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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数字经济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李  伟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正处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蓄势待发的时期,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日新月异。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加快新旧发展动能接续转换,打造新产业新业态,是各国面临的共同任务。

        数字技术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主力军

        当前,基于信息通信技术的创新发展催生了数字技术主导的新技术群落,引发新一轮科技革命加速推进。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与其他领域学科交叉融合,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的突破口。除此之外,生物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等一系列新兴技术也取得重大突破。各类前沿技术呈现多点突破态势,正在形成多技术群相互支撑、多头并进的链式变革。

        未来15—20年,新一轮科技革命将进一步加快全球技术进步与创新步伐,深刻改变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从当前技术影响范围、渗透深度,以及综合世界各大机构对新一轮科技革命的预测看,数字技术具备了引发产业变革的关键特征,成为正在兴起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主力军。

        一方面,数字技术的创新已经从过去的单点突破进入多技术协同推进、群体性演变的爆发期。源于数字技术的颠覆性,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等新兴技术不断涌现,呈现出扩散速度加快、迭代周期缩短的特点,技术进步和创新将以指数方式加速发展。数字技术的交叉融合、深度融合特征更加明显,并快速向各领域拓展。比如,数字技术与制造、能源、交通等各行业技术相结合,带动了智能制造、智能电网、智慧交通的迅速增长。脑科学与数理、信息等学科领域的结合,正在催生脑—机交互技术,将极大带动人工智能、复杂网络技术发展。可以预见,基于数字技术衍生的具有良好发展前景的各种新技术将层出不穷,并在历次科技革命基础上向更高水平发展。

        另一方面,数字技术带来的巨大市场需求和增长潜力,势必引发国际产业分工和生产格局的大调整、大变革。在新技术革命驱动下,制造业服务化、专业化、产业链分工精细化等特征凸显,进一步促进国际生产格局向网络化、分布式方向发展,个性化定制、大规模定制,以及社交化的制造平台等新制造模式不断涌现。新技术革命还将为企业换道超车、迈入前沿带来重大机遇,一些新兴科技企业抓住“技术变轨”的机会窗口进入了世界领先行列,成为改变全球数字化格局的重要力量。在全球市值排行榜前十名公司中,数字企业已从2007年的1家增加到2018年的7家,其中包括中国的阿里和腾讯。目前,中国已经是全球领先的数字技术投资与应用大国,孕育了全世界三分之一的独角兽公司。

        数字经济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近些年来,我国实体经济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不断攀升。从人人互联到万物互联、从海量数据到人工智能、从生活消费到生产制造,我国数字经济高速增长。《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与就业白皮书(2019年)》显示,2018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31.3万亿元,占GDP比重为34.8%,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

        当前,支撑数字经济发展的数字技术日益成熟,作为生产要素的大数据已逐步深入到社会生产全过程,并通过网络和平台载体不断向全面、深度智能化方向发展。数字经济深刻改变了传统经济的生产方式和商业模式,它所体现的创新、高效、包容、开放等特征符合高质量发展内涵。更重要的是,数字经济带动数字变革,将新技术新产业基因源源不断地注入到高质量发展中。我国经济越来越呈现数字化特征,越来越从数字经济中汲取发展新动能。以数字产业化为基础、产业数字化为主题的经济活动,通过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竞争力,促进产业深度融合,助推我国经济发展实现三大变革。

        第一,数字化有助于提升产品和服务质量,推动质量变革。我国传统制造业生产方式相对落后,自主创新能力弱,产品质量总体不高。数字化转型将改变传统制造业的研发与生产流程,逐步打造数字化供应链。以生产制造业环节为例,通过对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大量数据进行分析,可以进一步优化生产流程参数,并对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预判,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

        第二,数字化有助于降低市场交易成本,推动效率变革。数字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使交易成本大幅下降成为可能,并更好地促进市场出清,实现供需双方的资源有效对接。随着数字技术全面渗透到制造业的营销、服务、生产、研发等环节,重点行业的数字化转型进一步加快,推动了轻工、纺织、机械、建材等传统行业全要素生产率整体提升。据工信部初步统计,在305个智能制造示范项目中,数字化转型使生产效率平均提升37.6%,能源利用率平均提升16.1%,运营成本平均降低21.2%。

        第三,数字化有助于加快培育增长新动能,推动动力变革。新一轮科技革命带来的是更加激烈的科技竞争,只有从传统要素驱动转变为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才会有不竭动力。数字技术本身就是科技革命产生的创新成果,并以数字化方式实现不同方式的创新,基于数据驱动的新动能正日趋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力。比如,数字化还催生了一批极具活力的新模式、新业态、新产业。还比如,目前企业层面开展的数字化转型探索,有效推动了管理创新、商业模式创新、营销创新和品牌创新。

