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时新闻

  • 几卷历史文书 百年澳门记忆

        谢忠军

        时值中葡建交40周年、澳门主权回归中华人民共和国20周年,正在国家典籍博物馆展出的“汉文文书——东波塔档案中的澳门故事”,共呈现100余份珍贵档案文件,从居澳民蕃、澳门蕃官、清朝官员、西洋教士、欧美商人、英国人与澳门、亚洲各地与澳门等诸多板块,回溯清政府对澳门行使主权情况和对居澳民蕃的全方位管辖,勾勒出澳门两百余年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保留下一段鲜活的澳门记忆。

        文书有记忆

        “汉文文书”主要形成于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其主体是清代中国官员在管治澳门过程中,与澳葡议事会文书往来而形成的档案。据统计,目前存世的中文原件约1500多件,现藏于葡萄牙东波塔国家档案馆。2017年,其以“清代澳门地方衙门档案(1693-1886)”之名成功申报《世界记忆名录》。  

        《论语·八佾》有言:“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文献乃熟知历史掌故的人以及他述说的掌故,是口头表达,是记忆。众所周知,中国最重要的史书,口述史料是其重要史料来源。司马迁著作《史记》,更是对“遗老”进行了大量访谈,在丰沛等地“问其遗老”,方知垂名汉廷的萧何、曹参、樊哙等人皆有“鼓刀屠狗卖缯”之类经历。

        掌故和记忆用文字记录下来,可以构成史册,而典籍中的掌故流传在口耳之间,又变回了记忆。比如此次展出的《香山(编者注:澳门时属广州府香山县)知县彭昭麟为盗首张保仔投诚事下判事官等谕》,不仅记录了大海盗张保仔投诚事件,而且揭秘了其中的细节。原来,在投诚未定之前,香山知县彭昭麟曾通知葡人判事官,做好两手准备:如果张保仔是真投诚,切勿开炮或者扰动;如果有“返覆”,“立即放炮攻剿”,协助剿捕。这种历史细节,在文书公布之前,恐怕很难为人所知,文书的公布,填充了历史的缝隙,构建了新的记忆。

        展览中还有一份《高丽难民文顺得等为备述在海遭风飘泊事呈清朝官员禀》,禀告了文顺得等四人于嘉庆六年三月从家乡开船出发,收买大米,至次年正月十八日在海上遇到大风,漂到琉球国,货物损失,人员罹难。十月被送来中国途中又遇大风浪,飘到吕宋岛国,滞留至嘉庆八年九月,才被送到中国澳门。一纸禀告文书,浓缩了一众人三年半的海上漂泊,更成为典籍中难得的普通人的口述记忆。

        管辖有力度

        从1573年前后开始,居澳葡人每年向中国地方政府缴纳地租银515两,以换取租地居住的权利,其中地租银500两,火耗银15两,每年冬至之前缴清,此银全数上交布政司,以“解充兵饷”。但是蕃官每年都要拖欠地租银,香山知县每年都要数次催缴,因此汉文文书中含有大量的催缴通知单。

        此次展览的汉文文书,包含了一份乾隆五十七年《香山知县许敦元为催纳地租银事行理事官牌》,文中指令澳葡蕃官缴纳地租“难容迟缓”“毋得迟违”“速速”,并限一日内缴清,语气和态度相当坚决,体现了香山地方官员对居澳葡人管辖的力度。

        嘉庆七年,香山知县许乃来也多次传谕澳葡蕃官,征缴、催缴地租银:四月十九日催补缴嘉庆六年濠镜澳(编者注:澳门的古称)地租短少平头银,十一月十一日征缴嘉庆七年濠镜澳地租银,十二月初五催缴嘉庆七年濠镜澳地租银,十二月十七日催缴嘉庆七年濠镜澳地租银,十二月二十五日催补缴嘉庆七年濠镜澳地租短少平头银,嘉庆八年正月二十五日补缴嘉庆七年濠镜澳地租短少平头银。

        许敦元、许乃来、彭昭麟等驻澳官员,年复一年,一份又一份的催缴单据,不容迟违,彰显了驻澳官员守土有责的使命担当。同样是这位许乃来,曾一口气拒绝了居澳葡人在司法、债务等方面的多项非分诉求,不辱使命,以“许乃来拒葡案”著称于世。

