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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论“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

        陶文昭

        我们的时代是精神昂扬的时代,我们的事业是激情燃烧的事业。必须克服一切消极懈怠的心理和行为,充分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众志成城的磅礴之力,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踏上全面建设现代化新征程。

        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是实现新时代历史使命的要求

        新时代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既有必要,也有可能。就必要性来说,实现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极其伟大的历史使命,光荣而艰巨,不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就不能完成。新中国成立70年、改革开放40年,我们取得了辉煌的历史性成就。然而,行百里者半九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前方还有一座座山峰需要翻越,还有一个个险滩等待跋涉。在这个船到中流、人到半山的时刻,我们一点儿不能懈怠、一点儿不能松劲,必须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众志成城的磅礴之力。就可能性来说,伟大梦想是人民的梦想,伟大事业是人民的事业。人民立场是我们党的根本政治立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同人民风雨同舟、生死与共是我们党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保证。我们任务的性质、我们党的性质、我们制度的性质,都要求我们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只有这样才能够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既是历史传统,也是现实要求。就历史而言,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是我们党的传统。社会主义建设伊始,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就号召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就当下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遇到关系复杂、难以权衡的利益问题,要认真想一想群众实际情况究竟怎样?群众到底在期待什么?群众利益如何保障?群众对我们的改革是否满意?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和建议,及时总结群众创造的新鲜经验,充分调动群众推进改革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把最广大人民智慧和力量凝聚到改革上来,同人民一道把改革推向前进。”

        当前重要的是激发干部积极性、科研人员积极性以及企业家的积极性,着重调动基层积极性

        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当然是全面的,这包括各个群体的积极性,也包括各个层次的积极性,全面调动才能成就伟业。然而,全面与重点是辩证统一的。问题导向也适用于调动积极性,要抓住重点群体,针对重点问题。当前很重要的是激发干部积极性、科研人员积极性以及企业家的积极性,着重调动基层积极性。

        一是调动干部的积极性。

        这既是因为干部的重要性,也是因为问题的严重性。从重要性角度,“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党的干部是党的事业的骨干。干部干部,干是当头的,既要想干愿干积极干,又要能干会干善于干,其中积极性又是首要的。从问题角度看,当前一个突出问题是部分干部思想顾虑增多、积极性不高,存在一定程度的“为官不为”。对此我们要高度重视,认真研究,把情况搞清楚,把症结分析透,把对策想明白,有针对性地加以解决。

        对于干部积极性,一方面要激励。干部最直接的利益、最关心的事情,莫过于选拔任用。要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在选人用人上坚持讲担当、重担当的鲜明导向,激励干部增强干事创业的精气神。要处理好权利和义务、权力和责任、激励和约束、惩处和保护等方面关系,把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最终体现到调动广大党员干部积极性、推动事业发展上。要为真抓实干者鼓劲、为改革创新者撑腰,为敢担当的干部担当、为敢负责的干部负责。把那些想干事、能干事、敢担当、善作为的优秀干部选拔到各级领导班子中来。另一方面要容错。探索就有可能失误,做事就有可能出错,洗碗越多摔碗的几率就会越大。实践中确有“干得越多、错得越多”现象,尤其是带有探索性质的改革。因此,既要鼓励创新、表扬先进,又要允许试错、宽容失败。要正确把握失误的性质和影响,坚持“三个区分开来”:要把干部在推进改革中因缺乏经验、先行先试出现的失误和错误,同明知故犯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把上级尚无明确限制的探索性试验中的失误和错误,同上级明令禁止后依然我行我素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把为推动发展的无意过失,同为谋取私利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保护那些作风正派又敢作敢为、锐意进取的干部,最大限度调动广大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中央出台的《关于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意见》,正是为解决这方面问题而出台的。

        二是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

        创新发展使得科研人员的重要性凸显。创新发展是第一发展,自主创新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动能转换的迫切要求和重要支撑。国际上,先进技术、关键技术越来越难以获得,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关键在于有效发挥人的积极性。当前,科研人员开展原创性科技创新的积极性还没有充分激发出来。因此,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肩负起领导和组织创新发展的责任,善于调动各方面创新要素,善于发挥各类人才积极性,共同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凝心聚力。

