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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房抵贷”炒股风险不可小觑

        周剑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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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中国结算中心最新数据显示,截至3月末,沪深两市投资者数目首次突破1.5亿人,其中3月新增投资者环比增加103%,单月新增数量创下2017年4月以来的新高。针对投资者“跑步”入市的情况,法官提醒广大投资者警惕炒股过程中的各种风险。

        1 场外配资炒股 “零门槛、高杠杆”能信吗

        张某无意中从网上获知一家公司可向投资者提供8倍杠杆来以小博大,配资炒股。在客服人员的推销下,张某将100万元资金投入该公司配资账户,但不到2个月后发现,该交易平台无法登录,网站关闭,客服无人应答。经查,该公司不具备经营证券业务资质,已有多名投资者向公安机关报案,反映该公司诈骗资金。最终,张某不仅没有通过场外配资获得股市收益,反而将自己的本金石沉大海,求偿无门。

        为获取高杠杆,许多投资者通过支付高息的方式向配资公司借款炒股。但要注意的是,场外配资款项并非直接将配资款注入投资者个人账户,而是要求投资者将资金打入平台控制的账户,并在其指定的股票操作平台上交易。为了保证操盘安全,配资公司往往会设置亏损警戒线,当操盘资金低于平仓线时,会将投资者的股票强行平仓。可见,场外股票配资法律风险极大。

        笔者提醒投资者,由于场外配资杠杆率高,往往伴随的是收取的孳息畸高,高杠杆交易无疑放大了自身投资风险。而且,投资者账户是由自己与配资公司共同掌握,因此,场外配资下自身账户财产安全保障弱,可能出现公司携款跑路的情况。此外,由于场外配资公司往往不具备完善风控及外部监督,导致投资者在出现问题后投诉无门,维权难度较大。

        2 手头无资金  房产作抵押靠谱吗

        简而言之,“房抵贷”是指借款人以自己或关系人的房产作抵押,向银行或者借款公司申请一次性或循环使用的贷款。

        从目前来看,无论是通过银行或借款公司,通过“房抵贷”的方式借款炒股,法律风险仍旧较高:其一,通过银行“房抵贷”后,将借款资金挪用炒股,可能被银行宣布全部贷款提前到期并承担合同的违约责任。其二,可能需要承担较高的违约孳息,投资者的投资成本陡增。银行往往要求将借款挪用的投资人承担借款利率上浮100%的罚息,而借款公司则会直接跟投资人在合同中约定高息。其三,“房抵贷”实质上是变相的高杠杆炒股,炒股本身风险系数极高,如若将房产投入股市,稍有不慎,便可能把自家房产“让渡”他人。

        举例来说,刘某看到朋友入市获利后,苦于手头无资金,便想到自己有一套房,不妨把房子向银行办理抵押贷款,投入股市大赚一笔后再还银行。于是,刘某向银行申请贷款,并签署了《个人抵押借款合同》,双方约定:借款种类为消费(装修)贷款,金额50万元,并明确约定未经贷款人同意,借款人不得擅自改变借款用途。为担保债权履行,刘某将名下房屋为借款提供抵押担保,并办理了抵押登记。但是,刘某收到上述款项后,并未按照约定用于消费,而是将全部贷款投入股市。后股市大跌,刘某未如期履行还款义务,造成违约。银行很快将刘某诉至法院,要求其履行合同项下的还款义务,包括全部本金、利息,由于未按合同约定使用借款,挪为他用,银行要求刘某承担借款利率上浮100%的罚息并要求对抵押房屋进行拍卖、变卖后优先受偿。刘某的小聪明,最终换回的是得不偿失的苦果。

        投资者炒股时应遵循适度原则,量力而为。要结合自身经济情况和能力,坚持理性投资,勿轻易通过银行、P2P公司、场外配资等方式借款炒股,避免自挖“陷阱”。

        3 不懂股票能否请“高人”代炒

        孙某时任某证券公司销售管理部驻银行客户经理。2017年4月底,孙某向来银行存款的肖某建议,在该证券公司开户并自荐为其代理炒股。协商后双方签订《委托理财协议》约定:“孙某用肖某证券账户里150万元代其炒股,双方二八分成,如出现本金亏损,全由孙某负担。”后股市行情下挫,孙某的操作为肖某造成80万元亏损,但他未依约承担责任,因此,肖某便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审理查明,双方之间形成委托合同关系,但孙某是证券公司从业人员,在其任职期间内接受肖某委托买卖股票的行为,根据证券法第43条规定:“禁止证券公司从业人员在任期内以化名、借他人名义持有、买卖股票的情形。”因此,孙某与肖某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应属无效,应根据当事人双方的过错程度及公平原则确定资金损失承担的问题。

