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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两代杨过”飙戏,带火了票房

        本报记者 袁云儿

        “杨过大战杨过,杨康在一旁束手无策”,这是观众对电影《扫毒2:天地对决》主演阵容的调侃。该片主演刘德华和古天乐都曾饰演杨过,另一位主演苗侨伟曾是杨康的扮演者。但在这部由邱礼涛执导的新片中,三人一位是大毒枭,一位是缉毒警察,另一位则是嫉“毒”如仇的民间“义警”。昨天,《扫毒2》主创亮相北京,分享创作感受。

        谈主题

        希望观众看完后有思考

        2013年陈木胜执导的《扫毒》曾收获不少好评,不同于陈木胜着重刻画兄弟情,《扫毒2》将焦点放在了毒品的社会议题上。邱礼涛透露,他接下拍摄任务后便开始搜集相关素材,采访缉毒警察,花一年的时间写出这个人物关系三足鼎立的剧本。“所有人物都围绕毒品展开,刘德华饰演的余顺天跟古天乐饰演的地藏起初都是帮会小混混,二十几年的兄弟因毒品反目,一个贩毒,一个禁毒,地藏变成香港的最大毒贩,余顺天则是痛恨毒品的商业巨子。”

        余顺天、地藏和苗侨伟饰演的警察林正风,三人名字也蕴含深意,天、地、风代表了情、罪、法的冲突。“余顺天因为毒品家破人亡,看过很多因毒品引发的家庭惨剧,所以痛恨毒品,希望自己能够替天行道,制裁这些毒贩。地藏没有善恶观念,跟余顺天反目后就变成了毒枭,无恶不作,恶是他的原罪,一入毒海回头无岸。林正风代表法律和正义,却夹在‘天’‘地’之间,他其实是解决这场对峙的关键人物。”邱礼涛解释。

        片中,余顺天悬赏一亿元捉拿香港最大毒贩,甚至亲自上阵与毒贩展开生死搏斗,被观众视为“香港蝙蝠侠”。邱礼涛称,设置这一人物正是希望引发观众对于程序正义、以暴制暴等议题的讨论。“如果我们真的严肃思考这个问题,余顺天的这些所谓正义行为,其实也不正义,因为文明社会要讲程序正义,给一个人定罪有一个过程,不能因为他犯了法,你就直接去惩罚他。”邱礼涛说,虽然是商业片,但仍希望观众看完影片后可以有一些思考,而不是雁过无痕。

        谈拍摄

        刘德华古天乐即兴飙演技

        《扫毒2》是久未露面的刘德华伤后复出之作,也是他和邱礼涛自2017年《拆弹专家》后的再度联手。一开始,刘德华只计划担任影片监制,后来看了剧本后被角色吸引,决定出演。对于观众“两代杨过同台”的评价,他笑言:“我们俩演杨过相隔十年,上了年纪的观众记得我,年轻的观众记得他。”古天乐也开玩笑说,之前演杨过被人砍手臂,这次在片中则被“刘杨过”砍手指。一旁的苗侨伟坦言,周旋在刘、古二人之间很困难,因为“他们俩都是男神,压力蛮大”,但“一起开工是很大的享受”。

        拍摄现场,三位主演常常即兴发挥,碰撞出不少火花。苗侨伟介绍,地藏去禁毒机构捐钱那场戏,古天乐的表演让他印象深刻。“剧本里地藏到了柜台,故意只捐一元钱,想让林正风难堪。但古仔突发创意,叫旁边的小弟给他一角钱,再多捐一角钱,演出了地藏嚣张跋扈的感觉。”

        邱礼涛说,片中有一场余顺天和妻子的争吵戏,情绪激烈,吵完后,余顺天气得把手中的iPad砸了。“这个动作剧本里没有,但刘德华演的时候非常投入,自然就做出来了。”在邱礼涛看来,即兴创作是有创意的演员和导演应该有的能力,完全照本宣科反而不容易出效果。

