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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五”计划:新中国工业化的奠基之作

        洪向华  石建国

        在新中国历史上,五年计划是中国国民经济计划的重要部分,属长期计划,主要是对国家重大建设项目、生产力分布和国民经济重要比例关系等作出规划,为国民经济发展远景规定目标和方向。第一个五年计划,简称“一五”计划(1953年-1957年),实现了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并为我国的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与实施标志着系统建设社会主义的开始。

        1952年5月,抗美援朝战争还在继续进行,党中央确定了“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并积极组织力量着手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周总理和陈云同志具体负责组织领导我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建设工作。1951年2月,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提出“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思想。决定自1953年起,实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并要求立即着手进行编制五年计划的各项准备工作。经周恩来同志提议,成立了一个6人领导小组加强领导。小组成员有:周恩来、陈云、薄一波、李富春、聂荣臻、宋劭文。

        1952年5月,抗美援朝战争还在继续进行,党中央根据中财委提出的建议,确定了“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并积极组织力量着手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工作。中央指出,今后的五年,是我国长期建设的第一阶段,其基本任务是:为国家工业化打下基础,以巩固国防,提高人民的物质与文化生活,并保证我国经济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1952年6月,中财委汇总各大区和工业部门上报的经济建设指标,试编出按部门和行业划分的《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七年计划轮廓(草案)》及其《总说明》。这个计划轮廓(草案),实际上只有国营工业(特别是重工业)、铁路运输、重大水利工程是直接计划,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都是间接计划,也就是说直接计划在“一五”计划中大约只占40%左右。在这个草案中,对我国钢铁、机械、煤炭、石油、电力、化学、电器制造、轻纺、航空、坦克、汽车、造船等工业,提出了具体建设指标和要求,对重大水利、铁路、桥梁建设也做出总体规划。通过“一五”计划,拟扩(改)建与新建若干个重工业区,即以钢铁和机器制造工业为中心的鞍山、武汉、包头三个区域,以石油化工、有色金属和机器制造工业为中心的兰州区域,以动力设备、重型机械制造工业为中心的哈尔滨、沈阳、齐齐哈尔、西安区域,以化学工业为中心的吉林区域,以煤炭和采矿设备制造为中心的抚顺、大同区域,以机器制造工业为中心的洛阳、成都区域,以初步形成我国工业建设的新框架与大致合理的布局。“一五”计划轮廓(草案)尽管比较粗略,但作为我国第一个中长期经济发展计划的雏形,不仅为我国政府与苏联政府谈判援助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项目提供了基本依据,而且也为我国即将展开的有计划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勾画出一幅宏伟的蓝图。

        第一个五年计划得到苏联的大力帮助

        1952年8月下旬,以周恩来为团长,陈云、李富春为副团长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应邀前往莫斯科,与苏联政府商谈援助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问题。到莫斯科后过了两三天,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设晚宴招待了以周总理为首的中国代表团。9月中旬,斯大林会见周恩来、陈云和李富春,就援助中国的“一五”计划问题,谈了3点意见:(1)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国应当能够制造汽车、飞机、军舰。(2)中国工业的发展速度一定很快,但是做计划应留有余地,要有后备。(3)苏联对中国的援助,价格便宜,技术也是头等的。

        斯大林的意见实际上表达了苏联政府援助我国“一五”计划的总方针。现在看来,在当时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对我国封锁禁运,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不久,苏联的重建工作任务很重,再加上苏联还从来没有搞过这样大规模的对外援助的历史条件下,他们对我国的援助,确实是尽了努力的。

        1953年3月8日,周恩来专程赶赴莫斯科,代表中国党和政府参加斯大林的葬礼。周总理利用工作间隙,抽出时间,听取了李富春同志关于同苏方商谈“一五”计划轮廓(草案)的情况汇报和意见。总理听得非常认真,亲自做记录,回国后又整理成文,分送有关领导同志征求意见。

