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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从绿起来、美起来向“活起来”转变

        邓乃平

        “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洞察人类文明发展规律,把握顺应自然、保护生态的发展大势,明确提出了五个“应该追求”的主张,发出了“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的重要倡议,彰显了尊重自然、崇尚绿色的中国智慧,进一步丰富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指引新时代首都园林绿化高质量发展的行动指南、根本遵循和强大动力。

        园林绿化作为生态环境建设的主体,是绿水青山的守护者、宜居环境的建设者、生态产品的创造者、人民群众绿色福祉的推动者。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在市委、市政府的高位推动下,北京掀起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规模造林绿化建设,在建设用地寸土寸金的情况下,先后实施了两轮百万亩造林工程,累计新增造林161万亩、城市绿地4700余公顷,显著扩大了城市绿色生态空间。

        绿水青山是生命的象征、大自然的底色,也是美好生活的基础、人民生活的期盼。全市林地面积已经达到109.4万公顷、城市绿地面积达到8.35万公顷、湿地面积稳定在5.14万公顷,构成北京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这些宝贵的自然资源资产,发挥着生态、经济、社会、文化等多种功能。首都园林绿化大力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围绕推动乡村振兴、建设美丽乡村,坚持生态工程带动、绿色产业推动、惠民政策拉动,带动了近百万京郊农民实现绿岗就业、生态增收,越来越多的京郊农民正在转变为新型集体林业工人。

        园林绿化的本质属性是生态属性,同时也包含深刻的文化属性,“天人合一、师法自然”“虽由人作、宛如天工”等中华民族生态伦理智慧始终是造林造园造景的最高境界;“崇尚自然、返璞归真”始终是现代都市人群追求的最高价值取向。北京依托资源优势,大力繁荣发展森林生态文化、都市园林文化、生态科普文化和绿色休闲文化,圆满完成党和国家一系列重大活动的景观环境布置,成功举办了以延庆世园会、丰台园博会为代表的一批有影响的重大展会,持续开展了“让古树活起来”和森林文化节、森林音乐会、森林体验教育等系列生态文化活动,形成了爱鸟周、义务植树日、湿地日等一批品牌生态科普活动,建成了一批首都生态文明教育基地和纪念林、纪念树,特别是围绕落实“三条文化带”建设总体规划,正在统筹实施一批生态文化项目。以绿色生态为根基的生态文化正在日益成为生态文明新时代的主流文化。

        当前,首都园林绿化正在进入从绿起来、美起来向“活起来”转变,从重数量、重规模、重建设向建管并重、多效并举、生态惠民转变的新阶段。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优质生态产品的需要,是我们面临的艰巨任务。从全市园林绿化情况来看,我们距离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还有不小差距。全市园林绿化系统要切实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旗帜鲜明地以建设生态文明为己任、以守护绿水青山为天职,真正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转化为谋划工作的思路,促进工作的措施,搞好工作的本领。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大幅扩大绿色生态空间。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按照“山峦层林尽染、平原蓝绿交融、城乡鸟语花香”的要求,以更高标准大力实施新一轮百万亩造林绿化工程,全年新增造林25万亩,着力打造大尺度森林生态景观。

        坚持绿色低碳发展,大力推动绿色产业惠民。加快建立林产品全产业链技术服务体系,鼓励社会力量积极参与高效节水果园建设、低效果园改造和规模化苗圃建设,大力实施花卉产业行动计划,持续推进养蜂精准帮扶,加强林业产业与农业民俗、旅游文体、健康养老等产业深度融合,积极培育观光采摘、林下经济、森林旅游、森林疗养等都市型现代绿色产业,使更多农民实现生态增收。

        坚持尊重热爱自然,加快繁荣发展生态文化。比如,围绕落实长城、大运河、西山永定河“三条文化带”建设总体规划,统筹推进一批生态保护修复、公园体系建设项目;围绕创建国家森林城市,全面开展区、镇、村三级联创活动,按照时间节点有序推进创森工作,创建一批首都森林城镇和绿色村庄。

