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时新闻

  • 生态文明是一种全新的道德观

        刘  奇

        天育物有时,地生财有限,道法自然,天人合一,这是古人朴素的生态道德观。《尚书·舜典》记载,上古时代舜就设置了一个管理山林川泽草木的官职叫虞,做这个官位的人叫伯益。到夏朝时,就有了“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罟, 以成鱼鳖之长”的道德倡导。一个社会的文明靠的是两大要件支撑:法律和道德。法律是他律,道德是自律。道德存于内心,指导行为,它体现的是伦理关系,是价值判断,道德的生成来自修养、信念和规范。

        人类社会已经经历了三大文明形态,一是上百万年的原始文明, 二是上万年的农业文明,三是三百年的工业文明。今天正在向第四文明形态过渡,即生态文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数不胜数,但最重要的成就就是走出了人与人、人与物和人与自然关系的陷阱,人们逐渐清醒地认识到,人不是自然的主宰,只是自然的一员, 规律只能认识,不能违背。由此,国家出台了严厉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责任终身追究,筑起一道壁垒森严的屏障。

        制度是写在纸上的硬措施,道德则是刻在心中的软约束。生态文明社会所要倡导的生态道德是一种全新的道德观和道德范式,它不仅要求人对人的社会行为,而且要求人对自然环境的行为都要受到伦理评价,接受自我良心的审判。尊重生命和自然界是生态伦理学的命令性原则,不损害生命和自然界是生态伦理学禁止性原则。在生态文明时代,生态道德水平高低是衡量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也是衡量一个人综合素质的重要尺度。在“人是自然的主宰”这一工业文明理念仍然广为流传的背景下,仅靠法律和制度的硬约束,缺乏“发乎情止乎礼”的道德修养,是很难建成生态文明社会的。因此,培养善德善行的生态美德,激发社会成员对自然的热爱、尊重和感恩是当务之急。长期以来,社会倡导和奉行的道德哲学就是人类中心主义,今天务必要超越这种传统价值观,树立在热爱自然、尊重生命、优化环境、健康发展的基础上,保障人类的发展和幸福的新理念。

        所谓热爱自然就是要经常投身自然、拥抱自然、融入自然,尤其在城镇化高潮中,“宅男”“宅女”不问五谷、乡村孩子城里借读现象愈演愈烈的现实情况下,培养人们对大自然的感情十分必要。

        日本在城市建了几千个市民农园就是为了让市民有机会多接触自然。唯有接触才能了解,唯有了解才能热爱,唯有热爱才有感情,才能认识把握其规律,从而不做或少做违背规律的荒唐事。所谓尊重生命,就是面对每时每刻地球上都有许多物种灭绝的现实,每个人都必须树立保护物种多样性的强烈意识。所谓优化环境,既要对现实环境实施严格保护,又要对已被破坏的环境予以修复,给自然休养生息留下足够的时间和空间,使生态环境逐步得以恢复。所谓健康发展,即未来发展过程中,不论上任何项目, 搞任何建设,都必须以生态文明为前提,这是不可逾越的红线。

        生态道德建设不仅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而且需要潜移默化、润物无声地深入人心,变成每个社会成员的自觉行动。它能否转化为社会成员的风俗习惯和道德实践,除了看我们设计的标准规范能否反映人与自然伦理关系的本质,能否体现事物发展的规律性、必然性,还要看道德的教化能在多大范围、何种程度上为社会成员所接受、信奉和遵循。生态道德的重建必须在教化的深度和广度上长期坚持,持之以恒地进学校、进课堂、进村户、进一切能够进入的媒体,形成浓厚的社会氛围。只有坚持不懈地努力,才能让每个社会成员入脑入心,变成自我约束的道德意识,指导自己的行为。习近平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两山”理论,已经家喻户晓,但要真正变成人人都能自觉践行的道德约束,仍需假以时日。

        到2020年脱贫攻坚结束,我们可以骄傲地向世界宣布,在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上,我们是摆脱贫困的第一代!但还应清醒认识到,我们也是启动生态文明建设的最后一代,历史留给我们的是最后的机会!如果等到地球上剩下的最后一滴水就是人类眼泪的时候,我们就没有眼泪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走在世界前列,必须教会世界一件事情,19世纪英国教会世界如何生产,20世纪美国教会世界如何消费,21世纪的中华民族要走到世界前列,应该教会世界如何可持续发展, 这也是人类社会进入第四文明形态, 一个国家文明水平的基本体现。

