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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党推进伟大自我革命的宝贵经验

        辛向阳

        2019年6月24日,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就“牢记初心使命,推进自我革命”举行了第十五次集体学习。在主持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牢记初心和使命,推进党的自我革命,要坚持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和解决党内问题相统一,要坚持守正和创新相统一,要坚持严管和厚爱相统一,要坚持组织推动和个人主动相统一。这“四个统一”是对我们党在那么弱小的情况下通过98年的奋斗逐步发展壮大起来,在腥风血雨中能够一次次绝境重生,在攻坚克难中能够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奥秘的深刻揭示,是对我们党成长规律的深刻揭示。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必须落实好这“四个统一”。

        坚持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和解决党内问题相统一

        自我革命是在党集中统一领导下进行的,离开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自我革命,甚至可能把党自身革没了,革得四分五裂。一个集中统一的政党,才能使自我革命不仅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而且使每一次自我革命成为强筋壮骨、补钙醒脑的根本保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使党有无比强大的自我革命的力量,能够以雷霆万钧之力荡涤党内存在的污泥浊水。没有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就难以有清除自身病灶的决心和能力,问题就会滋生蔓延,最终危及党的领导地位。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推进党的自我革命,都必须坚守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任何自我革命都是为了加强这一领导而不是削弱这一领导。

        有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就要不断去解决党内存在的种种问题。既要解决影响党长期执政的根本性问题,也要解决影响党的执政形象的突出问题。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敢于同一切弱化党的领导、动摇党的执政基础、违反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行为作斗争。要严格政治纪律,党员要做到“九个不准”:不准散布违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言论,不准公开发表违背党中央决定的言论,不准泄露党和国家秘密,不准参与非法组织和非法活动,不准制造、传播政治谣言及丑化党和国家形象的言论,不准搞封建迷信,不准信仰宗教,不准参与邪教,不准纵容和支持宗教极端势力、民族分裂势力、暴力恐怖势力及其活动。这“九个不准”不仅是对党员的基本要求,也是推进自我革命顺利进行的前提条件。

        坚持守正和创新相统一

        自我革命是在坚守党的性质宗旨、理想信念、初心使命的基础上进行的。能够自我革命,是因为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在人类思想史上,没有其他哪一种学说能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对世界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影响。依靠马克思主义,我们拥有了进行自我革命的科学理论指导,不会误入歧途。能够自我革命,是因为我们有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叫共产党,就是因为从成立之日起我们党就把共产主义确立为远大理想。我们党之所以能够经受一次次挫折而又一次次奋起,归根到底是因为我们党有远大理想和崇高追求。”依靠远大理想,我们拥有了进行自我革命的光明灯塔,不会被浮云遮望眼,更不会被乱花迷了眼。能够自我革命,是因为我们有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守初心就是要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担使命就是要牢记我们党肩负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依靠初心使命,我们拥有了自我革命的“绝世武功”。

        坚守不是固守,更不是拒绝发展创新。我们在坚守中更加深刻领悟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真谛,清除了附加在其上的错误观念、论断,使我们在自我革命中确立和找到了新的理念、思路、办法、手段,为解决好党内存在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提供了有效路径。依靠党的理论创新,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各种弱化党的先进性、损害党的纯洁性的因素无时不有,各种违背初心和使命、动摇党的根基的危险无处不在,“四大考验”“四种危险”依然复杂严峻,如果不严加防范、及时整治,久而久之,必将积重难返,小问题就会变成大问题、小管涌就会沦为大塌方。依靠党的理论创新,我们提出,自我革命要坚持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不断纯洁党的队伍,保证党的肌体健康。依靠党的理论创新,形成了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丰富思想成果,如坚定理想信念,加强党性修养,从严管党治党,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坚持经常性教育和集中性教育相结合等等。这一切必将成为我们夺取伟大自我革命胜利的法宝。

