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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云中记》:返魅的书写与有为的文学

        李婧婧

        作家自觉地成为时代的同行者,参与到社会重大历史事件中,建构文学意义上的创伤记忆,本身是有内在深度的写作。汶川大地震后,文学对其的书写并不在少数。但是,相较于展示苦难的即时性写作,文学的意义更在于其审美与救赎功能。诚如鲁迅先生所言:“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只有当写作者不再沉湎于灾难之中,才能保持身为写作者的冷静与自持,也只有当写作者与苦难拉开了足够的时空距离,他才能以更广阔的视野呈现更深层次的悲剧意蕴与文化反思。

        阿来的《云中记》正是十年之后汶川大地震在文学中的再度呈现。千年动荡的岁月里,云中村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天堂;一次地震,却使它变成被山神抛弃、被科学判定即将消失的村落。地震发生的数年后,祭师阿巴回到云中村,履行身为祭师的责任——照顾留在那里的鬼魂。阿巴走遍每一户人家,在他们门前熏香、摇铃、击鼓,唤回那些飘荡的亡灵,给予他们慰藉。他甚至独自完成数年前本该由全村人共同参与的祭祀山神的仪式。最后,阿巴留在了云中村,与马、石碉、鹿为伴,等待那场随时可能发生的滑坡,陪伴云中村彻底消失。

        饶有意味的是,作为云中村“最后一个”祭师,阿巴的祭礼却是在政府开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培训班习得,而作为传统生活秩序的维护者,他甚至怀疑这个世界上是否真有魂灵。传统的断裂、现代性的建立,在“祭师”这一身份上表现得尤为明显,阿巴面临着比普通人更为强烈的坚守或放弃的两难。直到在妹妹被废墟掩盖的地方诉说仁钦的现状时,看到两朵鸢尾花应声开放,他才真正相信魂灵的存在。

        祭师、魂灵、山神,《云中记》的写作对象与“现代性”截然悖反,而这样的书写在小说里比比皆是:地震发生的数年前,云中村曾出现过一次巨大的滑坡,似是灾难到来的预演;地震发生的数月前,陪伴云中村人千百年的老柏树突然死去,无异于大自然发出的警告;地震发生之后,来自神山的泉水断流……神谕无一不指向云中村的最终消亡。区别于以往歌颂式或苦难式的灾难文学叙事,阿来选择了带有神话色彩的叙事方式,这也使《云中记》呈现出一种新鲜而强劲的气质。

        在现代科学的烛照下,人们逐渐丧失了对自然与神灵的崇拜,也由此失却了敬畏之心。然而,现代性与反抗现代性是一段共生的历史,祛魅与返魅也成为文学创作的两种不同向度。《云中记》正是一次返魅的书写。阿来将大自然作为独立的叙述对象,在《云中记》里,大自然有自足的精神与灵魂,它从背景走向台前,成为具有独立品格的、极具神性色彩的个体元素。

        地震发生的瞬间,“潜伏的巨兽咬断了岩层的牙齿,剧痛产生力量,闪电一般窜过层层叠叠的岩层,在云中村东边几十公里,窜出了地表。一股洪流把破碎的岩石,入睡时间各不相同的岩石喷出了地表。”阿来以“巨兽”书写地震,他的笔下,万物有灵。于是,云中村成为自然神性的现代遗留,老柏树、神山、泉水、鸢尾花、云雀、鹿、马……它们共同构成了别具山野风趣与神秘之美的云中村,一个巨大的隐喻场,一个丰富的意象世界。在失序甚至无序的特殊环境下,阿来还原了自然的原始性,并赋予它们主体性的言说。

        生活在云中村的人们,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古老文明的守护者。他们有神秘的族源神话,崇敬神山与神树,他们有自己的语言和自足的生存方式,世代因循着古老戒律与法则。对于现代都市而言,云中村似是桃花源。但是,地震使得云中村人的生活链条出现前所未有的断裂,他们被迫迁离故土,去移民村适应新的生存法则。

        与云中村一同失落的,是云中村人古老的神话、千百年的信仰和业已形成的族群特质。在移民村,他们不再祭祀山神,不再供奉祖师像,女人用的自制动物油脂换成了超市里香气袭人的头油,孩子们也开口说新地方的话语,在那里,云中村人重新建立了生活秩序——那是属于城市人的生存方式,是被规训过的现代法则。由此,阿来的《云中记》呈现出另一重断裂,即现代化进程中,命运之嬗变。

