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时新闻

  • 当今世界存在的九大矛盾

        陈文玲

        近年来,由于一些国家施行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民粹主义、霸凌主义、分裂主义和军国主义,引发了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和极大风险,世界正处于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认识这个充满矛盾的时代,认识这个充满希望的时代,站在人类道德道义的制高点上,有所为有所不为,是我们在当前选择正确方略的基点。

        在世界范围内,存在着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这些矛盾和问题有延续既往的,也有不断增加的,是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也是影响世界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贫富矛盾

        世界经济发展最不公平的问题是贫富之间的矛盾,既表现为富国与穷国之间的矛盾,也表现为富人与穷人之间的矛盾。总体来看,富国越来越富,穷国越来越穷。

        加入联合国的193个经济体中,排在前10位的经济体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约占全球经济总量的80%;排在第11位到20位的经济体的GDP约占全球经济总量的10%;剩下的170多个国家产生的GDP约占全球经济总量的10%。世界经济的增量和财富量越来越向发达国家和后来快速发展的国家集中。

        富人与穷人的差距也越来越大。英国《卫报》2018年4月7日报道,到2030年,世界最富有1%的人,将掌握2/3的财富。应该指出,贫富矛盾是当前一些国家和地区产生民粹主义的重要根源。

        南北矛盾

        二战后,一般把发达国家称为北,发展中国家称为南,因此,南北关系指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

        近几十年以来,南北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持续快速发展,经济体量越来越大。世界上出现了“金砖五国”“灵猫6国”“E11国”等一批新兴经济体国家,在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WTO)、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国际组织中的地位和话语权不断提升,在“二十国集团(G20)”“金砖国家会晤机制”“上合组织”等机制或组织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整体崛起,推动原来的南北关系发生深刻变化,在某种程度上,在一定的时点上,新兴经济体、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国际社会和世界经济发展上的话语权、主导权、规则制定权的竞争与博弈非常激烈。

        新旧动能矛盾

        新旧动能矛盾主要指新旧动能转换中产生的矛盾和纠结。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云服务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导致了新经济、新动能的产生,旧的经济形态、旧的产业业态和旧的发展动能正在被新经济、新动能、新技术、新业态、新商业模式所替代。一方面,国家之间和地区经济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产生了包容发展、共享发展和共同发展的内在需求。另一方面,一些国家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旧的管理思维习惯、旧的管理方式、旧的管理流程与新经济、新业态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激烈,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

        当新旧动能加快转换的时候,美国特朗普政府打击的正是这种新业态。尽管国际贸易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服务链已经形成,但仍旧使用1809年的原产地原则、1930年的关税法、1974年的贸易法来制定全球贸易政策。这就给世界经济发展带来很大不确定性。

        收支矛盾

        全球性的收支矛盾,即高债务和财政支出能力之间的矛盾愈益突出。据国际金融协会统计,目前全球债务已经高达247万亿美元,这是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根据该机构2018年10月份公布的数据,美国当时的主权债务达到21.8万亿美元,政府主权债务达到GDP的106%;日本债务规模达到GDP的260%。欧洲债务规模平均达到GDP的95%,其中一些国家债务率更高,如希腊达到179%,意大利达到138%,英国达到89%。中国政府债务规模总体可控,中央政府加上地方政府债务,占GDP的37%,家庭债务也在可控范围内,但企业债务在250%至260%之间,总杠杆率249%。

        总体看,全球性财政支出拮据。美国要保持在世界上的霸权地位,但财政支出能力并没有那么强大,且每年债务增加1万多亿美元,预计到特朗普总统第一任期结束时债务将达到25万亿美元。欧洲特别是北欧这些高福利国家,正在减少老百姓的福利,但遭到了强烈抵制并不断产生新的社会矛盾。在一些贫困国家,财政支出能力更加不足。

        单边主义和多边主义的矛盾

        当今世界单边主义和多边主义博弈空前激烈。二战之后,美国等国家主导建立了世界银行、IMF和WTO,构建有利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国际秩序与国际规则,总体上是维护多边主义和发展多边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使全球保持了几十年和平发展的环境。

