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时新闻

  • 《静静的顿河》我们的父亲

        桑克

        俄罗斯圣彼得堡马斯特卡雅剧院分别于4月28日和5月1日,在哈尔滨大剧院演出了长达八小时的四幕话剧《静静的顿河》。从篇幅看,它似与俄文小说原著(莫斯科国家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1592页的厚度(人文社金人中译本1696页,译林社力冈中译本1462页)比较匹配,然而从感觉看,它似乎没那么长,结束后不少观众觉得意犹未尽。小说中的不少段落和人物似乎应该添上去,或对现有人物以及场景进行更详细的刻画。小说对中国作家影响之大波及到我,尤其它对复杂性的表达智慧绝对超群,所以说它是我们的文学父亲之一并不夸张;我之所以没把小说和这部戏剧称之为“史诗”,可能只是因为咖啡(而非白酒)喝得太多之故。

        科兹洛夫与肖洛霍夫是完全不同的人

        导演格里高利·科兹洛夫的自负心思从舞台呈现中显示出来,对此分析或者为之辩护显然不是观众的急迫工作。如果我们能从话剧中观察出我们的重点与导演的重点之差异才是更有意义的,比如第三幕《漩涡》的结构和取舍,和我事先的想象有点儿不同。文学作品被改编成舞台剧大多存在“筛选”甚至“篡改”的现象,尤其现代改编。比如圣彼得堡波罗的海之家剧院版《麦克白》,它是以莎士比亚原著为基础的再创造或者强悍演义,而英国国家剧院版《哈姆雷特》则出现一架毫无违和感的道具照相机。与它们相比,马斯特卡雅剧院版《静静的顿河》还是相当老实的,虽然它在道具和舞台调度等方面正在进行比较现代的尝试——比如电子屏幕的应用,比如全场出现的唯一一把步枪,而由披肩扮演钐刀、军衣扮演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让人既喜且思。一方面是象征性云集,一方面又在力度上形成困惑,还有位于舞台后部正中的多功能大门,既是回忆与幻觉之门,也是死亡与天堂之门。我们从中看出科兹洛夫与肖洛霍夫的差异。科兹洛夫重点描述鞑靼村,这一方面反映出科兹洛夫的选择,一方面又反映出他与肖洛霍夫是完全不同的人,不仅时代不同。而对于降低历史维度的观察者来说,军队生活和史料叠加、这边和那边、正面和反面可能属于并不值得直接眷顾的行列,正如格里高利不能控制个人命运,但他在挣扎中照样做出人性选择。

        我们极难区分反抗与怜悯之高低,但是我们知道自己需要什么。肖洛霍夫和《静静的顿河》一直存在争议,文学地位忽升忽降。剧场观众并不介意这些,也没有立刻将他与第二次全苏作代会发言者联系起来,而采用更为务实的方式追求个人的理解。而这种理解和肖洛霍夫以及改编戏剧之间其实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误读与冲突,从而导致“我注六经”式的积极性终将面临“六经注我”式的凌乱,而且不限于原著帮和改编帮之间的小小矛盾。

        对酒和爱情特别钟情

        无论是被教科书称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还是被马克·斯洛宁称为“心理现实主义”,小说《静静的顿河》关注社会各个方面包括各种人物的复杂心理,而马斯特卡雅剧院版《静静的顿河》关注的则是家庭和人物之间的关系与命运。他们的命运其实正是多重力量相互对峙的产物。依靠本能表现剽悍的哥萨克往往在动荡时代显得被动和无力,“凡人皆有一死”(乔治·马丁《冰与火之歌》),只不过自由哥萨克如此消失令人动容。我们突然理解马斯特卡雅剧院版对酒和爱情的特别衷情。虽然这些东西过于微小,但是它们却是生活的本质,这就是格里高利放下枪械的根本原因。杀戮和暴虐不过是人性的黑暗,而粗俗俚语和性之混乱虽然带有地方性,但是决不能说它与土耳其女人的惨死无关,更不能说科舍沃依的冷酷与他此前遭遇的等级制玩笑或者恶作剧无关。这些逻辑关联对身处八小时剧场中的观众来说需要更为强大的记忆力。评论家李静说过,第一幕由于诗性逻辑的存在而显示出魅力。这恰恰给注意力高度紧张的观众打上了哥萨克日常生活的“思想钢印”(刘慈欣小说《三体》)。