        不难发现,在地震发生之前,现代化已经悄然侵袭了云中村:全村通电,家家户户有了信号与电视;人们开始用机器耕地打麦,在高速运转的机器声里,人们再也不能悠悠地歌唱;传承百年的家族徽章被遗忘,人们甚至忘记了它们的来历;古老的语言不能表达如今的思想,新字新词渗入了云中村人的话语。但是,现代性的建立本该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灾难的降临却使得云中村与其自身的传统陡然断裂,于是,神性被科学消解,原初信仰被现代话语彻底解构。地震带来的断裂,不仅是神山上日益扩大的裂口,更是云中村乃至现代社会里,神性的荒芜和传统的断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云中记》已不仅仅是地震死难者的安魂曲,更是阿来为古老文明书写的挽歌。

        在中国当代文学里,自然灾难文学长期处于缺位状态。对于写作者而言,如何面对重大社会题材、如何书写具有共性的创伤记忆、如何呈现广阔的现实图景与时代面相,是自然灾难文学写作时必然面临的挑战。阿来是极克制的,他所呈现的不是纪实性的事件和符号化的创伤,他以鲜为人知的特殊族群为写作对象,以原始而神秘的意象群唤回人们对大自然的谦逊与敬畏,更以云中村的消亡窥视现代化的结果。《云中记》是有为的文学,它以多重的悲剧感抵抗人们对灾难的遗忘,更呈现出痛定之后,文学对于人心的抚慰与救赎。

  • “西洋镜”中看多面李鸿章

        解玺璋

        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中国与西方各国的交往越来越多,西方媒体对于中国的兴趣也明显地增强了,表现之一是各种报道层出不穷,花样翻新,大有发现新大陆而好奇心不可阻挡之势。近年来,颇有些出版界的朋友,致力于搜集整理西方报刊对于中国的报道,成绩十分显著,为中国近现代历史研究贡献了许多难得的资料。赵省伟便是做得有声有色的一位,他的“西洋镜”系列、“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系列,都在读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这次推出的《海外史料看李鸿章》(上下),即“西洋镜”系列之一种,就给读者带来许多意外的惊喜。

        就中国近代历史而言,李鸿章显然是个绕不过去的存在,尤其是在同治、光绪两朝,他的位置几乎是不可替代的,无论病之誉之,都不能不面对他。多年来,官方历史叙事对李鸿章贬多于褒,清末几次外交败局的责任似乎都是由他来承担的,甚至骂他为汉奸、卖国贼,或因他在与列强打交道时,往往以妥协对强权吧。近年来,风向逆转,对李鸿章的评价水涨船高,大有将他捧为“贤相”的趋势。这种变化的发生,首先是人们的历史观的变化,其次是研究方法的改变,从重视观念、寻求真理、强调主观,转向重视史实、寻求真相、强调客观。于是有各种“翻案”文章出现,为其妥协、卖国辩解。有些固然是有说服力的,有些则说服力不强,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缺乏强有力的史料的支持,以至于从一种观念跌入另一种观念。

        我无意责备历史研究者。这种局面的形成,一方面是长期形成的由官方垄断信息资源的传统,个人难以获得有价值的史料、文献和信息;另一方面,是文化传统中“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礼仪规范,使大量有价值的史传资料湮灭在历史的尘埃中,后来者只能望而兴叹。就像这本书中所说的:“如果一个人想了解美国总统的个人经历,他很容易就能得到相关信息,而想要获得李鸿章总督的相关信息,却并非易事。”这也正是此书让我们有所期待的原因之一。书中收集了自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初李鸿章病逝前西方报刊关于此人的大量新闻报道和特写,其中涉及到他的种种洋务、对美国“排华法案”的强硬态度、签订《马关条约》时的兢兢业业、处理义和团事件时的前倨而后恭,特别是出访欧美时的情景,都有非常生动的描述,并配有新闻图片,展现了瞬间记录下来的历史现场。

