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时新闻

  • 爱因斯坦在中国

        本报记者 孙文晔

        今年是爱因斯坦诞辰140周年,在全球范围内,他和他的相对论早已家喻户晓。鲜为人知的是,爱因斯坦曾准备在北大讲学,但是由于种种误会,最终擦肩而过。

        “这是一个充满遗憾的故事。”中科院研究员方在庆说,中方比日方更早向爱因斯坦发出邀请,但爱因斯坦只在访日途中,在上海来回停留了总共三天时间。没有正式访问中国,这成了爱因斯坦的“莫大痛苦”和蔡元培的“最大遗憾”。

        去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了他在这段旅行期间的日记,有媒体称,爱因斯坦在这些日记中表现出对中国人的歧视,“令人震惊”,是一种“刻板印象”。

        不过,也正是这本旅行日记,让我们看到了爱因斯坦当时对中国的真实看法,拨开了笼罩于上海之行的团团迷雾。

        蔡元培诚邀爱因斯坦

        1953年春,有个学历史的研究生从加利福尼亚给爱因斯坦写信,请他对“中国有无发展出现代科学”的问题发表意见,爱因斯坦在回信中写道:

        所谓现代科学,是建立在两个基础上的:一是古希腊哲学家创造的形式逻辑体系,一是后来发现的通过实验找出因果关系的方式。

        在我看来,人们不必对中国的贤哲们未能迈出这两步而感到惊讶。令人惊奇的是,这些成就竟然被人做出来了。

        在爱因斯坦看来,中华文明缺少形式逻辑和实证研究两大传统。他恐怕没想到,一向缺乏科学头脑的中国人,却在1917至1920年代中期,迅速地,无争议地,接受了相对论,一点也不比西方晚。

        相对论初现于中国,与蔡元培的一次演讲有关。

        1917年年初,蔡元培就宗教信仰问题发表演讲,里面讲到一个观点:科学不能解决的有关时间、空间的问题,要靠哲学来解决。

        在日留学的许崇清不认同此观点,并以狭义相对论为论据进行反驳,同时还介绍了狭义相对论的一些基本假设和概念术语。

        这篇小青年怼学术大佬的文章,使许崇清意外地成为中国介绍爱因斯坦狭义相对论的第一人,此时距狭义相对论诞生的“奇迹年”,已经过去了12年。

        中国知识界大多读不懂许崇清的文章,蔡元培也不例外,他向远在德国柏林、师从爱因斯坦学习的北大理科学长夏元瑮教授请教有关知识,并索要了一册介绍相对论的简明读本。更难能可贵的是,蔡元培还不计前嫌,把许崇清请到北大教书。

        很快便是五四运动,科学与民主的呐喊声响彻云霄。五四运动半年后,爱丁顿一次轰动世界的天文观测证实,光在太阳附近的弯曲程度与广义相对论预言的一致。

        这一次,全世界都懂了。对于普罗大众来说,爱因斯坦成了英雄。伦敦《泰晤士报》的报道标题极为醒目:“科学革命、新时空论、牛顿引力论的颠覆”。

        爱因斯坦应邀为《泰晤士报》撰文,在解释相对论时,他打了一个略有政治意味的比喻:“现在我在德国被称为德国科学家,但是在英国我代表瑞士犹太人。如果我被看成眼中钉的时候,就会反过来,德国人把我当成瑞士犹太人,而英国人把我当成德国科学家。”

        这些话有神奇的预见性,在几个月后就成了真。

        德国反犹的右翼民族主义者攻击爱因斯坦,还在1920年8月24日举行了一次反相对论的集会,爱因斯坦本人也去看了。愤怒之下,他写了一篇不淡定的反驳文章,提出“如果我不是犹太人,而是德国民族主义者,不管有没有纳粹标志”,那么理论就不会被攻击。

        反相对论浪潮也影响了诺贝尔奖。这一年,诺贝尔奖委员会否定对爱因斯坦的提名时,引用了反相对论的论点。

        教育部次长袁希涛拜访爱因斯坦时,恰逢德国反爱因斯坦运动风起云涌,报纸报道他准备离开德国。袁希涛于是电告蔡元培:“爱(因)斯坦博士有意离德意志,或能来远东”,并询问北大是否愿意接待。蔡元培立刻复电:“甚欢迎,惟条件如何?请函告。”袁希涛遂于9月11日向爱因斯坦转达邀请,但爱因斯坦没有马上接受。

