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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治理措施有效性的关联因素

        张  翼

        社会结构决定了社会治理模式与治理方法的选择。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深刻影响着社会治理的目标与取向。所以,社会结构不同,由社会结构所决定的社会存在方式不同,社会治理的主体与各个主体所采取的治理行动就会不同。社会从初期结构到现时代的转型过程,不断决定着维护社会秩序的治理格局的转型过程。所以,以社会结构为最主要代表的社会存在与社会治理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规约社会个体或社会组织的制度,也需要在变迁的社会中经常性地进行调整

        的确,社会处于不断发展的过程之中。因此,为维持原有结构的稳定而出台的一整套规约社会个体或社会组织的制度,也需要在变迁的社会中经常性地进行调整。所谓改革,也即通过不断的制度变革,使规约体系适应于社会结构的变化而在功能上达到稳定社会整体的目的。社会有时候会通过自我的调适,解决其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冲突。但经常发生的情况是:社会不能完全通过自身的自发运转达到内部与整体之间的和谐。这就需要通过社会治理解决其中可能存在的问题。为什么要不断创新社会治理?就是因为在迅速变迁的社会中,社会结构缺少传统社会的那种稳定性。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二牛抬杠”式的农业生产,存在了大约2000多年,家长制与保甲制度,作为基层社会的治理结构,也适应于农业社会的“熟人”以及“定居化”生活而存在了2000多年。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到整个“文革”时期的集体化趋势,解构了传统农业社会的那种社会结构基础与基层社会的权力基础,最终在城市形成单位制,在农村形成“人民公社、队为基础”的治理框架。改革开放以来,则解构了改革开放前所形成的社会结构与治理逻辑。农业的机械化与农业的市场化,将大量农村劳动力析出为农民工。资本下乡所形成的影响,解构了农村的GDP结构,绝大多数GDP,不是来自于一家一户的小农耕作,而是来自于种植大户的商品化生产。

        农村社会结构的变化,是当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基础

        中国的农村当前面临极其复杂的产权关系和阶层关系。有一家一户的传统老年农民阶层(在自己家的承包地上经营或种植),有不在地的农民工阶层(但他们有土地承包权),有在地或不在地的村干阶层(很多村干经常或不经常居住在小城镇或县城),有在地但却受雇于种植大户(或农业企业)的职业农民阶层,有老年居民阶层(他们基本不种地,只是生活在农村)。农村的这种“在地”或者“不在地”的人口阶层结构,“在地”与“不在地”的权力结构,正在迅速解构原有基于“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之改革形成的村民小组和“村两委”(党支部委员会和村民自治委员会)治理结构。所以,农村这种社会结构的变化,是当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基础。一切治理措施的出台,如果离开了这个基础,其治理的效果就难以达到预期的目标。

        对于城市社区来说,基于街坊邻居和单位制而建构的街居制度(街道办事处与居委会),虽然在名称上转型为社区,但这个社区完全不同于社会学的经典作家为区别社会而建构的社区概念。当前的社区,实际大体是以行政区划外加各种组织的嵌入而形成的更为突出区域的概念。改革开放之初的居委会,是一个由街坊邻居所形成的熟人社会。但现在的社区,却是一个户籍人口与流动人口混居的陌生人社会。在城市社区生活的人们,可能有共同的地域,但却没有共同的文化,更没有经常发生的社会互动与交往。对于劳动力人口而言,其对社区的理解就是“睡觉的地方”。对于流动人口来说,其对社区的理解就是被级差房租迫使经常搬家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社区治理的本质,就转变为社区对其所获得的政府资源的配置。在政府支持力度大的地方,社区提供的服务就比较多;在政府支持力度小的地方,社区提供的服务就比较少。社区在很大程度上将服务等同于治理,而缺少“自治”的抓手。

        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表明,只有维持社会内部各个部分之间的均衡发展,社会内部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才可能形成协调机制。如果不注意经济与社会、文化、政治及生态之间的均衡发展,则“经济一条腿长”的问题,就会转变为其他各个子系统发展不足的问题。发展的不均衡与不充分问题会继续困扰前进的脚步。在改革开放的前40年,中国不仅解决了人民的吃饭问题,而且还解决了日常其他消费问题,从商品供给不足的社会转变为商品供给相对过剩的社会。但在经济迅速发展改变了中国的阶层结构、消费结构、人口结构等的同时,却在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比较中,表现出了发展差距。要解决好“经济一条腿长、社会一条腿短”的问题,就需要从社会结构的现实变化中,不断创新社会治理理论。

