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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专门家对于我们的事业是很宝贵的”

        尤国珍

        新中国成立后,在我们党的高度重视下,科学家们发扬拼搏创新精神,创造了“两弹一星”的科技奇迹,这是我国科技发展史上足可引以为傲的巨大成就。在“两弹一星”研制过程中,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如毛泽东、周恩来等特别重视科学家的作用,通过工作接见、会议宴会、请到家作客等多种形式频繁接触,把他们作为自己的贵宾,关注关心科学家们的工作和生活,使得新中国“两弹一星”事业在艰难跋涉中取得辉煌成就。

        鼓励和支持大批爱国的科技工作者迅速回国效力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深刻汲取旧中国落后挨打的历史教训,重视通过独立自主发展科学技术改变国家落后面貌,把赶超国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作为一项急迫的时代任务。因此,新中国成立前后,毛泽东和党中央就开始从多个方面为发展我国的尖端科技做准备。

        对于核武器,毛泽东从战略上藐视为“纸老虎”,但战术上却非常重视。为此,毛泽东从物质基础和人才储备两方面积极进行准备。1949年初,我们党在刚刚接管北京且面临经费困难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就向去欧洲参加世界和平大会的物理学家钱三强提供5万美元经费,用来购买核仪器以备建国后研制核武器用。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和毛泽东尤其重视储备研制“两弹一星”的科技人员,鼓励和支持大批爱国的科技工作者迅速回国效力。据统计,仅从1949年8月至1955年11月,从西方归国的科技人才就达1536人,其中1041人从美国回来。他们中包括了为“两弹一星”研制做出重要贡献的科学家如钱学森、邓稼先、赵忠尧等人。国内理论物理学家彭桓武、实验物理学家王淦昌等也从教学转到核武器研制岗位。

        国家重点规划战略的制定和实施推动了“两弹一星”事业的起步。新中国成立不久,中央决定集中有限的国力集中发展几项重点领域尖端科技。1955年1月,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作出了发展中国原子能事业、研制核武器的重大决策。1956年3月,中共中央又作出发展新中国导弹事业的重大决策。1956年底,国务院编成《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修正草案)》,本着“重点发展,迎头赶上”的方针,提出包括原子弹和导弹两项绝密任务的12项重点任务。随后,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成立“专门委员会”,在周恩来、贺龙、李富春、李先念等具体负责下,集中钱学森、钱三强、郭永怀、朱光亚、邓稼先、周光召等一大批科学家,打响了“两弹一星”研制的攻坚战。

        特别“尊重专门家”,因为“专门家对于我们的事业是很宝贵的”

        毛泽东非常尊重专家,重视专家对高科技事业的作用。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从国外回来不久,就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后又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毛泽东对李四光十分关切,不但称他为“李四老”,还邀请他到中南海一起看豫剧《朝阳沟》。毛泽东对李四光在地质力学方面取得的研究成果给予极大鼓励和赞赏,曾先后四次接见李四光。著名核物理学家邓稼先第一次与毛泽东见面很紧张。当有人给毛泽东介绍一位著名数学家时,毛泽东目不转睛地看了他半天,说道:我知道你啊,我上学的时候数学学得不好,好的时候能得六十分,所以我看到你有点害怕啊。当时在场的人听到都笑了,会场的气氛顿时活跃起来。

