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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初心和使命:不可丢掉的党魂

        黄峰  姚桓

        本文语粹

        ●在新时代,党要完成伟大的历史任务,必须依据它所处的历史方位以及党内的现实状况,继承党的红色基因和优良传统,坚守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始终把它作为共产党人任何时候都不能丢掉的党魂。

        ●奋斗目标就像一盏明灯不断照亮共产党人前行,从最终目标看,中国共产党是担负远大历史任务的使命党,这个党具有远大的眼光和宽广的胸怀,不像西方政党那样轮流执政,而是要长期执政,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完成自己的崇高历史使命。艰巨的历史使命需要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持续不断地保持勇气、定力和努力奋斗才能完成。

        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强调,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前赴后继、英勇奋斗的根本动力。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要牢牢把握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的总要求,牢牢把握深入学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锤炼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伟大梦想共同奋斗的根本任务,努力实现理论学习有收获、思想政治受洗礼、干事创业敢担当、为民服务解难题、清正廉洁作表率的具体目标,确保这次主题教育取得扎扎实实的成效。

        这个初心和使命是由中华民族的苦难所孕育的,贯穿在中国共产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当中,它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和本色,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在新时代,党要完成伟大的历史任务,必须依据它所处的历史方位以及党内的现实状况,继承党的红色基因和优良传统,坚守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始终把它作为共产党人任何时候都不能丢掉的党魂。

        坚持和践行初心、使命是党一路走来的宝贵经验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列宁说过:“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如果我们忘记了当初为什么出发、为什么奋斗,就不能正确地对待现实,也就没有未来。苏联共产党是一个曾经取得辉煌成就的政党,对人类的发展做出过巨大贡献,自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后执政到1991年丧失政权,历时74年之久,为什么会遭到挫折?原因是多方面的,有西方影响、经济衰落等多种原因,但是,最根本的原因还是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20世纪80年代说过的这句话:“东欧共产党人早已丧失理想和斗志,多数是追名求利的官僚。”

        对此,邓小平也一针见血指出:“问题主要出在党内”。堡垒是从内部攻破的,关键还是执政党内部出了问题,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一些共产党人对马列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信念发生动摇,也就是说,相当一部分苏共党员,特别是一些领导干部,早已经忘记了“初心”和“使命”,忘记或者背弃了共产党执政的根本。就连苏共前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也曾经在私下说,共产主义思想对我来说已经过时了。共产党人丢掉精神支柱,自我解除了武装,他们面对世界的新情况和前进道路上的曲折显得彷徨失措,进而盲目崇拜西方文明,对和平演变丧失警惕,最终把改革变为转向。没有“初心”和“使命”,共产党人就丢掉了灵魂,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也必然会走向失败。

        和苏东的共产党人忘记初心和使命相比,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守和践行“初心”和“使命”。有了“初心”,还要有为“初心”奋斗的勇气和智慧;承担了“使命”,还要找到实现“使命”的正确道路。中国共产党人为了践行“初心”、完成“使命”,进行了艰难的探索,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践行“初心”和“使命”的正确道路,并科学地谋划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具体路径选择。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接着又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通过改革开放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完成了三件大事,就是民主革命,救国救民;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改造,利国利民;改革开放,强国富民。三件大事改变了国家的面貌,使我们国家前所未有地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由此可见,党的历史是一部践行“初心”和“使命”的历史,更是学习“初心”和“使命”的经典教科书。

        坚持和践行初心和使命是党解决自身存在突出问题的内在要求

        党的十九大指出,我们党面临“四大考验”“四种危险”。“考验与危险”是个前所未有的“时空转换”,具有长期性、复杂性和严峻性。从受压迫到掌握权力,从封闭到开放,从计划体制到市场体制,“考验与危险”是中国共产党必须直面的难题。权力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可以用来为人民服务;另一方面,权力也有扩张性和腐蚀性。不受制约的权力会带来腐败,滥用权力可能走向人民的反面。作为一个长期执政的大党,党的情况不断变化,必然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党是伟大坚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多数党员干部保持了理想信念,在肯定这个基本面的同时,也要从反腐倡廉建设实践中以及从严治党的实践中汲取教训。