        (作者为中国农经学会副会长、中国农业大学国家农业农村发展研究院研究员)

  • 认真对待司法道德能力之生成和培育

        江国华

        司法固然不能与道德混同,但司法殊难与主流道德隔绝。经验表明,在任何社会中,司法都是主流道德的维护者和促进者。不过,司法的这种“卫道士”角色不仅是主流道德之要求,更在于司法公信力之需要。因此,司法过程不仅是法律的实现过程,也应当是道德实践的过程。

        主流社会是非观的维促能力。良好的司法裁判应当有助于维护主流道德体系的是非观,维护社会底线正义,有助于提升公民守住做人底线之信心。其一,古往今来,所有的涉诉争议都内含是非之争。所以,明辨是非乃定分止争之前提。一项是非不清甚至是非颠倒的司法判决,无论其程序如何正当,都是非正义的。在这个意义上说,主流道德上的是非标准是司法正义的底线标准,维护主流道德的是非标准系法官之自然责任。其二,是非观乃一个基础社会生活秩序的元规范,其代表着底线正义。守住底线正义就是守住社会元规范,就是守住基础生活秩序之根基。而基础生活秩序,本质上就是一种道德秩序。正是这种作为道德秩序的基础生活秩序构成了社会秩序的基本内核。所以,现代社会秩序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法律秩序。社会秩序始于道德并优先于法律,道德是具有持久价值的调节方式。司法应当是道德秩序的维护者和建设者,至少应当对基础社会生活的元规范给予立场鲜明的支持。

        主流社会善恶观的维促能力。法官应当在个案中维护主流道德体系之善恶观,并有助于社会共同体实现其惩恶扬善之价值诉求。其一,善恶就是最一般的道德判断标准。这个标准也通常适用于社会之于司法裁判的评价之中。普通民众之于司法的评价更惯常适用的是道德标准,而不是法律标准。因此,司法过程及其裁判结果应当经得起道德标准的审视。良知是人民捍卫正义的唯一屏障,也是他们评价司法的底线标准;基于道德自觉,人民只可能接受善的裁判,并本能地拒绝恶的裁判。其二,善恶观在道德实践上通常转换为惩恶扬善的道德命令。“所谓道德的善或道德的理念是人基于认知理性和自由意志去追求实现存在的善,并在此过程中赋予自己以义务和权利的过程,简言之,就是扬善避恶。”因此,对于作为最后防线的司法而言,这种惩恶扬善的道德命令就是一种绝对命令,即康德“内心充满常新而日增的惊奇和敬畏”的道德律。据此,司法不仅应当将惩恶扬善当做一项自然责任,而且,其所做出的任何一项裁判不仅应当符合人民的善良意志,还应当成为社会行为之典范或榜样——司法代表国家所认可的“善”是我们每一个人“共同的善”,相应地,司法所惩戒的“恶”即我们每一个人“共同的恶”。如是,司法过程不仅是法官为“自我立法”的过程,也是为社会树立行为典范的过程。

        主流社会荣辱观的维促能力。法官应当维护主流道德体系之荣辱观,这有助于激发人民过有德性生活、作道德人之信念。其一,《管子·牧民》云:“礼义廉耻,国之四维”“明荣辱,知羞耻”乃为政治国之端,是国家发展和稳定的一个支柱。国家司法不仅应当以“民之以为荣者为荣,以民之以为耻者为耻”,而且其代表国家所做出的每一项裁判都应当可以成为整个社会“知羞耻之所在,明荣辱之所系”的标识,从而成为国家“知耻求荣”的清风正气和认同感或凝聚力的建设者。其二,耻感是人民做道德人之酵素,是人民过有德性生活的持久驱动力,也是人民守规矩、服法判的心理要素。法律影响力必须诉诸行为人的心理机制,否则就很可能事与愿违。同理,对于司法而言,其裁判的实现取决于是否激发了人民的耻感。

        司法固然只应当服从法律,但法官以法律名义所做的裁判都会对社会道德产生积极或者消极的影响。德沃金指出:“一位法官的点头对人们带来的得失往往要比国会或议会的任何一般性法案带来的得失更大。”任何成熟的司法理论都应为司法道德留有一席之地,至少不应道德冷漠。在这个意义上,认真对待司法道德能力之生成和培育,应当成为中国司法队伍建设的基础性问题。