        随着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加快发展,美国认为原有的国际秩序和国际规则不能保障自己的权益和利益最大化,于是走向它的反面,近年来采取的一系列做法,基本上都是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把美国国内的法律法规和标准作为处理全球问题的依据和规则,凌驾于其他国家的利益之上,凌驾于全球规则之上。美国原来是经济全球化及贸易投资便利化、自由化的旗手,现在则变成了破坏全球秩序和规则的搅局者。世界经济受到的挑战和不确定性的最大风险源,恰恰来自原国际秩序及规则的构建者、主导者和建设者。

        开放和封闭的矛盾

        世界上开放和封闭之间的矛盾比过去更加显性化。改革开放40年,中国走的是坚持开放大门越开越大的道路。自1978年最早在广东承接第一单加工贸易起,实行从试点开始、从东南沿海开始、从三来一补的国际贸易开始的渐进式开放,到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WTO,开始了制度性、高标准的与世界市场和规则全面接轨的开放。

        而有些国家,原来是开放的经济体,具有成熟的市场经济制度和机制,现在却正在走封闭主义和保护主义的道路。修墙是物理上的隔离,高关税是在关税上筑就的“高墙”,限制或禁止高技术产品出口是人为地切断全球产业链。这些做法是按照传统的、工业化时代的、世界没有深度联系时的经济形态和封闭的思维来处理当代问题。

        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矛盾

        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发展失衡的矛盾,引发的全球性问题甚为严重。世界当代经济由两种基本经济形态构成,即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但是两者必须是匹配的,实体经济是产生虚拟经济的基础,而虚拟经济是实体经济产生的增量或者变量。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不存在谁优谁劣的问题,也不存在应该有谁、不应该有谁的问题,两者必须有但不能失衡。

        当前最突出的问题是全球性经济“脱实向虚”并没有得到有效遏制,一些国家过度服务化和制造业空心化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而一些后发国家正在效仿并将其作为经济结构调整的目标;一些国家过度金融化和衍生化,由此导致的金融危机还没有真正走出困境,新的金融泡沫和经济泡沫又在加快堆积;一些国家房地产过度投机化和脱离价值及使用价值,形成“吸金”狂魔,这种经济循环绑架了政府政策。当虚拟经济超过实体经济而过度膨胀的时候,虚拟经济的大厦就会坍塌。

        老龄化和社会保障能力的矛盾

        2000年我国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60岁以上老人占比超过10%,之后老龄化速度加快,目前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国家已有100多个。美日欧目前是“深度老龄化”。世界银行数据显示,日本是全球人口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65岁以上的老年人占人口比例高达27%;其次是意大利23%,德国21%,法国20%,英国19%,加拿大17%,澳大利亚16%,美国15%,俄罗斯14%,中国11%。

        众多国家进入老龄化社会,急速老龄化与社会保障能力不足的矛盾非常剧烈,北欧国家原来从摇篮到坟墓全流程社会福利制度遭到严重挑战,成为导致欧债危机的重要动因,老龄化排在全球前十位的国家,几乎都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近期,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WHO)对人口年龄划分标准作了调整,1~17岁为未成年人,18~65岁为青年人,66~79岁为中年人,80~99岁为老年人,100岁以上为长寿老人,人们的预期生命周期大大延长,社会福利的支付周期也将随之大大延长,全球性保障能力不足的问题越来越凸显。

        大国竞争与博弈越来越激烈

        世界主要大国都在做强国梦,都走在强国的道路上。大国之间的竞争与博弈日益激烈。二战以后,先是两个超级大国的抗衡与冷战,冷战结束后,世界经济形成了“一超多极”,一个超级大国是美国,多极为欧盟、日本、中国、俄罗斯、印度、东盟等国家和地区。

        在激烈的竞争博弈中,各国根据自己的利益诉求和核心关切,不断地进行基于利益的排列组合,这成为影响世界经济结构性调整和变动的重要动因。大国关系调整结束了全球发展可以“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的独善其身时代,也结束了传统盟友的捆绑关系,世界更加多元、多极、多样和多边,大国之间更像是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合纵连横”。在新的国际竞争与发展格局中,世界经济发展的回旋空间不是被压缩了,而是扩大了。

