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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自力更生:延安时期从困难走向胜利

        王思林

        1940年-1943年,日本帝国主义扩大“三光政策”,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军事包围、经济封锁,“不准一斤棉花、一粒粮食、一尺布”进入边区,边区经济遭遇前所未有的困难,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通过多种手段来发展经济,不仅成功地克服了困难,还从困难走向了胜利。

        提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路线

        国民党1941年到1942年实行“防共溶共限共”的政策,先后制造多起摩擦事件。1940年10月起国民党停发八路军军饷,同时实行断邮,外援也大部断绝。中国共产党和边区政府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毛泽东以义愤而又有志气的语气说道:“今天,我们陕甘宁边区的党政军民在经济上遇到严重困难,吃不饱,穿不暖,生活用品奇缺,大家都有切身的感受,喝小米稀饭,盐水泡野菜,都难以维持;是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还是自己动手吧——这就是我们的回答。” 为了克服困难,坚持抗战,党中央和西北局确定的边区财政经济工作的基本方针,就是“自力更生”四个大字。中国共产党《陕甘宁边区关于财政经济建设的指示》明确指出:“现在就全国形势说投降危险正在增长,新的反共高潮成为投降的必然准备步骤,陕甘宁边区在为着打破日增的困难,为着反对投降,坚持民族统一战线力争好转的严重任务,又为着奠定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基础,更充实与活跃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在财经政策上已不容我们慢步的走,则应转到完全自力更生的自给自足的政策,这就是陕甘宁边区目前财经政策的新方向,这就是开展在陕甘宁边区党与政府以及全体人民面前新的迫切的严重任务。”

        遵循公私兼顾原则及时调整经济政策

        面对国民党和日寇封锁带来的心理上的恐慌,有的同志急于从财政上解决困难,不懂得正确处理财政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单纯在财政收支问题上打圈子。1941年财政放款占当年边币发行总额的51.09%, 1941年上半年,财政性借款占同期发行额的70%以上。边区银行被财政拖累得一点气也透不过来。这种单纯在财政问题兜圈子的做法,既没有解决经济困难,也没有使财政危机得到根本好转。还有的同志提出了一些建设重工业、建设大盐业、大军工等不切边区实际的口号和想法,在执行过程中又出现了别的偏差。1942年12月中国共产党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召开,毛泽东做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批评了片面看重财政,不懂得整个经济的重要性,单纯在财政收支问题上打圈子,不了解边区实际,教条主义、保守主义、官僚主义的思想错误,确定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这一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提出实行公私兼顾、军民兼顾的经济政策,并专门成立西北财经办事处,统一领导边区经济。

        开展劳动竞赛,树立先进典型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的生产大竞赛是由安寨县劳动英雄杨朝臣和延安县劳动英雄吴满有共同发动起来的。1943年,安寨县劳动英雄、模范退伍军人杨朝臣写信给延安县劳动英雄吴满有,倡议开展生产竞赛。杨朝臣在信中写道:“我的一切条件不如你,可是我愿意拿你我的不同条件来和你竞赛,并且请你我的区、县长作见证人,请高、霍厅长作评判员,你说好不好。”吴满有收到杨朝臣的挑战信后,积极赞同,表示完全同意杨朝臣提出的六个竞赛条件,并提出了两条建议,要求将劳动竞赛扩展到全边区的村庄、军队和群众中去。中共中央西北局和边区政府也高度重视,先后下发通知要求将生产竞赛运动推广到群众中去。这样一个劳动英雄与劳动英雄之间、庄与庄之间、军队与民众之间、军队与军队之间的生产竞赛和劳动互助运动迅速在边区掀起,发展到边区的每个角落。生产竞赛推动了边区群众劳动互助的发展,有力地促进了生产劳动的发展。生产大竞赛促使边区劳动英雄大批地出现,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辈出。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劳动英雄大会,有著名的农业劳动英雄吴满有、刘玉厚、张振财、贺保元、杨步浩、郝树才,工业劳动英雄赵占魁,部队英雄、模范党员申长林,妇女劳动英雄郭凤英、张芝兰等一百八十五名劳动英雄出席。

        上下齐心协力,大走群众路线

        面对经济困难,有的干部提出压缩财政开支,有的提出要提高税收,通过增税来解决经济困难。毛泽东明确指出:“我们的第一个工作方法不是向人民要东西,而是给人民东西。”财政困难只有通过切切实实的有效的经济发展才能解决,而发展经济必须发动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的力量发展生产,战胜困难。自力更生的“力”在哪里呢?答案是肯定的,这个“力”蕴藏在亿万民众之中。经过广泛动员,广大党政机关、军民、领导干部都投入到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生产大运动中去。毛泽东在杨家岭对面的山沟里开垦出一块菜地,种上了西红柿、辣椒、土豆等蔬菜,朱德王家坪的菜园年年获得大丰收,被称为“小南泥湾”,刘少奇、张闻天拿起劳动工具、来到田间地头、干得热火朝天,周恩来、任弼时参加军民纺线大赛运动还获得了“纺线能手”的称号。三五九旅凭着“要与深山老林决一战,要使陕北变江南”的豪情壮志,凭着“一把撅头一把枪”把野兽出没、渺无人烟的“烂泥湾”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