        不久蔡元培和梁启超等人邀英国哲学家罗素访华,掀起了中国的第一次“爱因斯坦热”。

        罗素在北京大学做的哲学专题讲演中,有一个专题是《物之分析》,共六讲,其中五讲都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罗素反复说“要论现代最伟大的人物,那就只有两个,一个是列宁,一个是爱因斯坦”。

        这些演讲广为流传,报刊上介绍相对论的文章数量激增。魏嗣銮、张申府、任鸿隽、文元模等学者纷纷撰文评介,称赞相对论为“一个革命性的崭新的物理学理论”。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左翼知识分子则撰文,夸它像马克思主义一样“打破了旧体制”。中国知识界“从此无人不知相对论”。

        1921年,蔡元培以北大校长身份赴欧美考察,把邀请欧美名流来华任教或讲学作为一项重要公务。在他列出的学术名单上,爱因斯坦名列前茅。

        3月16日,抵达柏林的第三天,他就专程拜访了爱因斯坦,当面邀请其到中国讲学。爱因斯坦说:“今年已允美国学者之请,且为设立犹太大学事必须往美,恐不能到亚洲。”

        蔡元培仍不肯放弃,他恳切地说,从美国前往中国非常方便,“何不乘此一行?”但爱因斯坦婉言拒绝,说他担任着物理研究所所长,德国方面不希望他离开柏林太久。

        同时,他也向蔡元培表示“很愿意稍迟一些访问中国”,还询问在中国应用何种语言演讲。蔡元培说可以用德文,然后由像夏元瑮这样的学者翻译成中文。一旁的夏元瑮教授则提议也可用英文讲学,但爱因斯坦马上否决这个建议,声称自己的英语太差。

        语言问题看似一个小插曲,但一直在海外研究爱因斯坦的胡大年博士认为,这恰是阻碍爱因斯坦到华讲学的一个重要原因。

        爱因斯坦有严重的“外语恐惧症”,他一直坚持:只有用德文,他才能很好地阐述相对论思想。但中方始终没有就此给他一个明确答复,也没有给爱因斯坦推荐合适的中文翻译,而这一直是他讲学看重的前提。

        可以肯定的是,“稍迟访问中国”不是客套话。《爱因斯坦全集》译者方在庆分析,有三个因素让他考虑远东之行:首先是爱因斯坦想逃离在德国流行的反犹主义;其次是德国通货膨胀严重,他急需改善经济状况,渡过经济危机;再就是对东方文化的好奇和渴望。

        日本签约抢占先机

        蔡元培离开德国之后,委托当时留学柏林的北大教员朱家骅继续商讨来华事宜。在朱家骅的软磨硬泡之下,爱因斯坦同意,从美国回来后,中国将是他访问的下一站。不过,对于具体细节,双方并未深谈。

        与此同时,罗素从中国旅行到日本,也向日本推介了爱因斯坦。日本的改造社在同年9月专门派记者到欧洲跟爱因斯坦接洽讲学,同时还请一些有名的日本科学家写信,说服爱因斯坦。

        双方谈判一波三折。起初,爱因斯坦觉得改造社的条件太苛刻,除了讲学,对方要求爱因斯坦所有在日本的演讲,都在改造社的杂志上发表,爱因斯坦觉得发表量太大了。后来,他又看到罗素对改造社社长的评价,“就是拿名人做幌子赚钱,是个骗子”,于是明确表示不去日本了。

        日本人急了,把条件放得更宽:将酬劳提高到讲学四周2000英镑(约合5000美金),同时提供爱因斯坦夫人访问的所有费用。为了体现诚意,还把费用的一半先放在伦敦的一个银行,爱因斯坦如果不得已不去,这笔费用也不用退;另外,爱因斯坦只要给杂志提供一篇文章就行。

        爱因斯坦看出日本人的诚意,就签了合同。

        东方之行劳力费时,路上就要三个月,如果可以顺便访问中国,岂不是好?爱因斯坦为此主动联系了中国驻德公使。

        1922年3月,蔡元培接到中国驻德公使魏宸组的电报:“日本政府拟请爱因斯坦于秋间往东京讲演,该博士愿同时来华讲演半月,问条件如何?”

