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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曾是家庭稀罕物

来源: 北京日报     2019年05月16日        版次: 14     作者:

    1991年4月28日,《北京日报》1版

    1995年11月,通县(现在的通州区)次渠镇高古庄村养鸡专业户董贵华安装了家庭电话。当时,全镇7000多户,已有1400户装了程控电话。

    胡敦志/摄  

    上世纪80年代,私人电话还不普及,大家只得去电话局打长途电话,这是工作人员正在为准备打电话的人服务。

    张风/摄

    北京市市内电话局东单营业厅的工作人员紧张地进行放号工作。摄于上世纪90年代初。

    刘卫兵/摄  

    上世纪90年代初,市民在电信营业厅排队报装电话。

    翟伟/摄  

    明天是“世界电信日”。改革开放后,北京的电信事业可谓飞速发展,手机如今几乎是人手一部。年纪轻点儿的人恐怕难以想象,就在二三十年前,北京市民家中想要装上一部固定电话,动辄就要等上一两年的时间。

    1 普通人家装电话上了头版

    1984年4月20日,本报头版曾报道了这样一则新闻——《农丰里50多户普通干部工人家装电话》。文中提到,农丰里是原农垦部、农业部宿舍。1982年这里落成了5幢楼房,迁入440户居民,但附近只有一部公用电话,群众打电话十分困难。在北京市市内电话局的支持下,原农垦部、农业部集资2.7万元,安装了一部小交换机,于1982年下半年开通使用。这是本市第一个安装小交换机的居民住宅区。

    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有100多户居民家里陆续装上了电话,其中50多户是普通干部和工人,每户每月交月租费4元。这些居民说,装电话以后很方便,有急事也不犯愁了。年过六旬的王国禄,患有心脏病,白天经常独自一人在家。他家装了一部电话之后,他高兴地对人说,这是给我装了一条生命线。

    随后,时任市电信管理局副局长高延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明确表示,市电信管理局支持有条件的居民区安装电话总机,为用户安装分机,以解决居民打电话难的问题。他谈到,城区有居民400多万,公用电话仅2000多部,并且是定时服务,十分不便。随着城市发展,高层建筑越来越多,又给公用电话的传呼带来困难。在居民比较集中的住宅区安装总机,电话局只需提供很少的外线,就可以使许多居民在家里打电话。(1984年5月14日《北京日报》1版,《支持有条件居民区装电话总机》)

    很快,农民家里也出现了私人电话。

    1984年5月23日下午,一位农民来到北京市市内电话局营业室,掏出一张2000元的支票。营业员在给他开的收据上,写下了本市第一个农民自费安装的电话号码:81.5059。

    这位农民是京郊有名的种蘑菇能手,丰台区郭庄子大队的专业户赵明才。

    赵明才在村里是个“大能人”。1983年一年,他一家就出口“盐渍蘑菇”近万斤,同时为城镇居民提供了大量鲜蘑。此外,他还担负着向一批机关、部队、单位以及农民个人提供蘑菇栽培技术服务的业务。及时、准确地掌握市场变化、科技动态、用户需求等信息,对他来说越来越重要。赵明才常说:过去,频繁的业务联系,他只有靠队里的电话,谁传一次,就送给人家一斤鲜蘑。有一次,因电话被耽搁损失了五百多斤蘑菇。

    赵明才办完手续后说:“这下好了,铃声一闹,信息来到,我可以放开手脚干了。”(1984年5月24日《北京日报》1版,《京郊专业户赵明才自费安装电话》)

    2 装部电话一等好几年

    “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曾经是中国老百姓梦寐以求的生活方式。家庭电话一出现,迅速成为一种新的社会消费时尚。人们排队申请安装电话就像当年购买彩电、“抢”冰箱一样踊跃,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电话消费热。

    1984年,北京仅有私人住宅电话800户,到1992年时增长了140多倍。

    上世纪90年代初,在全国省会城市中,北京的市话普及率是最高的,每5人就拥有一部电话。尽管如此,市话局向社会公开放号时,人们仍蜂拥而至,有人深夜两点就带着小凳排队,一周内有9700名申请者交了全额初装费。

    但交了初装费后,真到装上电话至少要等半年,一两年后才等来电话也是常有的事。

    1991年4月28日本报1版刊登了团结湖居民方国荣的来信。他讲述,家里装固定电话,从登记到安装,一共用了4年。

    当时,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越来越多的家庭要求安装私人电话。尽管因为程控电话成本高等问题,北京地区的电话初装费在1990年时已经涨到了5000元,但依然挡不住人们装电话的热情,电话出现严重的供不应求。

    这股私人住宅装电话热潮的兴起,是我国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提高的直接反映,这种长期被压抑的社会需求,随着市场经济的活跃、思想观念的转变和电话通信能力、通信技术水平的迅速增长而得到爆发般的释放。(1993年11月20日《北京日报》6版,《电话,何日进你家》)

    3 “装电话难”难在哪儿

    日趋尖锐的供需矛盾,要求电话部门加快施工和安装速度,尽早解决“装电话难”的问题。那么,装电话难,到底难在哪儿?

