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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战略是刀尖上的哲学

        张文木

        资源的绝对有限性与发展的绝对无限性的矛盾,决定了现实的世界只能是一个各国在“丢手绢”游戏中不断博弈的世界。在20世纪末那场游戏中,“手绢”轻轻地丢在了戈尔巴乔夫的后面,大家都不告诉他,西方人还用诺贝尔奖章忽悠他,结果苏联很廉价地被忽悠倒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苏联是在“五大三粗”时倒下的。苏联倒下后,西方人在一片“快点快点捉住他”的叫喊中,乘乱将北约边界推到东欧并乘科索沃战争的胜利继续向中亚挺进。此后西方人又摆好了第二轮“丢手绢”游戏,并在开始时将“手绢”轻轻地丢在中国的后面。当时中国有的人还真相信“与国际接轨”可以救中国。科索沃战争,尤其是伊拉克战争后,他们才明白了,没有上当。后来欧洲人又顺其“反恐”高调将“手绢”轻轻地移到小布什的后面,等美国深陷中东沼泽后,欧洲国家纷纷从伊拉克撤军并由此获得新的机会。国际政治,不管其变化如何诡谲,说到底还是一种在“损有余而补不足”的总量守衡中此消彼长的力学结构。这个总量守衡,用老子的话说,就是“天之道”。

        古今国家的失败多不是没有刀子而是没有哲学

        战略是刀尖上的哲学,是国家为生存和发展与他国博弈的学问,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是要带刀子的;同时战略又是研究国家发展能力边界即底线和极限的学问,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没有哲学是不行的。刀子容易煅造,而哲学却不能一蹴而就。古今国家的失败多不是没有刀子而是没有哲学,其创伤恢复的速度更是取决于该国公民哲学素养的深浅。同样的战败创伤,在黑格尔的故乡就容易平复,而在富士山脚下迄今仍在频频作痛。尼克松是美国少有懂哲学的政治家,为了抚平越战创伤,他来北京说要与毛泽东讨论哲学问题。

        哲学是关于边界的学问。朝鲜战争中,美国在时间和空间上均越过其国力极限,因而败得既没面子也没里子。1962年10月古巴导弹危机中赫鲁晓夫将手伸出了其国力不可承受的空间极限,但这一失误很快以时间上的收缩而受到矫正,尽管失了面子却保住了里子。在同年发生的中国对印自卫反击战中,毛泽东恰当地把握了国力伸缩的时间和空间:我方长距高寒的空间劣势却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大张大合的时间优势弥补,等到争执于古巴的苏、美和国会争吵不休的印度三家醒过神来,毛泽东已全胜收兵。一仗下来,既赢了面子——中国人打出了威风和气势,也赢了里子——中国人在西南对印自卫反击战中打出了近半个世纪的和平与安定。

        边界既是对自己的规定也是对对立面的规定。不懂自我规定的国家,其战略家眼中要么尽是敌人,要么全是朋友。尼克松与前任两位罗斯福一样知道哪里是美国国力的边界,由此也知道没有中国的合作,美国力量不足以应付全球的、甚至是地区的挑战。尼克松告诫美国人“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此后美国才得以复兴。今天的一些美国政治家不大懂得“有多少干粮走多远路”的道理,他们视国事为儿戏,也拿出了当年麦卡锡和凯南“反共”的劲头,以“反恐”划线。他们几乎将南方世界的所有大国都列为必须打击的“邪恶轴心”,结果弄得美国国力透支和天怒人怨,其外交活动犹如一场场闹剧。

        哲学也是关于立场的学问。立场是主体的基础。立场不排斥学习,但失去立场的“学习”是要挨打的。19世纪下半叶,中国人先是有限地向欧洲学习,结果我们因拒绝输入西洋人的鸦片而挨了“老师”的打;转学东洋日本,结果又蒙受甲午国耻。后来人们误解是学得不够,还不够开放,还要全盘西化,中国主体意识由此受到全面冲击:个体消融主体,本能消融个体,“客观中立”说消融民族立场说,最后中国意识形态被分解得散沙一片,这为20世纪初开始,30年代末更大的国难在中国内部作了思想铺垫。《辛丑条约》签订和日本全面侵华,大大激发了中国人的主体意识,这种意识在外敌不断入侵的刺激下在中国迅速成长并在延安经历了革命的洗礼,最终形成了以毛泽东思想为旗帜的主导中国前进方向的有民族风格和民族气魄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再次凝聚起力量使中华民族打败日本侵略者,推翻“三座大山”并在朝鲜战争中教训了美国的骄横,此后便是全民族依托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复兴。这段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立场是战略哲学的根本:失去立场,尤其是失去国家立场的战略,在国际斗争中就会异化为那种被恩格斯批评的“为了眼前暂时的利益而忘记根本大计,只图一时的成就而不顾后果”的机会主义式的“学术技巧”。