        比如,在实践层面,有几种情况值得注意。一是极少数不可救药的腐败分子,他们实际上已经彻底背叛了党的“初心”和“使命”,政治上堕落、经济上贪婪、生活上奢靡,是我们党的事业的蛀虫,更是党和人民的罪人。有些人曾经是不错的领导干部,但是时间长了就忽视自己的党性修养,组织的教育、监督也有缺位,内外因交互作用,使其逐步失去理想信念,在贪腐道路上越走越远,最终堕入深渊。二是有的党员干部还不是腐败分子,但是也正在忘记“初心”和“使命”。精神支柱不牢固,思想堤坝不坚实,经受不住腐蚀,这是非常危险的。在一定条件下,可能会加速他们的堕落。三是还有一种人,入党时的动机就不纯正。有的人抱着公私兼顾的目标入党,或者带有投机的、功利的动机入党,并没有真正确立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彻底接受党的纲领和宗旨,这些人难以经受权力、名利、美色的考验。

        这些情况更加突出地摆在我们党面前,需要引起高度重视,需要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只有“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才能经受考验,加强先进性建设,提高党的领导水平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才能做到“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才能把我们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初心和使命为实现伟大奋斗目标提供了方向和动力

        奋斗目标就像一盏明灯不断照亮共产党人前行,从最终目标看,中国共产党是担负远大历史任务的使命党,这个党具有远大的眼光和宽广的胸怀,不像西方政党那样轮流执政,而是要长期执政,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完成自己的崇高历史使命。艰巨的历史使命需要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持续不断地保持勇气、定力和努力奋斗才能完成。

        坚持“初心”和“使命”不仅是坚守一种理想信念,更要求一种实实在在的行动。马克思说过:“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也曾说过,现在的努力是朝着将来的大目标的,失掉这个大目标,就不是共产党员。然而放松今日的努力,也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这就告诉我们,共产党人一定要把远大理想同完成现阶段的任务统一起来。

        现在,历史给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处在非常神圣的时刻。但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在党的十八大结束后,习近平总书记带领全体中央政治局常委到国家博物馆看《复兴之路》展览,提出“中国梦”;十九大之后,又带领全体中央政治局常委专程从北京前往上海和浙江嘉兴,瞻仰上海中国共产党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回顾党的光辉历史,重温入党誓词。这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对更加艰巨的任务,更要强调“初心”和“使命”。

        要深入进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主题教育,并把“初心”转化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心和意志,把“使命”转化为完成党的现阶段任务的强大动力。

        (作者单位:北京党建研究基地)  

  • 农业人口转移的城镇化远比预想的复杂

        陈锡文

        提出乡村振兴战略,绝不是不要城镇化,更不是把城乡发展对立起来,而是要从我国实际出发,把握好发展阶段的脉搏,科学引领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城乡格局变化。像我国这样一个有着十三亿多人口的国家实现现代化,这在世界上还没有先例,也没有现成的经验。从我们自身已有的实践来看,至少有三方面的情况已经比较清晰。