        片中最后对决的高潮戏,余顺天和地藏分别开车冲进地铁站,在站内疯狂飙车并撞进轨道,这场戏被观众评价较有想象力,看得惊心动魄。邱礼涛回忆,这种类型片构思结尾戏时都会安排一场动作戏,但一般的动作戏太普通,他便开始思考有什么场景可以把其他人物抽离出环境,让三位主角可以有一个对决的地方,于是想到了地铁隧道。为此,剧组花两个月时间、用全片五分之一的预算搭建了一个1比1的地铁站场景。片中,两辆汽车像坐滑梯一样从电梯上溜下来的惊险场面,则是在真实场景里用威亚吊着道具车拍摄而成。

        谈港片

        台前幕后都青黄不接

        影片自上周五上映以来,票房所向披靡,目前已破4亿元人民币。面对这样的成绩,邱礼涛连连表示“很满意”。“票房好当然高兴,但也没有特别夸张。如果是30岁时有这样的成功,可能会更兴奋一点,现在就冷静多了。”

        邱礼涛拍片素来以快手高产著称,当被问及如何才能有这么高的工作效率时,这位港片多面手导演表示他自己也不知道原因。“我就是能拍的尽量去拍。其实大家看到的都是我拍出来的戏,没看到我推掉了哪些戏。我觉得能快就不要慢,因为明年的我不会比今年聪明很多,能做就要尽量做,不要说条件好一点再做,因为条件可能永远不够好。”

        近年来港产片多以警匪动作片为主,类型同质化较严重,演员也老是那几张熟面孔,难免让观众感到审美疲劳。在邱礼涛看来,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在于市场,拍动作片收益大,更容易得到资本青睐。他也表示,目前香港电影工业的台前幕后确实存在青黄不接的问题。“工业太过平静就没有生气,我们能做的就是多给新人一些机会,比如《扫毒2》除了比较有票房保障的成熟演员之外,也有陈家乐、卫诗雅这样的年轻人。”在创作上,他认为要在遵循类型片模式上有一些微创新,“太新可能观众不接受,太过重复又太旧,这个原理我们知道,但在操作上掌控平衡其实不容易。”

        对于新片《拆弹专家2》,邱礼涛透露目前该片已经杀青,正在后期制作阶段,将于2020年跟观众见面。此外,如果可以的话,他很想来内地拍摄一部嫦娥奔月题材的影片。

  • 网格本重出江湖,作家集体致敬

        本报记者 路艳霞

        “致敬网格本——外国文学名著丛书新书首发式”昨天在京举行,翻译家、作家、读者齐聚,见证这一不同寻常的时刻。

        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臧永清的开场白很直白,“我知道大家都是为了网格本而来,因为这套书我们从1956年开始做,一直做到2001年,前前后后做了45年。因为它的封面是网格状的设计,所以被大家称为网格本。”他说,2001年以后不断有读者在找这套书,并且呼吁出版社能够重新出版。去年年底,人文社做了一个决定,要恢复网格本的出版。

        关于网格本的“前世”已被爱书人铭记,当年时任中宣部部长的陆定一提出,为了学习借鉴世界文学的优秀遗产,满足人民的文化需求,提高人民的文化素质,繁荣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需要编选一套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于是中宣部责成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持这项工作,并将出版任务交给了人民文学出版社。至今,人民文学出版社老编辑张福生手上还保留着一份人民文学出版社制定的5年出版规划草案以及其他一些相关资料。而最终确定的“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几乎囊括了东西方各民族自古代、中世纪至近现代的、思想艺术均臻完美的史诗、诗歌、戏剧、小说等体裁的杰作,基本上集外国文学精华之大成,反映出世界文学发展演变以及日趋丰富多彩、多样化的历史过程。