        实际生活中,不少投资者对专业证券从业人员炒股水平更为信赖,便放心地将自己的股票账户交由证券从业人员私下处理,但这其中存在相当大的法律风险。首先,投资者账户委托给证券从业者代为操作在法律上是无效的,若坚持采用该方式,不仅可能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而且自身权益也难以得到法律保障;其次,由于账户交由他人代为操作,便意味着账户资金、密码受制于人,无法完全自控,账户资金安全与风险显著增加;最后,现实委托他人炒股中,委托双方往往是朋友或亲戚关系,若在委托炒股期间出现纠纷、争执不下,便可能出现人财两空、对簿公堂的情况。

        笔者提醒,投资者要保管好自己的股票账户,切勿让证券从业者代为炒股,若不得已委托其他普通人士炒股,则须提前拟好委托合同,避免争议出现。在投资股票过程中若出现纠纷,投资者首先要及时将相关证据完整留存,并积极与对方协商解决,如解决不成,还可通过仲裁或诉讼方式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作者单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 走出赡养费误区 让父母安享晚年

        崔妍

        成年子女对父母有法定的赡养义务,但不少子女面对父母的赡养诉求,会提出各种各样的拒绝理由。法官结合案例,提示大家赡养方面的相关法律规定,减少大家观念中的误区,并对缓和、修复老人与子女之间的感情提出建议。

        达成协议后能否再增赡养费

        案情回放

        王某夫妇共育有两个儿子。1997年,老两口和大儿子王甲就曾因赡养纠纷起诉至法院,最后达成协议,要求王甲每月给付王某夫妇共100元赡养费。老伴儿去世后,2017年王某又将王甲告上法庭,要求其每月支付1000元赡养费,并负担报销后医疗费的二分之一。庭审中,王甲表示,王某每月的养老金接近4000元,同时还有100多万元存款和两套房子,反之自己身体不好,还需要子女的照顾,无力负担如此高额的赡养费。法院审理后认为,此前法院生效调解书虽已确定王甲每月支付父亲王某赡养费50元,但随着物价水平的上涨,这笔钱已经起不到生活上照料、精神上慰藉的目的,根据实际情况依法确定王甲每月支付赡养费200元,并且负担父亲的部分医疗费。

        法官提示

        在本案中,王某和大儿子王甲的矛盾由来已久,他是否有权起诉增加赡养费数额呢?

        根据婚姻法的规定,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此项法定义务不因父母有住房、存款或是其他争议而解除。而且基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物价增长等因素,父母所需的赡养费数额会出现增加的情况,当父母提出变更赡养费用数额的要求,在综合考量被赡养人的收入情况、身体状况、当地的消费水平、日常生活开销情况以及赡养人的负担能力等因素后,对赡养费的数额可以予以适当增加。回归本案,1997年达成的50元赡养费的确无法负担王某的日常生活,所以他有权起诉王甲增加赡养费。

        具体数额应考虑子女负担情况

        案情回放

        84岁的马老太以自己年事已高,经济困难,身患疾病,且七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为由诉至法院,要求子女每人每月支付生活费500元,护理费500元。在诉讼中,子女表示可以轮流照顾老人,但是马老太不同意,强烈要求一人居住,并请保姆护理。根据庭审中查明的事实,马老太的确无独立住房,每月只有500元养老补助。最终法院判决,赡养费综合确定为每月6000元,长子每月负担400元,次子每月负担500元,三子、四子每月各负担1200元,三个女儿每月各负担900元。

        法官提示

        本案有两个争议焦点:一是马老太的居住方式,二是子女负担情况。

        首先,我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十四条明确规定,子女对老人应当履行经济上的供奉、生活上的照料和精神上的抚慰,照顾老年人的特殊需要。本案中,对于居住方式,马老太选择自行居住,请保姆照顾而不愿在子女家中轮流居住,是老人对自己居住方式的选择,子女应当尊重。其次,审理赡养纠纷案件的过程中,尤其是存在多名赡养人的情况下,也要考虑赡养人的收入、身体情况。

        本案中马老太的长子和次子以务农收入为主要经济来源,年收入较少,而另外两个儿子收入可观,所以法院根据子女经济情况的不同,酌定承担不同的赡养费数额。

        经济供奉与生活照料缺一不可

        案情回放

        年逾七十的龚某早年丧偶,育有二子张甲和张乙,但他们并没有像老人期望的那般孝顺,她只得诉至法院,要求二子每月分别支付1000元赡养费。张甲同意支付,但小儿子张乙认为,母亲经常无故发脾气,破坏自己和妻子的感情,不愿再见母亲,只同意每月给付龚某300元。法院认为,龚某年事已高,丧失部分劳动能力,经济收入难以维持生活所需,需要子女赡养,子女应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履行赡养义务,结合龚某的家庭情况,参照北京市上一年度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标准,张甲、张乙每人每月应当向龚某支付400元赡养费。张甲明确表示同意支付龚某每月1000元赡养费,法院不持异议。