        日本承担路费,中国却可以沾光,这本是好事,但朱家骅从使馆得知消息后,马上写信给爱因斯坦,劝他先访中国再访日本,因为“凡属对东方文化有所了解的人,都认为东方文化的根是在中国,日本是受中国文化影响。”

        爱因斯坦直言不讳地回了一封信,“我一点儿也不能理解,这两项访问的次序,究竟有什么关系。我之所以把中国排在之后,是因为冬天的日本会比较冷,当时北京可能还会暖和一些。”而且,日本出了高价,自然应该有优先权。

        信的最后,爱因斯坦写道,“我愉快地希望我们可以达成一个使双方都完全满意的协议,使我能亲眼目睹东亚文明的发源地。”

        可见,爱因斯坦想遵循西方规矩,签订一个协议,以便对双方都有所约束。但朱家骅却只顾着向蔡元培抱怨爱因斯坦出尔反尔,从此不再参与邀约一事。

        “这反映出我们的知识分子在和世界接轨时,还保留着固有的‘我为天下之大’的心态。”方在庆说,“爱因斯坦从来没有承认当时的东方中心是中国,在他这个‘世界公民’看来,这是一种比较可笑的一种想法。”

        蔡元培显然比朱家骅豁达,他接到公使电报后立即回电:“博士来华讲演,甚欢迎。各校担任中国境内旅费,并致送酬金每月千元。”

        当时,北大深陷经费危机,教工因为欠薪多次游行,1000华币已是北大教授三到四个月的月薪了。不过,两周250美元的出价,与各国邀请讲学的行情相去甚远。同年,爱因斯坦访美,在普林斯顿作了一周的学术演讲,就得到上万美元报酬,而且还谈妥以15%的版税出版这个演讲。

        驻德使馆实在是慢性子,4月8日,爱因斯坦才收到蔡元培的回复。

        5月3日,爱因斯坦回信,愿意访日后来中国,但“以两星期为限”。同时开出两项条件:“第一,一千华币改为一千美金。第二,东京至北京及北京至香港的旅费,暨北京饭店开销,均请按两人合计。”

        驻德使馆把信转到蔡元培手中,已是6月下旬。一千美金两星期的酬金,是最初报价的四倍,这让蔡元培“真不知往何处筹措”,但他还是咬着牙回电“条件照办,请代订定”。

        7月初,蔡元培专赴山东向梁启超求援,梁启超承诺,他领导的讲学社“必任经费一部分”,这才使费用稍有眉目。

        不知何故,使馆拖到7月22日才致信爱因斯坦“北大已愉快地接受了您的条件”。对爱因斯坦来说,从邀约到回复,足足等了两个多月,不过他还是迅速复电“拟于新年前后到北京”。

        使馆又耽搁一个月,直到8月底,蔡元培才知晓这件喜事。

        对中方来说,博士来华讲学的事算定了。但对于爱因斯坦来说,却并未落实。复旦大学物理系施郁教授找到了强有力的证据:

        当时,大数学家希尔伯特的女婿斐司德在上海当同济医工专门学校讲师,他和他的美国朋友罗勃生曾邀请爱因斯坦到金陵等地演讲。

        爱因斯坦在8月回复斐司德时说,北大邀请了我,但鉴于中国的重大困难,我还在犹疑,也希望帮忙与北大联系一下,“建议要足够详细,以便我在此基础上作决定并确定日程”。

        显然,虽然北大口头答应了,但对于爱因斯坦来说,缺乏细节和合同就不能算数。方在庆认为,中国人讲究君子之交言而有信,不习惯使用现代社会通行的书面契约,这为最后的坏消息埋下了伏笔。

        爱因斯坦在上海

        1922年11月13日,爱因斯坦在访日途中路经上海,登岸观光。

        这段访问的诸多细节,如“爱因斯坦在上海接受了诺贝尔奖,上海是他的福地”“学生们抬着爱因斯坦从南京路的一头走到了另一头”等,一直为人津津乐道。

        黄浦档案馆研究员景智宇对这些说法颇为怀疑,他搜集了当年华文、日文、西文报章上的报道,和相关当事人日记仔细比较,去伪存真,终于拨开了爱因斯坦上海之行的迷雾。

        爱因斯坦抵达上海的时间,《申报》报道是12日,并言之凿凿地称“旅沪日本学士会于昨日六时半,假日本人俱乐部开会欢迎,到者颇众,并有国际联盟日本代表鸠山秀夫博士出席欢迎”。其实,以上报道都是子虚乌有。

        不仅《申报》,《新闻报》《时报》《时事新报》都出现了同样的低级“乌龙”。原来,爱因斯坦的到来,并没有引起中国媒体重视,甚至没派记者去采访,而是直接使用了中国通讯社的错误电讯。以至于,邮轮因风暴耽搁了一天,爱因斯坦取消了很多在中国的活动,媒体都全然无知。