        细腻的体验性表演

        首刷距离舞台较近,整体效果看得并不清楚,比如结尾的日全食,黑色圆块与黄色轮廓从右向左移动的象征性完全被父子拥抱的情绪表达代替,但是我也由此看到这部戏一个比较突出的特征,就是演员细腻的体验性表演,换句夸张的话说,就是他们的面部表情完全可以出现在电影特写中。如果由克里斯蒂安·陆帕导演这部戏,也许会做面部的屏幕投影,彰显他们的这一优点,比如演员动人的泪水,两腮颤动的肌肉;每一个无台词演员的面部情绪始终都在角色之中。动人的表演应该包括死里逃生的格里高利和阿克西妮亚重逢的场面。阿克西妮亚站在栅栏后面,格里高利侧身站在木槽旁边,他们一句话不说地看着对方。静默时间看起来足有三分钟。从远处只能看到静静的凝望,从近处可以看见阿克西妮亚微笑着凝望格里高利,眼里全是思念和“我们终于在一起了”的喜悦。阿克西妮亚一会儿一笑一会儿一笑都是极其动人的。后排观众看不见这些无声微笑,但它却是生活在角色之中的演员内心里非常真实的东西。我坚信他们彼此对视的瞬间,是彻底相爱的。其实后排观众照样能从无声凝望之中感受到他们爱情火苗的温度,正如科兹洛夫对看不见“顿河”的后排观众说的,看不见才激发出我们的想象力。我在前排看见的只是浅浅的水池,他们看见的却是波涛汹涌的顿河,所以为了“我们的父亲”,二刷时我坐在了第六排。

        “从阿克西妮亚半闭着的嘴里也流出血来,喉咙里咕噜咕噜直响。葛利高里吓坏了,他知道,一切都完了,他一生中最怕发生的事情——终于发生了……”(金人译)这是小说中的阿克西妮亚之死,而舞台上只有枪声和格里高利的呼喊声,显得过于干脆和冷静。这是俄罗斯人惯有的舞台匠心还是科兹洛夫本人的认识,我真心不知道。

        对人性半拥半抱的欢快小调

        小说扉页的哥萨克古歌:“静静的顿河我们的父亲,顿河啊你为什么这么浑浊”,雄浑残酷,更适合戏剧主题,但是经常回荡在剧场的却是短促而欢快的小调,“顿河哥萨克”,它在第四幕出现的时候则是残忍地嘲笑往昔生活的丧失,或者衬托现实正在变得更痛苦。伴随阿克西妮亚的音乐是“我信,我信,现在还相信,我曾信,我曾信……”,它出现在阿克西妮亚悲伤、思念、嫉妒、失落、绝望的各个角落。而阿克西妮亚和三个男人的关系:和斯捷潘是婚姻,和格里高利是爱情,和利斯特尼茨基则是为了活下去。当阿克西妮亚陷入情感沼泽的时候,响起歌声,“啊忠诚的妻子在等着我这个亲爱的”,这时阿克西妮亚坐在舞台前面,后面是利斯特尼茨基,左面是斯捷潘,右面是格里高利。歌声显示背叛的讥讽意味,也显示对“忠贞”的复杂理解。歌曲部分来自扮演普罗霍尔的演员,这种创造性不属于肖洛霍夫,但是我们照样全盘接受,不仅因为他们对历史的部分转述,也因为他们对人性的半拥半抱。

