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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还原救火英雄 致敬最美逆行

        王蔚

        前段时间火灾频发,一度引发对消防员群体和消防职业的全民性关注。消防是当下最危险的行业之一,也是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行业,但很多人对其了解还是浅显而情绪化的。关于消防的话题,常会跟随着严重事故和热点报道而爆发,往往又迅速被其他信息淹没,很难形成有益于这个行业的实质影响力,甚至不能长效地给大众以安全方面的科普和警示。

        隔着闪烁的手机或电视荧幕,那些危险的画面和英雄的身影会让人紧张、悲痛、感怀,但观者所身处的环境却是安全而疏远的。长篇小说《第一信号》的第一个可贵之处正在于,它将虚构和现实有机结合,以强烈的现场感和严谨的知识结构,有效拉近了消防与大众之间的距离,一定程度上弥合了荧幕与现实之间的“鸿沟”。

        作品在极端残酷的火灾、爆炸、地震等现实地基之上,艰难地构筑了一个关于消防员的爱与成长的故事:家境优越的少年顾小雪是个有点叛逆的高中生,他的母亲是副市长,父亲是消防队长,这让他生活富足且备受关注。不料,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吞噬了正在举办活动的大剧院,也吞噬了与他“青梅竹马”的女孩盛鱼,同时摧毁了他的家庭。母亲虽在大火中逃生,却被烧得面目全非,又因为一句传言而身败名裂;父亲也因为在救灾现场的不冷静表现而被片面地曝光、夸大,继而引发一连串的事故而离开了消防队。家庭破裂、恋人去世、前途未卜、社会名誉损毁……所有的矛盾在故事一开始就燃起熊熊烈焰。

        写这部作品之前,作者彭海燕实地采访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对消防员的工作和生活有了切身的体会,而这些零距离的观察和体验都成为小说中的绝佳素材。因此,即使叙述选用了传统的全知视角,小说依然维持了极强的真实性和冲击力。

        故事的时间轴被重新剪辑、编排,这无疑丰富了叙事层次,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故事的悬念。书中所写的三次大的救灾行动,分别是主人公顾小雪成长的三个主要节点:第一次是大剧院失火事件,十几岁的他转瞬间一无所有,并且背上了沉重的心理包袱,这是他从自我观念到家庭观念的转变。第二次是定安楼在大火中塌陷,他几乎丧命,而火灾背后的“人祸”则牵引出更多隐情。第三次是地震中的救灾行动,与前面的行动不同,这里少了个人的因素,更带有国家层面的意义。作者一下笔便着力于第二个大事件,不仅是出于可读性的考虑,更是因为它标志着顾小雪在精神层面有了职业的自觉意识。到这里,顾小雪从“替母赎罪”的家庭观念中走出来,他开始有了职业的使命感和荣誉感。

        可以说,《第一信号》是一部行业小说,也是一部成长小说。多重的冲突推动了情节的发展,也促成了主人公的成长。随着顾小雪变为顾小鳕(他在女友去世后改了名字),一个叛逆、不羁,又有些蛮横自私的少年,成长为一个甘愿在骂声中赴险救人的优秀消防员。读者在大量的倒叙、插叙中,还原了完整的故事脉络和人物关系,也见证了主人公成长、成熟的全过程。作者在主线之外,还布设了几条并行的副线——顾如铁职业生涯的裂变,刘燕子灾难前后两段天壤之别的人生经历,何小雨的成长……这些副线次第发力,全方位地展开了现实社会中的消防行业图景。

        小说中,在令人目眩的金钱世界里迷失了道德和本性的人,最终受到了相应的制裁。但伤痛不是某个个体所造成的,也不是惩治某个人就可以抚慰的。作者着意营造了一个较为圆满温馨的结局,也把刻骨铭心的伤痛记忆留了下来。小说的教育和警示作用在这一刻得以全力显现。

        消防与社会的方方面面都紧密相连,但在作家的艺术创作中,主要人物的生死、命运起伏被设定为由个人的选择而决定。社会的压力和塑造是外部因素。小说写的是英雄,这英雄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职业规划的,他是鲜活的、有情感、有私欲、有缺点、有成长的生命。作品既忠于消防员的情感,又透过消防员的眼睛,将人性的弱点和职业的崇高刻画出来。在救火英雄巨大而闪亮的光环下,作者还原了消防员作为人类个体的情感、脆弱,从而以更接近读者的方式赋予主人公以英雄的影响力。