        (作者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

  • “生活中心”:日本城市规划与建设管理的理念

        李国庆

        日本是世界上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日本的城市规划与建设管理始终体现了“生活中心”的文化原理。日本的智慧城市建设规划走在世界城市前列,智慧城市建设遵循“+互联网”思维,即城市规划和建设首先明确城市发展面对的生活问题,其次借助信息技术力量,挑战当前城市问题,探索未来城市结构。把城市定位为满足居住者基本生活需求的基础社会,是日本城市始终保持务实发展的根本原因。

        协同发展:城市圈规划的基本理念

        20世纪70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结束时,实现了“一亿(人口)皆中流”的均等化目标,城市的发展也同样贯穿着“均衡发展”理念。在60年代,日本人口曾经出现了向三大城市圈集中的趋势,80年代出现了向东京圈一极集中的趋势。与此同步,日本政府在《国土开发法》基础上先后制定了6次国土开发计划以及与之配套的城市圈开发计划和城市开发计划,建设新干线等现代高速交通线网为地方生活圈建设创造前提条件,以期实现人口与产业的均衡配置,逐步缩小地区差别。

        东京具有“首都”和“东京大都市圈”两大性质,但东京并没有利用首都的优势垄断资源,而是主动发挥带动周边地区发展的职责,在80年代全球化中形成了辐射周边三县的东京城市圈。东京圈包括东京都、神奈川县、埼玉县、千叶县“一都三县”,圈域面积达13558万平方公里,占日本国土面积约3.6%,但是人口数量达到3592万人,占全国人口的28.3%,为世界上人口规模最大的大城市圈。与大城市圈纽约相比,虽然区域面积差别不大,但东京圈的人口规模为纽约的1.7倍。与巴黎都市圈和伦敦都市圈相比,东京圈人口高出3.5倍至4倍。东京圈人口还是首尔圈和北京都市圈的1.5倍到1.7倍。

        东京圈城市规划建设发展过程经历了三个阶段,“东京”演变为三个层次的地域概念:最为核心的是包括千代田区、中央区和港区在内的都心3区,第二层是东京都23区,第三层是包括东京都、埼玉县、千叶县、神奈川县在内的东京圈。

        东京圈的发展顺应了市场经济需求,轨道交通线网科学规划和建设为城市人口与功能的均衡布局奠定了前提条件。东京圈不是一个首都行政区,而是作为大都市得以规划、建设和管理的城市经济圈,制度联动、产业联动和空间联动的协同演进与同城化顶层设计推动了经济要素自由流动。

        “+互联网”:城市规划建设中的生活中心原理

        日本城市规划与建设始终贯穿着“生活中心”原理。日本正在大力推进的智慧城市规划,以生活为本,发挥人的智慧确定城市正面临和可预见的问题,研究破解途径,进而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而借用信息技术力量。智慧来自人,而不是互联网,我们可以称之为“+互联网”战略思维。

        日本把智慧城市建设定位为“难题解决型”城市开发模式。智慧城市的兴起背景,一是地球环境变化,包括气候变化、人口变化、资源问题、城市问题等;二是人类生活的改变,即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在思维方式和价值观上出现的变化。建设智慧城市的动力来源于城市所面临的生态、社会和经济问题,是人类运用高科技手段破解现实城市问题、探索城市未来形态的实践活动,“智慧”来自人类而非高科技,必须确立人的主体地位。

        日本的京都-大阪-奈良、爱知县丰田市、神奈川县横滨市和九州市四个地区正在推进一系列实验。智慧城市由三个基本理念组成。第一,建设挑战城市问题的街区。其中,能源、环境共生、安全与安心、健康长寿、产业振兴是最重要的课题,智慧城市的兴起正是为了破解上述城市问题。第二,城市是人的生活场所,人是城市的主体,智慧城市建设的目标是创造轻松的工作环境、舒适环保的娱乐与生活环境、应对自然与社会风险的能力以确保家庭安全、资产安全和常态秩序。第三,复合功能优势与专业化街区管理有机结合以实现街区的可持续发展。与传统的单一功能的街区设计不同,复合功能城市可以通过城市经营实现城市价值的持续创造,让智慧为城市创造附加价值。