        真实的情况是:

        在中国海域,“理想的气候、清新的空气和南方天空中灿烂的星斗”都使爱因斯坦欣喜不已,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13日上午10时40分,爱因斯坦偕第二任夫人爱尔莎搭乘的“北野丸”号邮轮在上海汇山码头靠岸。日本的改造社代表稻垣夫妇、德国公使、上海医生斐司德夫妇等上船迎接。

        在甲板上,14名日本记者和几位美国记者围住了爱因斯坦,七嘴八舌地提问:“全世界只有12个人懂相对论,是这样吗?”“你觉得中国有几人能理解相对论?”还有记着提出相对论中“尺缩”问题,爱因斯坦在解答提问时,拿起纸写下了一个洛伦兹收缩因子。

        在爱因斯坦的日记里,没有一个中国人在码头迎接他。(虽然《中国新报》的记者曹谷冰也在现场,但没有被提到。)这与杜威和罗素到上海时的场面形成了鲜明对比:1919年杜威夫妇到达上海,胡适、蒋梦麟、陶行知等都专程到上海迎接;1920年罗素到上海,蒋百里、张申府、赵元任等前去迎接,还有约百人出席了当晚的欢迎晚会。

        爱因斯坦的上海之行,全由日本的改造社代表稻垣安排。下船后的第一顿饭,稻垣参照了中方当年接待罗素的标准,在“一品香”吃午餐。

        一品香是“番菜馆”,所谓“番菜”,是对西餐的贬称。不过,在日记里,这家菜馆却是“西菜中吃”:虽然“食物精细、源源不断”,但从共用的小碗夹菜,让他“内脏很不舒服”。吃饭时,外面路过的送葬队伍,嘈杂而色彩斑斓,让他觉得“野蛮而近乎滑稽”。

        饭后,爱因斯坦到小世界游乐场欣赏昆曲,几乎成了史学界的定论。其依据是《民国日报》上的一句话,“至小世界聆昆剧”。围绕着这句话,产生了许多添枝加叶的渲染和想象。有人描绘道,爱因斯坦虽然听不懂唱词,但是对华丽的服装和优美的舞姿很感兴趣。

        其实,爱因斯坦并不是专程去听昆曲的,他在饭后表示,要“仔仔细细看看人民的生活”,于是稻垣把他带出租界,带到了老城厢,也就是现在的上海城隍庙一带。由于道路狭窄,一行人只能下车步行,稻垣在日记里写道:“那可真是又脏又臭的地方,连话也没办法说,我甚至想没必要带博士来,回去算了,但博士却说不要紧。”

        对于沿途所见的中国人,爱因斯坦写道:“印象是一群温顺、漠然、被忽略的人为生存而坚强奋斗。”“即使是做苦力也没有显露悲惨的模样。”“特别成群的民族,常常有挺起的肚子,特别健康的神经,更像机器人而不是人。”

        爱因斯坦喜欢音乐,但一行人到小世界时,风格典雅的昆曲尚未开演,他们转而去看新剧,即早期的话剧。按稻垣记述,他们看的是“喜剧”。尴尬的是,因为剧场内出现了几个欧洲人,观众都好奇地跑来围观。爱因斯坦忍俊不禁地说:“我们也成了一台戏。”他们一路被围观,直到在斐司德别墅喝下午茶,爱因斯坦才稍觉自在。

        当天的重头戏,是中国大商人、书画家王一亭在梓园设宴招待爱因斯坦夫妇。

        梓园是王一亭的私宅,稻垣之所以选在这里,一是因为王一亭跟日本政商界关系好,二是因为梓园是一座精致的中式庭院。

        宴会在假山东侧的立德堂大厅举行。参加宴会的还有上海大学校长于右任、斐司德夫妇、浙江法政专门学校教务长应时夫妇、《中华新报》总编辑张季鸾和记者曹谷冰、北京大学化学教授张君谋等。宾主分两桌围坐,用德语、法语、汉语、日语交谈,气氛热烈。

        酒酣之后,于右任、爱因斯坦、张君谋先后致辞。爱因斯坦说:“今晚来此,非常愉快。一到中国,就看见许多美术精品,使我有深刻的印象,尤其佩服王一亭先生的作品。美术固然是个人作品,但由此可以相信将来中国科学一定能发达……在东京讲演后,很愿意能来中国讲演。”其间,大家多次请爱因斯坦谈相对论。但他在海上颠簸一个多月,疲惫不堪,婉言谢绝了。