        3月中下旬,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米高扬代表苏联政府,对中国政府的《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七年计划轮廓(草案)》,提出了一些意见:如关于工业发展速度,原定每年递增20%,但由于建设时期与恢复时期情况不同,速度定高了,摊子就铺得很大,力量分散。因此,计划每年递增14%或15%就可以了。中国工业发展的主要障碍,是缺乏自己的专家和地质资料。这两项工作,必须做在其他工作之前。设备不能完全依赖进口,能生产的要自己生产,这样,既可节省资金,又培养了技术力量。中国“一五”计划,需要大力发展手工业、小工业。手工业是增加财政收入和国民经济积累的来源之一。要注意考虑农业。过去3年,中国实行土改,农业收获很大。但今后这样的重要条件没有了,就要另想办法保证农业的继续发展。

        随后,中共中央表示同意苏联政府对我国“一五”计划所提建议,中国代表团赴苏谈判援助中国的“一五”计划,历时8个多月,取得了圆满成功。

        “一五”计划所取得的成就,为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持续推进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的时候,虽然我国的工业已经恢复并且超过历史上的最高水平,但是工业化的起点仍然很低。1952年现代工业在我国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只有26.6%,重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只有35.5%。特别是经过抗美援朝战争后,我国领导人对于工业的认识更加深刻,因此改变我国工业特别是重工业极端落后状况的客观要求显得更为紧迫。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参照苏联的经验,选择了一条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

        “一五”计划规定,5年内国家用于经济和文化建设的投资总额达766.4亿元,折合黄金7亿多两。这在我国的历史上是空前的。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的58.2%用于工业,其中又把88.8%用于重工业建设。计划的制订和实施,虽然得到苏联政府的很大帮助,但是,党仍然坚持和强调自力更生为主,凡能自己解决的尽量自己解决。1956年,中央进一步明确提出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的方针。

        正是由于中央领导集体的谦虚和谨慎,以及苏联的大力帮助,在全国人民的辛勤努力下,到1957年年底,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主要指标大都提前完成了。

        从投资方面来看:5年间,国家对经济和文教卫生的基本建设投资共达493亿元,超过原定计划的15.3%,加上企业和地方自筹资金,全国实际完成基本建设投资总额588亿元。施工限额以上的工矿建设项目921个,到1957年年底,全部投入生产的428个,部分投入生产的109个。重工业生产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52年的35.5%提高到45%,旧中国重工业过分落后的面貌有所改变。

        就工业布局来看:一大批旧中国没有的基础工业部门,开始一个个建立起来。1953年年底,鞍山钢铁公司大型轧钢厂等三大工程建成投产,成为最为重要的钢铁工业基地。1956年,中国第一个生产载重汽车的工厂——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生产出第一辆汽车,长春也由此成为我国的汽车城;中国第一个飞机制造厂试制成功第一架喷气式飞机;中国第一个制造机床的工厂——沈阳第一机床厂建成投产,中国第一座生产电子管的工厂——北京电子管厂正式投产。1957年,飞架南北的武汉长江大桥建成,连接了长江南北的交通。青藏、康藏、新藏公路也建成通车,沟通了西藏和内地的联系。由于基本建设投资半数以上投放内地,一大批工矿企业在内地兴办,使旧中国工业过分偏于沿海的不合理布局初步得到改进。

        从建设速度来看,大大小小的施工项目不胜枚举。仅是限额以上较大的项目,平均每天就有一个开工或者竣工。“一五”期间工业生产所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了旧中国的100年,同世界其他国家工业起飞时期的增长速度相比,也是名列前茅的。

        总之,“一五”计划所取得的成就,不仅坚定了中国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也为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持续推进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同时,它也为世界范围内其他民族国家的解放斗争和经济建设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

        [作者分别为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督学组督学、教授,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三研究部综合处处长]

  • 逐鹿中原显风格

        金鸣娟

        1978年7月,一群美国客人向邓小平询问他的性格特征,他含笑沉思后认真地回答说:我不过是一个老兵而已。我真正的本行是打仗。作为老兵,打仗最能体现邓小平的风格特征。