        回到生活中,或许很多人对消防行业的情感是有些复杂的。因为职业的特殊性,消防员总是和不期而至的灾难同时出现于人们的视野中,消防车急促的警笛声带给人的第一感觉或许不是安全,而是灾难临近的恐惧。出于对安全的渴求,人们依赖消防员,但潜意识中又因对灾难的恐惧而希望远离他们,也就导致了更多的误解和冷漠。这种情况亟待改变。去年,消防队伍经历了重大的改革,这标志着消防员的职业化正式开启,也是我国对消防员进行保障制度建设的开始。《第一信号》里顾小雪劫后余生,换上“火焰蓝”新制服的时候,故事已经接近尾声。作者给读者们留了一个开放式的、意味深长的结尾,也预示着消防这个光荣职业的变革与前行。

        希望当人们再看到“逆火而行”“负重前行”之类的词语时,不会再把救火英雄看作是遥远的精神符号,而是切实地感受到他们的爱与痛、脆弱与付出,并对这份职业产生由衷的信任与尊重。

  • 她写出了一位女性的生命史诗

        唐山

        这个娃儿的头发又黑又浓,长得胖乎乎的,小脸上是一双美丽的凤眼,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十足的美人胚子。落地后的第一声哭声,清远而嘹亮,好像欲向普天之下通告自己已诞生似的,不像一般女孩儿的哭声。

        第一次读到这段话,还是34年前,那时对外开放不久,人们对世界了解甚少。看到一位日本作家写《武则天》,竟还写了逾百万字,有些奇怪——

        首先,唐史资料甚少,如何凑出这么多字?

        其次,在当时,武则天算负面人物,有必要如此大张旗鼓地写她吗?

        其三,前人创作甚多,如郭沫若的名剧《武则天》,乃至林语堂的《Lady Wu》(一般译为《武则天传》),一个外国人又能写出什么?

        当年翻开这本书,只因它的封面是塑封的,看上去似乎很豪华(该工艺曾风靡一时,如今被认为太老土,已基本绝迹)。

        恰好,《武则天》是那种一翻开便放不下的书。34年过去了,书中许多情节依然记得,即使随着史学研究的进步,一些内容已难说准确,比如:武则天是否生在利州、武则天的父亲是否只是小官、武则天是否杀女……可这些无法掩盖这本书的光芒。

        一直在想:《武则天》的魅力何来?

        今年,天地出版社再度推出这本已断版多年的老书,重新翻阅,似有所得:《武则天》的魅力,源于它专注于人,而不是专注于事。

        对于武则天,历代评价颇极端:有时将她贬为“中淫外酷”的恶妇;有时又称她痛快、理性;“五四”之后,她一度被抬为“个人主义的女英雄”;在郭沫若笔下,她又变成“明君贤后”……所有这些评价,都带有鲜明的男权色彩。当男人要抒发他们对现实政治的想法时,便随手拿起武则天,将她塑造成自己想象的样子。

        称赞武则天的,突出她的政治身份,完全抹杀了她的女性特征;批判武则天的,表面看是在反封建专制,却偏偏围绕她的私生活做文章。换言之,赞与贬来自同一种傲慢,即:女人不是人,没有自己的感受,没有自己的生命历程,必须依据男性设定的尺度,来确立她的人生意义。

        这就是为什么,关于武则天的传记虽多,却很少有一本能放在枕边,能让读者产生相遇感。一个被剥夺了生命气息的武则天,审美价值何来?

        本书则不同。在原百代笔下,武则天不是天生的,而是遭遇与个性的产物。她也有少女时代的虚荣,也曾受其误导,也曾在低谷中苦苦挣扎,当一切希望都已断线,她的智慧得以升华,从此变成老练的权力猎手。苦难与挫折让武则天洞悉了人性的缺陷,使她深知忍耐的力量,在乱局中,武则天总能排除悲悯、愤怒、幻想等的干扰,率先找到关键点。

        后人更关注皇帝的业绩,但对皇帝来说,安全才是第一位的,所以武则天既用“良药”(指贤臣),也用“毒药”(指奸臣)。她敬佩狄仁杰的人格,却几次将他贬官。武则天的内心是明白的,可她要让狄仁杰之类的聪明人物也明白,有太多小人正在欺骗皇帝,狄仁杰随时都可能出局。只有让贤臣们感到芒刺在背,他们才无暇挑战自己的权威。

        武则天不断掀起各种荒唐的游戏,包括改名为曌、滥用酷吏、命各地献祥瑞,可对于沉浸其中的官员,武则天又不断用恶作剧的方式,揭出其中的荒唐。

        武则天始终在驾驭着游戏规则,不仅是为了权力最大化,也是为了寻开心——在男权社会中,她知道自己最终会失败,在男人写就的历史中,她已被钉死在“淫妪妖妇”的耻辱柱上,所以她只能通过嘲讽,来确认自己还活着。

        在武则天的内心中,必有一片广阔的荒漠,这是三千面首无法安慰的,也是道德文章无法伪饰的。那份寂寞穿越千年,依然动人心魄,因为我们都是人,都知道其中的痛。毕竟,每个尘世上的人都需回答这样的追问:当价值、尊严已无法为你作证时,你该怎样度过今生?