        坚持科学治理精神,着力打造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真正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新理念、新要求不折不扣落实到新一轮百万亩造林的规划设计、工程建设中去,落实到园林绿化日常管理中去。生态是一个统一的自然系统,必须打通山水林田湖草之间的“关节”与“经脉”,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进行系统施策。在生态布局上,全面对接新版城市总体规划确定的“一核一主一副、两轴多点一区”城市结构和“一屏三环五河九楔”市域绿色空间布局,真正把树种在该种的地方,种在发展最需要、效果最突出的地方。在发展理念上,广泛集成国内外最新的生态理念和技术,遵循自然规律,大力倡导近自然、低干扰、原生态的理念,坚持用生态的办法解决生态的问题,加快建设一批充分展示生态文明新理念的示范区。

        坚持京津冀协同发展,大力推动生态一体化。比如,大力实施一批郊野公园、湿地公园和大尺度城市森林、景观生态林建设,加强与廊坊北三县协同发展,逐步形成南北贯通、京冀连接的生态绿带。围绕共建西北部生态涵养区,持续推进京津风沙源治理二期工程,大力实施森林质量精准提升工程;继续实施京冀生态水源保护林建设,完善森林资源保护联防联控机制。

        (作者为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局长)  

  • 双链融合做强“高精尖”产业

        吴爱芝

        北京“高精尖”产业是以技术密集型产业为引领,以效率效益领先型产业为重要支撑的产业体系。“技术密集型”强调高研发投入强度或自主知识产权和低资源消耗,“效率效益领先型”则强调高产出效益、高产出效率和低资源消耗。“高精尖”产业是北京高端引领、创新驱动、绿色低碳产业发展模式的重要支撑,但目前不同程度面临高技术不高、产业技术含量不足的问题,科技创新能力并没有真正转化为高新技术产业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要加快北京“高精尖”产业发展,离不开创新链与产业链的双链融合发展。

        双链融合促进产业创新发展。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模式有两种:一种是创新链推进产业链融合,技术创新催生产业发展进而相互促进;另一种是产业链拉动创新链融合,产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加入技术创新以实现融合。科技创新是全面创新的核心,探索科技手段与传统产业融合模式,利用科技服务业、众创空间和众包生产等形式加快二三产业融合,通过双链融合提升北京传统产业的科技含量,解决技术进步迟缓、环境污染、资源浪费,以及发展屏障等问题,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与结构调整;利用智能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软件和信息服务、集成电路等北京“高精尖”产业发展,激发传统产业技术革新,实现服务与生产模式的转变,提高产业附加值。对于创新链的关键环节与核心领域,鼓励众多创新要素的相互协作与相互促进,不仅要将一系列创新资源高效配置到“高精尖”产业的核心问题和关键领域的研发环节,还应提高产业企业对新知识、新技术的吸收和再转化能力,不断提高“高精尖”产业的自主研发能力。

        构建产学研用一体化创新体系。产学研用一体化是创新驱动社会发展的关键,推进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引导和支持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提高自主创新和协同创新水平,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变。依托中关村科学城、怀柔科学城、未来科学城、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亦庄)的快速发展,北京“高精尖”产业的“三城一区”格局初具规模,重大项目基本落地,从原始创新、试验开发、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到产业落地,产学研一体化创新体系基本形成。充分利用中小企业与民营企业的灵活性与积极主动性,构建网络营销平台与渠道,提高“高精尖”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与占有率。出台各种措施,鼓励大学和“三城一区”合作共建科技园,注重高校科技成果的转化,将小试、中试、示范工程等成果积极转移到“三城一区”,为产业孵化发展提供良好发展环境;通过设立专利转化基金,培育高校与科研机构高价值专利,开展专利申请、保护、运用全生命周期的运营,提升专利转化率,加快培育创新发展新动能。高校(科研机构)、政府和企业间建立共享的信息平台,加强消化吸收,实现信息共享、互相支撑。