        所有人中,爱因斯坦对小女孩着墨最多。她是应时的女儿,名蕙德,仅11岁就会德、法等国语言。当晚,蕙德用流利的德语朗诵了歌德长诗《一个古老的故事》,再用法语朗诵《拉娇小春燕》,还唱德国歌曲《创立》,博得满堂喝彩。

        如果有什么不满,那便是晚宴的奢侈铺张。他写道:“讲究的程度是惊人的,没完没了的宴席上,尽是连欧洲人也难以想象的悖德的美味佳肴。”

        作为匆匆过客,爱因斯坦在上海并没有留下多少痕迹,梓园是为数不多仍有遗存的地方。虽然当年的假山、池塘、宴会厅都已无存,但梓园尚存一幢塔式主楼、一座两层佛阁,王一亭的曾孙楼斌仍住在王一亭当年的卧室。他给记者看了玻璃板下的照片,果然如爱因斯坦所写,王一亭与大生物学家霍尔丹神似。

        深夜,爱因斯坦还到日本俱乐部,与百名日本青年座谈,然后才回船睡觉。第二天,爱因斯坦夫妇再次登陆上海,却因为没有中国人陪同而鲜为人知。

        稻垣记载,他带他们参观了龙华寺,扫兴的是,这座明代重建的古刹当时成了军阀的兵营。按稻垣的计划,还要参观商务印书馆、上海总商会、英美烟草公司、圣约翰大学等,因时间来不及而作罢。

        下午3时,爱因斯坦夫妇仍乘“北野丸”号去日本神户,稻垣夫妇陪同前往。稻垣记述了爱因斯坦这一天多的感受,“博士从昨天到今天,观察了受外国人压迫的中国人的状况。他郑重地说:再过50年,中国人一定能赶上外国人。”

        这段只有两天的上海之行,在当时并未受到国人多少关注,沪上主流中文报纸只是在不起眼的版面刊登了简短的消息。直到1979年后,随着“爱因斯坦热”升温,又经过丰富的想象,才被添油加醋出诸多细节。

        “爱因斯坦说过,各种无稽之谈都加在我身上,许多巧妙编造的故事也没完没了。”方在庆举例说,传闻中爱因斯坦因看到上海旧城区的工人敲打石块而同情悲愤,其实就很不准确。“根据爱因斯坦的日记,那一幕是他在香港看到的。”

        至于日记里那些“毒舌”评论,方在庆觉得没必要过度解读,“爱因斯坦写日记时并没有想到出版,他是写给女儿看的,某种程度上有和女儿交流的心情在里面。所以里面有些难听的话,他嘲笑了亚洲人,也嘲笑了在亚洲的欧洲人,甚至犹太人。实际他身上还有点愤世嫉俗的情结。”

        诺贝尔奖疑云

        在这些“肥皂泡”和“乌龙”报道中,传得最邪乎的,是爱因斯坦在上海汇山码头得知自己被授予了诺贝尔奖,还举行了盛大的仪式。

        景智宇认为,这一想象,源于当年11月14日的英文报纸《大陆报》。该报报道“爱因斯坦两天前已通过无线电得悉获诺贝尔奖消息,在上海得到瑞典总领事的正式通知。”

        根据这段文字,推演出一则生动的故事,说是瑞典驻沪总领事在汇山码头向爱因斯坦宣读了瑞典皇家科学院的授奖词,并颁发证书,爱因斯坦当晚兴奋得彻夜难眠。除此以外,还有“在浦江饭店收到获奖电报”,“在船上从收音机里听到新闻”等说法。

        就连日本科学史专家金子務在《爱因斯坦冲击》中,对此都前后矛盾,一会儿说11月10日到达香港, 这天在船上突然收到获奖的电文;一会儿又说在11月12日的夜行船中收到获奖电报。

        新闻报道和学者研究说法不一,而翻遍爱因斯坦的日记,对于唯一一次获得诺奖,他竟然没有只言片语。要知道,这可是他陪跑12年,被提名62次后,才获得的重量级奖项。

        为什么爱因斯坦对诺奖避而不谈?施郁教授的研究表明:

        首先,他对获奖并不惊讶。在他出发去日本之前,诺贝尔物理学奖委员会主席阿仑尼乌斯和物理学家劳厄都曾写信给他,暗示他将得到诺奖,劝他考虑不要去日本。但爱因斯坦没有因此改变计划,直到次年春天才回到德国。