        第一,我国国情的最大特殊性在于人口规模巨大,地区情况千差万别。从理论角度看,根据钱学森的系统理论,人类社会系统是一个开放的特殊复杂的巨系统,中国尤其如是。巨系统具有层次性,子系统之间的关系不仅复杂,而且随时间和情况有极大的易变性,系统的结构是不断改变的。这说明,在开放的环境下,中国社会这种复杂巨系统自身的运行特点所遵循的规律都有极大的特殊性,与一般国家有着极大差别,解决我国的特殊问题世界上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更不可能照搬照抄别国的做法。从现实情况看,一个国家的国土面积和人口规模,往往对它的城镇化道路和人口的城乡分布产生很大影响。我国民国时期的学者吴景超在1937年出版的《第四种国家的出路》一书中就分析到这个问题。他把世界各国分为四大类:一是人多地少,农业人口比重低,如西欧国家;二是人少地多,农业人口比重低,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三是人少地多,农业人口比重较高,如苏联;四是人多地少,但农业人口比重很高,如中国、印度及大多数亚洲国家。他认为,第四类国家要实行现代化,难度更大,非走自己独特的道路不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将来即使城镇化目标实现了,城镇化率达到了70%,全国仍将有四五亿人生活在农村”。如果城乡之间的基础设施建设差距过大,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差距过大,城乡之间的公共服务差距过大,那惠及全体人民的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国家就不可能建成。我国人多地少,农业人口比重很高,要实现现代化,难度很大,必须走自己独特的道路。

        第二,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农村人口必然会逐步减少,有些村庄会因各种原因而逐渐消失,但这是一个“产业、人口、土地、社会、农村”五位一体的互动过程,更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从城镇化的发展规律来看,一般会经历城市化、郊区城市化、逆城市化和再城市化的过程。我国的城镇化过程相对比较特殊,1949年到1960年这段时间,城镇化速度和进程比较正常,城镇人口的比重从10.64%提高到19.75%。但从1961年开始出现了逆城镇化,再往后由于户籍制度、粮票制度等一系列阻断农业人口城镇化措施的实行,我国的城镇化率长期在17%左右徘徊,直到改革开放。如果按常住人口计算,我国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7.92%以平均每年约1个百分点的速度持续增长,2011年第一次超过50%,到2017年达到58.52%。需要注意的是,从2011年到2016年,虽然按照常住人口统计的城镇化率仍在不断上升,但外出农民工的增速却已明显放缓。这说明中国农业转移人口的城镇化进程远比人们想象的要复杂。

        第三,城乡之间在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文明等各方面都具有不同的功能,这些功能对国家整体发展都必不可少,只有形成城乡之间不同功能的互补,才能使整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健康推进。因此不管城镇化发展到什么程度,乡村都不可能被替代、被消灭。城市的功能主要是集聚人口、集聚产业、集聚资金、集聚技术,形成经济发展的增长极,起到带动一个地区乃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乡村的功能则是更多地为城市提供生态屏障,为社会成员提供基本的农产品,保存国家和民族自己源远流长的优良传统、习俗人文和历史文化,具有文明传承的功能。某种意义上讲,城市和乡村是一个命运共同体,这两种功能都要存在,如果消灭其中任何一种功能,整个经济社会就很难正常健康发展,从这个角度讲,我们不可能只建设发达的城市,而罔顾落后的农村,那样就不可能建成现代化的国家,更不要说城乡居民都要同步迈入全面小康社会,所以国家不能让乡村衰败。随着人均GDP的快速增长,我国农业农村的功能不但要保障十三亿多人口对农产品数量和质量的正常需求,满足人们最基本的生存,还要进一步拓展其功能外延,表现在教育、文化传承、环境保护、社会保障、经济缓冲等方面,承担的任务更加复合而繁重。

        在对城镇化问题进行国际比较时,有三个问题值得注意。第一,各国的城镇化具有不同的形式,既有大集中、小分散的,如日本,东京地区居住着超过全国1/4的人口;韩国的首尔地区居住着约占全国一半的人口。也有大分散、小集中的,如德国,总人口8400多万,全国有11个都市圈,2065个各类城市,但人口超百万的城市只有3个,柏林340万人,汉堡170万人,慕尼黑120万人,三大市合计人口只占全国总人口的7.5%。第二,各国城镇化的统计口径各不相同。如按世界银行的统计,2016年日本人口城镇化率为92%。但日本认为这是按“市”的行政区域作的人口统计,而日本自身的统计中没有“城镇化率”这个指标,它使用的是“人口密度”的指标,即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达到4000人以上、集聚的总人口超过5000人则为“人口集聚区”。目前,日本全国居住在“人口集聚区”范围内的人口,约占70%。第三,在人口城镇化率不断提高的过程中,不少国家和地区都在关注如何保持乡村的活力。如韩国搞过“新村运动”,日本实施了“乡村重建”计划。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年底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提出,我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也是为全球解决乡村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因此,实现乡村振兴是由我国基本国情所决定的必然要求。