        坚持严管和厚爱相统一

        自我革命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党的全面从严治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到什么阶段,全面从严治党就要跟进到什么阶段,坚持严字当头,把严的要求贯穿管党治党全过程,以自我革命的政治勇气着力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做到管党有方、治党有力、建党有效。”抓思想从严,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引导党员干部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自信;抓管党从严,增强全党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增强各级党组织管党治党的意识和能力;抓执纪从严,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推动全党牢记“五个必须”、防止“七个有之”;抓作风从严,以上率下,推动党风政风持续好转;抓反腐从严,“老虎”“苍蝇”“蚊子”一起拍打,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抓机制从严,不断完善监督管理机制,捆住了一些人乱作为的手脚,乾坤朗朗、民心悦悦。

        自我革命还要不断放开广大党员、干部担当作为、干事创业的手脚,把广大党员、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充分激发出来,形成建功新时代、争创新业绩的浓厚氛围和生动局面。任何伟大自我革命都是在全党生动活泼的局面中进行的,如果是万马齐喑的局面,就不可能把伟大自我革命进行到底。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党一再强调,“在党内形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这种局面的形成离不开激励机制的完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十分强调对干部的厚爱和激励。2019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监督检查和责任追究办法》。这一《办法》实施的目的就是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落实新时期好干部标准,树立正确导向,突出政治监督,从严查处违规用人问题和选人用人中的不正之风,严肃追究失职失察责任,促进形成风清气正的用人生态,使能干事、会干事、真正为群众办好事的干部得到激励重用。

        坚持组织推动和个人主动相统一

        自我革命是有组织的自上而下的革命,不是随性的、无组织、无纪律的任意妄为。在进行自我革命的过程中,对于党员干部,各级党组织必须严格要求、严格教育、严格管理、严格监督。严格要求,最重要的就是要求党员向党中央看齐,向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看齐,向党的代表大会精神和全会精神看齐,向党中央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项决策部署看齐。严格教育,就是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要加深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解,领会这一思想的时代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世界意义。严格管理,就是坚持以严的标准要求干部、以严的措施管理干部、以严的纪律约束干部,把日常管理和关键时刻管理贯通起来,把上级管理、班子管理、自身管理结合起来,把行为管理和思想管理、工作圈管理和社交圈管理统一起来,做到干部随管理成长、管理伴干部一生,使干部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严格监督,要把干部的权力使用严格置于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既要发挥好巡视制度这一“达摩克利斯悬剑”的作用,又要发挥好人民群众火眼金睛的作用,更要发挥好“不能胜寸心,安能胜苍穹”的心灵监督的作用。

        自我革命本质上是广大党员干部自我教育、自我修养的革命。自我革命就要靠广大党员、干部自觉行动,主动检视自我,打扫身上的政治灰尘,不断增强政治免疫力。2013年开展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总要求是“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洗洗澡,主要是以整风的精神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深入分析发生问题的原因,清洗思想和行为上的灰尘,保持共产党人政治本色。这一次洗澡已经洗去了不少党内的政治灰尘。2019年6月开始开展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有一个重要要求,就是清正廉洁作表率,重点是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保持为民务实清廉的政治本色,自觉同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作斗争,坚决预防和反对腐败,清清白白为官、干干净净做事、老老实实做人。

        牢记初心和使命,推进党的自我革命,要自觉坚持“四个统一”。这“四个统一”是一个整体的要求,既强调了自我革命的前提条件、方式方法,又强调了组织保障、个人能动作用等,使自我革命有了现实的路径。我们正处在一个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刻,正处在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的时刻,也处在容易在一片喝彩声、赞扬声中丧失革命斗志的时刻,必须坚持“四个统一”,切实破除安于现状、不思进取、贪图享乐的状态,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将自我革命进行到底。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 我们抗御外部风险的最大底气

        李铁

        到今天为止,中国已完成初步城镇化,下一步还将完成涉及数亿人口的现代城镇化进程。也就是说,中国城镇化还会释放出巨大的需求。

        为何当前城市发展很难容纳巨量的农业转移人口

        近几十年中国城镇化高速发展,结果是城市越发展,提出的目标和口号越高,对农业转移人口的排斥性越强,城市门槛抬高了,提升城镇化质量的难度大幅度提升。原因在哪儿?