        智慧城市的三个核心概念是“环境”+“科技”+“社区”。它最初是应用IT和环保技术建设有效利用再生能源的智能电网、以电动汽车充电装置为标志的新型交通体系、运用蓄电池和节能家电的环保型城市体系。同时,它更是一项面向未来城市生活的社会工程,智慧城市首先需要构建起“公、民、学”三位一体的社会网络,以当前城市问题和未来形态的生活需求确定城市建设目标和途径。

        由于每个城市面临的经济社会问题各不相同,智慧城市并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适性建设标准,而是运用各个产业最优的高科技智能手段因地制宜地解决所在城市的环境问题与生活问题。日本城市规划的超前性来自对城市人口老龄化、生态环境与未来产业发展等城市生活问题的务实探索,来自解决问题的信息技术与设备制造的先进性。

        公众参与:城市事务自主治理

        日本传统的以协作团体主义为实质的“集团主义”渗透于城市社会深层,居民积极介入公共事务,通过多种社会组织谋求问题解决,创造出了“市民的公共性”。

        公众参与治理的传统来自日本城市的“第二自然村”文化底蕴。日本农村社会学家铃木荣太郎提出了“自然村原理”,认为日本人坐怀不乱的心态根基是农村的家族与村落不成文的生活原理。家重视超越代际的直系延续,村是家的结合体,村有固有的精神,它是引导人们行为的方向性规范,这一行为规范是从过去人们生活积累中产生的。由于日本家族制度的存在,长子一般留在农村继承家业,次子、三子离开农村移居城市创业,农村的自然村精神延伸成为城市文化原理。日本是“和魂洋才”的国家,在近代化过程中既成功地吸收了西方的制度和技术,同时又成功保留了传统文化。日本思想家神岛二郎指出,自然村的秩序原理沉淀于政府、企业和协会组织中,成为决定统治阶层、中间层和被统治阶层社会性格的要素,自然村原理成为包括城市在内的整体社会的基本文化原理,城市成为“第二自然村”。

        日本城市基层的社会组织是町内会,町内会与中国的“社区居委会”和韩国的“班常会”同属于地缘组织,为东亚地区特有。町内会是日本城市重要的社区组织,以居住地为单位形成的“町内”承担着多种生活互助功能。

        町内会的主要功能分为五大类。一是促进社区居民睦邻友好。定期组织敬老会、茶道会、棒球赛,促进邻里交往和相互了解。二是应急管理功能,为居民提供防灾技能培训,组织居民共同抵御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三是行政辅助功能,编辑社区新闻向居民传达地方政府的行政方针,美化社区环境,维护社区秩序。四是压力团体功能,町内会与地方行政部门设有定期的协议会、研讨会,参与行政审议会,上传居民对政府的希望要求。五是协调町内老人会、妇女会、家长会、青年团、各种文体组织以及志愿者团体,共同研究公共事务。町内会是一种介于国家与个体之间的中间团体,市民以地缘为纽带组织起来,参与社区公共事务治理。

        除町内会之外,社区市民活动还存在两种形式。一是自主型市民组织,即以市民为运营主体的非营利组织,活动涉及政治、经济、产业、教育、文化等市民生活的各个领域,例如市政研究会、保护生活环境会、防止公害组织等。二是特定参加者团体组织,组织成员具有某一方面的共同点,例如PTA(家长后援会)、青年团、妇女会等。

        日本的集团主义文化至今仍在为“一亿人口总活跃”这一激发民间活力的政策发挥作用。城市居民积极参与社区公共性活动,希望借助包括社区在内的集体力量来保证个人在社区生活中的合理利益得以体现。正是集团主义文化推动了日本城市的公共性建设。

        确立城市的基础社会定位

        社会学把社会类型分为社会群体和地域社会,涵盖家庭、职业和社区这三个人的基本生活领域,人们在这些领域中来完成家庭生活、经济行为和社会交往等人的最基本活动。其中,社会群体中的基础群体即家族、亲族以及地域社会中的村落、城市被统称为基础社会。