        著名火箭和导弹专家钱学森回国后成为毛泽东的“第一贵宾”,受到毛泽东的特殊礼遇。1956年2月,作为新当选的政协委员,钱学森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政协会议。当天晚上,毛泽东宴请参加会议的全体委员。入场时,钱学森疑惑地发现自己的座位从第37桌调到了第1桌。这时,走进宴会场的毛泽东用热情的湖南话招呼钱学森:“学森同志,请坐这里。”原来,毛泽东在会前审看宴会名单时,已亲笔把钱学森的名字从第37桌勾到第1桌自己最看重的右边的座位。宴会中,毛泽东高兴地对钱学森说:“听说美国人把你当成五个师呢!我看呀,对我们来说,你比五个师的力量大多啦!”毛泽东鼓励他要多为新中国培养大量的年轻科技人才。1964年12月26日,钱学森受邀参加毛泽东的生日宴会,被安排和毛泽东一张桌子就座。宴会上,毛泽东对钱学森说:“你是导弹专家,依靠你,使我国的原子弹早日爆炸。”这次会见不但让钱学森感受到了领袖的关怀,更感受到肩上的责任更重了。毛泽东晚年也对钱学森格外地惦念。1975年1月第四届全国人大召开前夕,当周恩来向毛泽东递交了一份人大代表名单时,毛泽东说:“不看了,但是我想起两个人,一个是钱学森,一个是侯宝林,请你查查人大代表里有没有。如果没有,就把他们补上。”

        注意向科学家虚心学习,希望和他们一起“把天地都管起来”

        毛泽东经常通过工作会议或个人邀请方式,同李四光、钱学森、竺可桢等科学家就天文、地质、古生物、尖端科学等重大问题进行广泛交谈,虚心向科学家们学习。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召集党政军各界有关领导人会议,邀请李四光和钱三强参加。会议刚开始,毛泽东便说:“今天,我们这些人当小学生,就原子能有关问题,请你们来上课。”接着,李四光拿出一块黑黄色铀矿石标本,介绍了铀矿资源与发展原子能的关系,介绍了国内铀矿勘察情况。钱三强汇报了射线仪器和铀矿石的关系。毛泽东等边听边记,并不时插话。会议结束时,毛泽东总结道:“现在已经知道我们的国家有铀矿,进一步勘探,一定会找出更多的铀矿来,我们也训练了一些人,科学研究也有了一定的基础,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 

        1964年2月6日,毛泽东邀请钱学森、竺可桢、李四光到他的中南海卧室畅谈科学工作,想在这种无拘束的环境听听科学家们的意见。谈话中,毛泽东和钱学森谈到反导弹问题时提出:“搞少数人,专门研究这个问题。五年不行,十年;十年不行,十五年,总要搞出来。”毛泽东高度评价了竺可桢《中国气候的几个特点》的文章,认为“我们有个农业‘八字宪法’,只管地。你的文章管了天,弥补了‘八字宪法’的不足”。竺可桢答道:“天有不测风云,不大好管呢!”毛泽东风趣地说道:“我们两个人分工合作,就把天地都管起来!”1969年5月19日,毛泽东还邀约李四光单独谈话,内容涉及天体、地球及生命起源等主题。他请李四光收集自己研究范围的资料。李四光非常认真地整理了一份融合各派观点和自己评论的地质学资料,这就是后来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天文、地质、古生物资料摘要》,这本书也成为李四光晚年的一部重要著作。

        “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在“两弹一星”研制过程中,毛泽东与科学家们建立起了特殊的情愫。1955年钱学森回国后先后六次受到毛泽东的接见,每次都对钱学森产生了极大的鼓舞和激励。就像钱学森后来回忆的那样:“每一次都给我指明了继续前进的方向,每一次都给我增添了攀登高峰的力量。我之所以有今天,都是毛主席、共产党给的。”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那天,钱学森悲痛万分,连续三天参加了毛主席的守灵,并于9月16日在《人民日报》发表了《终身不忘毛主席的亲切教诲》,沉痛回忆了受到毛泽东六次接见的情景。9月18日,钱学森又参加了天安门广场举行的毛泽东追悼大会,并向主席遗体三鞠躬。

        李四光也多次深情回忆起他与毛泽东的几次见面,他曾对女儿李林说:“主席知识渊博,通晓古今中外许多科学的情况,对冰川、气候等科学问题,了解得细致入微。在他的卧室里,甚至在他的床上,摆满了许多经典著作和科学书籍,谈到哪儿就随手翻到哪儿。谈的范围很广,天南地北,海阔天空。”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与科学家之间建立起特殊的情感,对我国“两弹一星”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我国从上世纪50年代起集中全国科技力量,经过10多年奋斗,在中苏关系破裂、苏联撤走全部在华专家的情况下,依靠自身力量在原子弹、氢弹、卫星等尖端科技领域的研究相继取得突破。中国人民终于第一次有了自己的“两弹一星”。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在谈到新中国“两弹一星”事业的重大意义时深刻指出:“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如果60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作者为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研究员)