        哲学与刀子是不能分离的

        哲学与刀子是不能分离的,中国宋朝倾国就是从哲学与刀子分离开始的。毛泽东批评宋太宗“此人不知兵,非契丹敌手”;批评亡国之君宋徽宗“既能写诗,又能绘画”,前者不善用刀子,后者干脆丢掉刀子,结果在宋朝哲学日益发达的同时,国难却日益逼近。毛泽东说:“一些老粗能办大事情,成吉思汗、刘邦、朱元璋”,毛泽东赞赏的这些“粗人”都是一些将哲学与刀子结合得很好的政治家。

        好的国际政治学研究应当是一个双向经验互证的过程。一方面不仅要认识世界主要国家的战略需求,更要认识这些国家实现其战略需求的能力及支撑这种能力的资源极限。另一方面,在知彼的基础上,不仅要认识本国的战略需求,更要认识本国实现这些战略需求的能力及支撑这种能力的资源极限。历史上许多政治人物不败在战略逻辑的严密性,也不败在战略意志的坚定性,而是败在缺乏对本国国力底线和极限的经验性的认识和了解。21世纪初的美国小布什外交战略的失败,便是这一原理的最近说明。导致1905年俄国在东北亚失败的别佐布拉佐夫的经营远东的理论,以及导致美国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失败的凯南遏制理论等,其失误多不在战略逻辑是否合理——事实上它们在学理逻辑上非常完美,而在于这些战略理论提出者对当事国的国力底线和极限缺乏经验性的了解,他们以充足的理由推导出的却是只有上帝才能完成的目标,其结果使他们的国家不是惨败就是为这个目标疲于奔命。这种战略研究就是那种于事无益、于国无补的研究。

        (作者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发表时有删节)

  • 红船映初心

        邵维正 刘晓宝

        不忘初心,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呼唤;牢记使命,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时代强音。在中国共产党的引领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已成为新时代中国人民的共同理念和精神追求。

        习近平总书记曾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多次讲过不忘初心,而最具理论色彩的还要数对“红船精神”的概括。2005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于当年6月21日在《光明日报》发表署名文章《弘扬“红船精神”走在时代前列》,首次精辟概括并阐释了“红船精神”:

        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

        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

        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

        “红船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精华所在和生动写照,集中反映着中国共产党的精气神,昭示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从这个意义上讲,“红船精神”就是建党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的源头,血脉传承的基因,凝聚党心的根本,不断前进的动力。

        “红船精神”所承载的首创精神、奋斗精神、奉献精神,是激励我们党顽强奋斗进取、不断发展壮大的精神动力,是我们党立党兴党、执政兴国的独特政治优势和宝贵精神财富,也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强精神支撑。

        “红船精神”随着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进程,得到了充分承继和展现,一步步孕育产生了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等革命精神。98年来,这一系列中国革命精神,一直激励和鼓舞着我们党站在历史的高度,走在时代的前列,带领全国人民不断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一个又一个胜利。

        根深才能叶茂,源远才能流长。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从其实质上说,就是不断实现党的初心、持续完成历史使命的发展进程。经过近百年的艰苦跋涉,神州大地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共产党从几十人的秘密小党,发展成为拥有8900多万名党员的世界第一大党;中华民族从衰落贫穷的困境里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华民族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伟大复兴的目标。实现这样震惊世界的巨大变化和进步,固然有多种因素,而从精神谱系的源头上看,则是中国共产党初心和使命的体现,是传承建党精神和优良传统的结果。