        对于科技人员的积极性,一方面是激励。必须创造条件、营造氛围,让每一个有创新梦想的人都能专注创新,让每一份创新活力都能充分迸发。当务之急是要健全激励机制、完善政策环境,从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激发科技创新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要强化要素投入和政策配套,让科研人员既有科技创新的成就感,又有把成果转化收益分享的获得感。要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政策,构建体现智力劳动价值的薪酬体系和收入增长机制。另一方面,科研人员工作带有特殊性,要营造宽松环境,减少不必要的干预,让科技人员集中精力干主业。要营造鼓励成功、宽容失败的社会氛围,科技创新是一个高风险领域,失败比成功的几率要大得多。如同钱学森所说:“正确的结果,是从大量错误中得出来的,没有大量错误做台阶,就登不上最后正确结果的高峰。” 

        三是调动企业家的积极性。

        党的十九大指出,必须坚持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企业家是经济活动的重要主体,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却也常常是社会舆论的焦点,面临这样那样的压力。

        调动企业家的积极性,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排除各种干扰,在政治上给合法经营的企业家吃定心丸。要深度挖掘优秀企业家精神特质和典型案例,弘扬企业家精神,发挥企业家示范作用,造就优秀企业家队伍。要营造依法保护企业家合法权益的法治环境,营造促进企业家公平竞争、诚信经营的市场环境,营造尊重和激励企业家干事创业的社会氛围,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势政策、守法诚信教育,引导企业家爱国敬业、遵纪守法、创业创新、回报社会。

        四是调动地方基层的积极性。

        治理好中国这样的大国,必须发挥好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早在1956年毛泽东就指出:“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回顾改革开放历程,凡是做得比较成功的方面和比较成功的地方,基层积极性相对比较高。然而,当前一些地方改革的动力不足,存在不想改、不愿改的心态,凡事总想等上面的推动,自身的主动性、积极性不足。因此,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如何充分发挥地方主动性和积极性,是一个重要的紧迫的问题。

        对于调动地方积极性,一是适度赋权。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各地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各地要办好自己的事情,就要在中央统筹之下,同时加强政策配套给予相应的权利和利益,以形成鼓励基层改革创新的合力。要针对基层工作特点和难点,推动职能下沉、人员力量下沉,建立与基层改革实际需要相匹配的权责体系。要完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调动城乡群众、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自主自治的积极性,打造人人有责、人人尽责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二是鼓励探索。改革中对必须取得突破但一时还不那么有把握的事情,要采取试点探索、投石问路的方法,鼓励基层大胆探索。需要中央先定调子、划底线的,要按照统一部署及时给地方交底。需要地方先探路子、创造经验的,中央要及时给予授权,有效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要尊重基层实践,多听基层和一线声音,多取得第一手材料,正确看待新事物新做法,只要是符合实际需要,符合发展规律的就要给予支持,鼓励试、大胆改。要加大对地方试点的总结评估,对证明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要及时总结提炼,完善规范,普及推广。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主任)

  • 稳增长要立足于供给侧

        王东京

        稳增长从何处发力?这问题我们其实已经知道了答案。有目共睹,2015年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来,政府推出的经济举措皆是从供给侧发力。可近来有一种声音,说当前防止经济下行政府应重点扩需求。扩需求有必要,但不能动摇供给侧改革。我写这篇文章,就是想向读者解释稳增长为何要立足于供给侧。

        一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总供给与总需求必须平衡,此乃经济学基本原理,无需质疑也无可质疑。19世纪初,法国经济学家萨伊提出了供给自动创造需求(即萨伊定律)。其言下之意,是说市场经济不会有普遍生产过剩,保持经济平衡的重点在供给侧。然而不幸的是,上世纪30年代西方经济出现大危机,平均失业率达25%以上,于是萨伊定律不攻自破,凯恩斯主义应运而生。

        读者对凯恩斯应该不陌生,其代表作是 《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此书于1936年出版后,旋即掀起了一场所谓的“凯恩斯革命”。《通论》有三个重要观点:总供给与总需求不能自动平衡(否定“萨伊定律”);普遍失业是社会有效需求不足所致;扩大就业需国家干预,政府要用扩张性财政政策刺激投资与消费。