  • 古代家训中的廉政文化

        陈忠海

        中国人一向重视家庭建设,重视良好家风的培养与传承。作为家风的重要载体,家训历来也受到人们的重视,在古代众多著名家训中,廉政文化是所强调的重要方面之一,至今仍值得学习和借鉴。

        古代的家训,修身、立志是一项重要内容

        对于家训,《辞源》的解释是:“家训言居家之道,以垂训子孙者。”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家训的形式较为广泛,如家令、家诫、家戒、家规等,其内容在家范、家礼、家约以及教子诗、示儿书、家书中也经常有所涉及。《尚书》有《诫伯禽》一篇,讲的是周公在其子伯禽前往外地上任前提出6点训示,主要内容是居安思危、谨慎做事等,这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家训。其后,家训文化一直绵延传承、长盛不衰,著名的如《章氏家训》《颜氏家训》《朱子家训》《袁氏世范》等,其中许多名言警句至今仍脍炙人口。

        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修身与立志。在古代的家训中,修身、立志是一项重要内容,诸葛亮在《诫子书》中说:“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在《诫外甥书》中说:“夫志当存高远,慕先贤,绝情欲,弃疑滞,使庶几之志,揭然有所存。”稍后的嵇康在《家诫》中强调“人无志,非人也”,他训导儿子:“若志之所之,则口与心誓,守死无二,耻躬不逮,期于心济。”南北朝时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说:“及至冠婚,体性稍定;因此天机,倍须训诱。有志尚者,遂能磨砺,以就素业;无履立者,自兹堕慢,便为凡人。”明代王阳明在《示弟立志说》中也指出:“夫志,气之帅也,人之命也,木之根也,水之源也。”

        儿女们从小立志,这是父母的心愿。所立之志,有的强调勤学成才,有的强调忠信笃敬,有的强调守身自律。西晋时羊祜在《诫子书》中说:“愿汝等言则忠信,行则笃敬。无口许人以财,无传不经之谈,无听毁誉之语。”《颜氏家训》告诫子孙千万不要不学无术:“或因家世余绪,得一阶半级,便自为足,全忘修学;及有吉凶大事,议论得失,蒙然张口,如坐云雾;公私宴集,谈古赋诗,塞默低头,欠伸而已。”宋朝时吕本中认为修身立志是未来做一名清廉官员的基础,他在《官箴》中说:“当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此三者则知所以持身矣。”通过加强个人修养以省思慎独、克己自律,这是古代大多数人的共识,也是古代家训所强调的重要方面。

        历代家训往往都提到勤俭持家

        节俭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之一,《周易》说“君子以俭德辟难”,《墨子》说“俭节则昌,淫佚则亡”,李商隐在《咏史》诗中说“成由勤俭破由奢”。历代的家训往往都会提到勤俭持家,诸葛亮在《诫子书》中说:“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颜氏家训》强调:“俭者,省约为礼之谓也,吝者,穷急不恤之谓也。”宋朝时倪思告诫后人:“俭则足用,俭则寡求。俭则可以成家,俭则可以立身,俭则可以传子孙。”明末时朱柏庐在《朱子家训》中以“黎明即起,洒扫庭除”为开篇,强调“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这些都体现出对子孙后代注重节俭、勤俭持家的要求和期望。

        在古人看来,节俭不仅是家庭生活中的美德,而且可以上升到治国理政的高度去看待。《逸周书》记载,周文王告诫儿子说:“厚德广惠,忠信爱人,君子之行。不为骄侈,不为靡泰,不淫于美。”唐太宗李世民在亲自撰写的《帝范》中说:“夫圣代之君,存乎节俭。富贵广大,守之以约;睿智聪明,守之以愚。不以身尊而骄人,不以德厚而矜物。”清朝康熙皇帝在《庭训格言》中教谕子孙应当“清心寡欲”,认为这是保持基业长青的关键。