        展览中还有一件《香山知县彭昭麟为奉宪饬查造澳蕃烟户丁口册事下理事官谕》,指定葡人理事官对居澳葡人进行人口普查,“立将澳夷烟户若干、男妇丁口若干逐一查明,限三日内据实禀复……毋得迟违,速速。”所有资料都要白纸黑字记录,成册上交。对其他国家居澳人员也纳入统计当中,分别记录,听候上级查覆。施政之细腻,法度之严谨,刷新了后人对清代地方官吏的认知。

        澳门有故事

        梳理《汉文文书:葡萄牙国立东波塔档案馆庋藏澳门及东方档案文献》一书收录的1500多件汉文文书的索引信息,不难发现,汉文文书中出现频率较高的地名有:北京、广州,大西洋(葡萄牙),法兰西(法国),英吉利(英国)等,突显了澳门当时作为中国对外贸易和文化交往的枢纽地位,以及联通中国与世界的特殊作用。

        展览中有相当一部分文书是关于难民救助的,譬如《香山县丞为饬护送四名在澳日本难民上省回国事行理事官谕》(葡文译本),有《理事官为恳准遭风被难越南船户事致广东地方官员函》。还有关于剿捕和惩处海盗的,如《香山官员为将海盗缉捕斩诀,在澳枭示以昭天朝法度事下理事官谕》(葡文译本)、《香山知县彭昭麟为盗首张保仔投诚事下判事官等谕》,体现了中国政府对澳门地区社会治安的强有力管控。

        汉文文书也反映出中国人远赴美洲种茶的对外交往活动,有华工亚腾等致澳门铺户南兄的书信,信中叙述他在巴西王家花园种茶的情形,并托带茶种及制茶工具。一封书信,记录了华工群体跨越大洋的谋生之路,寄托着制茶工具背后的浓浓乡情。

        尤其让人感慨的是,随着1848年葡萄牙人将中国清朝官员逐出澳门,并捣毁清朝海关,清政府对葡澳蕃官的文书几近销声匿迹,但此后仅存的7件文书中,居然有3件是1849至1851年两广盐运使司连续三年颁发给同一户渔民姜植兴的出海捕鱼执照。即便时处丧权之秋,一批地方官员和渔民仍然誓死不弃家国,用一纸捕鱼执照传递着无声抗争。后人已无从知晓更多关于捕鱼执照和那户渔民的故事,但它们无疑承载着最动人的澳门故事。

  • 发现真实的毕加索

        王建南

        6月15日至9月1日,国内迄今为止最大型的巴勃罗·毕加索作品展“毕加索——一位天才的诞生”,在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等候他的知音和慕名而来者。一如他曾经感叹的那样——自己到底有没有真正画出那个眼见的世界?而观者又是否能从他的画里看到最真实的毕加索。

        从国立巴黎毕加索博物馆挑选出的103件作品——涵盖34件绘画、14件雕塑以及55件纸上作品,试图以毕加索创作生涯的前三十年(1893-1921)为视角,呈现其艺术成长经历。这一时期正值“现代主义”肇始的年代,他的个人艺术风格在这三十年成型——他以极为高产和富有创造力的作品回应了时代召唤。

        文艺青年孤身闯荡大都市

        毋庸置疑,毕加索是个艺术天才。1895年,年仅14岁的他参加了巴塞罗那美术学院的入学考试,尽管学校要求年满17周岁才可以录取,但他在考试中表现出来的绘画水平,不但使他获得了录取资格,而且被直接送入高年级学习。他创作的一批极具古典主义风格的作品让人们惊叹于其绘画天赋。

        19岁的毕加索终于来到他向往的巴黎,便与这座艺术之都难解难分。虽然住在贫困区的蒙马特高地,但每天有画不完的主题,看不完的名画,还有一帮穷艺术家朋友陪伴左右,使他一刻都闲不下来。他无时无刻徜徉在这个交织着欢乐与颓废的艺术之都。

        对毕加索而言,1901年是不同寻常的一年——一方面,他的画作崭露头角;另一方面,诗人、好友卡莱斯·卡萨热马自杀身亡,忧郁突然降临毕加索的画中。作于1901年末的《自画像》里,弥漫在各个角落的蓝色成为他画笔下的主旋律。自画像中的毕加索,脸颊苍白消瘦,胡须蓬乱,一脸彷徨,折射出一个文艺青年只身闯荡偌大都市的孤独内心。它开启了毕加索著名的“蓝色时期”,这也是他首次形成自己的风格。然而这种风格在当时并不受欢迎,以至于此后不久他不得不穷困潦倒地离开巴黎。