        壮大数字经济、建设数字中国,推进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发展,是党中央、国务院一项长期性、战略性部署。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相继提出完善新型数字基础设施,深化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研发应用,加快在各行业各领域推进“互联网+”,以及打造工业互联网平台,拓展“智能+”,为制造业转型升级赋能等方面的要求和举措。总的来说,面对新一轮技术革命,加快产业数字化进程,对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培育壮大新动能意义重大。

        (作者为第十三届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主任、研究员)

  • 街区更新:实现城市精细化治理

        吴唯佳

        党的十八大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促进城市更新、提升城市品质、提高民生福祉、改善城市管理等成为各级政府最为关注的重大任务。

        2016年2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中提出,要完善城市公共服务,有序推进老旧住宅小区综合整治、危房和非成套住房改造,加强街区的规划和建设,推动发展开放便捷、尺度适宜、配套完善、邻里和谐的生活街区。这就使街区正式进入公众视野。那么,什么是街区,街区起什么作用,街区更新的主体是谁,以及如何进行街区更新,如何实现城市精细化治理等问题就凸显出来,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认识。

        现代城市规划和城市设计采取了街区的办法来有序规范应对城市环境问题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街区是社区的基本单元。街区一般指被四周街道包围的最小区域。在郊区以及乡镇中,道路并不密集,街区也可以由河流、林地等界线来帮助划定。街区的大小因地、因城而异,街区的形状也各有不同。

        街区的出现与聚落的形成密切关联。在古希腊,殖民城镇的街区一般为75×75米方格。在古罗马,军事城镇一般有十字主街,以及方格或不规则的街区。在欧洲中世纪,商业城镇多围绕街区建设商住建筑。在我国古代,街巷、胡同是街区的一种形式。宋代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描绘的汴梁面貌,展现了当时街区的情况。

        历史上,许多城镇都没有事先规划,街区形式多不规则。今天,世界上绝大多数城市都是经过规划发展的,道路纵横交错,街区形状通常也是方形或长方形。

        街区的大小不等。在美国,人口普查的最小单位是街区。按照美国国家管理与预算局的定义,街区以户为单位进行统计,一般为100户左右,40个左右街区合为一个街区组。在土地利用空间布局上,街区边长多在80米到200米之间。受商业影响,商业街区一般比较狭长,如曼哈顿为80×270米。

        工业革命后,城市化快速发展。面对贫困、污染、混乱的城市环境,现代城市规划和城市设计采取了街区的办法来有序规范应对这些问题。

        街区也是居民维护个人利益、参与社区活动的载体和场所

        为什么要重视街区?大致有以下几点原因:

        其一,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速度很快,城市规模越来越大。大街区、大路网,使得许多城市交通易于拥堵,老百姓生活不便,迫切需要解决路网过大的问题。

        其二,市场体制改革,单位大院消失,加之城市人口增长快,来源复杂,流动量大,迫切需要以街区的方式来凝聚社会。

        社区是社会生活的基本单元,在西方国家,社区通常被理解为地方政治下的社会合作形式。社区就是选区,人口一般在1万到3万左右。在我国,街道是城镇的基层行政区划单位,社区则有泛指的含义,一般指具有某种社会互动和街区共同文化维系,在一定领域内相互关联的人群形成的共同体及其活动区域。街区具有社区特征,是社区的基本单元。

        其三,街区是城镇生活的基本场所,城市治理与城镇生活密切关联,通过街区建设、更新、管理等进行落实。街区也是居民维护个人利益、参与社区活动的载体和场所。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入推进城市执法体制改革改进城市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要求完善城市管理,加强市政管理,维护公共空间,改善人居环境,提高应急能力,整合信息平台,构建智慧城市等,所有这些工作都与街区有关,都与老百姓街区生活有关。因而街区是街道工作的重要区域。

        搞好街区更新,是实施城市精细化治理的必经之路

        城市是发展的,更新是城市发展的基本过程。街区更新,既是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的需求,也有建筑与基础设施老化的原因。作为居民生活的据点,街区的更新直接影响到居民的生产生活。

        因此,在规划上,街区更新要处理不同功能配置相互关系问题,主要包括:一是居住与就业的关系。居住接近就业地点,有利于步行上班,绿色出行。但在实际经济活动中,就业地点的选择难以受限于居住地点。因此,居住街区中要适度增加办公等就业空间,平衡职住关系。