        走进新时代,踏上新征程,我们要自觉把“红船精神”融入血脉、植入灵魂、化作行动,不断从中汲取创新的力量、奋进的力量、奉献的力量;坚持把领悟“红船精神”和学习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革命精神贯通起来,把弘扬“红船精神”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紧密结合起来,努力当好“红船精神”的忠实守护者、坚定传承者和自觉践行者,切实把“红船精神”领会好、维护好、传承好、发展好,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绽放新的时代光芒。

        本书以不忘初心为主题,以“红船精神”为主轴,以牢记使命为主线,在构思总体框架时,把“红船精神”的六句定语和三种精神作为核心理念和基本元素,统领全书,贯穿始终,力求思路清晰、结构明快。本书正文共设六个部分:一是“开天辟地,担当民族复兴使命”,着力回答承担什么样的历史重任。二是“敢为人先,立足国情首创力行”,着力回答选择什么样的道路。三是“坚定理想,初心根基矢志不渝”,着力回答确立什么样的理想。四是“百折不挠,甘冒风险奋斗拼搏”,着力回答坚持什么样的精神。五是“立党为公,严格纪律磨砺党性”,着力回答培植什么样的党风。六是“忠诚为民,倾情奉献造福大众”,着力回答树立什么样的宗旨。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理念,跨越时空,从建党之初直到如今,伴随着我们党走过了98年的历程。进入新时代,我们更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回望过去、直面当代,从革命前辈身上汲取精神力量,坚定前进方向,担当起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历史重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使一百多年来几代人为之奋斗的梦想成真。

        (作者分别为国防大学教授、国防大学副教授)

  • 隆隆作响的震撼

        刘梦溪

        我研究陈寅恪迄今已二十有五年。出了三本书:一是《陈宝箴和湖南新政》,2012年故宫出版社出版;二是《陈寅恪的学说》,2014年三联书店出版;三是《陈寅恪论稿》,仍为三联书店出版。书中的篇章文字系陆续写成,也大都在学术刊物和报纸的学术版刊载过。只是整理成书是最近几年的事。因为同时也在研究其他课题,所花时间比研陈多得多。单是研究马一浮就持续十余年。由研马而进入宋学,旁涉佛学,又返归六经,时间更无法计量。何况还有多年来一直关注的国学,以及学术史和思想史的一些课题。

        这种多头并进的研究方法,好处是不至于忘记山外有山,天外有天,而为一隅一曲所局限。不好处是,战线长,论域多,出书慢。以至于一度常不自觉地诵念一副对联:“终年著述无一字,大患分明有此身。”所幸无论我走到哪里,陈寅恪的思想和精神,都不离不弃地跟随着我的行程。古今东西的大师巨子,很少有像陈寅恪这样,因读其书而受到透彻的精神洗礼。马一浮也是影响我至深的学术大师,相比之下,马的影响表现为潜移默化,缓慢地润入心田,陈则是隆隆作响的震撼。之所以如此,是由于陈寅恪的学说有一种志不可夺的力量。“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试想这是怎样的情致、何等的力量。百年以来的现代学者中,没有第二人能够与陈寅恪的这种精神情致相比肩。

        《陈寅恪的学说》一书,主要是梳理和还原陈氏学说体系的内在结构,提出陈寅恪不仅是大史学家,而且是了不起的思想家。他的学说体系的构成,一是属于义理学维度的种族与文化的学说,二是属于考据学范畴的陈氏阐释学,三是属于词章学方面的佛典翻译和文体论。此三方面的内容构造和研究旨趣,我在《陈寅恪的学说》的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三个章次,作了重点分论与阐释。余者第一章为探讨陈氏学说形成的个人经历和家世背景,第二、三章是还原其博学兼通的学术观念和研究方法,第四章系阐明“中西体用”的文化态度在学说建构中所起的立基作用。最后的第八章,章题为“陈寅恪学说的精神维度”,意在总括其秉持一生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如何令陈氏学说闪现出照彻人文学领域的永恒之光。也许这就是此书出版后,一直受到读者青睐的缘由吧。

        《陈宝箴和湖南新政》则是对义宁之学的一个专项研究,尽力在汇拢爬梳翔实史料的基础上,再现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在其子陈三立的襄助下,引领和推动1895至1898年湖南维新运动的历史过程,以重构当时从朝廷到湘省的复杂多变的人物关系和当事人的心理结构。