        其次,这个奖给得实在太勉强了。起初几年,爱因斯坦因狭义相对论还有待实验验证而被拒绝。狭义相对论得到实验验证后,诺奖委员会又开始质疑他在1915年创立的广义相对论。广义相对论被日食观测证明后,诺奖委员会又质疑观测数据的科学性。

        1922年,提名爱因斯坦的人数达到了空前的16人,诺奖委员会在巨大的压力下,仅把上一年空缺的奖颁给了爱因斯坦,而且还声明不是因为相对论,而是因为光电效应定律。

        有这么多恩怨,爱因斯坦“无视”这个奖项,也就可以理解了。

        诺贝尔奖是在瑞典当地时间11月9日公布的,瑞典皇家科学院10日即向爱因斯坦柏林的家拍发了电报,这天爱因斯坦正在香港。消息几经辗转,12日,在香港到上海的邮船上电报送达爱因斯坦,应该是比较合理的说法。

        景智宇通过比对各种资料发现,在码头欢迎的人中并没有瑞典总领事的身影,爱因斯坦在上海的一天多时间内没有会见过任何瑞典人。

        11月15日的《时报》称:“今年诺贝尔奖金,关于科学研究之一种,已给予博士,日前由上海瑞领得无线电通告之。”可见,瑞典总领事并未与爱因斯坦见面,只是发了一份电报而已。景智宇认为,爱因斯坦收到了两份电报,分别来自瑞典皇家科学院和瑞典总领事。

        全球对爱因斯坦的研究可谓没有死角,但他究竟是何时何地正式得到诺奖通知的,却成了他人生的谜团之一。

        可以肯定的是,爱因斯坦获奖后,第一个抵达的城市就是上海,但他并没有受到中国人隆重的欢迎,更没有粉丝的追逐;第二天他悄然离去,也没有人送行。

        在上海时,他对记者说,七星期后将来中国正式访问,应邀去北京大学、金陵大学演讲,如有时间,也将在上海演讲,包括在圣约翰大学。

        上海的中文报纸这才在他离去后报道了他的形象:“博士面貌温和,一君子人,其神气颇类乡村传道教师。衣黑色,极朴实,领结黑白色,发黑而短,二目棕色,闪烁有神。谈话时,用英文颇柔顺,无德语之硬音。”

        突如其来的解约

        爱因斯坦离开上海那天,《北京大学日刊》特地刊登了爱因斯坦将于新年来华的消息,蔡元培还专门撰写《安斯坦(爱因斯坦)博士来华之准备》,简述他接受其邀请的过程。

        虽然学界对爱因斯坦翘首以盼,但北大并未派人在上海迎接他,也一直未与其建立有效的沟通渠道。在梓园出席宴会北大教授张君谋,只是作为王一亭的亲友参与,席间也没有谈到北大的接待计划。

        与此对照的是,日本为了保证爱因斯坦顺利访问,从他登上轮船开始,就全程有人陪着。到了上海以后,专门又有人接待安排。

        蔡元培怎么会疏漏了呢?历史上,1922年是蔡元培在北大的最后一年。10月发生的“讲义费风潮”, 蔡元培差点和闹事的学生拼命,办学的窘境和苦楚让他心灰意冷,次年1月就登报辞职了。

        虽然未曾接船,但蔡元培仍积极组织宣传爱因斯坦和相对论,召集各大学术团体联合签名,起草欢迎信。

        不幸的是,这封欢迎信12月8日发出,又过了两周,也就是爱因斯坦到日本后的第五周(原计划访问四周)才收到。那时爱因斯坦已经取消了北京的行程,他心情沉重地回复说:

        “我到日本以后等了五个星期,不曾得到北京方面的消息。那时我推想,恐怕北京大学不打算践约了。”“还有上海斐司德博士——像是受了先生的全权委托——曾向我提出与我们先前约定相抵触的留华请求,我因此推测先生不准备履行前约……今日接到尊函,我才知道是一种误解,但是我现在已经不能追改我的行程……如今我切实希望,这种因误会而发生的延误,将来再有弥补的机会。”

        这封信让蔡元培既失望又困惑,不过最莫名其妙的,是凭空跳出个斐司德夫妇。

        他哪里知道,爱因斯坦到上海时,斐司德在热情接待的过程中,不但要求爱因斯坦用英语在金陵做演讲和报告,还说中国没有人能胜任翻译,而且绝口未提酬劳的事情。爱因斯坦大概误以为他代表了蔡元培,从而直接导致计划流产。

        如果北大与爱因斯坦建立了有效的沟通渠道,这些误会都不会有。但遗憾的是,蔡元培认定“早经彼与驻德使馆约定,本没有加约的必要”。

        在1923年1月4日的《北京大学日刊》中,蔡元培吐槽说:“我们合各种学术团体致函欢迎,是表示郑重的意思;一方面候各团体电复,发出稍迟;一方面到日本后因他的行踪无定,寄到稍迟;我们那(哪)里会想到他还在日本候我们北京的消息,才定行止呢?”

