取得快速发展。这个快速发展带来了资本的快速积累,逐渐地原来没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形成了比较优势,保护补贴的性质就从原来的雪中送炭变成锦上添花。锦上添花对维持稳定没帮助,却会导致寻租腐败和收入分配不均等社会政治问题,所以,与时俱进,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时候提出全面深化改革,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决定性作用,它的前提条件就是必须把双轨时期遗留下来的保护都取消掉。

        不辜负这个时代给予我们的机遇,对理论发展作出创新性贡献

        总之,现在的主流经济学一般把发达国家的结构作为外生的给定的最优结构,导致的结果就是上世纪50、60年代结构主义,把发达国家的产业作为要发展的目标。80、90年代转型的时候,把发达国家市场经济制度结构当作最优结构,忽视了扭曲的内生性,直接把转型的目标作为转型的手段,导致的结果就是出发点非常好,效果非常差。以主流的现代经济学理论作为经济运行方方面面的指导原则,也同样因为忽视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结构特性的差异而不适用。现代经济学的理论要在发展中国家发挥“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作用,就要求在理论中反映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结构差异和扭曲的内生性,并了解这些内生性对经济发展、转型和运行的影响。

        新的理论来自于新的现象,中国过去70年的发展是理论创新的“金矿”。比较而言,前30年中国跟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或其他发展中国家没有多大的差异,走的道路也是当时的主流道路,但是过去40年的改革开放走自己的道路,取得了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奇迹就是不能用现有的理论解释的现象,如果用现有的理论来看中国,到处是问题,因此在国际学界舆论界不时出现中国崩溃论,但是实际上中国不仅没有崩溃,还一直维持着稳定、快速发展。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奇迹不能用现有的理论解释,但是,任何现象背后都有道理,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会议上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

        以中国的改革与发展经验作为理论创新的来源,最重要的是必须了解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跟发达国家结构的差异性是什么因素造成的。我们作为一个转型中国家有很多扭曲,这些扭曲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也就是这些差异和扭曲都是有原因的,都是内生的。要成功改变一个内生现象,就必须先改变这些内生现象背后的决定因素,所以,只有把握内生性的理论才能帮助人们达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两个目标的统一。这也是这些年我推动新结构经济学,倡导以现代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一个经济体的结构和结构变迁的决定因素和影响,推动来自于我国的自主理论创新所想达到的目标。在总结中国的发展和转型经验以进行理论创新时,我国的经济学家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应该把结构和其内生性引进现代经济学,不辜负这个时代给予我们的机遇,对理论的发展作出创新性贡献,让我们的理论不仅能够帮助我们认识世界,而且能够更好地帮助我们改造世界。

        (作者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

  • 伪实证研究“伪”在何处

        常伟

        作为一种产生于经验哲学的科学研究范式,实证研究对于近代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功不可没。相关问题式研究从比较分析到实证方法,从思辨推理走向定量研究,是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走向多元和成熟的表现。在实证方法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大量令人难以辨别真假的伪实证研究。这些研究与实证研究相似,借实证科学和实证研究之名大行其道,蒙蔽了很多学者。即便一些做出重大发现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也采用了一些伪实证方法取得,其研究的科学性受到相关研究领域内的学者的质疑。因此,对于实证研究和伪实证研究予以区分,在研究中不断增强相关研究的科学性,对于当前中国社会科学领域内的相关研究而言,有着极为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实证研究与伪实证研究的相同之处

        从研究的起点来看,实证研究和伪实证研究均从相关理论出发,实证研究提出若干命题或理论假说,并对于这些命题和假说予以检验,在此基础上发展或推翻相关理论,并推动学科的发展,也即采用假说-事实-结论的研究路径。而伪实证研究同样以现有相关理论为出发点,提出了相关命题或理论假说,力图证明或推翻相关理论。

        从形式来看,无论是实证研究,还是伪实证研究,均认为研究起源于实践,科学来自于经验的积累,并采用实地调查研究、统计分析等相关研究方法。在研究过程中,实证研究和伪实证研究均认为数理实证研究适合研究较为复杂的问题,个案研究有助于积累资料,形成对问题的实感和直观认识。因此,从形式上来看,二者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与那些不深入实际、不亲身调研,就从事相关学科理论研究的学者相比,实证研究和伪实证研究均较为重视社会调查和个案研究的重要性,均认同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实证研究与伪实证研究的不同之处