        尊重金融与科技,促进发展生产力

        1942年成立的西北财政办事处规定边区银行的主要任务有三项:一是发展公私经济;二是支持财政预算;三是发行并调剂货币。在这种方针政策的指导下,金融机构开始向工业生产领域大量放款,1943年发放农业贷款11978万元;经济建设放款1029万元;贸易放款1272万元;机关学校生产放款7161万元。到1944年,边区轻工业品基本实现自给与半自给。针对金融与物价的波动,从1944年6月到1945年8月,边区政府共发行72450万元流通券用于贸易领域,对于购置紧缺物资,调剂资金,“保障供给,换回外汇,支持银行,增加财政收入”等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1940年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的讲话中就称赞:“自然科学是很好的东西,它能解决衣食住行等生活问题,每一个人都要赞成它,每一个人都要研究自然科学。“五一纲领”也规定:“奖励自由研究,尊重知识分子,提倡科学知识与文艺运动,欢迎科学艺术人材”,并且专门设立了延安自然科学院、陕甘宁自然科学研究会、光华农场等专门从事科学研究的机构。

        通过这些综合措施的运用,到1944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就成功地走出了困难局面,实现了各方面的发展和繁荣。农业方面,1944年增产细粮20万石,除去军需民食,余粮28万石,棉花产量也可满足需要的三分之二;工业方面,无论公营、私营和合营,都有发展,一年之内减少30亿的入口总值;金融贸易方面,事业相对稳定,出入口趋向平衡,物价稳定。边区财政支出为60亿元,其中机关生产自给部分占64%,政府公营企业的收入占19%,税收和公盐代金占10%,银行垫支占7%。三年来,边区生产建设的成绩,已开始将贫困与落后的历史面貌变为富裕繁荣,在世界上这是一个伟大的奇迹。正如毛泽东1943年视察南泥湾时所讲的:“困难不是不可征服的怪物,大家动手征服它,它就低头了。”

        (作者单位:浙江省委党校党建教研部)

  • 跳出“汉化”与“胡化”之争

        陈宝良

        如何看待华夏文化的变迁历程?有的学者持“汉化”说,有的持“胡化”说,其实都有偏颇。它是一部“汉化”与“胡化”交织在一起的历史。

        “汉化”之说有陷入“汉族中心论”的危险

        在华夏文化的形塑过程中,“汉化”之说,已经成为一种文化思维定式,且有陷入“汉族中心论”的危险。所谓“汉化”,按照德裔美国历史学家、汉学家魏特夫的解释,实为一种“吸收理论”,其意是说凡是入主中原的异族统治,终究难以逃脱一大定律,即被汉化,甚至被同化,征服者反而被征服。

        诸如此类的汉化论,从华夏文化演变的历程来看,确实可以找到很多的例子作为这一说法的佐证。以域内的蒙古人、色目人为例,流寓于江南的蒙古人、色目人,大多已经被汉化,诸如学习汉族缙绅设立义田,自己置办庄园与别墅,并且还取一些汉式的庄名,妇女节烈观渐趋加强,丧葬上采用汉式葬俗,以及蒙古人、色目人纷纷改取汉名,等等。以来自域外的佛教为例,正如有的研究者所论,佛教刚传入中国之时,确有印度化的趋向,然自唐代以后,佛教最终还是被汉化,且这种汉化了的佛教,其中的形上学已经成为宋代理学合成物的重要组成部分。

        毫无疑问,诸如此类的外来民族以及外来文化被汉族文化同化的事例,并不能推导出以下的结论,即在中国历史上,其他民族入主中原之后,最终都会被无往不胜、无坚不摧的汉族文化所同化。假若做出如此的历史解读乃至引申,其最大的问题在于视角的偏向,即是从汉族、汉文化的角度来考察不同民族与不同文化之间的融合。

        “满化”(或“胡化”):“新清史”的误区

        为了纠正“汉化”论的缺陷,“新清史”研究者,抛弃固有的“汉化”论的思维定式,进而倡导“满化”(“胡化”的一种),同样难以逃脱“满族中心论”的误区。

        以欧立德、柯娇燕等为代表的“新清史”论者,不满于以往的汉化论,进而在清史研究中去寻求一种新的传统,即满族传统,指出满族并未汉化,反而可以说汉族被“满化”。“新清史”论者通过强调“满化”的倾向而质疑“中国”这一概念,其对“中国”乃至“华夏”的认识,同样存在着误区。正如一些评论者所言,“新清史”论者对“中国”的误读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则中国从来不是一个单一民族的国家,而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二则对于清王朝而言,满族固然在某些方面与某些场合仍然保持着不同于汉族的本族文化认同,但不容置疑的是,清朝还是接受了“中国”的概念,满族也有“中国人”的意识。