  • 《天路》:延展青藏铁路的精神维度

        杨道全

        近日上演的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舞剧《天路》,通过舞蹈艺术的肢体语言表现青藏铁路建设,创造性地延展了这条天路的精神维度,恢弘的舞蹈画卷和细微的情感表达向观众揭示了宏大的历史背景和中华民族壮美的人文追求。《天路》像是青藏铁路的精神之翼,在观众的心头振翅高歌。

        《天路》的艺术路径特别值得称道。面对壮阔的历史背景和繁复的铁道工程,《天路》没有去追求史诗样貌的宏大表述,而是从藏族同胞的视角入手,以宏观铺展、微观抒情的艺术手笔,描画筑路战士和藏族同胞的精神风貌和筑路情怀。《天路》采用了青藏铁路建设与藏民族生活诉求双线发展的戏剧结构方式,并以央金和索朗这对姐弟来结构全剧,以倒叙的手法讲述青藏铁路建设的艰辛历程。可以说,《天路》的故事脉络是由筑路与心路交织前行的,而且,心路的表现力度显然大于筑路,因为,只有心路才能真正揭示青藏铁路的伟大价值。《天路》着重刻画了筑路兵卢天和藏族姑娘央金的形象,通过卢天短暂的人生轨迹中,他在面对亲情、理想、责任、爱情时的纠结与担当,揭示了普通战士坚定的理想和高尚情操。通过央金与卢天的淳朴爱情,呈现了藏族同胞的纯真善良和汉藏民族的骨肉情深。

        《天路》以情动人,一条天路维系的情感丰富而真挚,处处闪耀着大爱的光辉。《天路》还以心理刻画见长,剧中有诸多表现人物心理的舞蹈,心理刻画细腻生动,唯美如歌。如内心情愫舞段中,央金的心思外化为一段浪漫优美的爱情双人舞,央金对卢天萌生的爱情被描画得深情缠绵,极富美感,动人心弦。再如,卢天即将退伍,面对送别的战友和心爱的姑娘央金以及误解自己的索朗,还有远方家中的母亲,卢天心中的波澜通过三束聚光灯圈住的行李、靴子、口琴和分别出现的母亲、央金、索朗和战友加以界定,卢天的独舞把百感交集的内心世界表现得厚重而真切,给观众以深刻的感染。

        《天路》确立的民族舞剧风格,在对特定题材的舞蹈把握上也极为贴切,它采取的藏族舞风和军旅舞风相交融的艺术表现形式,不仅鲜明地勾画出汉藏两个民族以及军民两个群体不同的性格特征,也与《天路》中青藏铁路建设与藏民族生活诉求双线发展的戏剧结构相契合。剧中,战士们双手托举铁轨、枕木,铿锵激昂的舞蹈身姿尽显军人风范和钢铁意志,激荡人心。藏族姑娘们的群舞“春种”则欢快俏丽,美不胜收。“打阿嘎”的舞蹈场面更是将藏族生活艺术地再现于舞台,在节奏鲜明的劳动号子下,藏族同胞与战士们手持木夯敲击地面的劳动情景昂扬振奋,感天动地。第三幕是舞剧《天路》中最为华彩的篇章,鱼水情深段落中绚丽的色彩和欢快的舞风极富感染力。其中,藏族汉子的舞蹈粗犷洒脱,战士们的舞蹈刚劲质朴,充满阳刚之美,而藏族姑娘的洗衣舞则俏皮诙谐,喜感十足,最后,欢乐的舞蹈场景把汉藏兄弟和军民鱼水情深渲染得淋漓尽致。《天路》的舞蹈语汇真实再现了地域特色和藏族风情,也体现出青藏高原宽广浑厚的精神气质。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天路》对细节的把握和处理,艺术构思前后呼应,整体完善,比如由一支口琴生发出的艺术细节。口琴是父亲生前留给卢天的信物。“童年记忆”舞段中,卢天和父母的三人舞就围绕口琴展开。此后,淘气的索朗对口琴垂涎不已,纠缠不成便抢夺回家,并让姐姐央金阻挡追来的卢天,央金与卢天由此初次相遇。接下来的一段诙谐灵巧的三人舞也是围绕口琴展开,在卢天、央金和索朗间追与逃的近于嬉戏的舞蹈趣味中,央金与卢天萌生出爱意,索朗也如愿得到了口琴,这段舞蹈十分传神地表现出汉藏民族不同的性格,也表现出汉藏民族和军民之间的情感关系。当卢天退伍要离开工地,误解的索朗生气地将口琴还给卢天,而当卢天和战友们牺牲在乱石堆中,这把口琴又成了索朗永久的怀念。一支口琴承载了生活、理想、责任,承载了亲情、友情和爱情,可谓把道具用到了极致,并发散出浓郁的浪漫色彩和崇高的精神气质,给人以亲切的审美和沁人心脾的感动。