        现在呈献在读者面前的《陈寅恪论稿》,在性质上可作为《陈寅恪的学说》的姊妹篇。如果说《陈寅恪的学说》是对陈氏学说体系内部构造的疏解,《陈寅恪论稿》则是对陈氏学说体系外部学术触点的著论。《陈寅恪论稿》第一章《陈寅恪的家学渊源与晚清胜流》,如题义所示,是为研究其家学传统和学术渊源。第二章《陈寅恪的“家国旧情”与“兴亡遗恨”》,是对陈寅恪诗作的研究。第三章《陈寅恪学术思想的精神义谛》,意在对义宁之学的八个骨立之点作一次论纲性质的归结说明,其中第四节“陈寅恪从根本上说是一位贵族史家”,此为第一次提出,被心系义宁的一位友人誉为概括精准。第四章《陈寅恪对儒释道三家的“判教”》,证明陈寅恪先生对中国文化的思想主干儒、释、道三家都有极明晰的判断,于儒家则说:“儒家非真正之宗教,决不能与释道二家并论。”于佛教则说:“凡新儒家之学说,几无不有道教,或与道教有关之佛教为之先导。”于道教则说:“中国儒家虽称格物致知,然其所殚精致意者,实仅人与人之关系。而道家则研究人与物之关系。”于三家综论则说:“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第五章是对陈寅恪晚年的大著述《柳如是别传》的专项研究,我用“借传修史”四字来概括《柳如是别传》的特点,所修者盖明清文化之痛史也。第六章《陈寅恪与〈红楼梦〉》的写作由头,是缘于陈寅恪与红学家俞平伯的关系。第七章为《陈寅恪与王国维和吴宓》,写当年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中,王、陈以及和吴宓的特殊关系。1927年王自沉前的遗嘱:“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可见王和陈、吴之间不同一般。附录之两篇文字,一是《王观堂先生挽词序》新释,一是对《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的诠解,都单独发表过。因与书中有的章次不无重合之点,故以附录的形式单存另列。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终身研究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 书林折枝

        新中国70年伟大跨越“四部曲”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发行的《跨越(1949-2019)》丛书,由《历史的轨迹》《理性的选择》《伟大的梦想》《不懈的奋斗》“四部曲”组成,是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而推出的学术精品。丛书从过去、现在、未来相统一的历史维度,事实、规律、价值相统一的理论维度,现实、理想、道路相统一的实践角度,民族、中国、世界相统一的空间维度,揭示新中国70年实现伟大跨越的历史轨迹,分析中国道路理想选择的自觉自信,展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梦想,探索走向光辉彼岸的现实路径。              (卢宁)  

        政治传播中的政府与公众间距离

        刘小燕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政治传播中的政府与公众间距离研究》,基于传播形态,从“行为主体”和“话语主体”两个层面,基于传播主体的功能,从“高位主体”和“本位主体”两个维度,分别解析了政府传播主体,并从政府传播主体视角出发,归纳阐述了新媒体环境下顶层政府组织、基层政府组织、顶层政府个体、基层政府个体在政府传播方面发生的新变化,据此提出政府传播需要更新的三个理念,即尊重网络传播规律顺势而为、保持开放包容的传播心态、从传播技巧转向对线下治理的重视。  (宋雨)  

        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四十年

        张卓元、胡家勇、万军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四十年》,系统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理论演进的历史脉络,凝练其中所涉及的基本理论问题和形成的基本理论思维,寻找未来发展方向和突破点,对于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和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赵悦)  

        禅与摩托车维修之道

        【美】罗伯特·M·波西格著,重庆出版社出版的《禅与摩托车维修艺术》是一本有趣的书。在该书中,斐德洛曾经是学哲学的学生,同时也是教修辞学的教师,但是由于哲学理念与文化的世界观冲突,他终于因精神崩溃而住院。出院后,他希望从狭窄而受限的自我中解脱,于是开始了一场骑着摩托车横跨美国大陆的万里长旅,一路经过复杂经验与反省思考,终于暂时恢复了“灵性”的完整与清静。这一回归自己的过程,是通过不断寻求“良质”,即东方哲学里的禅思,并用摩托车维修之道对其进行阐释而实现的。          (严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