        社会的转型,有时候会达到预期的转型结果,但在很多情况下,由于社会内部各个组成部分之间存在的张力而出现有些部分完成了转型,但另外的部分还没有完成转型或者向未曾预期的方向转型的问题,导致社会内部冲突的加剧,造成不必要的治理成本。在这种情况下,学术界有些人倡导要将研究主题聚焦在社会变迁上。社会变迁显示了变化的过程,而社会转型更强调从一种结构状态向另外一种结构状态的目的性变化。所以,这里需要明晰的是:如果我们强调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那社会转型就是必要的概念。在社会转型理论的视域中,要么一个社会可能顺利完成转型,要么可能转型为一种未曾预期的结构状态,要么可能难以完成转型而出现回归的动能。

        社会治理在于适应变化了的社会结构而创新基层社会的治理之道

        社会治理的目的,就是保障社会转型趋于预期的良好方向发展,而避免社会向未曾预期的未知方向发展,也防止出现社会转型失败而导致向初始状态回归。社会治理在当下的创新思路,也在于适应变化了的社会结构而创新基层社会的治理之道。乡村振兴的关键,不在于从经济上继续砸钱,而在于回答“谁在治理、为谁治理、用什么方式治理、治理结果如何”这些问题。城市社会治理的精细化,不在于网格化管理,而在于洞察社区基层结构的变化,摆脱传统治理逻辑的困扰,以现代社会的观念建立新的社会秩序。如果我们能够落实好十九大有关社会建设与社会治理的深层逻辑,将社会治理结合于社会建设之中,发展出法治德治自治的系统架构,那么我们就能够将社会从原来的治理水平提升到现代治理水平。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

  • 创新与规范的统一:政治学的发展之路

        刘伟

        政治学学术规范有多重要? 

        顾名思义,学术规范其实就是做学术的基本章法和规则。“所谓学术规范,就是一门科学由学术对象、学术成果、学术评价以及学术风气等构成的标准系统。”学术规范说到底还是做学问的谦卑、诚实和严谨性,尊重前人和同行的研究贡献,尊重学术共同体约定俗成的研究惯例。虽然传统的学者往往认为“文无定法”,但这可能对文学性的写作更为适用,对学术研究者而言,特别是在进入学术研究领域之初,最为重要的莫过于遵守这些“定法”。因为,不论是学术研究过程抑或学术写作和学术表达过程,经由学术界的长期演进,显然已经形成了基本的规则和章法,学术界的所有同行都遵守着这些定法。若不遵守,相关的学者就会被称为“野路子”“未入行”,或者让人很难评价。就此而言,学术规范其实就是对学者和学术后备队伍的规则训练与基本约束,它是学术科学性的一个重要保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术主管部门和知识界共同推动了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规范化。教育部多次出台文件,以规范国内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位论文和学术评价等事项。而学术界内部,部分学者也早就在努力地推动学术规范化。

        政治学的学术规范性有待加强

        在社会科学的版图中,政治学无疑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但政治学相比于其他学科如经济学、社会学与管理学,我们不得不说政治学的学术规范性有待加强。从基本研究规范(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分析范式)、研究程序规范、研究方法规范、写作规范到学术批评规范和学术评价规范,国内的政治学都存在不少问题。有一些是整个学术界的共性问题,有的则是政治学自身特有的。比如,有的学者在未能充分梳理前人研究脉络的基础上,草率地自造概念、建构理论,让同行无法对话。

        国内的政治学研究在学术规范性和方法运用上表现欠佳,其中有多方面的原因。中国传统政治智慧强调“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微言大义,现代政治学的学术研究也只是从清末民初才开始的。民国时期的政治学主要效法日本和欧美的学术传统,学术规范性有一定的成绩。学术规范是一个长期训练和传承的过程,政治学本身作为一门学科不能稳定而持续地积累,其中的学术规范的养成也就受到影响。在研究方法及方法论训练方面,长期以来,国内政治学对现代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全面接纳也是相对晚近的事。虽然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部分政治学者已开始了实地调研或问卷调查之类的科学研究,但显然并未在政治学界成为主流。政治学界比较明显地重视并走向实证主义,其中的一个主要契机在于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村民自治相关研究所启动的实证潮流。但草创政治学研究中的实证主义并不意味着相关研究在方法上的成熟和方法论上的自觉。再如,除了少数高校的政治学非常重视研究方法和分析技术外,大部分设置有政治学相关专业的国内高校,一般只开设了“社会调查与统计”之类的课程,在统计分析和计量方法方面,的确显示出与相关社会科学专业的某种差距。这与国外特别是美国的政治学状况形成了鲜明对照,因为在美国政治科学的训练中,教师和学生在相关分析技术上丝毫不逊色于其他社会科学,甚至处于领先地位。

