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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字里行间彰显初心使命

        和山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夏明翰视死如归、大义凛然的就义诗,是中国共产党人初心与使命的生动写照。

        “能做一朵小小的浪花奔腾,呼啸加入献身者的滚滚洪流中推动人类历史向前发展,我觉得这才是一生中最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事情。”著名地球物理学家黄大年入党志愿书的激昂文字,洋溢着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爱国情怀。

        在长期的党史研究和宣传中,我发现革命先烈的临终绝笔、革命前辈的家书、英雄模范人物的入党志愿书等等,无不体现着他们的初心与使命。为此,紧紧围绕“初心与使命”这个主题,我仔细梳理了所收集的党史资料,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及改革开放新时期55位革命先烈、英雄模范人物的家书、遗嘱、自述、诗章、箴言、入党志愿书、电报、日记八类文字,汇集成《字里行间——共产党人的初心与使命》,从字里行间品味他们的初心与使命。

        如何突破以往红色家书类读物文献加注释的简单形式?如何用生动可信的红色故事深化初心与使命这个主题?如何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加以阐释?是本书需要破解的问题。为此,我们采用“缘起”“原文”“延伸阅读”“品读”四段式手法。“缘起”就是用画面式语言带入,给读者以身临其境的感觉。如烈士赵云霄接到“惩共法院”死刑判决书后,“搂着女儿亲了又亲,吻了又吻,泪水一串串滚落。晚上,她伏在床板上,给一个半月的女儿留下了遗书。”而“延伸阅读”则围绕主题讲好故事、写活人物。“婚后一个月,贺锦斋便追随堂兄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去了。为了排解妻子的思念之情,他改写了桑植民歌《马桑树儿搭灯台》。贺锦斋牺牲了,妻子不断吟唱这首歌,这一唱就是70多年。”

        55篇红色文字、55个主题故事催人泪下,编著的过程,亦是不断学习、反复感动、重温初心的过程——

        “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 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着灰布棉袍,青布马褂,俨然一共产党领袖之气概”, 从容镇定第一个登上绞刑台,慷慨赴义。这种从容无畏,来自李大钊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也源于他对生死的认识。“人生的目的,在发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为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因为平凡的发展,有时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川。绝壮的音乐,多是悲凉的韵调。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

        吉鸿昌在给妻子胡红霞的遗书中写道:“夫今死矣!是为时代而牺牲。” 1934年11月24日,吉鸿昌从容不迫地走向刑场,面对黑洞洞的枪口,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捡起一根树枝,在雪地上挥手写下了荡气回肠的就义诗:“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

        谢士炎被捕后,国民党特务问他:你是一名国军少将,为什么甘愿参加共产党?他回答说:我认为国民党是妨碍共产党早日建设新国家的最大阻力,所以,我用国军少将作战处长的身份,帮助共产党消灭国民党。谢士炎在南京雨花台被枪杀后,在他的后裤袋里,人们发现了血迹斑斑的就义诗:“人生自古谁无死,况复男儿失意时。多少头颅多少血, 续成民主自由诗。”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28天,王朴等“共产党要犯”被押往重庆大坪刑场。临刑前,他托人带给母亲金永华一条遗嘱:“你要永远跟着学校走,继续支持学校,一刻也不要离开学校,弟妹也交给学校。”这里的“学校”指的就是共产党。重庆解放后,中共中央西南局将金永华捐赠的革命经费如数归还,但她拒绝了巨额支票,并表示:“我把儿子献给党是应该的,现在要求享受特殊是不应该的;我变卖财产奉献给革命是应该的,接受党组织归还的财产是不应该的;作为家属和子女,继承烈士遗志是应该的,把王朴烈士的光环罩在头上作为资本向组织伸手是不应该的。”1984年,84岁高龄的金永华实现了入党夙愿,她兴奋地告诉儿子王容:“我84岁了,现在可以放心地去见你三哥了。”

        1957年8月,甘祖昌将军带着妻子龚全珍全家老小12口人回到家乡当农民。1966年以来,龚全珍记了40余本、10多万字的日记,字里行间体现着她的心路历程、精神世界。每日尽管数语寥寥,但字里行间流露出一个共产党员不忘初心、艰苦奋斗、矢志为民的精神情怀。2014年2月,龚全珍荣获感动中国2013年度十大人物。“淡泊名利、艰苦奋斗,一生为党、一心为民。”他们的身上洋溢着信仰的力量,彰显着共产党人初心。

        愿这些展现中国共产党人初心与使命的珍贵文献、动人故事,能够激励广大党员干部重温初心、感悟初心、担当使命、勇于作为,更加自觉地为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而努力奋斗。

  • 对战争的“精神诊疗”