        中央关于推进城镇化的态度明确,就是要解决农村人口向城市逐步转移的问题,通过城镇化率的提高,带动农村经济发展,增强城镇经济的活力,拉动内需增长。而一些地方更多地是把目标对准城市建设和招商引资,重点是提高GDP增速,增加财政收入能力,改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的面貌,实现城市大变样,体现地方政府官员的工作政绩。

        按照中央的要求,应该努力实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我们要清楚地认识到,解决数亿农村人口的进城问题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是要从解决稳定就业问题入手,逐步转化为定居;从就业城镇化过渡到生活和定居以及享受城市各项公共服务的全面城镇化。但是,我们要看到农民市民化进程要逐步地、缓慢地完成,不能一蹴而就,更不能在各方面提出过高的要求。根据实际情况,推进城镇化,让数以亿计的农民从农村进入城市,需要在尊重现实国情的基础上,创造更符合进城农民就业和生存状况的城镇发展空间。

        对于地方来说,过去几十年的城镇化过程中,在向发达国家看齐和赶超的心理驱使下,建设了无数个在面貌上几乎可以和发达国家城市相媲美的不同规模的城市。当城市的面貌发生变化、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大幅度提高时,城市管理者对城市的形象要求也会越来越高,这是自然而然的事,然而也导致一个问题就是:城市包容性变差,因此,与大量农村人口进城的城镇化要求和远期目标不符。从现实看,几十年来地方管理者一任接一任的城市建设方式和对城市面貌的重视,已经成为城市管理的重要传统。这种传统发展方式的沿袭,实际上已经造成了城市空间很难容纳如此巨量的农业转移人口。

        充分发挥一些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作用,为进城农民就业和落户定居创造条件

        如何确保中央提出的目标和地方城市具体的城市发展路径逐渐同步?实际上我们面临的问题,既有利益结构的调整,也有发展观念的转变,更有对国情和未来发展趋势的清醒认识。首先要搞清楚,我们面临的城镇化目标到底是什么?归根结底就是转移农村人口,解决农村长期发展面临的人多地少的矛盾。同时,激发城市增长的活力,启动消费市场和投资市场,带动内需的增长。我们要知道,当前2.8亿城市存量农业转移人口和未来可增长的2亿多新增城镇化人口,他们的就业状况、收入水平和受教育水准等,与我们现在的城市发展的实际要求还有较大的差距,如何发挥城市的优势,解决好进城农民的就业问题和居住问题以及各项公共服务问题,要切合他们的实际,要给予他们与收入和生活状况相对契合的城镇发展空间。另外,要创造和规划出进城农民的生活和就业空间,加大投入力度,解决他们在城镇的生活问题,使他们的根逐步落在城市,从农村彻底转移出来。还有,要发挥中小城市特别是小城镇的作用,降低进城农民的生活成本和就业成本,通过不同规模和不同发展水平的城市群,来适应人口结构的变化及城市空间结构的调整。

        从当前的经济形势看,解决城镇化的增长问题,重点是要降低重点城市的发展标准。已经发展得很好的城市,需要有提高和完善的空间。还要充分发挥一些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作用,为进城农民就业和落户定居创造条件。

        中国的城镇化还有较长一段时间的红利期

        如果在增加城市包容性的基础上,从增加就业岗位的现实紧迫目标出发,我们是否可以对城市形象和面貌的要求更为朴实一些?特别是一些中小城市是否可以不要那么过于苛求城市治理?城市街道和门面的治理,是不是可以提倡多元化……涉及的问题太多,关键是我们的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是不是站在以人民为本和以发展为本的角度去考虑问题?我们的城市管理者能否进一步深入社区和基层,深入到外来人口集中居住的地方,倾听他们的意见和呼声?