        “涵化”一说,更能体现华夏文化形塑过程的历史真实

        既然不论是“汉化”说,还是“胡化”说,都不可避免地烙下一偏之颇的印记,那么,如何看待历史上华夏文化的民族融合?就此而论,采用“涵化”一说,显然更为符合历史的真实。李治安在阐述元代多元文化体系内的交流影响时,曾指出这种交流并不局限为文化的单向变动,而是蒙、汉、色目三种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涵化”。他认为,所谓的“涵化”,就是涵容浸化、互动影响的意思,就是蒙、汉、色目三种不同文化相互影响。“涵化”这一概念,又可作“泳化”,明朝人邓球就曾经编有《皇明泳化类编》一书,所持即是相同之义。涵有二义:一为包容,二为沉浸。泳本指水中潜行,后又转化为沉浸。可见,所谓的涵化、泳化,其实即指不同文化之间互相影响、互为包容,而后潜移默化地将他者的文化浸化于自己民族固有的文化中,进而形成一种全新的文化。对华夏文化的变迁,实当以“涵化”二字概括之,才可免于偏颇。

        在华夏文化形塑过程中,“汉化”与“胡化”并非呈两条并行的线条而各自演进,而是在各自的演进过程中不时出现一些交集点。这种交集点,就是胡汉的融合,而后呈现出一个全新的“中华”与“中国”。正如元末明初学者叶子奇所论,“夷狄”与“华夏”之间,因“风土”的差异,导致风俗有所不同。即使按照儒家的传统观念,对待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还是应该秉持一种“至公”的原则。出于至公,就会“胡越一家”,古来圣贤视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也是出于相同的道理。若是出于本民族的一己之私,从中分出一个亲疏之别来,那么就会陷于“肝胆楚越”的尴尬境地。可见,华夏与夷狄之间,民族虽有不同,文化并无优劣之别。

        对“崖山之后再无中华”说的新思考

        有一种说法:“崖山之后再无中华”,该怎么看这一观点?其实,梳理此论的提出乃至演化不难发现,这一说法的出现,一方面反映了华夏文化日趋“胡化”的历史真实,另一方面却又是那些汉族知识人在面对“胡化”大势时内心所呈现出来的一种无奈之情,且从根本上反映出这些汉族知识人内心深处的“汉族中心”意识,以及对华夏文化的认同感。

        细究“崖山之后再无中华”一说的提出,当源自钱谦益《后秋兴》诗第13首,诗云:“海角崖山一线斜,从今也不属中华。更无鱼腹捐躯地,况有龙涎泛海槎。望断关河非汉帜,吹残日月是胡笳。嫦娥老大无归处,独倚银轮哭桂花。”钱谦益是一个颇为复杂的历史人物,他既是投降清朝的“贰臣”,却又在内心深处不乏汉族知识人固有的“遗民”意识,甚至在暗地里投入到反清复明的运动之中。

        作为以恢复汉唐为宗旨的明朝,是否能够使华夏文化得以延续不替?令人失望的是,当时朝鲜使节的观察,更是加深了“崖山之后再无中华”这一观念。根据日本学者夫马进的研究,明代朝鲜使节眼中的“中华官员”,显然已经不是华夏文化的正宗。如许篈在《荷谷先生朝天记》中,曾说当时接待他们的明朝贪婪官员:“此人惟知贪得,不顾廉耻之如何,名为中国,而其实无异于达子。”赵宪在《朝天日记》中,亦认同将明朝官员讥讽为“蛮子”,反而自认为“我等居于礼义之邦”。

        至近世,前辈学者王国维、陈寅恪虽未明言“崖山之后再无中华”,但他们对有宋一代文化成就的颂扬,更是坐实了此说法。王国维在《宋代之金石学》一文中提出:“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陈寅恪亦有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尤其是到了1964年,陈寅恪在属于临终遗言性质的《赠蒋秉南序》中,借助欧阳修“贬斥势利,尊崇气节”,进而得出“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的论断。