    1993年,北京市电信管理局服务质量监督站负责人接受采访时介绍:按照邮电部规定,要在用户交电话初装费半年之内给用户安装电话。但装电话并不是简单地拉一根线,往电话机上一接就行了。首先必须有交换机容量即有号可放,其次必须有线路。但当时的现实情况是,缺机、缺号、缺线。而且,布放电缆管线需开挖马路,又涉及到城建、交通、市政、环保、绿化等各个环节。(1993年7月25日《北京日报》8版,《装电话,到底难不难?》)

    另外,由于当时大量新建住宅楼事先未考虑居民安装电话的需要,缺少配套设施,从而加大了电话安装的难度。

    那时,人们在一些新建高层住宅楼时常看到这样的情景:几十米甚至上百米长的电话线被高高拉起,纵横交错,密密麻麻,像一张蜘蛛网,电话部门把这种安装作业方式形象地称为“飞线”。一位线路工告诉记者:“给11层的用户安装电话要‘飞’40多米长的线,有时还要穿墙凿壁才能把电话接通。”

    据行业专家介绍,香港在建设居民住宅楼时大都考虑安装电话的需要,楼内设有电话管线,房间留有电话插头,安装电话时既快又方便。我们的住宅楼大都没有“暗线”,从室外拉“明线”,效率低,难度大。平均安装一部电话,要四个工人干一天。(1987年6月17日《北京日报》2版,《新建住宅楼缺乏统一规划  安装电话空中架线浪费人力财力》)

    4 3年装机量超前10年总和

    1991年市电话局搞了两次会战,大干100天,装机42000多部,当年共装机55086户,终于超过待装户数量。这一举动影响全国,并受到国务院和邮电部的表彰。

    1992年,电话安装公司正式成立,当年装机70188部。

    市话局在突击装机的同时,还标本兼治,扩大设备能力,有步骤地治理北京高层住宅电话飞线,仅1993年就投资1.5亿元,对2767座楼进行了飞线入户改造。

    克服各种困难,本市1991年到1994年的近3年时间里净增30多万电话用户,超过前10年的总和。(1994年4月14日《北京日报》2版,《3年装机量超过前10年》)

    1995年,电话局装机量创历史之最,达到40万部。40万部,这是此前多少代电信职工想都不敢想的数字。从这年起,持续十几年的“装机热”开始降温。(2000年7月12日《北京日报》8版,《十七年,圆了一个梦》)

    5 电话走进寻常百姓家之后

    但马上新的问题涌现——号码资源不够用了。

    1995年3月26日,北京的长途电话区号由“1”改为“10”,为长途通信的发展提供了更加丰富的号码资源。此后从北京以外的地方拨叫北京的电话,就不再是先拨“01”,而是要先拨“010”了。(1995年3月9日《北京日报》8版,《区号为何要升级》)

    1996年5月8日,本市电话号码由7位升至8位,在原有电话号码前冠以数字“6”。北京是继巴黎、东京、香港、上海之后,世界上第5个、中国第2个电话号码升至8位的城市。

    电话号码为何要升位?

    据统计,1996年全市电话号码利用率为42.9%,参考国际经验,当号码利用率接近50%时,就应考虑电话号码升位,用以根本解决号码资源紧张的问题。而本市已经出现某些区、局号码资源短缺,借用其他区、局号码的现象。(1996年3月26日《北京日报》2版,《本市电话号码为何升8位》)

    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候,北京市内电话号码是5位数字,其最大容量不过10的5次方=10万门;到1957年,五位制号码的电话分局局号已经占满,从1959年到1965年,历时五六年的时间,北京市内电话号码完成了由五位制向六位制的过渡;1994年7月9日零时,北京市内电话号码完成向七位制的过渡,全部由6位升至7位。

    1998年,本市出台了电话初装费下调、住宅安装第二部电话可优惠50%的政策,短短一个多月就有5000多用户申请安装了第二部家庭电话。这些家庭安装第二部电话,主要用于电脑上网、接传真机等需要。(1998年3月22日《北京日报》6版,《京城百姓消费新走向——安装第二部家庭电话》)

    到2002年时,本市固定电话总数为530万部,其中家庭电话达到了330万部,成为绝对主力。

    电话进入寻常百姓家之后,给社会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收获。

    电话成了一些人发家致富的好帮手,也为那些家有老人、小孩的上班族减轻了后顾之忧,更成为对外交流的好工具。很多家庭宁愿放弃彩电、冰箱等电器而先装部电话。

    电话进入家庭对下一代也产生了重要影响,许多孩子拿起电话已不再具有任何新奇的感觉,他们通过电话了解外面的世界或与他人交往,表现得相当老练。他们的书包里除了书本之外,还多了属于自己的“电话号码本”。

    后来,电话咨询、电话购物、电话订票、电话求医问药以及各种各样的电话热线相继出现,这些早已远远超出了当年期盼“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人们的想象。

    本版文字:侯莎莎 制图:焦剑

    历史资料:京报集团图文数据库、北晚新视觉、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