        不管世人如何把他当作法国画家,但他的内心却永远属于西班牙。安达卢西亚生养了他,加泰罗尼亚涵养了他。马拉加小镇上的鸽子,父亲第一次带他踏入斗牛场的感受,还有15岁那年穿越巴塞罗那市的“红灯区”亚威农大街时的怦然心跳,成为他一生都挥之不去的主题。而在巴黎,毕加索经历了一段又一段情感波折,他把画布当作日记本,忠实地记录下自己在诸多风景中的瞬间体验与感受。

        两位年轻人擎起立体主义

        从早期模仿与再创作梵高、德加、图卢兹等画家的风格和主题,到“蓝色时期”,宣告属于这位天才画家的时代已然启幕。

        不过,如果毕加索没有在1907年创作那幅开启“立体主义”的《亚威农少女》,那么他在艺术史上的地位将无法与现在相比。

        一段时期,许多画家都跑到毕加索简陋的工作室观看《亚威农少女》,他们眼里满是迷惑。可他不愿作过多解释,在他看来,一扇崭新的艺术大门已然洞开,何不一头钻进去,尽情驰骋。只有瘦高个子的乔治·布拉克认定这幅画是毕加索呕心沥血探索的结果,于是,他住到了毕加索隔壁。两个年轻人投入到立体主义的漩涡之中,大胆打破了原本构成一幅画作的最基本要素,重新组合自然的物象。画作《弹曼陀林的男子》便是立体主义初期阶段两位艺术家共同挖掘出的艺术新风景,画史上称为分析立体主义时期的顶峰之作。他俩摒弃了古典主义对色彩与质感的精细要求,而是专注于几何图形与平面之间新的组合关系,主题不再重要,点、线、面的关系成为画面的绝对主角。

        自意大利文艺复兴以来,西方绘画已走过了400多年的历程,画家们一直努力在二维的平面上表现三维的视觉效果。这项工作充满着艰辛,却最终取得了画家们追求的成果——对大自然百分之百的仿真摹写,透视、明暗、色彩成为达到这一目标的三大支柱。

        然而,出生于1839年的塞尚开始重新思考这一切,他要重构画面上时空的分布。他的毕生努力启迪了众多后继者。在这之中,毕加索与布拉克相伴而行,他们的立体主义追求经历了不同阶段。从《亚威农少女》开始的原始立体主义阶段,发展到分析立体主义时期强调线与形的重组与叠置,再拓展到以“拼贴立体主义”为代表的综合立体主义阶段。在这一时期的作品中,色彩与形的配置关系逐渐成为画面的关键因素。

        嵌入时代洪流的艺术形式

        要理解“立体主义”的巨大影响,还必须把毕加索的创作活动嵌入到整个20世纪初时代迈进的洪流之中。源自18世纪60年代的工业革命此时已进入第二个蓬勃发展期,为毕加索与他的同伴进行艺术变革构建了殷厚的时代背景。与生俱来的敏感性让艺术家对现状或欣喜、或愤怒、或焦虑、或苦恼、或无奈,他们利用各种形式记录下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

        这些混杂着思考与情绪的新探索,演化成各种各样的艺术流派,并最终构成了“现代主义”这支交响曲。它们中,“新印象派”以科学般的分析在画布上重构自然中的色彩;“野兽派”凭借直觉,以主观感受赋予了色彩新的表达维度;“未来主义者”急欲呈现工业化发展给社会生活带来的速度感;“达达主义”从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的研究中发现了艺术创作的心理本质原来是潜意识的驱动;“抽象派”则决心划清与自然的界限,努力抹去画面中可以分辨的自然物象。在毕加索之前,有马奈、塞尚、梵高等大师,与毕加索同行的则有马蒂斯、杜尚、达利等立异求新者,在毕加索之后更有莱热、米罗、蒙德里安、康定斯基等人,这一连串风格迥异的艺术家名单,一起构成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的西方艺术史的璀璨星空。

        在这艺术的“百家争鸣”时期,毕加索凭借着扎实精准的古典主义绘画功底,沿着前辈大师塞尚指引的方向,带着《亚威农少女》,杀出了重围,成为那个时代的佼佼者。“毕加索是现代主义中最典型的一位。”这是美国文化史家彼得·盖伊在其专著《现代主义——从波德莱尔到贝克特之后》对他的评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