        (作者为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  

  • 陌生人社会是新的历史景观

        程立涛

        近年来,“陌生人社会”逐渐成为一个流行的专业术语而受到学术界的持续关注。在中国文化语境下,费孝通最先使用“陌生人的社会”之类的术语,从社会学视角阐发对当代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理解和把握。在《乡土中国》一书中,他说:“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细。”在他看来,匿名性、流动性和人们彼此之间的相互疏离无疑是这种社会结构的最突出的特征。

        不过,目前学术界尚未就什么是陌生人社会达成共识,即人们关于陌生人社会的研究尚缺乏严格意义上的理论界定。也就是说,这个概念目前是作为一个不证自明(或无须证明)的学术术语而被使用的,因而就必定包含着某种理论假设的成分。然而,这并不影响人们用它来描述自己对当下中国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状况的理解与认同,因为每个人都已经深切地感受到陌生人社会的来临及其对自己日常生活的深刻影响。

        追踪陌生人社会起源的历史进程,人们不难发现,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和市场经济的逐步推进,无疑是其形成和发展的最直接的动因。在我国近代化的历史上,这个动因的表现很不明确甚至难以被普通人把握。不过,在一个宏大的时空视域内看问题,或者类似于走马观花或蜻蜓点水式的考察,所得到的也只能是一些只言片语式的、点滴零碎的经验资料,无法帮助人们全面深刻地把握中国社会变革的真实内涵。与其这样,倒不如立足生活实践的具体层面,深入我国社会基层的最深处,着眼于乡土性的变迁和演绎来得更为实在。在这个意义上,费孝通以一个普通中国百姓的身份,深入乡土中国的最前沿,选择在江南和西南的广大农村进行深入细致的田野调查,在此基础上获得了大量真实可靠的第一手资料,然后经过严格的逻辑归纳和理论升华,得出了许多具有普遍性和规律性的结论。在当今大变革的时代,这种社会学的田野调查研究方法更值得人们珍视、仿效,并在研究当代中国社会改革的实践中不断加以完善和持续推进。

        与近乎凝固、封闭而保守的熟人社会相比,陌生人社会无疑是开放的、流动的、包容性极强的,因而是全新的历史景观。对于中国百姓而言,它必定是一个崭新的、富有生命力的事物,是在自己甜蜜的梦乡里从来没有想到过的全新的社会结构。生活是一所极好的学校,它是个人成长的摇篮和进步的阶梯。如今,普通百姓对陌生人社会的切身感受,必定来自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的巨大变迁,来自他们从伴随着袅袅炊烟、简陋古朴的农家小院,乔迁进入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从世代耕耘和收获中漫步走过的田野小径,到徘徊在车水马龙的都市林荫大道;从温情似水的农家社区,走进满眼都是陌生人的繁华喧闹的大都市。

        在不断对外开放的背景下,异域文化和生活方式的持续性输入及其影响的不断加深,导致人们的观念和行为发生了全新的变革。当然,这其中包含着伦理道德的改变。越来越多的人离开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去开创自己的宏图伟业,实现孕育已久的远大理想和抱负;或者离开生养自己的祖国,去异国他乡务工或求学。不同的部门之间、地区之间乃至不同的国家之间的人员交流不断增多,出国旅游乃至到国外定居已经不再是什么新鲜事。社会的流动性异乎寻常地得到强化。尤其是现代工业文明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导致陌生人持续不断地涌入“我们”的生活,与陌生人打交道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基本条件。“我们”完全生活在一个崭新的陌生人社会里。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也许这一切都来得过于突然,自己还未来得及认真体验和细细品味,转瞬间历史已经走过了一百多年。

        陌生人社会的来临,为当代中国社会展示了全新的生活场景和伦理视野,也导致了许许多多没有遇到过(或预料到)的新问题、新挑战、新困惑。从经验层面上我们看到,陌生人社会提出了无穷无尽的新的伦理道德问题,迫切要求人们去思索、去回答。