        那么,爱因斯坦又为什么一再怀疑北大的履约能力呢?正如他在出发前告诉斐司德的,“中国严重的国内局势,使他仍不确定是否会履行这一邀请”。

        1922年,中国正值军阀割据状态,首都北京也未能幸免。4月底,直隶和奉系军阀在北京附近展开激战。之后,北京内阁在1922年11月至1923年4月的6个月中,更换五次。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教育状况可想而知。就在1922年8月,蔡元培和其他七所国立大学及高等研究院的校长,亲自找到中央政府,索取已拖欠五个月的教育经费。对这些,爱因斯坦肯定有所耳闻。

        另有夏元瑮收到12月7日爱因斯坦写于日本京都的信,说“现以要事,急须西归,不能与君一晤,只能函告一切”。

        对于这件“急须西归”的“要事”,有猜测说,爱因斯坦急着要赶去耶路撒冷,担任新筹建的希伯来大学校长一职;也有猜测说,爱因斯坦在日本期间产生了一些新想法,急于赶回欧洲撰写新论文。不过,从后来的行程看,这两种说法都查无实据。 

        还有一种说法是,日本人从中作梗,让爱因斯坦把计划在中国讲学的两周都移在了日本。

        “与其说从中作梗,不如说是日本人的科学狂热。”方在庆说,爱因斯坦在日本非常忙碌,行程很满,基本上可以说是马不停蹄。“他所到之处,都受到狂热追捧,仅在早稻田大学就有一万多学生出迎。一场相对论演讲,从德文翻译成日文,三个多小时,但听众们仍抱怨为什么缩短了演讲时间。受到听众的鼓舞,爱因斯坦在日本做了很多演讲,时间几乎一场比一场长,他还时不时拉一段小提琴。” 

        可以肯定,爱因斯坦并不希望毁约,胡大年发现,爱因斯坦为了访华谢绝了几份来自美国报酬更高的邀请,有的甚至已经付了酬金。他从日本到耶路撒冷途中,又对记者说,“既然来到上海,未赴内地观光,是最大的遗憾。”

        方在庆认为,除了表面上的误会,真正让他打退堂鼓的,是中国人整体偏低的自然科学素养。   

        从日本返回路过上海时,刚好是1922年的最后一天。这次的码头接待更为冷清,只有两个犹太人接他。

        1923年元旦,应犹太青年团体之邀,爱因斯坦在美国商团训练所楼上举办相对论讨论会,由租界工部局的一名英国工程师同步翻译为英文。

        当时有三四百外国人参加,中国人只有四五个。理解相对论的人太少,现场的问题大多相当幼稚。在梓园有一面之缘的张君谋询问他对洛奇研究灵学(人鬼交流)的看法,爱因斯坦用法语回答说:“这是微不足道的。”这次讲演给他留下的印象并不好,在其日记中称之为这是“一场充满愚蠢问题的滑稽戏”。

        《民国日报》哀叹:吾国人喜听演讲哲学,故于杜威罗素相继东来,无不竭诚倾听。乃对于恩氏所讲科学大革命之新原理,则视若漠然。实则研究哲学,非有科学根底,不能窥其门径。

        第二次访沪,爱因斯坦对中国人有了进一步认识,他在日记中写道:“中国人污秽、备受挫折、迟钝、善良、坚强、稳重——然而健全。” 作为和平主义者,他对殖民深恶痛绝,提及在上海的欧洲人雇了很多中国佣人,他描述这些在华的欧洲人“懒惰、自得、肤浅”;他同情香港殖民地的贫民:“这是地球上最贫困的民族,他们被残酷地虐待着,他们所受的待遇比牛马还不如”。

        2日,爱因斯坦乘“榛名丸”号离开上海,顺访埃及、耶路撒冷,在巴勒斯坦访问12天,为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奠基,然后绕道西班牙,在马德里大学讲演,最后辗转回到柏林。