        西方看东方与东方看西方有很相似的一点,即难以超越本土文化所制约的思维方式的限制。实际上,异域形象往往都是本土文化运用其自身传统所形成的思维方式,重组、重构、重写的结果,其中,不可避免地会有偏见、误读、虚构和夸张。不过,新闻报道的特殊性,恰恰要求客观叙述和现场描写,只写眼前见到的东西,而且尽可能地保持客观、中立的立场,较少地涉及历史和文化,谨慎地处理主观感受和议论,不受作者身份的影响(至于新闻述评则另当别论)。因而,这批材料颇有史传材料的价值,特别是传统史料中较少涉及的李鸿章的内心活动,所思所想,情感表达,都由于西方记者的观察而得以展现和表达。有些是本国文献记述中不肯、不屑、不忍、不能给予关注的,然而却是深入理解和完整呈现李鸿章的复杂性不可缺少的。当初梁启超写作《李鸿章传》,在身居海外,档案文献不易得到的情况下,就大量采用了西方记者的新闻报道。比如“绪论”开篇即提到,李鸿章与德国前首相俾斯麦的那段对话,梁启超原汁原味地引用了西方媒体的报道。而在这本书中,收录了多篇各国记者关于此事所作的访谈。很显然,这段对话明白透露了李鸿章难为人言的苦衷,梁启超就曾为之慨叹:“吾观于此,而知李鸿章胸中块垒,牢骚抑郁,有非旁观人所能喻者。”

        我的意外惊喜,是在书中看到一篇1900年6月1日发表于美国《夏威夷星报》上的关于李鸿章给梁启超复信的报道。虽然不见复信全文,但报道所引述的复信内容还是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信息。梁启超的《上粤督李傅相书》,相当于一封公开信,最初发表于1900年3月1日出版的《清议报》第四十册,后收录于《饮冰室文集》第五卷。信很长,有五千余字,信中分析了世界局势,以及中国在其中的危险处境,而执政者对于这种危险却置若罔闻,大敌当前,竟置国家安危于不顾,反而谋划着废明君,立一个乳臭未干不解国事的九岁孩子为储君,还把保皇爱国的海外民众视为仇雠,不惜以其家属的安危相威胁,甚至派人暗杀改革派人士。他表示,这些做法或非李鸿章本意,不过“惮于炙手可热之权威,不得不奉行逆命”,也是可以理解和体谅的,但他提醒这位行年且七十有余的老翁,不能不顾及自己的晚节,并以顺应时势相劝,“天下力量最大者,莫如时势”,而当今的时势,就是倡民权而尊民意。据报道,李鸿章的复信回应了梁启超公开信中提到的一些问题,也为自己做了一些辩解,说自己一直都是主张维新变革的,在平息太平天国叛乱的过程中,就与外国人有很好的合作;对法国、对日本,他都不主张开战,但朝廷中有人希望开战,他也无可奈何。至于下令追捕、处决改革者,都是太后的决策,他不能阻止。他劝梁启超要有耐心,因太后年事已高,不会活得太久了。

        这些蛛丝马迹,对于了解李鸿章复杂的内心世界是大有帮助的,它使得这个人的形象在我们面前生动起来,不再是我们所熟悉的单薄、单面、僵死、固化的那副尊容,而呈现出多种面相。他固是大国首相,有尊贵的身份,不能没有必要的排场和面子;但他也清楚,中国与西方列强实力悬殊,并不平等,他不得不虚与委蛇,敷衍应付;他对西方各国超规格的接待心知肚明,知道他们想要的无非是中国的订单,故无沾沾自喜之态,而是吊足了他们的胃口;同时,他也对德国的俾斯麦、美国的格兰特、英国的格莱斯顿等西方政要表现出由衷的惺惺相惜和钦佩之情;而他在戈登墓前流露出来的诚恳、真挚,更在英国民众中为他赢得了很好的声誉;他不仅关注军舰、大炮、机关枪,也好奇女人的脚和她们的婚姻与职业,以及收入;他还可以是幽默的,诙谐的,或故作滑稽的……总之,在西方记者笔下,李鸿章的形象、面貌、情感、思虑,得到了多方面的描述、刻画和想象,其中固有先验的、主观的成分,但毕竟提供了重要的参照,是深入了解李鸿章这个人物,以及近代中国与西方列强的交往必不可少的。

  • 像花开一样美

        弱水

        《夜深同花说相思》是杨荻的第二本散文集。第一本《尘世是唯一的天堂》是十年前出版的。那时我们刚在一个叫“新散文”的论坛相识,以文会友。文字里的杨荻是一个温柔的人,喜欢写亲情和花草,笔下的人和花都笼罩着她满满的温柔的爱。