        对于各级官员来说,养成节俭的生活作风还有助于廉洁从政。范仲淹以清廉为官著称,在他的教育下,儿子范纯仁也成为一名清廉的官员,范纯仁通过切身体会提出“惟俭可以助廉”。司马光在家训中告诫儿子“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袁氏世范》提醒子孙后代千万不要因奢靡而不量财力,认为那些都是“妄费”。晚清名臣丁宝桢告诫儿子:“家用务宜节省,肥浓易于致病,不如清淡之养人。华服适滋暴殄,不如布衣之适体。试看做官之家,奢侈无度者,究有几人可长久?”

        古代家训更强调,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中国人崇尚重义轻利,具体到为官从政,强调必须首先做到公私分明,不能假公济私、因公废私。战国时田稷担任齐国相,曾“受下吏之货金百镒”,母亲得知后告诫他“非义之事,不计于心。非理之利,不入于家”,田稷“惭而出,反其金,自归罪于宣王”。类似的事情还发生在晋朝时陶侃的身上,他曾是一名管理渔场的小吏,利用职务之便将公家一坛干鱼化为己有,陶侃将这坛鱼送给母亲,母亲拒而不收,写信批评儿子公私不分:“以官物遗吾,非惟不能益吾,乃以增吾忧矣!”宋朝时,欧阳修的侄子欧阳通理在外为官,打算买一些当地出产朱砂送给叔父,欧阳修认为这种做法不妥,写信批评侄子说:“汝于官下宜守廉,何得买官下物?”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句大家耳熟能详的话出自《增广贤文》,这部书里就汇集了许多古代的家训。古人不反对取利,但反对不择手段地逐利。明朝时庞尚鹏在《庞氏家训》中说:“田地财物,得之不以义,其子孙必不能享。古人造‘钱’字,一金二戈,盖言利少而害多,旁有劫夺之祸。其聚也,未必皆以善得之;故其散也,奔溃四出,亦岂能以善去,殃其身及其子孙。”清朝时吴汝纶作《谕儿书》,其中说道:“作官之钱,皆取之百姓,非好钱也,故好官必不爱钱,吾虽无德,岂愿以此等钱豢养汝曹、私妻子哉?”

        公私分明才能拒腐防变,除此之外还要谨慎交友,这也是古代家训强调的重要方面。孔子教导学生:“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颜氏家训》中说:“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自芳也;与恶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自臭也。墨子悲于染丝,是之谓矣,君子必慎交游焉。”曾风行于唐宋之际的《太公家教》引荀子的话说:“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

        中国人重家国情怀,重视家庭教育,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家与国始终紧密相连,强调“求忠臣于孝子之门”,认为“一室之不治,何以天下家国为”。在这种家国同构的传统精神下,家风不仅是自家庭院之内的事,而且关联着整个天下,而绵延不断的家训文化也就成为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作者为文史学者)

  • 不再误读董仲舒

        李宗桂

        关于董仲舒思想的历史作用,学术界评价分歧很大。在深化包括儒家文化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的当今,如何看待董仲舒思想,实际上涉及历史观和方法论的问题,也涉及如何看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问题,因而有进一步深入探讨的必要。

        “发策登汉庭,百家始消伏”