        把城市定义为基础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基础社会不承担特定的社会职责,满足生活者的基本生活需求。围绕着城市地方自治体的性质,东京在20世纪60年代曾经发生过“首都与大都市之争”,首都是担负国家中枢管理职能的行政区域,大都市则是一个经济区域概念。东京圈的发展得益于作为首都的特殊地位,但并没有利用首都的优势垄断资源,而是更愿意作为大都市与周边地区协同发展。日本的城市是市民自治体,是具有较高独立性和自主性的城市社会共同体,是为满足不同利益群体的共同需求而产生、履行各种不同类型的服务、为数众多的地方单位。作为地方自治体,政府需要把面向市民的公共服务的生产、分配作为首要职责。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

  • 影响力投资
    是必然的趋势

        原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先生在第22届哈佛中国论坛上演讲指出,过去二十年,科技革命、金融创新、资本市场的全球化,推动了全球经济高速增长,全球的财富迅速集聚。在全球财富实现指数性增长的同时,我们还面临很多挑战,比如教育、卫生、饥饿的问题等等。这个世界上有20亿人口每天的生活费只有3美元,有将近10亿人口没有基本的卫生保证。所以,全球可持续发展面临非常大的隐忧。

        怎么办呢?换一个角度来看,其实很多问题是经济行为本身的问题。假如未来我们每一笔投资、每一个经济活动在它发生的时候,既考虑正面财富回报,也有社会积极的影响力,这些问题自然就少多了。这个就是影响力投资。比如,在脱贫过程中,我们强调精准脱贫。什么是“精准脱贫”?就是“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要让他脱贫不返贫,就要培养他能够改变自己命运的能力,就是产业脱贫。但是产业脱贫需要支持,特别是需要金融的支持,要让各种形式的金融,特别是普惠金融支持这些农民脱贫。在中国有一个小额信贷机构,叫中和农信,在过去这些年支持客户的覆盖率超过20个县,帮助上百万农民脱贫致富。它的资本金从哪儿来?从影响力投资来,包括蚂蚁金服、红杉资本在内的很多机构都投了它。这种投入不是追求唯利是图,而是追求正面财务回报,同时有积极的社会影响力,这就是影响力投资。

        影响力投资应该是可持续金融的,是追求正面财务回报,同时显著量化积极的社会影响力的一种投资行为。这些年,公益也在变化,现在追求公益理念和商业模式的结合,用若干支付手段来改变这个世界的命运。

        影响力投资正迅速在全球发展和增长。据不完全统计,2014年影响力投资只有100亿美元,今年已经超过5000亿美元。所以,影响力投资已经成为全球的趋势。一方面是因为它符合公益慈善历史的发展规律,一定的生产力水平决定一定的公益方式;另一方面,它符合当前人心向善,世界向善的趋势。

        (张悦辑)  

  • “大变局”的讨论
    应重在“适应变化”

        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执行主任朱锋在《人民论坛·学术前沿》撰文指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讨论,将会进一步提升我们各方面工作的国际意识,加强对中国自身建设与世界潮流的融合并进。

        “大变局”的讨论,不是重在“描述变化”,而应该重在“适应变化”、推动对中国有利的各种变化和有意识地去塑造有利于中国的国际变化。从二战后世界政治的历史进程来看,我们还处在新百年变局的前期,出现了大变化的“前期综合征”,最突出的特征是不确定性显著上升。影响“大变局”的两个最重要因素是“发展范式转变”和新科技革命。为此,我们要加强研究,对外策略上仍然要保持低调,尽可能地让中国成为“大变局”“新变局”的受益者、建设者和贡献者。

        “大变局”的讨论,需要从紧密围绕中国如何抓住战略机遇期入手,为实现“中国梦”而不断充实我们的理论、政策和可实现的路径。例如,在处理复杂和严峻的中美关系时,要善于“缠斗”,更要善于“求变”。中国需要在大变局中抓住核心技术突破、提高教育重视程度、形成新科技革命话语权、在力所能及的基础上兼顾全球性公共产品的供应。

        “大变局”的讨论,要切实抓好和抓实“两个统筹”,要从中国预防、管控和成功应对各种外部风险尤其是战略风险入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将是中国继续在风雨中前行的战略新开局。(纪文 摘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