        民族舞剧《天路》延展了青藏铁路的精神维度。青藏铁路已达终点,而精神之路没有终点。其实,舞剧《天路》自身也还在路上,无论是音乐、舞蹈,它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天路》具有精品的题材优势,不断锻造打磨,民族舞剧《天路》将会是民族记忆中熠熠生辉的艺术精品。

  • 以个人命运见证独特历史

        冯新平

        刘齐的非虚构文学作品不是历史的呆板讲义,也不是现实的庞杂超巿,而是用个人命运浓缩和见证的人类史的独特篇章。他在《我的串联生活》(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2017年版)中,通过他们兄妹四个长途跋涉、历尽艰辛赴京“朝拜”的真实经历,酣畅淋漓地绘就一幅幅生动逼真的历史画面。如此雄健豁达的叙事手法,恰好对应了大串联时代的狂热奇观。而他的新作《玫瑰已高过屋顶》(2019年第4期《北京文学》),则是在“轻描淡写”中讲述了在中国开始成批向外派遣留学生的背景下,哈尔滨女孩邵滨鸿1978年远赴南斯拉夫留学的种种际遇。

        这两篇写作风格迥然不同、写作时间前后相继的非虚构文学作品,内容上也有着鲜明的历史承接。如果将前者闭关锁国的十年比作让人窒息的铁屋子,后者的打开国门则如一缕春风,唤起人们破灭已久的希望。前者紧盯目标、正面发力,时代的荒谬和个人的命运直逼眼前、直抵人心;后者“漫不经心”的表述中,时代的风貌和人物的心绪渐趋呈现,而作者的创作意图却又隐藏不显。从这个意义上说,《玫瑰已高过屋顶》因具备了小说的一些要素而更加耐人寻味。但它又是非虚构的,仍具有散文和纪实文学的基本要素。可以说,它是横跨或融汇多种文体的写作,是一次值得肯定的文体创新。

        “文”是“史”的精髓,“史”是“文”的底蕴,《玫瑰已高过屋顶》就是打破文史界限的可贵成果。全篇细微史实的钩辑和文学手法的叙述,紧密结合。十八岁的女留学生邵滨鸿从百废待兴的中国前往当时富裕程度最高、跟西方接触最多的社会主义国家,如此已然形成一种叙事张力;作者把自己放进去,把自己也当成文内的一个人物,这又使得见证时代变迁、经历动荡岁月的他自成一个内涵丰富的叙事元素。而对照和比较的叙述技巧,确保了文体的清晰流畅和主旨的自然呈现。