        立足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实际需要,我们需要在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伦理意识形态指导地位的基础上,继续拓展和深化对陌生人社会的伦理道德思考,构建全新的符合现代社会需要的现代伦理体系,激发和重塑个体的道德心理状态,推进社会整体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的变革,构建和谐幸福的公共生活,建设现代信用社会。

        (作者为河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 法治社会的辨识性指标

        陈柏峰

        法治社会概念被越来越广泛地使用,但由于缺乏具体的目标指引,似乎可以指涉无数有关法治的范畴,这稀释了法治社会概念的效用。法治社会建设需要面对社会生活,有强辨识性的目标指引。透过分解目标,可以深化对法治社会结构的认识,从而将法治社会建设具体化、可操作化。

        首先,引导公众有序参与社会治理。公众参与社会治理,意味着在公共事务的决策、管理、执行和监督过程中,公众能够自由地表达立场、意见和建议,能够合法地采取旨在维护个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行动。公众有序参与社会治理,需要有与时俱进的理念、素质和能力。长期以来,社会治理由政府包揽,民众也适应这种方式,从而导致官本位和权力本位思维突出、民主观念和社会协同观念缺乏。直至今日,陈旧观念还有广泛影响。

        公众有序参与社会治理,需要有多元的渠道和机制。目前,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渠道还较为缺乏,既有的制度性渠道也容易流于形式或被虚置。因此,应当以法律法规或其他规范形式,建立以各级政府为主导,以各种形式的社会组织为补充的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渠道网络体系,打造多样、丰富、畅通的公众参与平台。同时,深入理解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运行规律和心理特征,精心设计、完善公众参与的运行机制。

        其次,维护良性的物质文化生活秩序。良性的物质文化生活秩序,是良好社会秩序的当然之义,也是法治社会的基础,它至少包括四个方面:财产秩序稳定有序;社会关系和谐可期;文化公共生活健康向上;社会规范与法律协调互补。良性的物质文化生活秩序需要完备的社会信用体系保障。社会信用体系以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为基础,以政府强有力的监管体系为保障,通过信用机制对社会成员和企业进行约束,通过记录信用状况来揭示信用优劣,整合全社会力量褒扬诚信、惩戒失信。

        良性的物质文化生活秩序需要完善的法律服务体系保障。这应当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法律服务制度完备。这意味着律师、公证、基层法律服务、法律援助等各项法律服务都有充分的法律依据。二是法律服务资源均等化。我国法律资源的配置与分享存在着失衡现象,表现为区域、城乡、阶层之间的不平衡。为此,需要从创造法律资源转向公平合理地配置法律资源,为弱势群体运用法律资源提供更多的便利,完善法律服务资源配置与分享机制。三是法律服务队伍素质过硬。这要求人才队伍专业水平高,职业道德素质高,思想政治素质过硬。四是法律服务运行机制通畅。这要求创新法律服务形式,拓展法律服务领域,整合法律服务资源,优化衔接法律服务流程。

        再次,调适基本公共服务资源的供求。基本公共服务是旨在保障全体公民生存和发展基本需求的公共服务,包括基本公共教育、劳动就业服务、基本医疗卫生、基本住房保障、公共文化体育等。目前,我国初步建成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但供给不足、发展不平衡的矛盾仍然突出。

        调适基本公共服务资源的供求,需要面对几对关系。一是政府、市场与社会组织的竞争与协作。政府、市场与社会组织都参与公共服务供给,各有优缺点。政府注重公平,但资源利用效率常常不高;市场可以提高效率,但只能适用于可以排他的服务;社会组织有灵活性,但资源有限,只能起到补充作用。几种供给主体既有竞争,也需协作。二是政府部门之间的协作。政府由不同层级、不同部门的机构组成,容易因职能、资源、信息、利益等缺乏整合而导致“孤岛现象”。因此,需要促进不同机构之间的有效合作,提高国家能力。三是民众的合作。民众不能有效合作,少数人的反对会成为难以逾越的障碍,常常导致公共服务无法落地。如各类项目实施时面临的“一事一议”难题。四是供给与需求的对接。现实出现不少公共服务供给与需求不对接的问题,有时是供给的资源与群众需求不对接,如“文化下乡”中存在的一些无效供给;有时是缺乏对接的组织体系,如大中型水利设施难以对接千家万户的小农。