        二是与中心区的关系。大城市的城市中心规模很大,很难步行到达;设置不同等级的城市中心体系,可以便于人们就近接近公共服务。近年来新加坡正在进行出楼门80米到达日常服务地点的实验。街区也要处理好居住与公共空间、开敞绿地,以及交通的关系。

        就经济收益上讲,街区更新很难直接获益,特别是人口高密度街区的更新,就更难。房地产等投资商一般不愿意进入这一领域。为此,通常做法是政府承担不具备经济效益部分的支出,可能情况下鼓励投资商进入这一领域,同时也要求街区房地产所有者承担相应义务。街区更新最终会产生房地产升值,不能让没有付出投入的所有者渔翁得利。

        在资金上,街区更新有部分来源于不同层级的政府支持。在街区更新实施过程中,可能需要征收部分土地,以满足修补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需要,甚至弥补资金缺口。但是如果房地产增值效益特别显著,为减轻征收难度,也可以通过征税等办法解决。街区更新涉及居民、政府、投资商等多个方面,需要有一整套法律和制度的安排,来协调实施主体并组织实施。制度安排对于运用公共资金的街区更新至关重要。

        在德国,街区更新实施主体一般由政府、街区房地产所有者和银行三个部分组成,并有全过程的制度保障安排。政府对街区更新拥有土地征购、发布修缮或改建的行政命令等权力,来保障更新的顺利实施。

        根据美国经验,街区更新除了区划,包括激励区划、契约区划、绩效区划,以及地役权保护、开发权转让等规划工具外,在地方政府层面还有资产改善计划等政策工具。所谓资产改善计划是指,由于房地产价值总是随时间而增长,针对这些将来的资产增值,可以进行税收增额筹资,来改善街区更新的财政状况。此外也有税收减免、设立基金、发行债券等手段。为鼓励对有价值房地产的开发利用,还可以设立场地税,对长期空置的房地产进行征税。为了提高社区公共服务水平和效率,提高服务竞争能力,对部分市政公共服务实行有偿服务,也是可以采取的选项措施。

        由此可见,街区更新的实施主体并不单一,涉及政府、居民、企业、投资商、市政部门等,实施方法也是多种多样。

        在我国,居民住房维护基金规模有限,难以支撑街区更新。目前的旧城改造主要针对危旧房,资金通常由政府提供,但这不是长久之策,易于造成公共资金分配不公和效率不高的问题。

        因此研究好街区更新的实施机制,对于推动城市健康发展,完善城市治理体系,建设百姓宜居家园至关重要。搞好街区更新,是实施城市精细化治理的必经之路,也是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必经之路。

        (作者为清华大学建筑与城市研究所副所长、首都区域空间规划研究北京市重点实验室主任)  供图 夏风  

  • 村庄熟人社会选举投票的三大特征

        桂  华

        目前学界对于村委会选举以及农村基层民主实践的认识,很大程度上是套用西方政治学关于代议制民主的研究理论。与现代大规模社会中实施的代议制民主不同,村委会选举是在小范围的村庄内部完成的,村委会选举所依赖的社会条件与代议制民主所依赖的社会条件完全不同。形式上公平中立的村委会选举制度,能否在结果端输出村庄善治与农村基层政治民主,还取决于选举制度所依赖的村庄社会条件。在村庄熟人社会环境下展开的村委会选举活动具有三个方面特征。

        村民的投票行为存在外部性:农民进行投票决策时不仅要考虑到自己的偏好,而且还会考虑其他村民的投票决策。

        布坎南分析投票行为存在外部性,认为在多数同意的规则下,“一张选票代表着一种把外部成本强加给他人的潜在权力”。这种外部性机制在村庄政治活动中也发挥作用。比如在村委会选举中,某农民原本更倾向于将票投给甲候选人,当他意识到其他多数投票者被候选人乙成功动员之后,该农民由于担心得罪最终可能当选的候选人乙就可能改变投票决策。

        外部性机制表明,农民进行投票决策时不仅要考虑到自己的偏好,而且还会考虑其他村民的投票决策。这种外部性机制对村庄政治过程造成深刻影响,与熟人社会中的信息高度透明有关。以村委会选举为例,尽管在制度上规定匿名投票和秘密填票,但是投票动员基本是在选举过程之外完成的。我们调查过一些选举十分激烈的村庄,最后出现两个候选人以一票之差而决定胜负的情形,这种情况通常会伴随着激烈的对村民拉票动员过程。与大规模陌生人社会中的投票行为相比,熟人社会中的信息透明因素强化了投票的外部性,一方面大部分村民的投票偏向通过日常行为基本可以推测,另一方面村庄内部存在各种社会关系为拉票动员提供手段。熟人社会条件反而压缩了选举竞争的自由空间。