        法官提示

        在本案中,虽然小儿子同意给付母亲龚某赡养费,却不愿再见自己的母亲,但是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明确规定,家庭成员应当关心老年人的精神需求,不得忽视、冷落老年人。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家庭成员,应当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年人。赡养费的问题容易解决,但是龚某与小儿子之间的关系还需要切实改善和修复。

        探望老人不仅仅是道德上的约束,更是法律上的明确规定,不能因为不与老人共同生活就不尽赡养、探望义务。在审理的很多赡养案件中,法官发现诉至法院的多是丧偶的老人,缺乏配偶的陪伴,使他(她)们在晚年生活中容易性格暴躁,做出一些不可理解的事情。因此,法官提醒,对待老人应当给予多一些关心、照顾和充分尊重,更应包容老人的缺点,让老人能够幸福地安度晚年。

        (作者单位: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 

  • “无理由退换货”不该成为非法牟利手段

        赵丹阳

        在网络平台购买正品耐克鞋后,再用买来的仿冒品“以假换真”,向平台申请“七天无理由退换货”牟取暴利,近日,上海市杨浦区检察院以涉嫌诈骗罪对潘某等3人批准逮捕。

        因网络购物不能现场挑选、验货,为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自主选择权,2014年我国在新修订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5条中特意规定,消费者享有在网络购物平台购买商品后的“网购后悔权”,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七天无理由退换货”的权利。即签收货物7天内,且不影响卖家二次销售的情况下,如因主观原因不愿意完成本次交易,可以提出“七天无理由退换货”的申请。这一规则设立的初衷原本是为了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让人们享有更充分的选择权。但在现实中,“七天无理由退换货”却成了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牟取暴利的手段,实属不该。

        对“买真退假”行为,行为人不仅要承担民事责任,如果达到一定数额还将构成诈骗罪,面临最低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最高无期徒刑,并处没收财产的刑事处罚。

        在“买真退假”诈骗过程中,无论仿品仿真度多高,假的都真不了,这种侵犯他人商标权的仿冒行为也并非法外之地。我国商标法规定,未经商标注册人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构成犯罪的,除赔偿被侵权人的损失外,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也就是说,仿冒者不仅要因自己的仿冒行为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接受行政处罚,甚至还可能触犯刑法,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从而为自己引来牢狱之灾。

        古语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对于“退假人”来说,心存侥幸,以损人利己的方法谋取金钱,最终受害的只能是自己。

        而要防止“买真退假”行为,维护企业自身合法权益,商家也要着重在产品防伪、取证举措方面倾注更多的力量,防止因防伪措施不利,未能及时查验货品真伪,导致自身权益受损。同时,要注意建立完善的核验取证举措,全流程监控收发货情况,防止因举证不利无法维权。

        (作者单位: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检察院) 

  • 工间去厕所被撞伤属于工伤吗?

        陈杰 李明红

        案情回顾

        兰某上班期间,从其工作的木板厂车间出来,准备去厕所时,被厂区院落内正在倒车的货车轧伤。经鉴定,伤残等级为9级。经过申请,当地人力社保部门出具《工伤认定决定书》,认定兰某为工伤。木板厂不服,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认为兰某在上班期间离开工作岗位和工作场所,其所受伤害是第三人倒车不慎造成,自称的“上厕所”也不属于工作原因,因此兰某所受伤害不符合工伤构成要件。法院经审理,认定兰某为工伤,判决驳回木板厂的诉讼请求。

        法官说法

        根据我国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的规定,“在工作时间”“在工作场所”“因工作原因或履行工作职责”受到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

        本案的争议焦点,一是兰某去厕所途经范围是否应视为工作场所,二是他所遭受的伤害能否归咎于工作原因或履行工作职责。

        法院认为,工伤保险条例中规定的“工作场所”应指用人单位的所有办公区域,并不限于职工从事本职工作的车间或厂房。工作场所的范围,既包括用人单位能够从事日常生产经营活动进行有效管理的区域,也包括职工为完成某项特定工作所涉及的单位以外的相关区域,还包括职工因工作来往于多个与其工作职责相关的工作场所之间的合理区域。

        本案中,兰某去厕所的行为是一个人合理的、必需的生理需求,与劳动者的正常工作密不可分,因此其途经范围应视为工作场所。

        关于争议焦点二,因工作原因或履行工作职责受伤,不仅包括职工因从事生产经营活动而遭受的伤害,还应包括在工作过程中职工临时解决合理、必需的生理需要时遭受的意外伤害。兰某所工作的车间内未提供厕所,包括兰某在内的所有职工只能去厂区院落里的公厕。因此,从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角度出发,法院认定兰某所遭受的伤害确属工伤范围。

        (作者单位: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