        很明显,凯恩斯理论的立足点在需求侧。后来有学者对凯恩斯理论又作了进一步拓展。推理逻辑是:从居民与企业两部门看:供给侧国民收入=储蓄+消费;需求侧国民收入=投资+消费。这样,总供给与总需求要平衡,则储蓄必须等于投资。若储蓄不能全部转化为投资,则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生产会过剩,这样就需政府增加公共支出;若仍不足以令总供求平衡,那么就得扩大出口。

        不知读者怎么看,我可不赞成上面的推论。关键一点,凯恩斯讲的供求平衡只是总量平衡。事实上,供求平衡不仅要求总量平衡,同时也要求结构平衡。如马克思当年在《资本论》中分析社会总资本再生产时,就将社会再生产分为生产资料再生产与消费资料再生产两大部类,并明确提出要实现“价值补偿”与“实物补偿”两个平衡。其中价值补偿是总量平衡;而实物补偿则是结构平衡。

        是的,就稳增长而言,结构平衡比总量平衡更重要。结构平衡有助推动总量平衡,而总量平衡却不能保证结构平衡。何以如此?我们不妨也用国民收入决定模型作分析。凯恩斯说,若只考虑居民与企业两个部门,供求平衡的条件是储蓄等于投资。而对此我想问的是,假若结构性原因已造成生产过剩,将储蓄转化为投资岂非百上加斤?

        有学者解释,若将两部门扩展为政府、企业、居民三部门,此问题不难解决,比如可通过增加政府支出扩大需求、消化过剩。我不同意此解释。政府支出不是无源之水,同时要受政府收入约束。在既定条件下,政府想增加收入,办法无非是加税或者发债,可无论政府加税还是发债,都势必挤占企业投资。政府投资需求增加而企业投资需求减少,社会总需求未必会增加。

        再有一种观点,说扩大出口可转移国内过剩。显然,这是将三部门扩展到了四部门(即增加进出口部门)。不错,国内商品过剩可以出口,但出口却不可能扩大内需。要知道,在国际分工条件下,一个国家出口的目的是为了进口,并通过进出口贸易分享国际分工的收益。

        由此看来,一个国家稳增长,重点在结构平衡;而解决结构问题,着力点是在供给侧。事实最有说服力。1933年罗斯福率先在美国推行新政,之后其他西方国家也跟着效仿,并将凯恩斯主义奉为国策。可结果呢?到上世纪70年代前后这些国家纷纷陷入了“滞胀”,而且无一幸免。

        西方国家陷入“滞胀”,凯恩斯学派的地位一落千丈。墙倒众人推。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学派宣称,要对“凯恩斯革命”再革命;以卢卡斯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断言,政府刺激投资对稳定经济无效;供给学派强调,政府应从扩大需求转向供给侧减税。是的,面对结构性矛盾仅扩需求于事无补。从这个角度看,凯恩斯主义确实已经失灵。

        既然凯恩斯主义失灵,那么能否用供给学派解决结构问题呢?说过了,供给学派的理论主张是减税。1981年里根当选总统后,曾根据供给学派的理论大幅削减政府开支,降低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此举虽降低了企业成本,也一度推动了经济复苏,可最终并未解决结构性矛盾,相反还进一步加剧了结构失衡。时至今日,制造业萎缩、产业空心化仍是美国的一大心病。

        有鉴于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解决结构问题的中国方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顾名思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三个关键词,一是结构性,即重点是解决结构问题;二是供给侧,即改革从供给侧发力;三是改革,即主要用市场机制解决结构问题。可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不同于凯恩斯学派,也不同于供给学派。

        最后说几句题外话。研究经济学数十年,总觉得我们过去只是学习借鉴国外经济理论而自己缺少理论原创。近几年赴欧美作学术访问,大家公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项重大的理论创新,不仅是稳增长的中国方案,也是解决结构问题的全球方案。[作者为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副校长(院长)]

  • 东四大街的灭蚊行动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开展群众的卫生运动,以预防和减少疾病,保护人民健康。