        2013年10月,同在“新散文”相识的紫含来京培训,我俩见面后,决定一起去唐山见从未谋面的杨荻。我和紫含分别穿了红色和绿色的裙子——这样的鲜艳,好让接站的杨荻容易发现我们。唐山车站成为我们初次会面之地,人生就是由许多这样的站点构成,长长的铁轨把我们送到一起,开启一段新的历史。我们一起吃饭,吃葡萄,喝茶,美容,瞌睡,然后去海边拍照……我后来在杨荻的博客中看她写道:“我们没有见光死。我们还会见面。”仿佛长长地吁了一口气,我才知道,她对见面居然是有担心的。这样细腻聪慧的女人,当然深知美好的东西不易得,仿佛瓷器,一碰就碎,所以宁愿以距离作为一种保护。我们这样兴之所至不管不顾地见面,一定让她忐忑了。

        她不只对友谊如此小心掂量,对来到身边世界的一切生命个体,她都会生出一份郑重和深情。在《夜深同花说相思》中,她写了她的爱情、女儿、母亲,写了至少30种花草,写了她看过的电影和书中的爱情。她的文字像开在春天的花朵,一波一波地肆意绽放着,回应着季节的召唤。穿行在这些轻揉慢捻的文字中,我所能感受到的,是在四季中细水长流的爱,以及风景画般的美。

        书名取自其中一篇写母亲的文章,淡淡的文字,只写了母亲绣十字绣和她给母亲在花园拍照的很少几个很平常的情节,但是有一种自然而然的深情打动了我。这正是杨荻文字的魅力所在,她让我们习以为常的日常生活和日常风景都拥有了不同寻常的美,让我们置身其中生发出千丝万缕的情愫,日常于是不再日常,而是蕴含着万般丰富,平凡于是不再平凡,而是流淌着款款深情。人生的长度是有限的,而文字正是这样为我们拓展了人生的宽度。

        书中,不时可以读到她为一朵花而激动,不是花痴又是什么?晚明时期学人张岱曾说“人无癖不可交也,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之交,以其无真气也”,有着痴癖和瑕疵的人,才更接近赤子之心,性诚不圆滑。杨荻在每一个春天都会忙碌起来,因为她要去探望她所知道的生长在唐山各个角落的花草。她居住的院子、单位的花园、南边的公园、北边的公园、某个天井、某片荒坡……她要去看个遍,然后把它们的故事写入文字,方不辜负整个春天。她甚至会在某个无聊的早晨突发兴致,跑去苏州观赏早春的梅花——她的名字正是这种花。她的笔名“荻”是另一种花。我猜她这么热爱花,可能觉得自己也是一种花。她这么关照每一朵花,是因为深知一朵花内心的寂寞。这些奋力绽放的花,都是大自然赐予人间的最美的生命,都值得有人奉上一份爱。

        她书写着对花草的爱,也向花草学习,从花草身上探索和认知世界。看到兀自生长的牵牛花,她认识到“兀自欢喜,自消永夜,自生自灭”也是一种自然的生存状态。在一座荒园子里漫步,她认识到“拔掉清除是一种修行,顺应自然培育美色也是一种坦然应对”。她从自然中获得形而上的哲学思考,这也是我们古老而伟大的文化传统,有人曾说《老子》是一部“水”的哲学,那么杨荻这本散文集亦可看作一部“花”的哲学。老子告诉我们至高的善像水一样,杨荻告诉我们至高的美像花一样。

        杨荻的美,就是荻花在秋风中至美的样子。杨荻的文字中,除了花草之美,还有亲情之美、爱情之美、友情之美。她选取的爱情,有朝云对苏轼“淡妆浓抹总相宜”的爱,有《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中梦一般不真实的爱。她在一篇文字中说“我欢喜花的开放胜于花的芬芳”,也许在她看来,那些郑重地、温柔地绽放过的事物,已经完成了美的使命,之后的命运都不重要了。

        她为女儿起的名字是“般若”,一个含有智慧之意,又是一种花的优雅的名字。她,和她的母亲、女儿,三代女人都是花。夜深同花说相思,那些盛开在春天的花,寄托了她多少不为人知的想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