        俞耕耘

        如何既全景广角式描摹时代,又能聚焦个体,挖掘心理?这大概是所有历史小说、战争小说都会面临的考验。每个作家都要解决作品里收与放、具体与抽象、前台与景深的相对关系。因为,你不能把战争写成伤亡数字的集合、灾难创伤的总体描述,这样与档案文献无异;也不能只停留在个人的私人经验上,这种力度撑不起战争与时代风貌。英国当代女作家、布克奖得主派特·巴克,就找到了史实人物和虚构细节的完美“配比”与兼容模式。800余页的《重生三部曲》,有种“侧目而视”的巧妙:从幕后投影战场,以后方反观前线,靠普通民众来分析战争的形塑影响。

        《重生三部曲》由《重生》《门中眼》《幽灵路》三部组成,故事发生在“一战”时的英法,几位主人公在历史上确有其人,他们虚实相生,给小说以极大的真实质感。萨松曾是战斗英雄,也是写出“心有猛虎,细嗅蔷薇”的知名诗人。他因发表拒战宣言,让英国政府尴尬头疼。为了消除不利影响,萨松并没有接受军事审判,而是被移送军方医院。精神疾病的诊断,可以让萨松不再发声,沉默接受治疗。在克雷格洛卡机构,收容了一大批战时“异类”:口吃的后辈诗人欧文、失语的普莱尔……

        这种基于人物史实的情境,让人反而联想到契诃夫的杰作《第六病室》,用精神病患将正常人“污名化”,施加改造的做法,并非新鲜发明。作家并不热衷写战场,而是绕道写出了怎么“回收”“再加工”,最后“再投放”战场的三部曲。战争的记忆知觉,往往在病人们的噩梦、幻觉、躁狂里不经意残酷“溢出”。患有“弹震症”的病患,要接受医师诊疗,更快重返战场,这种高周转模式,才是作家反思的切入。

        因为它包含诸多悖谬的分裂。

        瑞弗斯清楚萨松并未患“战时神经官能症”,却有意保护他,只能尽量中立。“战时个人良知的自由何在?军队心理医生‘治疗’拒战兵时担任什么角色?瑞弗斯当时听着多方的论点,真切体认到歧见之深重……关键点就在这里,像萨松这样的人,永远是个麻烦,但他如果真的有病,这麻烦会小许多”。

        他几乎用尽精神分析的所有“技术手段”:自白谈话、梦境分析、回想、催眠来治疗,只不过是加速了青年重返战场。“瑞弗斯工作时经常意识到一种矛盾——他一方面深信这场仗必须打到结束为止,以造福后世子孙;另一方面,瑞弗斯也赫然发现,政府竟容许布恩斯遭遇到的惨事继续发生在其他人身上。”甚至这种矛盾已深入到潜意识中,“梦中的他面临两难,一方面想继续实验,另一方面不愿再制造疼痛,瑞弗斯倾向于探讨这角度的含义”。小说里痛觉神经再生,就是一个隐喻,创伤裂口注定要再次撕开,所谓“重生”,不过是再次走上“幽灵路”。

        普莱尔是小说虚构的底层士兵形象,在后两部却有很大分量。他有不合作的抵触、愤怒和反制倾向。他经瑞弗斯治疗,回归军队未果,转赴军需部,却目睹更多晦暗。“门中眼”暗示了窥视、诬陷和告密。“后方也绝非安全之地”,更多纷繁复杂的暗斗倾轧,阶层性别、国家民族的冲突都汇聚展开。作家反讽写出了一种绝境——更干净的地方在战场。普莱尔选择重回战场,萨松也领会到与其被软禁改造,不如在战斗里共同进退。瑞弗斯的目送,让小说仿佛带有“人类学的遥远目光”。欧文、普莱尔回到法国前线,南太平洋的田野调查和普莱尔的战地日记相互穿插。作家在第三部,已然上升到反思人类文明如何存续的高度,战争是否也成了文明的某种因素?

        这无疑是对“一战”深具反思的重新书写。事实上,关于战争我们并不缺少史诗性作品,《重生三部曲》却实现了一种“轻与重”的美学,它依赖人物间“短对话”的稀松日常,有意“间离”了前线战场的残酷伤亡。这与史诗巨著依赖繁复绵密描写推进情节,形成极大反差。作家又用精神诊疗的“病院生活”隐喻整个战时社会的心理创伤。“安全的后方”并不安全,噩梦、焦虑、失语、躁狂等后遗症还在延续。战争行为也很容易僭越原本看来合理、正义的界限。

        这个界限,正是女作家反思战争的幽深处。它决定了小说里反战和叛国、正常与疯狂的分野在哪里。士兵家属、更多非参战的平民都裹挟其中,他们在心理上的崩溃遭遇更隐秘持久。巴克有意反转了一种惯例——只有参战者才有资格反思战争,才有反战的发言权。她让更多非参战人员都有了某种历史合力作用。“我认为历史小说可以成为通往现实的后门,这极有意义。”派特·巴克就是想从社会、家庭和阶层这些“后门”来理解战争的根底。

        《重生三部曲》超越战争和历史的内核,才更值得思索。在乱世,一个人如何实现自由意志,使用理性做出高贵选择?