        网格本重新出版,对于翻译家们无疑最具纪念意义。翻译家汝龙之子汝企和说,父亲汝龙除了翻译完成契诃夫的所有作品之外,还翻译了托尔斯泰的《复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以及其他俄罗斯作家的作品。“我父亲不但把从英语转译的契诃夫的作品重新译了一遍,后来又将俄语版本重新翻译了一遍。他自己要这样做,没有人要求他做,他觉得这样才能对得起广大读者。”翻译家余中先更难忘1978年的大学时光,每到周日他就会从北大来到海淀老街,看看又新出了哪些网格本。

        对于作家们而言,网格本影响深远。没能亲自到场的著名作家王蒙、冯骥才、麦家、李兰妮都发来了视频贺语。王蒙说:“新版‘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的出版,让我想起了六十多年以前的阅读时光,那时我二十多岁,这个版本的出现,我的第一感觉就是文学有它的永恒性、连续性,真正好作品的一大特点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新丛书的出版,让人感觉到托尔斯泰、巴尔扎克、普希金又都回来了,唤起了对文学的那种痴情。”

        作家李洱最早看过的网格本是《格列佛游记》。“我到现在还经常看这本书,它对我影响很大。”他认为,网格本非常雅正,有一种宏大的气象。“这套书应该是西方或者欧美文学的正典,翻译的质量与书本身的质量相得益彰。”作家阿乙回忆,他最早买网格本是在潘家园,“我发现书商很精,会把网格本塑封,包一层膜,卖60元至80元一本,我从此知道了网格本的珍贵。”对阿乙而言,印象比较深的是《包法利夫人》和《欧·亨利短篇小说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肖丽媛说,新版的网格本第一辑已出21种,今年年内要出到100种。编委会依然秉承一流作家、一流作品的原则选择作品。而且在工艺上有所提升,封面采用烫金的工艺,内文则采用瑞典进口的轻型纸。此外,AR技术的运用,也让网格本更富有时代气息。

  • 中国诗人盛赞他是“诗歌英雄”

        本报记者 路艳霞

        上海译文出版社近日引进出版被俄罗斯前总统叶利钦赞誉为“继普希金之后最伟大的俄罗斯诗人”布罗茨基的诗作——《布罗茨基诗歌全集》。上周六,三位喜爱布罗茨基的诗人汪剑钊、臧棣和西渡,在京与读者一起感受布罗茨基诗歌中的力量。

        约瑟夫·布罗茨基是著名的俄裔美籍诗人,是198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他对生活具有敏锐的观察和感受力,思想开阔而坦荡,感情真挚而温和。据悉,这套书计划将收录布罗茨基用俄语写作以及由他本人或在他本人的帮助下由英语译为俄语的全部诗篇,囊括诗人一生中最重要、最著名的诗歌作品。《布罗茨基诗歌全集》共两卷,近日刚出版的是这套书第一卷的上下册,主要内容为《佩尔修斯之盾——约瑟夫·布罗茨基的文学传记》及诗集《在旷野扎营》中的大部分诗歌。《布罗茨基诗歌全集》的出版,是华语世界第一次也是最大规模地全面翻译出版布罗茨基的诗作全集。

        当盘点布罗茨基时,他无疑是个异数。汪剑钊总结道,布罗茨基由于种种原因没有上过大学,但是他给自己补了很多课,他的自我教育非常成功。而在诗人阿赫玛托娃晚年,布罗茨基作为几个小兄弟之一,聚集在阿赫玛托娃周围,“阿赫玛托娃对他的影响更多的不是技巧上,而是在人格与精神上,她的胸怀、她看待世界的宽容,以及面对苦难的化解能力,都对他影响至深。”但汪剑钊认为,两人的诗风不一样,布罗茨基的诗风是知性的,甚至很尖锐,而阿赫玛托娃的诗相对圆融、沉稳。