        董仲舒作为有汉一代伟大的思想家,秉承了先秦孔孟荀儒家淑世济民的思想传统,以及努力与政治家合作的传统。但是,我们都知道,由于历史条件的客观限制和孔孟荀思想的某种局限,儒家匡时济世的理想在先秦时期并没有在全社会得以全面实现,儒学没有成为整个社会的指导思想。儒家仅仅是百家争鸣中的一家,是与墨家并列的显学而已。董仲舒适应西汉中期的历史需求,与汉武帝这样的政治家合作,努力把儒家思想变成国家意识形态,成为全社会的指导思想,然后通过制度建设和核心价值观的构建,通过行政系统的中介,把儒家思想落到了实处,使先秦儒家孔孟荀的理想在汉代变成了现实。董仲舒三次对策汉武帝,其提出的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天人合一思想体系,特别是其极具创意的三纲五常一体的思想文化建设构想,以及德主刑辅礼法合用的治国方略,期盼建立“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的皇帝行为规范,以德化民以正风气以升境界的人文理想,最终实现天经地义的“大一统”理想,都与政治家的治国安邦宏愿相契合,与汉武帝“永惟万世之统”的理念相一致,从而使得儒家思想在社会政治实践中取得了空前的成效。这些,都彰显了那个时代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形成了思想家与政治家的合作传统。诚然,思想家与政治家的政治合作传统,从源头看,并不起于董仲舒,但真正将其落到实处,并且锻铸为后世认可并践行的文化传统的,是董仲舒。西汉刘向之所以推崇董仲舒为“群儒首”,便是因为董仲舒在“遭汉承秦灭学之后,六经离析,下帷发愤,潜心大业,令后学者有所统一”。宋代司马光对董仲舒对策朝廷也高度肯定,认为董仲舒“发策登汉庭,百家始消伏”。

        汉代礼治鲜明的思想文化特征

        从传统政治和思想文化的发展进程看,董仲舒完成了思想统一的历史重任。其实,董仲舒只是设计了一整套统一思想的方案及其实施路径,真正要落实到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的现实中,要变成治国安邦的实践方略,还需要政治家的认可和合作。西汉中期思想统一的完成,是依靠思想家董仲舒们和政治家汉武帝们的双方合作才实现的,缺少了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完成。正如汉代礼治的形成一样,从高祖立国到文景时期,是礼治孕育阶段;从武帝到昭帝宣帝时期,是礼治确立阶段;东汉章帝时期,是礼治成熟阶段。这几个不同阶段,始终有着思想家和政治家的合作,而且并不仅仅是某一个思想家与某一个政治家的偶尔合作,而是思想家群体和政治家群体的长期合作,所以我使用“董仲舒之类的思想家们”和“汉武帝之类的政治家们”的提法,是用复数而不用单数,以彰显实现思想统一大任的艰巨漫长。据我对汉代礼治形成的研究,这个时期有着鲜明的思想文化特征,即:思想家(们)与政治家(们)合作;皇帝参与讨论并裁决是非;儒学独尊而又有文化包容;礼治的形成和儒学独尊的实现相一致;专制政治日益巩固和完善;天人合一思想贯穿始终;崇古、征圣、宗经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分外强烈,成为影响后世的重要思想基因。

        知识分子应成为社会发展和文化价值认同的重要标识

        董仲舒和汉武帝的合作问题,曾经长期有人给予激烈的批判。有人批判董仲舒为封建统治卖命,给封建帝王献策,钳制人民的思想。但也有人认为,董仲舒一生的所作所为,体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传统,这就是政治合作的传统。其实,在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中,知识分子特别是思想家们既有政治批判的传统、精神独立的传统,也有政治合作的传统。此外,还有文化保守的传统、文化变革的传统。而政治合作的传统、文化保守的传统以及文化变革的传统要实现,要由思想方案转化为现实社会的力量和具体现实,就必须得到政治家的理解和支持,双方协同,方能完成。而“董仲舒们”这些汉代思想家和“汉武帝们”这些汉代政治家,他们的合作形成了两汉时期的盛况。因此,我们今天要在同情的理解的基础上,用多元开放的视角看待思想家与政治家的合作。既要有批判精神也要有合作精神,二者相得益彰,不可偏废。多年前,针对学界有人宣称“新的时代呼唤新的孔子”的观点,我曾经提出,如果从系统的思想文化和制度文化建设的战略理论高度来考虑,我认为与其呼唤当代孔子,不如期盼当代董仲舒。知识分子的价值和地位,应该符合时代要求,与时俱进,成为社会发展和文化价值认同的重要标识。

        (作者为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