        延伸阅读  

        写给激荡时代的悲悯史诗

        《重生三部曲》是派特·巴克最富盛名的作品,包括《重生》《门中眼》《幽灵路》三部。

        故事背景设定于“一战”期间的英国和法国,几位主人公虚虚实实、贯穿故事始终。最终,萨松、普莱尔、欧文都宁可选择离开所谓安全的后方,返回战场和同袍们一起共患难同生死。

        小说大多以对话推进情节,三部分别以心理学、政治哲学、人类学等视角来为文本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而三部曲自出版以来也是备受赞誉,斩获无数奖项。第一部《重生》1991年出版,即成经典,后被搬上银幕、获多项电影奖项提名,并于2014年被改编成舞台剧;1993年第二部《门中眼》推出,获《卫报》文学奖;1995年最后一部《幽灵路》出版,当年即斩获英国文坛最高荣誉布克奖,后又入围布克奖四十周年的“布克奖中之奖”决选。小说家斯蒂芬·金在《写作这回事》中大力推荐,乔纳森·柯伊评价其为“20世纪后期英国小说中真正的杰作”,2012年被《观察家报》评为“十大历史小说”之一,与《战争与和平》《狼厅》并列。

        今年文景首次出版《重生三部曲》简体中文版。如何在激荡乱世中仍努力做一个高贵正直的人?希望中文世界的人们也能在书中找到共鸣。

  • 废墟与故乡

        韩浩月

        张翎出版过多部小说,如《余震》《邮购新娘》《劳燕》《胭脂》等,写作二十余年来,才出版了第一部散文集《废墟曾经辉煌》。在自序中她说自己惧怕写散文,因为写小说可以把自己藏在人物身后,每每遇到或怀疑或苛刻的眼光,她可以解释为这是虚构的故事,而写散文,属于她个人的一切,却要“无遮无拦地落入别人的视线中”,这是长久以来她难以接受的事情。

        世界上的作家无非两种,一种是结结实实地把自己藏起来,即便是写作也不愿使用第一人称,更别想从他那里打探文学与其个人隐私之间的关系;另一种便是从心灵出发,以剖析自己为出发点,哪儿疼戳哪儿,离开第一人称就没法写作……这两类作家,都写出了经典,也拼不出个高低上下。所以,作家从哪个角度进入创作,是个选择问题,但如果刻意回避的那些素材或记忆,能够带来写作上的突破,多数作家还是会选择勇敢地冒险。

        作为一位著名的写作者,张翎在有了充分的心理建设之后,开始了这次冒险。当然,她选择了“丑话说在前头”,把这部展现“内心之旅”的书的成因,解释为自己想要“寻找来路”。张翎出生于温州,这个现在看起来已经很是现代化的城市,很早就成了一片富庶之地。但在童年时期的张翎看来,她以为家乡那条瓯江的尽头,就是世界的边缘,从考上上海的大学的第一天,张翎就开始了她的“逃离”之路。

        读完整本书,并未能清晰地发现张翎更为真实的“逃离”原因,因为家乡小城的贫穷?因为对狭小空间的绝望?还是乡土秩序黑暗一面的惧怕?

        作家写故乡,向来是个不小的挑战,所以读到最后,也放弃了从张翎的文字当中深入寻找某种痛感。通过对书名的解读,可能会得到一些认识——高度现代化的故乡已经有了“废墟”的外形,而曾被认为是“废墟”的记忆里逐渐远去的简陋的故乡,则如同“乌云被勾勒银边”,有了太多值得怀念的场景。

        在“逃离者”看来,有两种让自己感到安心的逃离方式,一是在物理距离上尽量地拉远,一是在时间距离上尽量地拉长。这些年,张翎以美国与加拿大为主要目的地与居住地,游历了世界多个国家。而在出版《废墟曾经辉煌》这本书时,她已经漂泊了33年。但所谓的“漂泊”,也不过是便于叙述的俗语,人心只要安定,思维中便不会有“漂泊”的概念,况且对于一位作家而言,“只有离开故乡才会拥有故乡”,“离故乡越远,故乡的风貌与记忆越清晰”。在张翎的文章中,对故乡早已没有了纠结。

        远走海外,使得张翎成为一名以写作故乡故事见长的作家,“寻找来路”,是在确定自己生命与文化起源并且坚定这一信念。废墟与故乡,在张翎那里已经不再带有任何褒贬元素,在我看来,张翎在写作上宛若拥有了一个操作自如的长焦镜头,她在不停地调焦,模糊时是废墟,清晰时是故乡,两种视觉感受,各有各样的美与内涵。 《废墟曾经辉煌》的主要内容,集中在张翎海内外旅行的见闻以及对故乡的回忆这两个方面,另外还有一些与自己作品有关的创作感受。但其中最耐读以及最容易引起共鸣的,仍然是在书中占到不少篇幅的描写故乡的文字。奇妙的是,我的家乡与温州相隔一千公里,南北文化差异不小,但却对文章里的诸多细节感同身受,这大概就是故乡的魅力——除了留下美好,故乡能够消弭一切“乌云”,只剩下“银边”闪闪发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