        上世纪八十年代,布罗茨基的作品就曾被介绍进中国,这与他在198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不无关系。西渡充满感情地说,自己最初接触布罗茨基是把他当做一个诗歌英雄,“他做过敛尸工等各种奇怪的职业,他是在那样一种颠沛流离当中维护诗的尊严、生命的尊严。”他更记得,在布罗茨基1996年去世以后,自己还写过一首悼念布罗茨基的长诗。

        臧棣也回忆道,上世纪八十年代,他正在不断调整自己的诗歌趣味,布罗茨基的诗给他带来全新的震撼。“我在布罗茨基身上认出一个最重要的品质,就是如何在命运多舛的时代获得理智。”在臧棣看来,布罗茨基的视野、情怀非常宽广,他的诗歌中有一种打通古今文学的能力。

        臧棣说,自己经常看布罗茨基的照片,觉得他的相貌有点像古希腊雕像,非常严峻,额头非常宽阔。“这些转化到诗歌里,让他的诗歌有一种命运意识,有一种悲剧感。”臧棣对布罗茨基曾经非常着迷,“人没法选择他的时代,没法选择他的历史背景,但是可以做出一个选择,你可以高度自律,而布罗茨基身上正是有斯巴达那样一种生命精神。”

  • 陈楚生:唱别人写的歌更有挑战

        本报记者 韩轩

        自出道以来,陈楚生一直以唱作人的身份面对公众,《有没有人告诉你》等代表作都由他自己创作。陈楚生的新专辑《趋光》近日上线。新专辑中,陈楚生首次尝试把自己从创作歌手的身份中解放出来,演绎其他音乐人风格的作品。

        陈楚生有一个“唱歌唱满70年”的人生理想,去年他推出专辑《七分之一的理想》,为自己的“第一个十年”画上句号之后,现在的他迈入了理想中的“七分之二”的阶段。“我的理想的前七分之一完成了,‘七分之二’时该做些什么?”经过一年的思考,陈楚生推出《趋光》这张新专辑。此次他与制作人荒井十一合作,有意把自己的身份从唱作人转换为歌手,更开放地接受其他音乐人的创作。

        唱作歌手唱自己的歌,可以说是“心里有谱”,但怎么把别人写的歌唱好,陈楚生曾经感到忐忑。新专辑中的《趋光号》《离群的鹿》等歌曲都出自别人之手,就拿女歌手蔡健雅创作的《离群的鹿》来说,这是陈楚生感觉和他自己的风格反差最大的一首。这首歌曲风跳跃灵活,充满蔡健雅式的律动,一向擅长舒缓风格的陈楚生有点儿担心:“我怎么驾驭?”

        用荒井十一的话说,整个专辑制作过程是陈楚生“寻找另外一个自己”的过程,让他的心态变得更加开放。“演唱别人写的歌,也让我更认真地面对唱歌这件事。”陈楚生说,刚出道那几年,他认为唱歌全靠天赋好。“因为我自己创作的歌,肯定是在我最善于驾驭的范围内,但唱别人的歌就会有新的挑战。”比如真假声的转换,对声音的控制,就是在尝试完成一件件看起来不可能完成的事。

        经过反复的尝试和调整,《离群的鹿》以专辑中的样貌呈现。“这是一首会让人开心的歌,也是让我越听越喜欢的一首歌。”陈楚生说,除了旋律,“不求关注,不必在乎。怎么选择,由我做主”的歌词也让他很有感触。“年轻时有什么不满我会直接表达,但现阶段我会换一种方式,生活中有不同的苦,我选择让自己更开心。”

        这种态度也贯穿了整张专辑,在陈楚生自己创作的歌曲中也包含了他对生活的思考,《荒废光年》就是他的自省。他既觉得自己在音乐创作中不适应当下流行的风格,又想自我突破,“心里想哪些事情可以改变,不想总留在舒适区,但又总在浪费时间,没有去改变。”陈楚生说,这就像现代人或多或少有的拖延症,说早点睡觉,结果却总是晚睡。于是他把这种矛盾的情绪谱成曲,用简单的旋律传达出来。有趣的是,在创作这首歌的过程中,陈楚生反而释然了,“有些浪费是必要的。”陈楚生说,有时候看着是在浪费时间,“没有在想和弦,没有想什么会被大家喜欢,但是我在生活,这样的浪费是必要的,生活才是音乐的养分。”