        最后,界定社会组织的恰当行为空间。社会组织是以社会力量为基础,以公共利益为主要目标,以提供公共服务、从事公益活动为内容,实行自我管理与服务,依法自愿组成的社会性与自治性组织,在我国主要包括社会团体、基金会和社会服务机构三大类。它是科层体制的政府体系和利润导向的企业之外的第三种力量,参与到公共服务中,可能弥补“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形成一种多元协同治理格局。

        法治社会需要设置与界定社会组织的恰当行为空间,应当坚持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界定恰当的行为空间,需要面对社会组织的诸种错位行为。第一,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倾向。社会组织基于对人性的良好假设而产生,利他是其心理基础。然而,一些社会组织打着公益的旗号,却以营利为目的,甚至沦为敛财的工具。第二,将社会组织用于避税洗钱。社会组织的资金主要来源于社会捐赠,用于社会公益,因此法律制度对社会组织的资金有诸多优惠措施,有人却借此洗钱避税。第三,干预政策议程,成为危害国家政治安全的工具。例如,有社会组织受国外支持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对这些错位行为必须严加处理。

        (作者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

  • 古代很少出现“房产热”

        陈忠海

        中国古代很早就有房产交易活动,也有从事房产中介交易的专门机构,但很少出现“房产热”,这与各朝代长期坚持执行房产交易的“限卖令”有关。

        房产的交易活动在宋朝时达到了繁荣。宋朝在房产交易方面建立了许多完备的制度,其中有一些是针对出售对象的限制性规定,当有房产需要出售时,业主必须先征询族人、邻人们的意见,上述人群享有优先购买权,也就是手里的房子并不能自由交易,必须先问问亲戚、邻居要不要,他们都不要时才能拿去销售,这是“求田问舍”的另一层意思。这项制度不仅在宋朝施行,宋朝以后的历代也都沿用,一直到民国时期,报纸上还常有“某房已谈妥买卖,该业主的族人和邻居们如有异议请速与购房人联系”之类的启事。

        限制房产出售的对象,其基本出发点在于抑制兼并,西汉《二年律令·户律》中规定:“欲益买宅,不比其宅,勿许。”也就是说,想购置房产,要买的房产必须紧挨着本人现有的房产。在这类“限卖令”实施的同时,各朝代还对向官员出售房产有着更严格的要求,比如元朝初年规定,任何人都不得向前往江南任职的蒙古官员出售房产,这项规定针对的是当时一些蒙古官员到江南任职后,在当地掀起了一股强买房产的热潮,引起了很大民愤。

        明朝以“重典治吏”著称,在官员购置房产方面规定更严格,其中规定“凡有司官吏,不得于见任处所置买田宅。违者笞五十,解任,田宅入官”,也就是说,任何人不得向在本地任职的官员出售房产,官员自己也不得购置,违反规定的一律就地解职,无论购置的房产价值多少,所涉官员还要挨50大板,花钱买的房子也得充公。

        清朝类似的约束又进行了加码,规定“旗员历任外省,有在任所置产者,勒限责令,变价回旗。如有隐匿不报,查出财产入官,地方官失察,照例议处”,也就是说,出现官员在任职所在地购买房产的,不仅当事人要受到处理,知情不报的人也要连坐,发生此类事件的地方,当地相关官员还要负一定责任。

        在中国古代,至少在宋朝以后,向官员出售房产时就要格外谨慎了,因为这很容易触犯相关法令,一不小心所涉房产就会被认定为赃款赃物,造成涉事官员丢官失财。

        经过上述一系列限制性措施,人们购置房产的热情就大为降低了,甚至一些“刚需”也常常被压制,许多官员宁愿租房住也不愿意买房。唐朝诗人白居易初入仕途时在长安担任九品校书郎,一开始住在永崇坊的一个道观里,后来在常乐坊租了几间房子居住,当时的布政坊、永平坊、兴道坊、常乐坊都是“出租屋”的集中区。宋朝官员待遇较优厚,但官员租房居住也是一种普遍现象。

        与“限卖”同时,中国古代也有许多房产“限购”政策,但各朝代往往把管理和调控房产的重点放在“限卖”上。房子买来却很难出手,即使能交易,又会产生沉重的中介费和交易税,还影响个人综合缴税基数的确定,人们自然不会热衷炒作房产了,这是中国古代很少出现“房产热”的根本原因。

        (作者为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