        农民投票决策的非理性特征:“认亲不认贤”、农民对于选举最终结果的负责程度较低。

        对于选民理性这一前置条件,很多学者已经在理论上进行了批评。布坎南吸收了熊彼特的观点,并归纳造成政治过程中的“个体理性的限度”的两方面原因:一是政治结果存在不确定性,二是个体不对政治结果直接负责,降低了个体决策的责任感。上述这些结论也适用于对农民投票行为的分析。在村委会选举中通常出现候选人的个人能力和政治素质都很高却落选的结果,反而是一些不符合村庄公共治理需要的“恶人”“狠人”等当选。这类情况并不少见,原因在于选民具备充分理性的假设在村委会选举实践中并未完全实现。

        “认亲不认贤”是农民在选举投票过程中普遍存在的心理状态。村委会选举制度的设计理念是农民理性地选择最符合治理需求的村委会班子。但是在实际投票过程中,农民并不是依照“最佳治理”的标准作出投票决策。发达的社会关系网络是村庄熟人社会的另一个特征,即村庄中存在血缘、地缘、业缘等各种复杂关系。农民的投票行为深深地嵌入在这些社会关系网络中,农民更多地是根据自己与候选人的亲疏远近关系来投票。

        农民投票选举或是监督村委会成员都属于集体行动。农民在投票过程中所表现出的非理性逻辑,与农民对于选举最终结果的负责程度较低有关。例如,有两个候选人竞选村委会主任,其中候选人甲是公认的“好人”,候选人乙是名声不好的“狠人”。某农民认为甲当选更有利于村庄治理,但又不愿得罪具有暴力倾向的候选人乙。投票时,该农民抱有侥幸心理,认为只要其他人投票给甲,自己投给乙一票不会影响结果,并且还可以与乙建立良好关系。这个农民是这样打算的,其他农民也会作出类似的决策,最终结果可能是多数人都不满意的乙当选。个体理性很难达成集体理性,致使投票陷入集体行动困境。

        政治机会的实质不均等:村委会选举受村庄内在的结构性因素支配。

        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凡是年满十八周岁且未被依法剥夺政治权利的村民,都有选举权利和被选举权利。村委会选举制度的正当性体现在它为村民提供均等的政治机会,但实践中很多地区却普遍存在“富人治村”现象,出现村干部多被村庄经济精英担任的趋势。村庄权力不是均质分布的,原因在于村委会选举受村庄内在的结构性因素支配。

        当前农民之间的经济分化逐步显著,村庄内部的社会分层结构开始出现。村庄经济社会分化构成村委会选举的重要影响因素,很多地区的投票选举过程中存在经济动员现象。村委会选举制度在村庄中提供开放的政治机会,以中立性的选举规则来促成程序正义,但是在村庄经济社会因素的影响下,形式公平的选举制度产生政治机会实质不均的后果。广泛存在的“富人治村”现象表明,不同村民通过竞选获得村级公共权力的机会与其经济实力高度相关。

        当前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不能将民主形式与民主实质混淆。竞争性选举制度作为西方代议制民主的基本形式,其合法性建立在输入端,而非输出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政治建设,不仅要落实民主制度形式,而且要追求实质民主和良好治理格局。在此意义上,单纯的村委会投票选举不是实现我国农村基层民主的充分条件,在村委会选举之外还要切实发挥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作用。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确定党组织在村民自治中的“领导核心”地位,同时又在这一原则性规定之外为地方因地制宜地探索民主实践形式留有空间。自《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正式施行以来,很多地区已经进行过七届村民委员会选举,在长期实践过程中形成诸多理顺“两委”关系和乡村关系的工作经验,推动了村民自治向实质民主迈进。一是在村干部选拔环节中将民主选举与培养制度结合。后备干部培养制度强化了基层党组织在农村干部选拔上的领导能力,提升了干部整体素质,稳定了村委会换届选举过程,同时也保障了农民的民主权利,属于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和推进实质民主的重要形式。二是积极推动支部书记与村委会主任“一肩挑”。“一肩挑”做法将村委会选举作为产生村支部书记前置制度形式,既不损害民主选举制度,又激励现任村支部书记积极开展群众工作以扩大群众基础,提升党的领导能力。三是在权力运行环节增强民主性。近年来,全国不少地区创新农村基层民主工作的重点是针对村干部权力行使问题。譬如,浙江省宁海县探索实行“村级权力清单三十六条”制度,明确权力行使流程,划定村干部权力范围,制定权力监督规范,取得良好效果。

        (作者为武汉大学社会学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