  • 近六千选手角逐中国器乐电视赛

        本报讯(记者 王广燕)丝竹管弦,鼓角争鸣。昨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器乐电视大赛在京举行发布会。本次大赛共吸引了国内外近六千名选手报名参赛,他们分别来自全国20余个省市自治区、港澳台地区,以及蒙古、马来西亚、日本、新加坡、美国等国家。

        此次大赛涵盖了拉弦、弹拨、吹管、打击等器乐门类,同时设立独奏、组合两大表演方式。大赛在独奏类比赛中分设成年职业组、少年职业组和非职业组;在组合类比赛中分设传统组合以及允许加入西洋乐器、电音乐器的非传统组合。大赛以开放与共享为理念,面向所有海内外的优秀中国器乐演奏者,以弘扬中华音乐文化、普及中国音乐知识为目标,力求在推出新人新作的同时,更好地传播中华文化之美,让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音乐走近大众,以自信的态度奏响新时代的文化强音。

        大赛赛程分为初赛、复赛、决赛、总决赛四个赛段。初赛已于今年6月12日至14日举行,由来自全国各地近40家单位的100位评委分组审看选手视频,经过严格筛选,目前共有近1400名选手脱颖而出晋级复赛。复赛将于7月9日至18日在北京分组进行,全程录像并通过电视播出;8月至9月进行决赛和总决赛的评选。

        本次大赛的评委来源广泛,复赛阶段每场均设有大量来自全国各大音乐专业类院校的民乐系教授,根据专业组别由监审组抽签产生,另外还有由全国知名作曲家、指挥家、歌唱家、演奏家、文化学者、音乐理论家等组成的综合类评委,最大程度上保证评判的专业性和综合性。

        据悉,目前上千名优秀的中国器乐演奏者已经集结北京,即将开始激烈的角逐,争夺决赛的入围资格。

  • 黄土画派创始人刘文西病逝

        本报讯(记者 李洋)昨天,黄土画派创始人、第五套人民币毛泽东画像的创作者、西安美院名誉院长刘文西因病去世,享年86岁。

        这位中国画泰斗级人物,1933年生于浙江省嵊州市长乐镇水竹村。1950年在上海进入陶行知创办的“育才学校”学习美术,1953年入浙江美术学院,受潘天寿等先生教导,1958年毕业后到西安美院工作。他一生完成了数以千计的作品,其中《毛主席转战陕北》《毛主席和牧羊人》《黄土情》《东方》《祖孙四代》《解放区的天》,长卷《陕北秋收》《黄土人》等被广为称赞。

        刘文西爱画毛主席,也擅画毛主席,创作了大量以毛泽东生活、战斗为题材的作品。早在1960年,他创作的年画《在毛主席身边》就曾刊登在《北京日报》上。1964年,他创作的素描《毛主席在延安》也曾发表在《北京日报》上。1993年,他曾在京举办个展,展出300余幅作品,以毛主席为题材的作品就有50多幅。

        第五套人民币上的毛泽东像也出自刘文西之手。那是在1997年,他在京开会。当时中国人民银行筹备发行第五套人民币。制钞厂的一个工作人员是中央美院毕业的,知道刘文西擅画毛主席,就邀请他画一幅。创作之初,他对照一张1949年到1950年间的毛主席照片,用放大镜仔细看,再以素描方式花了一周时间画了出来。之后,画像被交给全国范围内选出的10名技艺高超的刻板工人,分别雕刻,最后从中选出了最为精致的一个版本。

        刘文西曾任全国文联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陕西省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西安美术学院名誉院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2018年12月,还当选中国美协第九届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