        政治学学术创新与规范的关系

        政治学的学术创新主要有如下几种类型:一是运用新材料和新事实,按照原有的研究路径和研究方法,证伪了既有的结论或理论,或者得出新的结论;二是通过新的研究路径、运用新的研究方法或分析技术,对原有的事实和材料予以新的研究,得出新的认知;三是运用新材料和新事实,通过新的研究路径和研究方法,建构新的理论。显然,无论是哪种类型的政治学学术创新,都是在相应的规范下完成的。具体而言,有如下三个方面值得强调:

        其一,没有政治学研究基本规范的自觉,就很难准确地捕捉政治学领域的重大问题和现实问题。例如,面对中国社会近二十年来不断增多的群体性事件,社会学者往往看到了其中的个体心理机制和社会集体行动的逻辑,但政治学者基于学科的独特眼光,可以在“国家与社会”的分析框架下,看到群体性事件中政府的塑造和回应机理,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对群体性事件的治理逻辑。政治学学科的这种研究规范,显然是政治学者对同一议题可能有所创新的依据。 

        其二,没有政治学研究程序规范的支撑,政治学的研究将显得随意而无章法,难以保证政治学研究的质量和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更无法使政治学的研究过程得到其他学科研究者的理解和认同。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恰恰是国内政治学界的一大危机。由于在研究程序规范和研究方法运用上的“低端”或不规范,其他相关学科如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的研究者往往对政治学者的研究过程表示质疑。或者,对于本属政治学研究的传统领域或主流议题,其他学科的学者往往基于更为规范的研究程序和方法,形成了更为优质的研究作品,这种作品反而成为政治学者需要阅读和引证的文献资源。这样的现象在当前无疑是非常突出的。 

        其三,没有相应的发表规范和讨论规范,政治学的学术创新难以获得学术共同体的理解和承认。不符合发表规范的研究成果,要么难以面世,要么不能及时面世,这都影响了作品参与学术对话的可能性。不遵守学术讨论规范,学界同行也将难以与其对话,甚至难以作出评价,这样将不利于建设性共识的形成。如前文所讲的政治学本土化固然很必要,但政治学研究的本土化也应在既有的学术规范下展开。若违背基本的学术规范和方法规范,政治学研究的本土化就将脱离学术发展的正常轨道,进而影响其被学界认可的程度。  (作者为武汉大学政治学与行政学系教授)

  • 加快美国研究改革的三个维度

        吴白乙

        40年前,中美关系实现正常化,美国研究始登庙堂,贵为学问,主要是因为国门初开,国家现代化事业需要以美国为重要参照系数,而美国无疑也是影响中国和平发展的最大外部变量之一。40年后的当下,中美关系已步入深度互联、利益交织且竞争加剧的新时代。而作为一项副产品,中美两国对彼此研究的资源投入、专业范畴、互动程度以及社会影响力也远非昔日可比。在中国,美国仍是人们心中挥之不去、难以回避的关注对象,有关美国的学理解读或镜像描述有如大水漫灌,充盈于学术和政策研究的各个领域。从这一意义上,说美国研究是一门基于大需求、大市场的“大学问”似不为过。

        然而,“大有大的难处”。美国研究历经起伏兴替,已站在新的起点,正面临新的挑战。在2018年中华美国学会年会上,一位资深学者感叹,30多年前,他曾寄望后代学人解决的若干问题至今未能得到改观,譬如美国研究多偏重外交、安全等“高政治”议题,忽略经济、社会等“低政治”议题。再如,各类研究之间长期存在有分无合的“分散化”倾向,在重大节点上难以形成对美国的全面和扎实的认识,一再出现预测失准、时效滞后、对策成为“马后炮”等尴尬现象……