        从研究目的来说,实证研究和伪实证研究存在较大区别。实证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发现事实,并在事实的基础上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对理论进行检验,但并不刻意追求普遍意义上的结论,研究结论一般只作为经验上的积累。而伪实证研究则是基于某种先验性判断,对于客观事实和相关证据进行裁剪和过滤,并运用科学或非科学的方法开展研究,其目的就是为了得到研究者所期望的结果,并认为这一结果具有广泛适用性。通过设定先验性标准来试图得到研究者期望的结果,从社会科学研究来看,这是很不严肃的行为。

        就相关经验事实的处理方式而言,从事实证研究的学者尽管有自己的理论预设或者价值判断,但研究者并不根据自己的理论预设或价值判断来决定相关经验事实的取舍。就伪实证研究而言,研究者经常基于自己的理论预设或价值偏好来决定相关经验事实的取舍。因此,二者在实地调研中均可以获取相关事实,但实证研究通过实地调查获得的是相对更为客观真实的事实,而伪实证研究获取的事实就不是客观真实的事实,而是经过剪裁或过滤的事实,其调查结果往往与真实情况出入很大,甚至相去甚远。

        就数理研究方法的使用方式而言,实证研究和伪实证研究有着很大区别。从事实证研究的学者一般认为,数理统计方法有助于考察社会经济制度之间存在的复杂作用机制,并且可以控制相关因素的影响,但其对于数据质量有着较高要求。不仅如此,数理统计意义上的相关关系在现实中有可能未必存在,处理不当会导致伪回归或伪相关,因而对于相关方法的适用性应保持十分客观和清醒的认识。而伪实证研究却往往对于数理研究方法抱有过高的期望,并认为数据背后体现出来的相关关系一定存在,试图结合现实对于这种不存在的相关关系加以解释,很容易导致伪回归和伪相关。 

        对于社会调查和个案研究的态度也有所区别。实证研究认为个案调查经验有助于理解现实社会经济问题,并提供真实判断,多个案调查可以为构建理论框架提供坚实的基础,有助于研究者提出具有现实针对性的对策,但处理不当很容易犯以偏概全的错误。而某些伪实证研究并不承认个案研究的局限性,认为自己经过长期大量的调查,由于熟悉相关情况而自认真理在握,并试图以此站在道德和真理的制高点,对于与自己相异的观点和研究结论大加批判指责。 

        就具体的调查组织而言,实证研究大多基于科学规范的研究程序,并通过严格设计的实地调查,开展学术研究。考虑到现实中调查离不开相关政府部门的支持和配合,相关研究者对于从政府部门那里获得的资料和数据需要进行甄别和处理后,再运用到学术研究中去。伪实证研究则更多地通过形式主义、走马观花式的调研,在缺乏甄别和处理的情况下,直接将调研数据,尤其是官方数据和官方资料应用到研究中去。

        综上所述,所谓伪实证,也就是研究者用理论预设或价值偏好来剪裁经验事实的做法,或者以非科学的研究方法对待经验事实,它本质上是标榜实证研究的非科学方法。伪实证研究会使得研究停留在肤浅的观察层次上,难以对现实做出更有价值的分析,因此,也难以为社会科学的发展做出相应贡献。从社会科学研究意义上来讲,伪实证研究的科学性必然是有问题的。

        (作者为安徽大学中国三农问题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

  • 学术菁华在辩驳问难中凝聚结晶

        邓小南

        教育的责任,不仅在教授知识,更在于养育精神。近年国内很多大学都在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一流学科而努力。跻身“双一流”不是终极目标,真正的愿景在于改善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生态,培育一代代能够引领学术方向、引领历史走势的人才,为世界文明贡献学术和思想。这种引领和贡献,要靠无数优秀学人和原创性研究予以推动和支撑。为争取达到这一目标,必须具备长远眼光,改革评价机制,凝聚人心,与国际主流学界对话。

        如今的人文学科,承受着“快出成果”的沉重压力。跨入高校门的青年教师,听到的告诫往往是“快发文章”:“还等什么!写了就发,快,快!”沉潜凿实的风气,似乎成了过时的迂拙、难得的奢侈。