        邓小平一生打过许多仗。从参与领导百色起义到转战太行山区,从挺进大别山到指挥淮海、渡江战役,他都发挥了重大作用。而对邓小平来说,一生中“最高兴的是解放战争的三年”,最令他得意的是与刘伯承一起,在挺进大别山时率领十几万晋冀鲁豫部队,与蒋介石指挥的数十万精锐部队在中原逐鹿。这一时期充分地体现了邓小平杰出的指挥才能和独特的领导风格。

        “走到大别山就是胜利”:把握时机,克服困难,努力实现战略目标的风格

        根据中共中央的战略决策,刘邓大军是在无后方支援的情况下,从敌人的心脏实施千里突围的。1947年6月,刘邓大军12万余人在150公里的地段上,一举突破了蒋介石苦心经营、被司徒雷登称为可抵40万大军的“东方马其顿防线”黄河天险,接着又不失时机地取得了鲁西南战役的胜利,1个月歼灭敌人6万多,揭开了伟大的战略反攻的序幕。蒋介石急忙调集了13个师约20万人的兵力进行围剿,企图压迫我军背水作战,并准备挖开黄河堤坝,水淹刘邓。与此同时,在陕北处境艰难的毛泽东,亲自起草了一份三A级急电,要刘邓火速南下。

        军情紧急。是让连续作战的部队继续前进,还是让疲劳之师作必要的休整补充?邓小平与刘伯承审慎地分析了情况,认为蒋介石决堤黄河放水,没有什么可怕的,党中央有困难,必须义无返顾地、不顾任何条件地去实现中央总的战略目标。他们毅然决定,机不可失,疾速南进,立即执行挺进大别山的战略任务。8月初,刘邓大军提前结束了休整,下决心不要后方,长驱直入,千里跃进大别山,凭着惊人的意志和毅力,克服了重重困难,战胜了国民党的追兵阻师。在行进过程中多次遇到十分险恶的关头,刘邓总是身先士卒,并肩战斗。邓小平反复对部队强调:“走到大别山就是胜利!”他明确表示:“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坚决地打过去!”正是凭着这种“狭路相逢勇者胜”的英雄气概,经过20多天的艰苦跋涉和激烈战斗后,刘邓大军完成了挺进大别山的壮举,实现了战略进攻的初步胜利,成为全国解放战争的转折点。

        40多年后,邓小平向他的女儿毛毛讲述了当年的情况:“毛主席的电报很简单,就是陕北情况甚为困难。只有我和刘伯伯看了这份电报,看完后就立即烧毁了。当时我们真困难啊。但是我们二话没说,立即复电中央,说10天后行动。用10天作千里跃进的准备,时间已经很短了,但我们不到10天就行动了。当时,真是二话没说,什么困难也不能顾了。”说到这里,一向性格内向的邓小平“声音略带哽塞了。”

        “在新解放区,不宜搞土改”:实事求是,因地制宜,联系实际进行创新的风格

        国民党声称:“不怕共产党凶,就怕共产党生根”,派出了15个整编师共26万人的兵力围剿刘邓大军。刘邓大军到达大别山区后,为了立足中原、站稳脚跟,一方面进行异常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机动灵活地开展运动战歼敌,逐步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围攻,另一方面发动群众,进行土地改革运动,调动广大农民的革命积极性,建立巩固的大别山根据地。

        按照中央1947年10月颁布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土地改革就是要打土豪分田地。但由于大别山区敌情异常严重复杂,环境极不稳定,群众的顾虑很多,当时又没有在新解放区搞土地改革的经验,而且政策和策略思想准备不足,采用了老解放区搞土地改革的办法。“村村点火,户户冒烟”,一些地区的干部又犯了严重的“左”倾急性病,片面地强调打土豪分田地,造成了只依靠少数积极分子、强行分地分财、强迫群众接受等急于求成的失误。结果不但不利于发动群众,反而造成脱离群众、孤立自己的现象,影响了新区工作局面的开展。