        问题当然不止于此,而关键除了反思,更在于行动。美国研究至少要从三个维度加快改革,与时俱进。

        首先,要牢固树立“打基础”意识,通过调整评价标准、评奖比例、拨款和刊文等资源配置手段,对涉及美国的内情研究、系统研究推出激励导向,促进相关专业人员的差异化分工和多元化发展,避免过多的人才拥挤于中美关系这个“独木桥”。目前,国内美国研究队伍正处于代际转换的重要时刻,新一代学人能否在功利诱惑、业内竞争等压力之下实现对学术初心的集体性回归,将有赖于业界不断创设对基础研究的各类特殊关照措施。下一步,从事美国研究的各相关机构代表应该坐在一起,就如何联手推动美国问题的基础研究展开深入讨论,达成共识。

        其次,要着力软化“学科边界”,在提升各方研究“互联互通”水平的同时,拓展美国研究的“新边疆”。在国际政治视角下,美国当属“守成大国”,而就科技发展的现实而言,美国凭借其制度和人才的优势,仍不失为世界第一的“创新型国家”。研究美国,不仅要看其“存量”实力,更需要从全球竞争的维度观察分析其“增量”空间和潜在影响,需要从人类的整体性发展安全、未来秩序归置、道德和法理演进等长远利益做出前瞻性和建设性思考。这就要求我们大力推动关涉当代美国及全球重大变革传统学科与新兴学科、交叉学科之间的融合发展,使之成为美国研究的创新来源和重要突破点。

        再者,要打通“美国学”与“中国学”“全球学”之间的屏障。在40年的学科发展过程中,美国研究“独上高楼”,多时缺乏他者映照,被笼罩在“特殊/例外国家”的光环之下。事实上,美国既参与创造了这段历史,也深受其影响和冲击,毕竟“历史是世界各部分持续互动的产物”。然而,不少研究者在“入门”之后,容易孤立地观察和评估美国的内外环境变化,相应地低估中国等新兴战略力量的地位和作用,进而忽略已然到来的全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大意义。可以预见,受力于国际战略格局变迁的美国研究将更多地采纳国际比较的方法,或基于大数据推算的趋势预测方法,诸如大国战略博弈、核武器及常规军备竞赛、地区热点冲突等传统研究重点将更多地被技术经济竞争、诸边贸易规则、全球环境和公共卫生灾难、非法移民管控等新议题所取代。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

  • 值得关注的地区分化问题

        中国区域经济学会顾问范恒山在“中国区域经济50人论坛”2019年年会上发言指出,这些年,在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和政策的强力推动下,区域经济发展呈现出积极的变化和良好的格局。但是我们也注意到,近年来区域发展又呈现出一些新的情况。当前值得关注和重视的地区分化有四个方面:

        一是区域间及其内部的分化。这既体现在四大板块之间,也体现在四大板块内部,还体现在各省区内部。与此同时,在东西差距仍然存在的同时,南北差距日益突出,呈现出经济增长“南快北慢”、经济总量占比“南升北降”的状态。

        二是地区发展潜能的分化。一些地区间不仅现实存在着差距,从发展潜力看也存在着不断拉大的差距,这在同为欠发达地区的省份表现得尤为明显。有些省份经济结构老化、创新能力不足、经济增长乏力;而另外一些省份通过各种手段大力培育新经济、新动能,在某些领域已形成领先势头,不仅带来了当前的高增长,也为未来的加速发展积累了充足的潜能。

        三是城乡发展的分化。一方面城市都在大踏步地向现代化迈进,各种资源要素包括农村优势资源要素大量地向城市倾斜,各个地方积极推动建设绿色城市、海绵城市、智慧城市等。但另外一方面,农村在主体上仍然维持着一家一户的生产经营模式,农村农业现代化既缺乏制度基础,也缺乏有效手段。

        四是地区居民收入的分化。由于“马太效应”等的影响,地区间的发展差距拉大,也导致了居民收入增长的悬殊。这些分化,不仅影响到区域协调发展和国家经济的整体发展,也会影响到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定,应该引起高度重视,采取得力措施解决。(张悦辑)  

  • 创新驱动要强化“双轮驱动”

        近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主办的“经济研究所建所90周年国际研讨会暨经济研究高层论坛2019”上,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辜胜阻指出:创新驱动绝不仅仅只是培育新动能、推进高技术产业化,还要通过技术的进步来推动传统产业迈向高端化。创新驱动一定要有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要发挥好市场“无形之手”和政府“有形之手”的协同作用,通过资本市场改革赋能创新发展,推动存量改革与增量改革并重、市场化与法治化并重、规范化和透明化并重;强化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让更多闲钱和长期资金进入股权投资;优化“实业能致富,创新致大富”的环境。(陈纬)  

        本版供图:石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