        不想被茫茫人海所吞没,不想看生命如尘埃那样飘散,可我们又能做点什么?从《武则天》中,我们都将收获一份巨大的迷惘,这迷惘逼人沉思。

        值得一说的是,本书作者原百代自12岁起,便遭遇一连串家庭不幸,父母去世,姐、兄、妹亦相继夭折,这让原百代备尝生活赋予的切肤之痛。21岁时,她发愿写武则天,为此自学中文,足足积累了30年材料。写本书时,她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的觉。该书一出版,便赢得当年的日本“女性文化大奖”(1982年),而此时原百代已70岁了。

        唯有在长夜哭泣过的人,才可以语人生。《武则天》是一本生命之书,它不仅讲述了一位女皇的沉浮,还饱含了一位作家的坚持。所以,这本书属于每一位爱这次生命、想认真生活并曾痛彻心扉过的人,他们一定会被这本书打动。 

  • 那些活了很久的树和它们穿越时空的故事

        谷立立

        《那些活了很久很久的树》是一本可爱的小书。英国学者菲奥娜·斯塔福德对平常之树的喜爱,绝不亚于其他物事。在她看来,“每棵树都是一团迸发的能量,看上去似乎不相容,却都能形成出乎意料的大和谐。”想来,她更愿意让自己变成一片“宽阔舒展、洒满阳光”的叶子,时而流连在画家的画布上,时而停驻在文学典籍里,被诗人妙手偶得写成句子,以枝叶充作能量为战争助力,用花朵果实愉悦身心,让原本平凡的树木获得非凡的生命。

        于是,翻开《那些活了很久很久的树》的过程,就像走入了浓荫匝地的小森林。斯塔福德仿佛胸中装有自然的植物学家,悉心讲述着树的前世今生。当然,谁也不能指望她像古板的老学究那样满口教条,一板一眼地说着生物学的术语。相反,她的笔下趣味满满,自始至终洋溢着如初生树木一般蓬勃的生机。她的森林里种有17种常见的树木。每一棵树木,从红豆杉到樱树,从油橄榄到柏树,从橡树到冬青,从欧洲七叶树到欧山楂,甚至于最平常不过的榆树、柳树,都仿佛重获了新生。在斯塔福德看来,树木不仅仅是修屋建桥的材料,而是活生生的历史年鉴,写满了久远时代的往事。仿佛组成它们的从来不是枝叶花果根茎,而是浸润着浓稠历史汤汁的典故逸闻。

        莫奈大约算得上杨树的“知音”。今天只要走进美术馆,谁都可以看到莫奈的杨树。它和睡莲一样,成了画家笔下标志性的符号。莫奈曾在不同的天气描绘同一行杨树:阳光明媚时、猛烈狂风中、惨淡阴霾里。似乎不同的状态能够凸显树木不同的姿态,有时华美,有时枯瘦,有时丰饶,从而激发画家无穷无尽的创作欲。甚至,当得知杨树将被砍去一半时,莫奈不惜与主人讨价还价,自掏腰包为这些默默无言的模特儿买了单。

        同样,诗人谢默斯·希尼从花楸树红艳艳的浆果中看到了少女才有的娇嫩,它“像一个涂了唇膏的女孩”亭亭玉立,把光秃秃的山景衬托得优雅动人。古希腊盲诗人荷马把油橄榄当成了“家”的象征。《荷马史诗》里,当历经了漫长回家路的奥德修斯重返雅典,首先映入他眼帘的是一棵勃勃生长的橄榄树,“和他20年前扬帆离家时相比几乎没有变化”。至于梵高,他不仅对麦田、向日葵、星空情有独钟,更热爱高大的丝柏。因为柏树是“阳光普照的大地上的黑暗区域”,总是在风中摇曳枝叶,弹奏起“最有趣的黑暗音符”。在他精神濒临崩溃的年月里,恰恰是黑暗的丝柏为画家带去了心灵的慰藉。