        邓小平很快察觉到了这种情况。他经过深入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教训,及时地对进入大别山以来实行的土地改革的方针政策进行了反思。他在干部会议上明确提出:我们的干部应该有实事求是地执行正确政策和策略的能力,在制定土改政策和实施计划时,要从新解放区的客观实际出发,而不能从主观愿望出发。接着他立即向党中央、毛泽东报告了具体情况,提出了政策方面的建议,认为在新解放区,我们没有牢固地站住脚之前,不宜搞土改,应采取适合新区实际情况的稳妥政策,进行清匪反霸、减租减息。当时,毛泽东正在根据各地反映的情况,对自己预计的新区土改的进程进行反思,考虑着如何改进新区土改的政策和策略步骤问题,因为这关系到争取新区广大群众、迅速促成全国胜利的问题,对邓小平的报告予以高度重视,很快就批准了他的建议,还亲自回电:“小平所述大别山经验极为宝贵,望各地各军采纳应用。”邓小平很快果断地将这一工作方针开始实施,从1948年1月份起,大别山地区停止了土地改革运动,实行减租减息的政策,从而纠正了错误,使地方群众工作有了根本的转机,同时也使我们党在关于新解放区的土地政策问题上,形成了完全符合实际情况的科学认识。

        “军队纪律坏,就是政治危机的开始”:从严治军,以身作则,争取群众信赖支持的风格

        刘邓大军刚到大别山区时,群众不敢接近他们,活动也不积极。虽然在此之前邓小平就号召所有部队发动了严格执行纪律的群众运动,并制定了相应的措施,但是仍有些干部产生了急躁情绪,有时发生打人骂人、拿群众东西、无偿拉牛马送病号的情况。这就更造成了群众的恐惧心理。邓小平了解到这些错误行为后,进行了严厉批评。他在各种会议上反复地从党的路线、政策的高度,向干部战士解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提出了严格的要求。他说,一定要遵守群众纪律,取得人民的信任,这是我们重建大别山根据地的关键。他指出:“军队纪律坏,就是政治危机的开始。”他为军队制定了极为严格的纪律:抢掠民财者枪毙,强奸妇女者枪毙。时隔不久,邓小平在黄冈县的一条街上,发现一个军人刺刀上挂着一捆花布、一捆粉条,显然来路不正,立即叫查,结果查明,那人是一警卫连长,立过战功。有人说是不是可以不杀。最终为严肃纪律,必须执行枪毙,给部队和群众的震撼力极大。

        邓小平自己也以身作则,严格要求。在严冬季节,飕飕寒风刺骨地冷,他和刘伯承在四处露风的屋子里办公时冻得直打颤,也不肯随便动用老百姓的一把柴草烤火。刘邓二人还亲自动手用稻草灰染布,用树枝弹棉花,自己用针线缝制衣服,给干部和战士做出了榜样。部队真正执行了严格的纪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在群众中产生了很好的影响。群众感到是真正的红军回来了,解除了顾虑,从而信赖和支持他们。

        总之,邓小平和刘伯承挺进中原的这段革命历史,深刻地体现了他善于把握时机,实现目标;实事求是,敢于创新;从严治军,争取群众等一贯的风格特征。邓小平的这些风格特征,在以后的革命实践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丰富。

        (作者为北京林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 叶挺的第二次入党

        冯建玫

        叶挺,人民军队的创建者之一,在1988年中央军委确定的36名开国军事家中名列第13位,是我党我军拥有特殊地位的老一辈革命家、杰出的军事家。从北伐战争中战功赫赫的第四军独立团团长,到抗日战争时期威名远扬的新四军军长,叶挺将军一生功勋卓著,周恩来赞扬他“为新旧四军立下了解放人民的汗马功劳”。