        中国的城镇化还有较长一段时间的红利期,毕竟数亿人口有着在城镇安家落户和逐步改善其在城镇生活、享受公共服务的长久预期。特别是在应对外部挑战的时候,我们更要考虑到增长中的最大变量和潜在内需,来自于农业转移人口所释放的潜能和活力。而正是由于城镇化市场之巨大,才有可能把外部的危机转化为内部的机遇。前提是,我们要明白,两三亿人的高水平发展并不代表中国未来的发展预期。而只有所有城镇居民和新增大量农业转移人口的同步发展,才是我们抗御外部风险的最大底气。因此,降低城镇化成本,增加城市包容性,释放都市圈、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的就业潜力,发挥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接纳农业转移人口的作用等,都是我们未来可以下的一盘大棋。

        (作者为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首席经济学家)

  • 超越“民族品牌”

        符国群

        谈到国内企业的发展,很多人爱提一个词:“民族品牌”。我认为,倡导“民族品牌”初衷固然是好的,但这个概念经不起推敲。如果任由它“含混”地发展下去,对指导我国企业品牌发展可能会产生事与愿违的后果。

        现阶段为什么要慎用“民族品牌”概念

        首先,“民族品牌”的概念界定不清晰。如果从股权角度来界定“民族品牌”,那么沃尔沃为吉利所有应视为中国的品牌,而腾讯、阿里巴巴反而应视为外国品牌,因为后两家企业的最大股东均为外国公司。更进一步来说,如果某个现在属于中国企业的品牌将来被国外企业收购,是否该品牌的民族性就发生了改变呢?“民族品牌”难以界定的根本原因是,在全球化背景下,无论是股权、品牌管理团队、品牌理念、品牌来源地与成长地均超越了传统的地域界限。

        其次,“民族品牌”的核心诉求与我国改革开放的时代大势相悖。倡导“民族品牌”,诉求之一就是希望政府采取特殊政策,来扶持其发展,这同时也意味着对外国品牌、对合资企业的品牌采取某些歧视性政策,显然这与我国政府要加大改革开放力度、对内外资采取一视同仁的政策承诺并不一致。

        另一方面,“民族品牌”诉诸于民族情感,希望普通消费者能在“我们”和“他们”之间作出区分,并青睐“我们”的产品。实际上,对我国大多数消费者来说,如果国内企业的品牌在品质、服务等方面达到或超越了外国品牌,即使不诉诸民族情感这张牌,消费者基于理性思考,也更有可能选择中国企业的品牌。

        再次,对于那些立志成为全球性品牌的企业而言,给其贴上“民族品牌”的标签,反而有可能影响其走向国际市场。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市场,它们最需要的既不是政府的扶持,也不是通过打“民族”牌博取同胞对自身“弱项”的忽视和同情,它们需要的恰恰是公平竞争的环境、稳定一致和一视同仁的政策。

        中国品牌正迎来前所未有机遇

        言为心声,言语也是思维的反映。我个人之所以认为应慎用“民族品牌”,除了前面陈述的种种理由,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民族品牌”部分带有弱者思维的痕迹,同时内在地具有“排外”的诉求,这与我国倡导国家、民族一律平等和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并不相符。

        其实,伴随中国经济的崛起和我国消费者的逐步成熟,我国品牌正在迎来前所未有的机遇。我们研究发现,越来越多的中国消费者,尤其是年轻一代消费者,对中国产品和中国品牌越来越有信心。这一方面反映了我国产品在品质、服务、设计等各方面与发达国家品牌差距在缩小,另一方面也反映日益增多的消费者不再具有上世纪80、90年代那种对进口和国产产品的刻板印象。在这样的背景下,无论是中国企业还是社会民众,均应调整心态,从过去对西方发达国家品牌的“仰视”转为“平视”。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再学习西方企业在品牌建设上好的做法和经验,也不意味着我们对西方竞争者的任何轻视,相反我们要引进、吸收西方企业上百年积累的管理知识、流程和制度,并在此基础上消化、改进和创新,从而实现最终的超越。

        (作者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市场营销系教授)

  • 民航业起飞

        1949年9月底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载明了我国必须有计划有步骤地创办民用航空,中央人民政府于1949年冬设立了民用航空局,在国内开通了定期航班。1952年7月,民航局又设立了中国人民航空公司。图为1953年,旅客们在首都机场准备登机。(张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