        细节关乎一篇纪实文学的成败。细节比对使得《玫瑰已高过屋顶》的叙事张力更加充沛,叙事空间分外饱满。如,邵滨鸿出国的日子是1978年9月28日,“我”从沈阳出发,去辽北山区当知青那天,是1968年9月17日,二人不仅相距一个年代,更相差一个时代一个历史空间;邵85岁塞尔维亚族母亲的拥抱,让“我”想起了自己的母亲,而老太太慈祥的微笑与“我”插队时言语不多的大娘的微笑颇为神似;邵在南斯拉夫的留学生活渐入佳境,“我”在国内与知青伙伴热议南斯拉夫电影《桥》和《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1993年受到国际制裁的南斯拉夫,经济一落千丈,那种缺油无肉的生活,“我”曾感同身受,如此等等。

        命运攸关的“事”的对比发人深省,而饶有趣味的“物”的反差同样引人深思。母亲鲍莎家中的冰箱、彩电、洗衣机晃得邵同学眼花缭乱,她的居家印象中,还满是搓衣板、收音机和盖剩菜的防蝇纱罩;贝尔格莱德的超市、咖啡厅、广告牌、高速路等等,已让她惊讶不已,报刊亭杂志上的封面裸体模特更是令她目瞪口呆。而作者在两个民族精神层面上的比较则更是意味深长。如,比邵小三岁的心直口快的伊瓦娜与说套话、空话的中国小女孩的对比;分属历史上恩怨重重、争斗不休两个民族的邵的南斯拉夫父母,二人持续一生的爱,与中国当年某些家庭“亲不亲,路线分”的骨肉相残截然不同;而南斯拉夫人尊重美,尊重个人情趣的传统同样让邵同学印象深刻。

        刘齐的语言魅力在《玫瑰已高过屋顶》中一以贯之,而其叙述的魔力又别开生面。开篇黄昏的贝尔格莱德街上出现三个步行的中国人,暮色四合时,他们已在鲍莎妈妈的家中,中间则隔着四十年的漫长时空和百感交集的回忆。全篇叙述基本上吻合历史本身的线索以及事件发生的次序,但作者对关键事件的呈现都采用了高超的叙述技巧和策略,每每让史实“为我所用”,也常常将细节扩展放大。这是其洞察力和同情心的见证。其中,美国轰炸贝尔格莱德时,中国女儿邵滨鸿的心急如火,以及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后,塞族母亲鲍莎的担惊受怕,其间的母女情深,尤为感人。

        1979年,经济学家孙冶方到南斯拉夫考察时说:“我们埋下头来好好干,争取50年以后,让中国人都过上南斯拉夫这样的日子。”40年后,曾经人均GDP五千美元的南斯拉夫随着铁腕人物铁托的去世而四分五裂,辉煌不再。即便如此,这个昔日的多民族国家仍有许多值得中国学习的地方。单以足球而论,失掉周边土地而变成一个内陆国家的塞尔维亚,其国家足球队在俄罗斯世界杯能够与巴西一决高下,而成长时期经历战火的克罗地亚足球队员在本届世界杯上取得的成绩更是震惊世界。

        将历史进程与个人际遇无缝对接是刘齐纪实文学的特点。同样是灾难深重却又自强不息,40年的改革开放让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而历经动荡与瓦解的塞尔维亚也走上正常发展的道路。与此相应的是,见证中国奇迹的邵滨鸿也从一个青涩的留学生成为卓有成就的新闻媒体人;而长大成人的伊瓦娜,远赴美国,读完博士,在佐治亚州一个大学城工作;她的弟弟斯特凡导演的一部纪录片,在前南时代获过金奖;鲍莎妈妈也不用再担心战争和饥饿,可以按时领退休金,过正常生活。贝尔格莱德这个城市,鲍莎这一家人,与中国女儿邵滨鸿彼此结下的缘分,成了他们生命中无法割舍的一部分。不管世事如何变迁,他们对幸福的向往不变,一如文末,鲍莎丈夫克罗地亚故乡年久失修的老房子周围,玫瑰还在盛开,最茁实的一丛,已经高过屋顶。又如塞尔维亚的国旗之上,双头鹰展翅欲飞。