        科技创新支撑首都“高精尖”经济结构。北京要发展“高精尖”产业,应明确科技创新的基础和重要支撑作用。针对“高精尖”产业链中的发现、发明以及发展三个环节的具体任务,进一步集聚和高效利用科技创新资源,拓展技术发展深度,打造高技术产业链,发挥区域优势,促进科技成果对产业的支撑和带动作用。重点发展以新一代信息技术、医药健康、新材料等为代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科技服务业和金融服务业的再提升,形成利用现代科技创新手段,开展生产、生活价值和高品质创新活动,促进北京科技与“高精尖”产业发展紧密融合。提升现代产业核心竞争力和高端化城市品质,对应落实科技创新链条在不同空间尺度的落地、形成“高精尖”产业集聚,最终实现经济转型升级与绿色低碳发展的双赢,建设首都“高精尖”经济结构。

        另外,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创新模式,依托京津冀区域协同加快双链融合创新,对于加快北京“高精尖”产业发展,同样具有重要作用。

        (作者为北京大学图书馆经济学学科馆员。本文系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17LJC009]和北京大学首都高端智库成果)

  • 借鉴“历史性城镇景观”保护中轴线

        秦红岭

        2012年北京中轴线被列入中国申报世界遗产预备清单,目前北京中轴线申遗工作正全面推进。然而,经历了历史巨变和快速城市发展洗礼的北京中轴线,历史遗存呈现节点缺失、一些空间节点变形重构、新旧建筑并置等问题。在此背景下,应对城市变迁中整体保护中轴线的难题,需要突破传统保护模式,探索适应新时代要求的保护理念和有效路径,并尽可能吸收和借鉴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准则确立的新理念和保护方法。其中,“历史性城镇景观”就是一种获得广泛认同与实践的整体保护框架,对北京中轴线申遗保护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历史性城镇景观”既是一种整体保护理念,也是落实城市保护理念的方法,它并不试图取代现有的城市遗产保护方法,而是提供了一种遗产管理工具,有助于我们在城市文脉动态传承的视角下,实现基于价值的综合景观方法管理文化遗产。依据“历史性城镇景观”的基本理念及方法,北京中轴线申遗保护应重视从历史层积性、文化关联性以及平衡保护与发展几个方面推进整体保护工作。

        首先,基于“历史性城镇景观”理念,整体保护北京老城中轴线,要从动态的历史层积性视角全面认识中轴线文化遗产的整体价值,梳理中轴线层积性发展轨迹,将中轴线空间演变的历史层积逐一加以辨识、诠释和展示。

        北京中轴线是自元大都、明清北京城以来,北京城东西对称布局建筑的对称轴,覆盖北京老城约65%的面积。正是这条发挥着统领作用的空间轴线,使城市格局秩序严谨,空间层次主次分明。元代以来,无论北京的城市形态如何变迁,一条贯通南北的城市轴线始终“傲然屹立”,其主导的空间布局成就了北京老城的独特风貌。基于历史层积性审视其价值,它的基本轮廓及节点上的一些主要建筑遗产,如天坛、正阳门、故宫建筑群、太庙、钟楼、鼓楼,抗拒了岁月风霜,从明清一直延续到今天,成为体现北京古都风貌的重要标识。然而,认识和阐释中轴线的整体价值,不能忽视中轴线历史环境的当代变化,比如毛主席纪念堂、人民英雄纪念碑、天安门广场等。

        可见,北京中轴线是具有历史层积性的动态遗产,它应作为一种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的“过程”而非静止不变的“对象”来加以保护。

        其次,“历史性城镇景观”方法提出了一种在综合性系统视角下思考北京中轴线保护的方式,重视整体挖掘中轴线历史遗存同历史场所、空间环境、历史事件之间以及历史遗存相互之间的关联性。