        让我们再次回到蒙元遗俗与明朝人的日常生活之间的关系上来。明代虽号称恢复汉唐,但实则在日常生活中保留了诸多蒙元文化的因子。正如清初学者张履祥所言,明朝人凡事都要学晋朝人,但所学不过是“空谈无事事一节”而已。因为与晋朝人为人“洁净”相比,明朝人实在显得有点“污秽”。究其原因,则是因为时世不同:晋朝人尚保存着“东汉流风”,而明朝人大多因仍“胡元遗俗”。可见,时日一久,这种胡化风俗已经沉淀下来,慢慢渗透于汉族民间的日常生活而不自知。就此而论,“崖山之后再无中华”之说,仅仅说对了一半,即崖山之后的华夏文化,已经不再如同宋代以前的华夏文化,但并不证明崖山之后中华文化已经沦丧殆尽,而是变成了一种经历蒙、汉乃至满、汉融合之后的华夏文化。正如费孝通所言,“各个民族渊源、文化虽然是多样性的,但却是有着共同命运的共同体。”从根本上说,中华民族呈现出一种“多元一体”的格局。若是持此见解,“汉化”与“胡化”之争讼,自可消弭。

        (作者为西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关键词

        崖山海战

        崖山位于今广东江门市新会区南约50公里的崖门镇。崖山海战,是1279年宋朝军队与蒙古军队在崖山进行的大规模海战,也是古代中国少见的大海战。崖山海战直接关系到南宋的存亡,因此也是宋元之间的决战。战争的最后元军以少胜多,宋军全军覆灭。此次战役之后,赵宋皇朝的陨落,同时也意味着南宋残余势力的彻底灭亡,蒙元最终统一整个中国。中国第一次整体被北方游牧民族所征服。部分人认为这场海战标志着古典意义华夏文明的衰败与陨落,有“崖山之后再无中华”这一说法。 

        (吴仁)  

  • 朱德的三封家书

        左智勇

        人民立场是党的根本政治立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朱德始终不忘初心,心系人民,艰苦朴素。

        1937年,朱德率部前往抗日前线。9月5日,在总部出发前一天,朱德给在四川的亲属写了一封信。这是他10年来第一次写家信。在信中,他说:“如理书等可到前线上来看我,也可以送他们读书。我从没有过一文钱,来时需带一些钱来。”9月27日,他又写了一封家书,询问川北家中情况,并问及后代:“设法培养他们上革命战线,决不要误此光阴。至于那些望升官发财之人决不宜来我处,如欲爱国牺牲一切能吃劳苦之人无妨多来。我们的军队是一律平等待遇,我与战士同甘苦已十几年,快愉非常。”“我为了保持革命良规,从来也没有要过一文钱,任何闲散人来,公家及我均难招待。革命办法非此不可。”11月6日,他在第三封家书中写道:“我担负革命工作昼夜奔忙,十年来艰苦生活,无一文薪水,与士卒同甘共苦,决非虚语。现时虽编为国民革命军,仍是无薪水,一切工作照旧,也只有这样才能将革命做得成功。”“我虽老已五十二岁,身体尚健,为国为民族求生存,决心抛弃一切,一心杀敌。”

        当得知远在四川老家的母亲生活非常困苦后,朱德不得已向自己的老同学戴与龄写信求援。11月29日,他在给戴与龄的信中说:“家中有两位母亲,生我养我的均在,均已八十,尚康健。但因年荒,今岁乏食,恐不能度过此年,又不能告贷。我数十年无一钱,即将来亦如是。我以好友关系,向你募二百元中币。”战功赫赫的八路军总司令清贫如此、清廉如此,让人肃然起敬!

        1946年11月,在朱德60岁生日之际,董必武从南京给他寄来两首祝寿诗。朱德依原韵,和了两首。其中两句赞扬我们党领导的解放区:“实行民主真行宪,只见公仆不见官。”其实,朱德自己就是人民公仆的典范。

        即日起,本刊开设“老一辈践行初心赞”专栏,讲述老一辈革命家不忘初心,将革命进行到底,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故事。欢迎赐稿! ——编者

  • “死馁”应为“死绥”

        李克杰

        《“我党干部应学韦睿作风”——毛泽东读〈南史·韦睿传〉批语解析》(见2019年5月20日《北京日报·理论周刊》读书版)内有:

        诸将劝他(韦睿)退避,他说“将军死馁,有前无却”……

        此处“死馁”应为“死绥”。绥,却也,退却,这里具体是指临阵退却。误“死绥”为“死馁”,大概是由形近而疏忽所致。

        据曹操《败军令》,“将军死绥”语出《司马法》。从曹操引、韦睿引大致可以推断“将军死绥”应该是兵家名言。此言虽不见于现存《司马法》残本五篇之中,但“将军死绥”的“绥”之义,与现存《司马法》残本五篇之中的“古者逐奔不过百步,纵绥不过三舍,是以明其礼也。”(见《司马法·仁本》)及“古者逐奔不远,纵绥不及。”(见《司马法·天子之义》)里的“绥”之义,是一致的,均为“却、退”。又,从“逐奔”“纵绥”对文上,也应作如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