        1927年,国民党叛变革命,大革命遭遇失败,面对一片白色恐怖,叶挺坚持自己的政治选择,继续为信仰而战。在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的领导下,8月1日,叶挺率部与朱德、贺龙、刘伯承一起,发动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12月,叶挺又与张太雷、叶剑英等共同发动广州起义并担任起义军总指挥。毛泽东为此曾当面评价叶挺:你是共产党的第一任总司令,人民军队的战史要从你写起。

        广州起义失败之后,叶挺辗转抵达莫斯科,却遭到共产国际的不公正对待,受到严厉批评和无情打击。叶挺性格刚烈,离开莫斯科流亡海外10年之久,经历了一个困惑与迷茫阶段,但一颗爱国爱民的赤子之心却从未曾改变。九一八事变后,叶挺与家人由欧洲返回澳门居住,时刻关注时局变化。全民族抗战爆发伊始,叶挺即刻回来投身抗战,在国共双方二次合作的大背景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方八省游击队万余人组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叶挺出任新四军军长。此时,叶挺脱离中国共产党已有10年之久。为表达自己对党的忠诚,1937年11月,叶挺抵达延安,在中共中央为其举行的欢迎会上,叶挺真诚表示:“同志们欢迎我,实在不敢当。革命好比爬山,许多同志不怕山高,不怕路远,一直向上走。我有一段爬到半山腰又折回去了,现在又跟上来。今后一定遵照党所指示的道路走,在党和毛主席正确领导下,坚持抗战到底。”

        1941年1月,国民党制造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变起仓促,叶挺将军于混乱中临危不惧,率众与数倍于己的对手浴血奋战7昼夜,最后决定以一己换部下,前往谈判时遭无理扣押,被辗转关押于上饶、桂林、恩施、重庆等地,囚禁长达5年2个月。为使叶挺屈服,国民党使尽种种手段,在花样翻新的威逼利诱面前,叶挺丝毫不为所动,写下“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的条幅悬挂于居室以明志。抗战烽烟正浓,这位满腹军事才华、曾经叱咤风云的英武战将,或被关押于牢狱之中,或流连于田间农舍,其内心的失落与痛苦,透过他笔下的文字得以宣泄。1942年,叶挺在重庆的牢狱写下这首名为《囚歌》的诗作: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走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高叫着:爬出来呵,给尔自由!我渴望着自由,但也深知道——人的躯体哪能由狗的洞子爬出!我只能期待着,那一天——地下的火冲腾,把这活棺材和我一齐烧掉,我应该在烈火和热血中得到永生!

        1946年3月4日,在中共中央和各界人士的不懈努力之下,叶挺终于迎来自由,出狱后第二天,他写下人生第二份入党申请,致电党中央、毛泽东:

        我已于昨晚出狱,我决心实行我多年的愿望,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你们的领导之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贡献我的一切。我请求中央审查我的历史是否合格,并请答复。

        毛泽东对叶挺的申请给予高度关注,曾对同意叶挺入党的批复做过三次修改,并亲笔将抬头改成“亲爱的叶挺同志”。得到同意入党的批复,叶挺兴奋、欣喜之情溢于言表。记者问:5年牢狱为何作出如此抉择?叶挺回答:5年的思考让我更加深信,今天的中国,真正为国家民族而奋斗的,只有中国共产党!记者又问:将军今后有何打算?叶挺回答:除了为人民外,还有什么?

        1946年4月8日,叶挺与王若飞、博古等人乘飞机返回延安,在山西兴县黑茶山失事,叶挺的生命在光明开启的时刻戛然而止。从1924年初次入党,到1946年重回组织,经历20余年奋斗,叶挺每一次面对个人荣辱甚至生死抉择,都表现出极强的政治立场,经过了种种严峻考验,终于再次回到中国共产党的怀抱,其献身国家民族,矢志追求理想的执着与忠贞,将永载党的历史。叶挺的名字与其精神,如他的诗作描述的,已在烈火和热血中得到了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