        “关联性”视角是对中轴线遗产价值的一种整体认识观,体现在保护路径层面就是要通过城市设计和文化规划手段,把相互关联的历史文化要素和自然景观要素,不论是历史上的还是当代的,不论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用系统性、连续性或主题性方法加以整合,确保中轴线历史景观得以完整呈现。具体而言,对北京老城中轴线的整体保护,不仅要保护以14处遗产点为代表的中轴线建筑遗存(实轴),还包括连接中轴线遗产点的历史道路(虚轴)以及轴线两侧549公顷遗产区和4538公顷缓冲区。即是说,在遗产区和缓冲区内的文化遗存、自然景观,都因与中轴线有空间关联和文化主题关联,而纳入中轴线保护区域之中。

        在空间关联方面,应通过合理控制轴线景观视廊和总体建筑高度,保护缓冲区内的传统格局和尺度,尤其应处理好从元代而来的玉河、积水潭、后海、前海、北海及中南海等水系轴线与宫殿轴线的布局关系。在文化主题关联方面,可通过公共文化空间模式,完善与强化“文化之脊:北京老城中轴线建筑遗产”主题线路的城市文化标识价值,以中轴线现存各节点建筑以及紧邻中轴线两侧的古迹和优秀近现代建筑为主要依据,构建北京老城中轴线公共文化空间的系统框架。在价值关联方面,需要挖掘中轴线景观的文化内涵,强化中轴线遗产的可读性,解决中轴线遗产资源“有历史缺故事、有建筑缺内容”的问题,提升公众对中轴线价值的理解和认同度。

        最后,“历史性城镇景观”作为一种管理历史城市保护与发展的方法,旨在平衡遗产保护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是一种融合城市多维度发展目标的整合性保护模式,它启示中轴线申遗保护不仅要恢复历史风貌,还要考虑以此为契机,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中找到保护与产业功能定位、保护与人居环境改善和街区更新、保护与现代生活融合互动的结合点,通过综合的治理性保护,完善中轴线周边公共空间、公共服务设施的功能,提高城市宜居性,发挥中轴线历史资源的当代活力。

        实际上,近几年来北京中轴线申遗保护所取得的成就,一方面表现在文物腾退修缮、历史风貌和中轴线文物建筑完整性恢复所取得的进展,例如,中轴线上除故宫之外的第二大建筑群景山寿皇殿腾退修缮后对公众开放;另一方面则表现在沿线环境品质提升、高品质绿色公共空间打造以及街区人居环境综合整治与更新方面,较好地将中轴线保护融入北京城市整体发展战略之中,使北京中轴线既成为历史轴线,也成为发展轴线。

        总之,“历史性城镇景观”方法将北京中轴线申遗保护带入了一个新的愿景,即以动态的历史层积性、文化关联性以及平衡保护与发展的视角,将北京的过去、现在与未来通过这条“文化之脊”有机联系起来。

        (作者为北京建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本文系北京市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基于主题性策略的北京老城建筑遗产资源保护及再利用模式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 推动非物质文化在旅游业的深度利用

        金准

        党的十九大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经济换档期将是一个相对较长的时期,从国际经验看,平均为14年,在这一时期,旅游业一般发生结构性的转变,在这其中,要高度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产业的深化作用。

        当前,中国的宏观经济形势已发生重大变化,总体上看,中国旅游业高速增长的特点仍在延续,但新的结构性变化已经产生,中国旅游业面临增长要素的历史性转换,前一阶段支撑中国旅游业快速发展的关键要素正在相继发生变化,亟待转换增长方式,而这有赖于非物质文化在旅游业的深度利用。从转变旅游业的增长方式的角度,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深度利用,将带来旅游业的几个重要变化:第一,以规模增长为主转向效率提升;第二,从硬资源投入为主转向软资源深挖;第三,以劳动力依赖为主转向知识依托;第四,以物质资源的直接转化为主转为文化资源的深度开发。