        (作者为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农业与农村委员会主任委员)

  • 提高劳动生产率尤为重要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朱民在“2019金融街论坛年会”上发表演讲指出,中国经济经过40年的改革,人均GDP已经到了一万美元左右,在跨越一万美元的门槛以后,产业结构的调整是必然的,走向服务业是必然的,提高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成为我们进入高收入阶段最为关键的变量。提高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成为重中之重。

        我们把服务业分为市场化和非市场化两种,市场化服务业包括金融业、酒店、旅馆等等。非市场化的服务业大部分是医疗、教育,当然也包括政府部门。市场化的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上升得很快,非市场化的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一直停留在低位。这既表明现状,也表明未来的潜力。比如,我们的金融业劳动生产率高于市场,但是,我们的医疗卫生、教育水平,跟国际水平比的话,那相对是比较低的。

        推动下一阶段的发展,就要求继续改革开放,服务业的对内和对外开放都特别重要。为了提高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我们要实现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比如,健全文化体系和市场体系的开放;对整个医疗卫生体制进行改革,建立中国特色的医疗卫生制度;加快金融开放等。全面的开放要求推进金融、教育、文化、医疗等服务业领域有序开放,电力、民航、铁路、石油、天然气、邮政、市政公用等行业开始逐渐放开。通过对内和对外开放,引进先进的技术,加大竞争,可以提高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

        但仅仅开放和竞争还不够,因为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一个全世界都面临的难题。所以,一个结构的挑战,要用结构的办法来应对。在今天,科技和创新变得特别重要。在整个服务业里面,大规模引入科技,引入人工智能变得特别重要。为此,国家制定了人工智能的产业发展规划,2020年同步达到世界先进水平,2025年达到世界领先水平,2030年成为世界主要人工智能创新中心。

        在工业价值链里面,我们现在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工智能在推进智能化生产。像海尔这样的企业,通过垂直的人工智能生产把产业链打通,大大提高了效率,这已经变得非常普遍。在生产领域,韩国最高是一万工人使用530个机器人,相比之下,中国只有22个机器人,所以机器人的发展在中国的前景是巨大的。这个巨大的制造业自动化和人工智能化,将是一个了不得的革命性变化。

        技术的应用引发了新的技术发展。我们以前技术都是从基础研究出发,人工智能第一次开创了从应用和数据开展研发的通道,这给未来中国的科技赶超找到了一个新模式。我们看中国的电商超过了美国电商所占的比重。规模带来速度,速度带来技术,技术带来创新,我觉得这个新的技术链,也给我们未来以很大的信心。我们有信心通过改革,通过开放,通过创新,不断地赶超。在这个赶超的路上,中国成为世界最强的经济体是完全可能的,核心是提高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抓手是服务业的科技化和人工智能化。

        (王君辑)  

  • 外宾镜头里的中国人

        图为1956年北京西郊,外宾镜头里的中国人。在来访的外宾镜头里,中国人民是友善、好客和乐观的。外宾说:“在这里虽然我远离故乡有千万公里,我觉得像是在自己家里一样。”国之交在于民相亲。热情好客,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文明大国的风度。我们以开放的姿态迎接四海宾朋,广泛传播热情、坦诚的美德与友好、融洽的风尚,让那些渴望倾听中国、读懂中国的友人们不虚此行。

        (张悦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