        两次途经上海和香港,成为爱因斯坦与中国仅有的“亲密接触”。在通信中,爱因斯坦称这是一种“莫大的痛苦”,而蔡元培则说这是“最大的遗憾”。

        “实际上,日本当时在很多方面是远超过中国的,特别是知识分子对世界的了解。”方在庆认为,这件事反映出中日两国从民众到科学界,各个层面的差距。总体来讲,中国学术界能跟爱因斯坦对话的人很少,而在日本,给爱因斯坦全程做翻译的人,叫石原纯,已经用德语发表了相对论方面的论文十余篇。正如爱因斯坦所写,“日本人羡慕西方的智力成就,怀着伟大的理想主义,成功地深入科学之中,这并没有错”。在一百多年前的日本,科学已经如此深入民心,也就不难理解日本日后的科技成就了。

        迟到的爱因斯坦热

        爱因斯坦虽然未能如愿来华讲学,但中国人对这次讲学的渴望,却使相对论在中国更为广泛传播,并在1922年底至1923年初达到高潮。

        12月,《东方杂志》的“爱因斯坦号”出版了。

        周昌寿在其中的一篇文章中写道:“爱因斯坦这个名字,在今日中国,恐怕凡是在学界里面的人,差不多没有一个不知道的——不然,差不多没有一个肯自己承认不知道的;真所谓有口皆碑,无人不道的时髦人物了。”

        此前,另外两本杂志的专号中,人们最津津乐道的,不仅是科学家撰写的科普文章,更有浪漫诗人徐志摩写的推介:“众位要知宇宙间的玄妙并非读自然科学的人的专利,凡是诚心求实真确知识的人,都应该养育一种不怕难、好奇的精神,方才可以头头是道。”

        新专号如法炮制,不但刊发了介绍相对论的科普文章、两张爱因斯坦照片,还别具匠心地刊登了一出介绍相对论的剧本,名曰《爱之光》。

        剧中共有四个角色:科学博士,时间先生,空间小姐,光之神。剧情是:一个科学博士以前认为,时间先生和空间小姐毫无联系、相对独立,所以在科学研究中遇到许多无法克服的困难。一天,科学博士在研究过程中睡着了,光之神便在这时给他带来了至关重要的灵感。最终,科学博士摘下了他的“有色眼镜”,蒙在时空之间的薄纱被烧毁——科学博士明白了时间先生和空间小姐之间的本质联系。

        遗憾的是,这股热潮来去匆匆,爱因斯坦先是被描绘成一个伟大的科学家,而后又被誉为杰出的人道主义者。

        1931年11月,爱因斯坦公开谴责日本发动9·18事变侵略东三省,呼吁各国联合起来对日本进行经济制裁。

        1932年10月,中国共产党创始人陈独秀在上海被捕,爱因斯坦、罗素和杜威等名人联名致电蒋介石要求释放。

        1937年3月,沈钧儒等“七君子”因要求抗日入狱,爱因斯坦又联合杜威、孟禄等通电国民党当局要求释放。

        1938年6月,爱因斯坦与罗斯福总统长子共同发起“援助中国委员会”,在美国2000个城镇开展援华募捐。

        可以说,爱因斯坦是真正的世界公民,他的爱不分国界和肤色,他对中华民族的关爱完全建立在人类同情心和强烈的人道主义情怀之上。1936年,爱因斯坦在普林斯顿大学与前来进修的周培源单独交谈,还谈起了在中国时的情形与感触“中国人民是苦难的人民”。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向苏联学习”,开始用教条主义哲学批判相对论。1955年爱因斯坦去世时,他在新闻中仅被称为“大科学家”。

        “文革”中爱因斯坦“遭到曲解和污蔑”,全国掀起大批判狂潮,直到1979年召开爱因斯坦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他才得以在中国正名。

        这次由邓小平亲自批示的爱因斯坦“平反大会”,有一千多名科学家到北京参会,虽然这次大会对爱因斯坦来说毫无意义,但对于中国却意义非凡。在这次大会上,周培源的学生、时任国家科委副主席的于光远强调,中国过去关于如何评价爱因斯坦的争论,其本质在于“要不要发展科学和文化,应不应该重视自然科学基础理论”。

        “平反”以后,爱因斯坦在中国重新成为“世纪伟人”,而且热度一浪高过一浪。今年5月,黑洞照片首次曝光,再次证实了爱因斯坦的理论,他的逸闻趣事又被炒作了一把。然而,我们真正了解爱因斯坦吗?他不只是科学的象征,在哲学和社会政治事务方面也有重要建树,是一个远比我们想象中更丰富的历史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