        我国旅游业一直具有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结合的传统,但这种结合,与高速期的旅游业发展模式紧密捆绑在一起,其发展依赖宏观增长红利,依赖政策主导,依赖低的土地、资源和劳动力成本,依赖大投资的持续导入,导致市场发育不完全,良性的增长格局和收益格局迟迟没有形成,要依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深度利用,突破高速期的旅游业发展模式,推进新的增长模式的形成,需要实现多层次的结构性破题,其核心在于三个方面:

        第一,依托改革,提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转化效率。这必须要求产业的增长转向基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效率模式。目前我国旅游业新积累深度严重不足,对应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利用方面,面临浅层次(以直接转化为主,文化深化程度和科技结合程度都比较低,复合性、体验性和延伸性都较差)、高负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利用一方面享受很低的直接使用成本,另一方面在其转化过程中又面临着资源、用地、能源、融资等多方面的高成本问题,保护和开发都难以维系)、非充分(政府主导型战略一方面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旅游业的广泛利用,另一方面也在产生低效率的问题)、低替代(业态升级缓慢,产品替代频次低)等多方面问题,亟待改革破题。未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业利用,应该重视三个“注重”,即注重改革对于生产力的松绑,注重市场对综合创新力的激活,注重知识与科技对产业的结构性进化。

        第二,围绕市场,推进旅游文化消费的深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业结合,已经成为中国旅游消费的重要形态,但消费的深化仍然不足,文化附加值依然较低。旅游文化消费的深化,核心是如何建立适应需求的供给。当前,旅游需求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正在走向新的人口世代的主导,走向消费者更具主权的社会,走向越来越难以满足的市场需求,面对趋势性的升级和结构性的降级并存的局面,快速增长期相对刚性的供给体系,难以应对新的市场变化,供给要适应弹性化、柔性化、快速化的变革需求。

        第三,拓展发展边界,建立前沿拓展型的创新模式。现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利用,以从旅游先发展国家习得的跟随式模仿居多,随着中国旅游业逐渐步入世界旅游业的发展前沿,可借鉴的他国发展经验越来越少,下一步要自主开拓新的前沿,需要商业模式、创新模式和人才模式的大转换。

        总之,经济换档期对旅游业的定位,应该是从高速环境中的规模产业转变为中速环境中的高深产业。而这其中,非物质文化遗产能通过在旅游业的深度转化和利用,推动中国旅游业新的增长方式的形成,推动产业向高深转化,是下一阶段旅游业发展的重要一面,其改革和创新,特别值得我们的重视。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

  • 大国、大时代与个体命运

        由北京师范大学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主办的“大国·大时代·个体命运”学术研讨会近日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

        有学者指出,今天中国面对着“两个大局”,即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近代以来,中国已经开始摆脱被西方界定在客体的历史阶段,而在今天这样一个大时代,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更需要站在主体的角度思考自己跟时代的关系。有学者指出,面对今天的环境,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我们提供了可资遵循的思维方式,需要从马克思主义的联系的角度、关系思维的角度出发,克服西方分离的、静止的精细化概念化思维,认识中国的崛起,认识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等。有学者强调,每个人都必须把个人的前途命运和国家的需要、发展结合起来,锻炼出一种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和耐心,要有心安归处的智慧,拥抱真正的文化信仰。(沈平)  

  • 首都社区治理的基础和特点

        近日,由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主办的“第一届首都治理论坛暨首届首都治理最佳实践评选启动仪式”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

        有学者总结了首都社区治理的基础和特点,认为每个地方的社区治理风格都不同,首都未来的社区治理应以稳定为首,推动治理结构的中长期改革,实现上下联动、左右整合,促进公共服务的联合生产,优化资源配置机制,搭建智慧治理平台。有学者认为,城市精细化管理超越了传统的粗放式管理形态,在理念上信奉理性和科学,在过程上强调治理过程的全面标准化管理,在主体上倡导多元共治,是城市发展的必由之路。今后城市精细化管理的重心应当逐渐从地域性管理转向流动性治理,从技术性管理转向情感性治理,平衡政府部门的职能划分,提升城市管理的公共性。

        (王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