        在急于出成果、催促短平快的氛围中,“深度”二字尤其值得重视。深度学习、深度思考、深度对话……经常看到这样的提醒与呼吁。学术的创新不在于提法的翻新;创新的根基在于其丰厚内容和严密逻辑,在于其学术内涵体现出来的洞察力与引导力。人文研究中,予人印象深刻的作品,都具有纵深感。这与积累的厚度相关,也与研究者的“问题意识”及追问能力相关。许多不乏成说定论的议题,实际上都有进一步追索的余地。

        真能达致深度,要靠持续实践。善于提出问题、深化问题,是成功追索的关键。历史学并不以寻求真相为唯一目的,但我们不能放弃追索真相的义务和权利。所有的深层问题,都具有时代性,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追问。追问的方向、追问的过程,实际上就是酿就“思想”的过程,也是“思想”引领的过程。

        举例来说,2012年《武义南宋徐谓礼文书》由包伟民、郑嘉励领衔整理出版,是宋史学界大事。上世纪80年代以来,学人就依据传世文献讨论官员印纸文书的形制、功用,如今终于有了一睹其真实面目的机会。两相比照,激发出一系列新的问题。

        印纸的实际内容,显然与以往的理解不尽相同。我们既不能仅依据文献记载的条目规定,就认为当年的制度实施有效;也不能只看到运作现实与我们心目中的制度不符,就简单认定为“具文”。“具文”二字可能掩盖着不少实质性的内容,我们不能停留于简单粗疏的论断,不能让我们的研究沦作具文。对于某些制度的“空转”,观察者批评其“空”,体制内注重其“转”。真正的研究,应该追问如何理解这“制度”本身:世上本没有不经实施而存在的“制度”,也没有原原本本谨守规定的“实施”。

        就徐谓礼印纸中的考成文书而言,值得我们深思的是:这尽管异化却始终持续、代价不菲的做法,在当时究竟是为了什么目的存在。退一步讲,即便如批评所言,当时某些做法是体制内敷衍塞责的产物,甚至是地方人事部门对朝廷规定阳奉阴违的表现,我们也很难认为宋廷的行政官员、“行家里手”根本不了解这类情形。因此,仍然需要追问:这种循规蹈矩的“阳奉”,为什么会被认定有其意义;这种显而易见的“阴违”,为什么会被长期容忍。这些问题都牵涉到对于印纸性质以及“制度”本身的真正理解。

        新时代下的学科交叉,带来了新的可能,也产生着新的挑战。经济学与历史学的融通促成了计量史学的成长,同时也使历史学者与经济学家对于史料理解与辨析方式的歧异明显化;历史人类学、历史社会学、经济史、文学史、艺术史有了长足的进展,人类学重田野,社会学看结构,经济学讲理性,文学关怀注重个性审美,历史学走向多元……有的学科训练着重于作家作品,有的学科则力图把作家群体和各类文本嵌入一个整合的时代画面。大家越来越感觉到,真正具有牵动力的实质性学术突破,往往是从跨越学科的交汇点上开始的;真正的历史图景,恐怕并非平面二维,而是立体多维的层次组合。

        真要把握这种多维,对学有所本、各有擅长的学者来说,并非易事。坚持学科特长,尊重差异、超越差异,是学科交叉、融通发展的前提。眼界的开拓,建立在“深度对话”的基础上。科学家霍金曾经说:“语言让我们能够交流思想,让人类通过合作来实现不可能”,“我们需要做的只是确保我们保持对话”。思想的菁华是在犀利敏锐的辩驳问难中凝聚结晶的。从个人阅读到读书班、讨论组、工作坊、研究会,今古之间、阅读者与材料之间、学者之间、学科之间、海内外不同研究派别理路之间,都需要敞开的、深度的对话。大学不是学科的简单相加,对话本身就是切磋琢磨的过程,是综合能力形成的途径。

        最后想说的是,我们要特别防范将实质追求、长远目标口号化。就今天整体的学术环境而言,要让学者有独立思考的充分空间,有潜心研究的充分时间;让学者做学者该做的事。就学术组织者的工作而言,要肯下功夫,从根本处做起,培育厚实的基础与元气;创造活跃开放的氛围,鼓励深度思辨的能力,奉献有力度的学术成果,尝试实现一代代学人的追求与理想。

        (作者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