        图为1958年1月23日工人在北京东四大街用“六六六”捕杀下水道里的蚊子。(安仁)  

  • 文明因交流熠熠生辉

        王义桅

        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事务主任基伦·斯金纳最近臆言美中之间的冲突是“一场与一种完全不同的文明和不同的意识形态的斗争”。此言一出,美国国内和国际舆论场一片哗然。许多有识之士认为,斯金纳耸人听闻之语是哗众取宠,玷污了“文明”,不仅让美国政界和学界下不了台,也让美国国务院在国际上贻笑大方。

        几年前,特朗普总统前首席战略顾问师班农在日本发表演讲,称中国对美国在五大领域发起了致命挑战:一,中国制造2025。特朗普按照这个打压中兴。二,5G。特朗普按照这个打压华为。三,“一带一路”。近一年多来,打压“一带一路”,世人皆知。四,人民币国际化。贸易战背后的将来就是金融战。五,中国模式。称儒家重商主义挑战了美国倡导的自由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现在正在出这张牌。

        美国搞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冲击了全球多边主义和现代国际政治文明,不得人心。怎么办呢?反而倒打一耙,把美国对中国的打压,说成“文明的冲突”,希望团结西方盟友共同对付中国。

        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中国立场与美国形成鲜明对比,举办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就是典型例证。5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指出,“每一种文明都是美的结晶,都彰显着创造之美。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是相通的。人们对美好事物的向往,是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的!各种文明本没有冲突,只是要有欣赏所有文明之美的眼睛。”正好美国给我们一个机会去正面阐述文明对话的意义。

        一是文明兴,亚洲起,或者说亚洲崛起唤醒文明复兴意识和文明对话需求。亚洲合作需要亚洲价值观支撑。

        二是全球治理的东方智慧,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让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是各国人民的期待,也是我们这一代政治家应有的担当。中国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

        著名汉学家、德国波恩大学东亚系教授沃尔夫冈·顾彬认为,中国是欧洲文明的“福分”,中华文化一直为西方文化提供滋养,但长期以来,西方人并不了解中华文化与世界文明的对话历史,更不了解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的影响。如果说20世纪的德国哲学是“我者”与“他者”的对话,那么今天的世界就是“我者”与“伙伴”的交流,开放对话为当今世界不同文化间互融互鉴、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打开了大门。

        一位西方学者曾经这样说过,人类的奇遇中最引人入胜的时候,可能就是希腊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国文明相遇的时候。的确,中华文化正在走向世界,正像世界文化正在走进中国一样。中华文化正在成为世界主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自由、平等、尊严等人类普遍的价值观念则正在被有机地整合进中华文化之中。

        三是命运共同体的文明底蕴。“一带一路”倡导的是文明间的互学互鉴、命运与共。历史上不同文明间的互学互鉴,成就了丝路精神。中国希望通过“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与其他国家携手前行,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意味着命运与共。今天我们身处全球化的世界,更多的是强调共同书写、成就人类文明。如最近中国国家博物馆进行的“殊方共享”联展,讲述关于文明过去的故事,形成文明之间的平等对话和交流。这一行为本身,恰恰是共同创造人类文明历史的具体实践,在创造文明史的同时,更是寄托了对“一带一路”国家未来文明交流共融的美好期许。

        “一带一路”正在共同创造人类新的文明。习近平主席说“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一带一路”不是复古,而是面向未来,源于历史而属于未来,源于中国而属于世界。历史给我们启发和智慧,但是我们要着眼于未来,共同解决人类当前面临的难题,共同开创人类文明新纪元。

        播撒种子,就是要让文明的种子生根发芽,长成参天大树。我们要把合作共赢的理念,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把中国梦和世界各国梦融通的种子播种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让它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从利我到利人,最后到利我们大家。

        从丝路文明的历史深处走来,向人类共同的美好未来延伸,“一带一路”不仅是一条包容发展之路,一条合作共赢之路,更是一条文明互鉴、交流共融之路。相信沿着这样的道路坚定前行,我们一定能够奏响人类文明的大合唱,铸就共赢发展的新辉煌。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

        本版供图:古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