        如此,历史在斑斑驳驳的树皮上,刻下了深深浅浅的划痕,让每一棵树都有了各自的故事,就像一个自足的小世界。于是,我们读《那些活了很久很久的树》,读到的就不再是“活了很久的树”。倒像是记忆中那些“活了很久的人”手拿“写了很久的书”,乘坐时空穿梭机,径自来到我们面前,把他们对自然的向往与挚爱,刻成了一圈接一圈的年轮,为那些貌不惊人的枝儿叶儿、花儿果儿赋予了浓烈的人文气息。那么,我们如何能不爱这些树呢?或许,这才是斯塔福德创作本书的真意——既不为功利,也不为学术,更无意炫技,只为放下一切,回到记忆的最深处。在那里,文字与落英纷飞,故事与枝叶交缠,形成了一片繁茂、幽深的丛林。

  • 墙书长卷讲述有趣的中国

        韩浩月

        现在的儿童与青少年,还喜不喜欢历史?对此我有一定的怀疑,在互联网与智能科技的冲击下,文学都已经开始慢慢退场,历史还会让年轻人产生兴趣吗。在一代代人眼中,历史曾是一门重要的学科,它不仅告诉人们从哪里来,经历过什么,更能提醒人们,太阳底下无新鲜事,以史为鉴,可以少走弯路、避免悲剧。

        为了让孩子们可以像长辈们那样,出于某种新鲜感或探索欲,继而对历史产生观察与研究的愿望,全世界的学者与教育研究者都在动脑筋,来自剑桥大学历史系的高材生、《泰晤士报》科学版记者劳埃德·克里斯托弗就是其中一位,他发明了“墙书”(Wall Book)。

        所谓墙书,即用长卷的形式,将庞杂、零散的知识点,浓缩整合成一张巨大的思维导图,帮助学习者用图像和时间线的方式,全局进行跨学科思考,建立自己的知识体系。当然,于孩子而言,文图并茂,一目了然,且有游戏感,能调动学习者的参与性,这才是墙书最大的特色。

        这一形式被借鉴到国内,国内知名出版人绿茶与文史学者杨早,便携手推出了一部可以挂在墙上阅读与学习的墙书版《中国通史》。

        《中国通史》的版本与呈现形式有不少,而“墙书版”的《中国通史》算是形式与内容的一次大革新了。要把中国800万年的历史,放在一纸2.4米的长卷上,这需要编者付出巨大的工作量与毅力,不但要像地图那样不能出现任何硬伤式的错误,还要禁得起学界严苛的标准要求。另外,在重大历史节点、标志性历史事件与人物的选择与评价上,也要格局开阔、客观公允。 因此,《中国通史》墙书作为一部通识教育读本,对其信息传达的价值进行考量很重要,但对其观点传达的价值进行评断更重要,不能因为面向儿童读者,就忽略了历史读本严肃的内核。越是浅显易懂的语言,就越应该承担起历史教育的重大责任,教会孩子以审慎、求证的态度来面对历史,并从中找寻与自身有关的一切联系,如此,才能将编者的出版理念与读者的教育需求很好地结合在一起。

        《中国通史》墙书的语言尽力拒绝晦涩难懂,也尽量用极简的表达,来对历史人物与事件进行定义。这样的极简表达,既画龙点睛式地给出了可以让孩子轻松记忆的要点,也给老师或家长留足了“发挥”空间……上下对比,左右参照,共读的每一位,多少都会感受到一些“指点江山”的快意。

        兴亡更替、社会生活、空间地理、世界视角,是《中国通史》墙书构筑的四维史观,读者可以从四个维度中的任何一个切入历史,根据兴趣爱好的不同,选择“进入”历史的不一样的通道。“兴亡更替”偏向于政治,“社会生活”偏向于风土人情,“空间地理”偏向于大江大河、明山秀水,“世界视角”偏向于纵向对比……这其中,“世界视角”是比较有意思的,通过这个视角,可以轻易地找到同一时间线上东西方在发生着什么,比如1763年《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去世;2年后,英国发明家瓦特改良了蒸汽机;10年后,纪晓岚开始编纂《四库全书》;13年后,美国建立。

        历史书除了进入课堂的教科书之外,还可以有更多灵活的方式,进入到读者的视野与精神。比如挂在墙上的《中国通史》,用游戏的态度看,用玩的心态看,先穿越历史表层的那片迷雾与冰冷,等到真正意识到历史的规律,甚至感受到历史的脉搏时,那才是真正喜欢上历史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